《资本论》及其手稿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情况分析

　　关键词：马克思 经济学著作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Marx economic works the Chinese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内容提要：《资本论》及其手稿在中国的翻译以及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和中文第二版的发表经历了艰难曲折而辉煌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为母本，因而框架结构、卷次划分、文献收录与其一致，中文第一版尽管第一次为中国读者提供了到当时为止最丰富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译本，但是它分为正卷和补卷的结构给阅读造成一定的困难，此外《资本论》手稿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收进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为基础，但是中文第二版原则上是自主编译，因而在框架结构、卷次划分、文献收录方面，与历史考证版有所不同。原则上中文第二版将收入历史考证版第二部分所发表的与《资本论》相关的全部文献，但是由于版本性质的差异和译本的特点，中文版没有必要也不大可能把这些文献全部收进来。由于中文第二版吸收了历史考证版的学术成果，因而出齐后有望成为世界上收文最丰富、结构较合理的翻译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伟大成果，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这部著作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实现了革命变革，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资本论》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领域，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创作、发表、翻译、流传问题的考察，则是《资本论》研究的基础。然而许多年来，人们一直无缘窥得《资本论》手稿的全貌。201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著作”出版完毕。这样，与《资本论》直接相关的马克思手稿、恩格斯编辑稿和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出版的《资本论》三卷的各版本，就都以原文的形式在历史考证版中发表完毕了。那么，《资本论》及其手稿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中的发表情况如何呢?本文对此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一、前史

　　马克思的名字和《资本论》的书名可以说是1899年同时传入中国的。该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及其中国秘书蔡尔康合作编译了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基德(Benjamin Kidd)的《社会进化论》(Social Evolution)一书，书名译为《大同学》，前四章发表在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一章《今世景象》发表在《万国公报》1899年2月第一百二十一册，其中写道：“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这是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中文报刊上。第三章《相争相进之理》发表在《万国公报》1899年4月第一百二十三册，其中写道：“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克偲，主于资本也。”这是中国刊物上第一次提及马克思的《资本论》。此后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不断提及和介绍马克思生平及其经济学说。但这些介绍不系统，也显得不准确。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和初步研究《资本论》乃至马克思主义的译著、论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19年5月，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5号刊发了马克思专号，上有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先后发表在《新青年》第六卷第5、6号)。1922年2月19日，他的另一篇文章《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这两篇文章较为详细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可以说李大钊是中国认真研究《资本论》并准备将其原理付诸实践的第一人。1919年5月9日-6月1日，《晨报》副刊“马克思研究”专栏连载了食力从日文翻译的《劳动与资本》的全文，即马克思的重要经济学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1919年6月2日至11月11日，陈溥贤根据高自素之的日译本，在《晨报》副刊“马克思研究”专刊上连续译载了柯祖基(即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Karl Kautsky's The Economic Doctrines of Karl Marx)，1920年9月以《马克思经济学说》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资本论》第一本中文诠释本。1920年9月，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米里·伊·马尔西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Mary Marcy's Shop Talks on Economics)，由李汉俊根据日文版重译。该书一经问世便得到李大钊、陈独秀的大力推荐，深受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和革命志士的欢迎。但是到1920年，中国并没有《资本论》本身的译文问世。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德文翻译组所译的《资本论》第一卷，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本论》译本。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19位怀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北京大学学生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成立后，翻译组请李大钊和陈启修担任导师，根据德文版翻译《资本论》。据当时参与翻译的罗章龙回忆，他们把《资本论》第一卷的译稿交给了陈启修。但这部译稿未能保存下来。1920年10月，上海《国民》月刊发表了费觉天的译文《资本论自叙》，即《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序言。就目前的文献看，这篇“序言”应该是与中国读者见面的《资本论》最早的“部分中译本”。

　　1930年3月，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问世，这是《资本论》在我国出版的第一个中译本。陈启修根据考茨基国民版(底本为《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1928年第八版，参照日本学者河上肇的日译本，译出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商品和货币》，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此后，潘冬舟继续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三、四篇，以第二分册(第二、三篇)和第三分册(第四篇)的形式，先后于1932年8月和1933年1月由北平东亚书局出版。1932年9月，北平国际学社出版了王慎明(即王思华)和侯外庐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上册(第一篇至第三篇第七章)。1936年6月，世界名著译社出版了中册(第三篇其余两章和第四篇)、下册(第五至七篇)和一卷合订本，译者署名为右铭(王思华)、玉枢(侯外庐)。这个版本以恩格斯编辑的德文第四版为蓝本，同时参照英文、法文和日文几种译本。至此，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69年后，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诞生了。在此期间，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5月曾出版过吴半农译、千家驹校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册，内容包括《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二篇。吴半农根据1928年出版的伊登和塞达尔·保罗(Eden amp; Cedar Paul)的英译本翻译，而这个英译本又是根据《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翻译的。1938年8-9月，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三卷中文全译本在上海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公开发行，分精装版和平装版，依据的是苏联1932-1934年马恩列学院编辑出版的德文版《资本论》(底本为《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由于当时人手少、时间紧、条件差，译文中存在一些错误和误排。郭大力将三卷《资本论》重新校订，编制了一个包括1700余处的详细勘误表，连同彭迪先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补遗《资本生产物的商品》一文(即1863-1865年手稿中的《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的第一部分《作为资本产物的商品》)，于1940年5月以《资本论补遗勘误》为名出版。1940年春，郭大力按照考茨基编辑的版本，着手翻译《剩余价值学说史》，并在1949年6月出版。至此，包含《剩余价值理论》在内的最广义的《资本论》全四卷都已翻译成中文。此外，马克思的其他经济学著作，甚至《资本论》手稿，也有中译文面世。

　　在反动政府的“白色恐怖”统治下，翻译《资本论》、传播马克思主义，不仅物质条件极为艰苦，而且还有生命危险。李大钊1927年被奉系军阀绞死，潘冬舟1935年被国民党蒋介石杀害，侯外庐也曾被冠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的罪名而深陷牢狱之灾。郭大力1938年为尽快出版《资本论》，冒着日寇的炮火前往上海。此外，侯外庐和郭大力的《资本论》译稿都曾在抗日的烽火中化为灰烬。《资本论》的翻译，是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用自己的热血、智慧和生命在思想文化领域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的伟大贡献。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

　　新中国成立后，马列经典著作翻译传播的条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53年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成立后，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开始有系统地、有计划地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以苏联出版的全集版本为基础，编译出版中文版的“三大全集”，即《斯大林全集》《列宁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因此在郭大力、王亚南的《资本论》三卷全译本之外，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的框架下，中央编译局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二个四卷中文全译本。此外，在该版全集的补卷中，还译出了马克思《资本论》手稿的很大一部分。

　　1955年，编译局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着手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即中文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历时30年时间，到1985年出齐全部50卷53册。其中第23、24、25卷为《资本论》第一、二、三卷，第26卷I、II、III册为《剩余价值理论》(即《资本论》第四卷)。此外，在补卷(第40-50卷)中还收入1857-1858、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全部，以及1863-1865、1867-1882年经济学手稿的一部分。

　　中央编译局很早就为翻译《资本论》作准备，如翻译苏联的经济学著作、请苏联专家讲授《资本论》等。1956年年底开始翻译《资本论》第一卷，由于当时缺乏掌握德语的干部，这个译本只能从俄文转译。当时俄文版全集中的《资本论》卷次尚未出版，编译局使用的底本是苏联1949年出版的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的译本。后虽译出第一卷，但没有正式出版。1960年年底-1961年年初，编译局领导考虑到《资本论》这一重要理论著作新译本不宜从俄文转译，决定从原文翻译，底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3卷。翻译工作因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而时断时续。1972年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和第24卷，即《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1974年底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即《资本论》第三卷。1975年，出版了《资本论》三卷单行本。1978-1985年，包含《资本论》手稿的补卷出齐。

　　编译局在翻译《资本论》时，充分借鉴了前人的成果。《资本论》第一卷曾逐句对照郭、王译本，还多次拜访过郭大力本人，征求他对译文的意见。在译校《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时，直接在郭、王译文的基础上进行校订。此外，还利用了很多外文译本，例如196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23卷，以及英、法、日译本。编译局在翻译《剩余价值理论》时，底本是俄文版全集第26卷，并参考德文版。这是苏联新编辑的《剩余价值理论》第一个中文译本。在翻译《资本论》手稿时，所依据的底本视当时相应卷次出版与否，或为版，或为俄文版。

　　这里应当特别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或者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的框架结构和卷次划分。俄文版最初并不是作为包罗无遗的真正“全集”来设计的，而仅仅是把它当作普通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版”或者“著作集版”。因而俄文版不仅一开始不以出齐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为目标，而且在编译未曾发表的手稿时，注重手稿的编排，目的是便于读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俄文第二版1955-1966年出齐39卷(42册，第26卷分3册，第25卷分2册)。由于苏联国内外对学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著作的热情高涨，于是从1968-1980年又编译出版了补卷第40-50卷，共11卷(12册，第46卷分2册)，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资本论》部分手稿和马克思部分笔记，此外还有前39卷出版过程中和出版后新发现的一些文献。中文版随即也将它们翻译出来。这样一来，中文第一版也就分为正卷和补卷两个部分。

　　总体看来，苏联学者在世界上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发表了马克思的主要经济学手稿，这是对马克思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作出的巨大贡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则第一次为中国读者提供了比较完备的《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中译文。此前，《资本论》三卷中国只有郭大力、王亚南一个全译本，《剩余价值理论》只有郭大力根据考茨基版翻译的一个译本。《资本论》手稿方面，解放前只有零星的翻译，解放后刘潇然翻译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不仅为《资本论》四卷提供了另一个比较完善的译本，而且完整发表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部分发表了《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和《1867-1882年经济学手稿》。此外，《全集》框架之外还译出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和法文版。但是，这部《全集》本身收文并不完备，比如1863年以后的经济学手稿收录不齐。正卷与补卷的划分，也给读者的深入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较为突出的是《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这一手稿中有关剩余价值学说史的中间部分被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编为第26卷第I、II、III册，而理论阐述的前后部分则被编为第47、48卷，并且这些卷次都经过了苏联学者的重新编排，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按照马克思手稿原来的顺序发表的。这样做，尽管方便了读者学习理论，却不利于读者看到马克思手稿的原貌。

　　中央编译局在《全集》第一版结束的第二年即1986年，向中央申请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并获批准。

　　三、《资本论》及其手稿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主要基础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该版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发表文献、手稿和往来书信的完整的、历史考证性的版本”。[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德文为“Marx-Engels-Gesamteausgabe”(简写作MEGA)，意思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为与20世纪20-30年代梁赞诺夫开创的第一个历史考证版相区别，一般称之为第二个历史考证版，简写作。该版原则上把已知的作者写成的全部文献用原文按照原貌发表。所谓用原文发表，就是用作者写作时或发表时使用的文字刊印，不作翻译；所谓按原貌发表，就是所有字形字体字号、标点符号、勾画线条、段落划分、篇章结构，均遵从作为底本的手稿或刊印稿，不作变动，不进行编排。该版还通过各种手段，再现这些文献的创作和流传的全部历史。此外，该版还配有其他极为详尽的资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在中国曾被称为“原文版”或“国际版”。这一版全集是国际公认最权威最完备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版本，是目前众多马恩著作译本的母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结构仿照历史考证版，也分为四部分：著作卷(第1-29卷)，经济学卷即《资本论》及手稿卷(第30-46卷)，书信卷(47-60卷)，笔记卷(61卷以后，约10卷)。按照中文第二版的收文原则，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手稿和书信都应收入，笔记的收录则有一定的选择性。因此，原则上历史考证版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著作”都应收入中文第二版的第二部分。但是，中文第二版并不直接等同于历史考证版的译本，而是以历史考证版为基础自主编译。两者的主要不同可以说有几点。(1)历史考证版用原文按照原貌发表，而中文版是翻译版。(2)历史考证版强调揭示文本的产生和流传过程(考证其历史)，因此在一个文本拥有一个以上的独立底本时(比如说发表的著作有几个差别较大的版本，未发表的著作有几个差别较大的手稿)，会将这些底本全部发表(初版再版都刊印)；而假如这些底本区别不大，那就选择刊印最早的底本(初版)，再版的差异只在《异文一览表》中予以展示。而中文版定位为“学习、研究的版本”，在一个文本有几个底本的时候，原则上是选择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最后的版本(定本)予以翻译发表，最后的版本与之前版本的重要差异则在脚注里交待。比如《资本论》第二卷，历史考证版收录的是1885年德文第一版，中文版收录的则是1893年德文第二版。(3)从以上两个差别中，又产生了第三个差别，就是历史考证版可以成为接近“全集”严格字面意义的真正的全集，中文版则不大可能也没有必要成为这种意义上的“全”集。拿第四部分摘录和笔记中的纯摘录部分来说，如果看历史考证版，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工作方式(怎样摘录的，翻没翻译等)；而如果把它们翻译成中文(其实是翻译其他人的著作)，这些意味大部分就丧失了。因此中文版的第四部分主要选择那些带有马克思恩格斯评注的摘录翻译。拿本文论述的《资本论》及其手稿部分来说，历史考证版发表了《资本论》的6个版本(德文第一、二、三、四版，法文版、英文版)，中文版如果把它们都翻译出来，读者将会看到这几本书的大部分甚至是绝大部分都是一模一样的汉字。(4)此外，两个版本拥有各自的编辑思路、卷次划分、技术规格、前言、注释、其他资料系统。

　　中文版独立编译既有长处也有短处。长处是，中文版可以在历史考证版的基础上，吸收历史考证版的研究成果，对卷次划分作一定的改动，从而有可能更好地反映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历史，为读者提供一个较为清晰的线索。短处则是，中文版70卷从头至尾顺编卷号，四个部分并不像历史考证版那样独立编辑卷次，一卷之内一般也不像历史考证版那样可以使用分卷号，并且框架结构是在历史考证版第二部分结束之前很早就设定的，但那个时候中文版编者并不清楚历史考证版第二部分最终是什么样子，会收入多少材料，这就导致中文版的卷次划分可能会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不得不随着认识的加深而作进一步的调整。

　　事实情况是，历史考证版的编者对于他们的第二部分即“《资本论》及其准备著作”部分，一开始也不是完全清楚最终会收入哪些材料，因而也没有一个能够一以贯之的卷次划分方案。比如对于《资本论》第二卷恩格斯的编辑稿，是作为《资本论》第二卷刊印稿的异文还是作为独立的文本，就曾经有不同的意见。讨论的结果是这份编辑稿作为独立文本发表，于是在历史考证版中就占了一卷。好在历史考证版并没有为各个部分设定最终卷次，因而在卷次划分上有一定的选择余地。2012年历史考证版第二部分发表完毕时，这个部分的面貌是这样呈现的：

　　II/1.1 1.2：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II/2：马克思1858-1861年经济学手稿和著作

　　II/3.1 3.2 3.3 3.4 3.5 3.6：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

　　II/4.1 4.2：马克思1863-1867年经济学手稿

　　II/4.3：马克思1867-1868年经济学手稿

　　II/5 6 7 8 9 10：《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德文第二版、法文版、德文第三版、英文版、德文第四版

　　II/11：马克思1868-1870年经济学手稿(第二册第II稿) 马克思1876-1881年经济学手稿(第二册后期手稿)

　　II/12：恩格斯1884-1885年《资本论》第二卷编辑稿

　　II/13：《资本论》第二卷1885年德文版

　　II/14：马克思1871-1882年经济学手稿(第三册后期手稿) 恩格斯1882-1895年《资本论》第三卷编辑稿

　　II/15：《资本论》第三卷1894年德文版

　　根据历史考证版最后出版的卷次即 II/4.3(编者为Carl-Erich Vollgraf)《引言》的介绍，历史考证版最初的基本思路是：在发表完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部草稿(1857-1858年手稿)、第二部草稿(1861-1863年手稿)和第三部草稿(1863-1865年手稿)之后，就按照《资本论》第一卷的6个版本、《资本论》第二卷的后期手稿 刊印稿、《资本论》第三卷的后期手稿 刊印稿的顺序来编辑。当时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出版以后，《资本论》基本上大功告成，马克思此后所做的工作就只是对1863-1865年手稿进行修修补补了。当时设计的II/4包含三个分卷，其中头两个分卷4.1和4.2收录1863-1865年手稿，4.3收录《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前马克思对此前手稿的一些补充性的手稿。但福尔格拉夫最终确认，4.3中的手稿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结束清样审校等编辑工作之后撰写的，从性质上说，它们不应该与4.1和4.2同属一个单元，而是更应该与 II/11和14同属一个单元，即1867-1882年手稿。也就是说，从《资本论》第一卷编辑工作完成时起，马克思实际上开始了《资本论》创作的一个崭新阶段。之所以会产生这个新阶段，直接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1863-1865年手稿的第二、三册手稿尚且达不到出版要求，二是因为第一卷被从“艺术的整体”抽出来单独发表后，必然对第二、三册的结构和叙述提出新的要求。此外，马克思在学术上精益求精的态度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使得他不断要把社会经济生活的新现象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2]

　　中文第二版一开始构想时不可能预见到历史考证版的上述变化和新成果。中文版第二部分最初设计为第30-46卷。经济学卷部分的第一卷即第30卷作为第二版最早出版的卷次中的一本，在1995年出版；书信卷部分的第一卷即第47卷在2004年也已出版。这就是说，到2004年，中文版第二部分的框架已经固定为第30-46卷共17个卷次，不能再突破了。从1995年开始，马克思1957-1858和1858-1861年经济学手稿编为第30、31卷出版，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规定编为6卷即第32-37卷并出版了一部分。在2001-2003年，《资本论》三卷作为中文版的第44、45、46卷出版。这样，1863-1895年期间与《资本论》相关的全部手稿和刊印稿(即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出版的卷次)，就只剩下第38-43卷共6个卷次了。那么这6个卷次还应当收录哪些内容呢?理论上它们可以包括如下内容：

　　(1)马克思1863-1865/1867年手稿( II/4.1、 II/4.2)；

　　(2)马克思1867-1882年手稿( II/4.3、 II/11、 II/14前一半)；

　　(3)恩格斯1882-1895年编辑稿( II/12、 II/14后一半)；

　　(4)《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德文第一版；

　　(5)《资本论》第一卷1872-1873年德文第二版；

　　(6)《资本论》第一卷1872-1875年法文版；

　　(7)《资本论》第一卷1883年德文第三版；

　　(8)《资本论》第一卷1887年英文版。

　　对于以上材料，中文版如果全部收录，并且与的卷次(包括分卷或者分册)一一对应，那么可能需要11个卷次。但是中文版已经只剩下6个卷次的空间。当然事实上中文版一开始并不打算把上述材料照单全收。比如《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英文版最初就决定不收。并且在以前，根据当时了解的情况，中文版的方案是把 II/4.1和4.3合为一卷出版(当时得到的信息是它们同属1863-1867年期间的手稿，而且两者篇幅都不太大)。通过诸如此类的手段，当时是认为有空间编排好中文版需要收录的文献的。

　　2012年历史考证版第二部分出齐以后，中文版编者对其发表的《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全部文献进行了全面深入研究，发现按照原来的计划把它们收入中文版有较大困难。具体说来， II/4/1和4.3不再能够合为一卷出版，因为根据最新认识， II/4.3实际上不属于 II/4，而是属于1867-1882年经济学手稿；此外，历史考证版发表的文献的规模也超出了中文版编者原来的认识。经过包括老一辈《资本论》译者在内的专家反复磋商，并经咨询历史考证版第二部分的编者(Ecke KopC Carl-Erich Vollgraf，Rolf Hecker)，中文第二版经济学卷次部分在最终明确排除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之后，提出了新的编辑方案：

　　第38卷： II/4.1(1863-1865年手稿的第一册第I稿[传世部分为《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和其他各章散页] 第二册第I稿)

　　第39卷： II/4.2(1863-1865年手稿的第三册第I稿[主要手稿或基本手稿])

　　第40卷上： II/4.3(1867-1868年的第二、三册手稿)

　　第40卷中： II/11前一半(第二册1868-1870年第II稿)

　　第40卷下： II/11后一半(第二册1876-1881年第V-VIII稿) MEGA II/14前一半(第三册1871-1882年手稿)

　　第41卷： II/12 II/14后一半(恩格斯1882-1895年《资本论》第二、三卷编辑稿)

　　第42卷：《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德文第一版

　　第43卷：《资本论》第一卷1872-1875年法文版

　　老一辈《资本论》译者和各位德国专家认为，目前这个方案可能是当前局面下考虑到各种情况的最优方案，它在收入全部按照中文版标准应当收录的文献的同时，还充分考虑到了这些文献的产生时间和内部逻辑，此外还照顾了各卷次篇幅的适中，以便于印制和阅读。按照这一方案，中文版第二部分可能最终将呈现如下基本面貌：

　　第30-31卷：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59-1861年经济学著作、手稿

　　第32-37卷：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

　　第38-39卷：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

　　第40卷(上中下册)：1867-1882年经济学手稿

　　第40上：1867-1868年第二、三册手稿

　　第40中：1868-1870年第二册第II稿

　　第40下：1871-1882年第二、三册手稿

　　第41卷：1883-1894年恩格斯编辑稿

　　第42-46卷：《资本论》各卷各刊印稿

　　首先，这个面貌呈现的逻辑结构是：马克思手稿恩格斯编辑稿《资本论》刊印稿。其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编排比较清晰地按照时间顺序显示了《资本论》的四部手稿。目前基本上可以确认，马克思为《资本论》创作了四部手稿：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1863-1865年手稿，1867-1882年手稿，并且最后一部手稿是马克思《资本论》创作的一个崭新阶段的成果。第三，具体卷次的编排也吸收了历史考证版的新成果。根据福尔格拉夫的见解，收入 II/4.3的第二册第IV稿和收入 II/11的第二册第II稿在文本产生过程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某种程度上第IV稿是第II稿的誊清稿。并且第二册第II稿本身篇幅很庞大。考虑到上述情况，中文版决定不是像历史考证版那样，把第二册第II稿与第二册后期手稿即第V-VIII稿合编为一大卷，而是自己编为独立的一卷。这样，时间线索更清晰一些，印制阅读也较为方便。第四，中文版经济学部分由于吸收了历史考证版的成果以及相关学者后来的研究成果，在某些细节问题上也力图作进一步的改善。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译者和历史考证版的编者把1861-1863年手稿第XVI笔记本和第XVII笔记本的前7页的写作时间判定为“1862年12月-1863年1月”(马克思自己写的是“12月”和“1862年1月”)，并按照笔记本编号放在第XV笔记本之后在 II/3.5中发表；中文第二版则吸收中国学者马健行、德国学者缪勒、日本学者大村泉等人的研究成果(认为该部分手稿的写作时间恰恰应当是马克思自己写的“[1861年]12月-1862年1月”)，没有把这一部分手稿放到第XV笔记本之后( II/3.5对应的中文版为第36卷)，而是按照撰写时间顺序放到第V笔记本之后，即放到第32卷(1861-1863年手稿的第一卷)发表。又如，囿于当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条件，历史考证版在发表1861-1863年手稿第六册( II/3.6)的时候，有个别引文未能找到出处，并在资料卷中标明：“Die Quelle stand nicht zur Verfügung”(出处不掌握)或“Die Quelle konnte nicht ermittelt werden”(出处找不到)。而中文版在编译相应的第37卷的时候(2017年)，就此问题请求历史考证版编委会专家(Regina Roth)帮助，结果专家找到了这些原始文献，因而中文版能够在有关资料说明上作出改善。

　　截至201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第二部分出版的卷次有第30-36卷，第42-46卷。目前第37、38卷已经在处于审看清样阶段，可能会在未来两年相继出版。第39卷目前处于最后编辑阶段。第40卷所包含的三册已有初译稿。第41卷有部分初译稿。预计第二部分也将成为中文版全集最先完成的部分。

　　四、余论：各翻译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回顾与展望

　　《资本论》在中国的出现，如果从1899年算起，迄今已120年；《资本论》及其手稿在中国的翻译，如果从1920年算起，至今已将近100年。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牺牲和奉献中，在几代《资本论》翻译家的努力下，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拥有《资本论》及其手稿译本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可以比较一下目前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几个全集版本或者《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译本。

　　俄文第二版是20世纪下半叶包括中文第一版在内的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母本。但是如前所述，这个版本所收的《资本论》手稿并不全。俄文版全文发表了1857-1858、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尽管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至于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俄文版在第49卷发表了第一册第I稿的传世部分(《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和“《资本论》第一卷手稿其他各章的散页”)，以及第二册第I稿，但没有发表第三册第I稿(第三册主要手稿或基本手稿)。1867-1882年经济学手稿，俄文版只在第50卷发表了第二册第II稿的第一、三部分。不发表第II稿第二部分的原因，俄文版的说明是，这一部分“经恩格斯作少量文字上的修改后，几乎全部编入现行的《资本论》第二卷的第二篇《资本周转》”。据此可以推测，俄文版编者认为马克思的手稿被恩格斯编入《资本论》刊印稿，就算是发表了。因此，第三册主要手稿(属于1863-1865年手稿)和后期手稿(写于1871-1882年，属于1867-1882年手稿)，以及第二册后期手稿(写于1876-1881年，属于1867-1882年手稿)，可能都是出于这个原因而没有收入俄文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因为部分具有原文版的作用，而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德文版的母本也是俄文第二版。但是德文版的补卷部分在苏东剧变之前，只出到第43卷。其中第42卷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第43卷是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理论部分的第一册，余下的一册即第44卷直到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才面世。根据德文版目前负责人Rolf Hecker提供的信息，德文版可能再补一个第45卷(以前卷次遗漏的一些著作、文章、书信)就结束了。也就是说，德文版全集应该不会收入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和1867-1882年手稿，当然更不会收入恩格斯的《资本论》编辑稿。不过，对于德国读者来说，他们可以直接去读历史考证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日文第二版1959-1975年由大月书店出版，母本也是俄文第二版，但是按照原文翻译的。不过日文版只收了补卷的头两卷，即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因此该版没有收入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但是大月书店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版了一部《lt;资本论gt;草稿集》，由日本《资本论》研究专家集体翻译。这部草稿集共9册，翻译了历史考证版第二部分的前3卷共9分卷( II/1.1、1.2， II/2， II/3.1-3.6)，主要包括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据平子友长介绍，日本学者也有翻译 II/4.2的行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因在一小部分文本上具有原文版性质，再加上英语是全世界最通用的语言，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英文版从1975年开始出版，到2004年出齐，共50卷。它一开始以俄文第二版为母本，后来逐渐转到以历史考证版为基础。不过就它收录马克思经济学手稿的第28-34卷来说，它的收文范围只是1857-1864年，只完整收入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而1863-1865年手稿只收了第一册的《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此后的手稿就都没有收了。2016年，荷兰的布里尔(Brill，亦译博睿)出版社在莱顿和波士顿用英文出版了《马克思的1864-1865年经济学手稿》一书，这实际上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主要手稿的英译本，底本是历史考证版中的 II/4.2，译者是英国学者Ben Fowkes，编者是美国学者Fred Moseley。据莫斯利教授说，他还准备筹款翻译出版 II/4.3。

　　回顾历史，在迄今为止完成的各翻译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当中，俄文第二版仍然是规模最大、收文最齐的。展望未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按计划出齐之后，将成为新的规模最大、收文最齐、编排较合理的翻译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

　　注释：

　　本节材料选自笔者和林芳芳合著的《lt;资本论gt;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和接受(1899-2017)》，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2期。有关这一主题，主要的参考书有：杨国昌主编：《lt;资本论gt;研究资料汇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中央编译局马恩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胡培兆、林圃：《lt;资本论gt;在中国的传播》，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ZHOU Liangxun:Zur Verbreitung des "Kapitals" in China,in:Beitr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Nr.28,Berlin,1989.

　　这句话下面的文字是：“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广学会：《万国公报》，1899年2月，第121册。亦可参见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614页)有学者认为，这其实是《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的表述。

　　一段时间以来有人说1898年出版的《泰西民法志》曾提到马克思，但经学者考证，《泰西民法志》直到1912年才出版。参看王也扬：《关于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的一个说法之误》，《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2期。

　　广学会：《万国公报》，1899年4月，第123册。亦可参见李天纲编校：《万国公报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620页。英文原文为“...we shall find in the utterances of those who speak in the name of the masses of the people a meaning which cannot be mistaken.Whatever may be said of that class of literature represented in Gemany by Karl Marx' Kapital……”，引自Benjamin Kidd:Social Evolution,Mcmillan and Co.,New York,1894,p.68.

　　罗章龙：《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回忆“五四”运动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

　　参看马健行：《关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第XVI本和第XVII本前七页的写作时间问题——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第XVI本第XVII本前七页写作时间考(摘要)》，载于《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5年第6辑(总第42辑)；《lt;资本论gt;第二稿第16册笔记本和第17册笔记本前七页写作时间考——与lt;马克思恩格斯全集gt;俄文第二版和国际版编者商榷》作为附录载于李善明主编的《lt;资本论gt;第二稿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50卷《说明》。

　　Marx,Marx's Economic Manuscript of 1864-1865,Translated by Ben Fowkes,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Fred Moseley,Brill,Leiden and Boston,2016.参看弗雷德·莫斯利：《马克思lt;1864-1865年经济学手稿gt;英文本导言》(翻译：曹浩瀚，周思成，张凤凤)，载于《政治经济学报》第1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5月版；徐洋：《马克思lt;资本论gt;第三卷主要手稿英译本及相关问题》，载于同上。

　　[1]Editionsrichtlinien d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Berlin,1993,S.17.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