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我考大学，是公社党委的政治任务

　　传奇式的高考

　　作者：杜成安

　　

　　难忘的1978年，我们相聚。对每一位同学来说，能赢得那次历史性的聚集，都是传奇，都有故事。于是，我就把我的高考经历分享给大家吧。

　　我能有幸成为东师历史系78级的一员，现在回想起来，从头到尾都是传奇，彻头彻尾的传奇。

　　01

　　逼上梁山的政治任务

　　我是土生土长的山村人，高考前的公民身份是“辽宁省抚顺市清原县大孤家公社松树嘴大队第四生产队社员”，同时也是文革期间第一批中学毕业生，毕业时间是1970年12月（其实离校时已是1971年1月），母校叫“大孤家五七中学”，位于辽东山区的深处。

　　1977年冬那个历史转折时刻，我一如既往地是四队社员，但鬼使神差，虚拟身份却有些眼花缭乱：《辽宁青年》杂志社业余通讯员、抚顺日报业余报道员、清原县广播站业余通讯员、大孤家公社广播站业余报道员、松树嘴大队业余报道员兼理论辅导组组长、第四生产队报道员兼理论辅导员。另外，我还兼了团市委、团县委、公社团委和大队团总支的业余通讯员。

　　正因为这些虚拟的“业余”，历史需要我担当了一项重大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去公社聆听上级关于恢复高考的伟大决定，并回村召集“适龄青年”，做“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高考”的政治动员。

　　在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特殊时期，恢复高考是绝对与政治挂钩的。当晚，我面对50多位适龄团员，用了一个多小时，做了慷慨激昂的动员。当场大多数人都表态肯定报名参考，我如释重负，回家睡觉吧。

　　老实说，我也在“适龄”之内，也不是没动点儿心思。但我绝对不具备参考条件。致命的因素是家庭成分和知识匮乏，加之父母多病，弟弟年幼，作为唯一的劳动力，也无法离家求学。孰料动员报告后的第三天，公社驻大队工作组的郭组长就给我派了一个强制性的任务：报名考大学。

　　他告诉我，这是一个万分紧迫的政治任务。理由只有一个：你做的动员报告，你就有义务带头报考。

　　至于为什么，答案是：全大队适龄青年都瞄着你。你不报名，任谁也不会报名。

　　所以，强制你报考大学，是公社党委的决定。

　　02

　　被女老师一脚踹进了考场

　　我五七中学毕业，在山沟沟里干了八年农活，完全被动地进了考场，就是听天由命之举。没想到全大队百余名考生里，只有我一人进了本科分数线，总分190多。当年辽宁省文科的录取分数线在170分左右，我的成绩已相当不错，而且还接到了辽宁大学的“走读生”通知。但最后我还是落榜了，其原因，日后有多种“据说”，总之说是有人顶了我的名额上学了。

　　我本来无可无不可，继续当农民就是了。可家人和亲戚都不甘心。当次年再次高考来临之际，大家纷纷逼我再试一次。其中，我大姐和二舅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没办法，当年5月下旬，我开始全力复习备考。

　　还是考文科。因为当年的五七中学里，没正式开过数理化课程，一张白纸是无论如何也考不了理科的。我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从头学习了中学数学课本的1到8册（9、10两册实在看不懂了），内容大多在似是而非之间。其余的政史地和语文，只凭日常的知识积累来应付吧。

　　说实话，1978年的考场上，我的心态仍然是无可无不可。几场应试，没半点儿紧张的感觉，心里就是在应付家人和亲友。但有一件事是绝对的偶然：考数学时，我觉得根本不会，就没有按时进考场，而是在考场所在的学校教研室里看地图，为下一场地理考试临阵磨枪。

　　开考铃响过之后，教研室进来一位女教师，40多岁，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

　　我没在意，仍在看地图，她开口了：“你来这里干什么？”

　　“考试。”我顺口答道，仔细一看，认出来了，郭老师，十几年前教过我。

　　“为什么不进考场？”

　　“数学我根本不会，准备下一场吧。”我还有些毫不在乎，没想到她竟勃然大怒：“你！混蛋！”

　　抢前一步，狠狠地踢我一脚，涨红着脸，一把揪住我的衣领，快速地拖着我冲出教研室，跑向考场。边骂我混蛋，边问我考场号。

　　我晕乎着，踉跄着，被拖到了考场门口。郭老师一脚踢开房门，再一脚狠狠地把我踹进了屋里。

　　“何玉奎，看住这小子，铃不响不许他出来！”

　　我定睛一看，监考之一是何老师，教过我中学语文。

　　我刚想道歉，何老师竟然也气势汹汹地扑过来，狠狠地抽了我一巴掌，然后揪着我塞进了座位。

　　挨了两位老师的踢打，我只好愧疚地坐下答题了。好在心态平和，只选能做的来答。没想到，铃响之前，我竟答出了小部分内容。

　　试后，何老师再次狠狠地教训了我，并说明，铃响前后，他都想出来找我了。我问他为什么这么着急，他的回答，吓出了我一身冷汗：缺考一科，全部成绩作废。

　　后来我才知道，郭老师没有监考任务，她是路过考场时偶然进来看看，结果更“偶然”地救了我。

　　女老师的“临门一脚”，结果皆大欢喜。我以349.8的总分，位列全县2800余文科考生第一名。其中，数学是43.8分，稳居全部文科考生的头筹（县重点中学毕业班数学老师也考文科，数学考了27分。我所在的大孤家公社分考场，100名文科考生只有3人数学考卷得分。我之后，第二名是12分，第三名是3.8分）。

　　于是，在当时的清原县里，就有了“一脚踹出个文科状元”的美妙传说。

　　师恩难忘呀！

　　

　　参政议政

　　03

　　三个小故事

　　我考上东北师大后，家乡长时间流传着三个关于我的小传奇，是老师和家长激励学生的利器。

　　第一个是我看小人书都能考上大学的故事：1977年语文卷上有一道古文翻译题，涉及刘邦与吕后关于后事的那段对话。碰巧的是，之前我在一次劳动之余去商店（当时习称供销社）翻看了一本讲述这件事的连环画，有了印象，所以完整地答上了这道题。出考场后，同考者们问我，我如实告之。此事不胫而走，好事者张冠李戴，将此事归档到次年高考，我也无可奈何。

　　第二个确有其事：1978年历史科开考之前，同场的弟兄们紧张得很，手足无所措。我因心态好，就劝说大家与其焦虑，倒不如抓紧时间背几道题，临阵磨枪嘛。没想到大家都取笑我，说“现在看书，还来得及吗”？我煞有其事地顺手抢过一人的复习题手册，大声说“大家看，我随手一翻，第一题是啥，我就背啥”。翻开的结果，是名词解释“郑和下西洋”，就全神贯注地背了起来。真是凑巧，当年历史卷名词解释的第一题就是郑和下西洋。此举大大提高了我在圈子里的名望和地位，也是家乡诠释我能考“状元”的理由之一。

　　第三个属于一次大乌龙：1978年8月初，高考成绩尚未出炉之际，大队值班员崔大爷突然气喘吁吁地跑到我家，大声喊：“成安，你考上大学了，恭喜呀！”综艺

　　家人和在场的亲友爆发了一阵阵的欢呼，我却惊诧了。现在是评卷的关键时刻，任谁也不知道考试结果，我怎会突兀地“考上了”？

　　小心翼翼地询问：“大爷，你听谁说的？准确吗？”

　　“公社招生办来的电话，说是市招生办通知的。”

　　一时间，此消息风靡全村乃至上下联屯，许多人向我致贺，要我请客，约我吃饭，并打听上大学是怎么回事。懵懵懂懂的我，明知道消息不确，却又无从辩解。

　　直到评卷工作结束，在评卷现场履行警卫任务的大队副书记回来，才澄清了此消息的由来。原来，他执勤的场所，是全省历史卷的评卷处。当时的考卷都是密封的，只能看到每张试卷的分数，应考人是谁则不得而知。当年辽宁省历史卷成绩普遍偏低，能见到50—60分的都是凤毛麟角。

　　合分的过程中，突然出了一份高分卷：90分！

　　全场震惊。来自全省各地的评卷师们跃跃欲试，都想知道这份荣誉属于谁所在的市县，但纪律所限，任谁也无权拆看密封的卷宗。

　　好奇心所驱使，全组老师由组长牵头，请示了上级之后，当众拆开了这份试卷。结果出来了：抚顺市清原县考场大孤家分考场：杜成安。

　　执勤的这位副书记欣喜若狂，立刻将消息用电话通知了抚顺市招生办；市招办得讯后，竟越过县招办，将电话打到了大孤家公社招办。几经周转，消息难免失真，而接到公社电话的崔大爷，年近七旬，听力和理解力所限，就把我这单科的高分，理所当然地演绎成了“考上大学了”。

　　当然，此番乌龙，竟出奇地与最后结局相符。家人亲友也算没有白白地提前高兴一场。

　　

　　该结尾了，再说两句：四年大学，全是甜蜜回忆；而获得这个甜蜜的过程，离奇得让我格外地珍惜。

　　

　　本文作者

　　作者：杜成安，满族，1954年出生，辽宁清原人。1982年东北师大历史系毕业后，在鞍山市第六中学任教一年，转至抚顺师专政史系任教，2014年退休。

　　来源：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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