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刚：五四与传统文化，并不是二元对立

今天是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日。五四运动是在新文化运动思潮中迸发而出的，站在五四百年的门槛上，如何理解新文化运动与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宗刚五四前夕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李宗刚说，认为五四新文化与传统文化二元对立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如果说在既往的五四研究中我们已经对其西方文化资源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疏浚和研究，那么，当下应该是对五四新文化发生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重新疏浚和研究的时候了。”

救亡图存的原动力是爱国情怀

齐鲁晚报：五四新文化是怎么发生的？现在我们说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五四新文化与传统文化是什么关系？

李宗刚：五四新文化发生的现场是什么呢？那就是国家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当时的社会现实促使先觉者踏上了找寻救亡之道的漫漫路途。鲁迅在其小说集《呐喊》出版时题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鲁迅在此借用了屈原的“酒杯”来“浇自己块垒”，他们的内在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李大钊那句为后人耳熟能详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诗句，也是从传统诗词中借用而来的，当然，李大钊所要担的“道义”和写就的“文章”，也不再是传统的道德文章；胡适则提出了“为大中华 造新文学”的文化诉求。这都说明了鲁迅、李大钊、胡适等五四新文化的先驱，恰好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

五四新文化从表面上看似乎与传统文化是两种价值取向截然不同的文化，但就其内核来看，他们所认同和皈依的文化恰好是相同的，这便是自古便被读书人视为人生圭臬的“天下情怀”。不管是陈独秀还是胡适，不管是李大钊还是鲁迅，他们所弘扬的五四新文化恰好是从这一文化基点上孕育和诞生的。至于五四新文化与传统文化具体主张的差异，则是“技”的差异，就其根本而言，它们均是从“天下情怀”这一根本上衍生出来的。

传统文化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面对着自我所处的现实情景也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与传统文化不仅不是二元对立的，相反，它们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五四新文化是传统文化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最新表现形式，只不过这种最新的表现形式既“别求新生于异邦”，又“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显然，这样建构起来的文化，恰是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现代文化。

齐鲁晚报：五四新文化先驱者的“天下情怀”，又是怎样衍变为爱国情怀的？

李宗刚：具体到当时特定情景来看，“天下情怀”促成了五四新文化的先驱者找寻救亡图存新文化。这也是鲁迅为什么满怀愤懑地指出：“保存国粹，还得国粹保存我们”的缘由所在。救亡图存的原动力又来自哪里呢？这就是为我们熟知的爱国情怀。当国家处于危亡之秋时，保全国便成为保全家的前提，也是保全自我的前提。事实上，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眼里只有家而鲜有国，因为传统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固守土地，他们没有迈出家门，何谈迈出国门？而那些走出了国门的先驱者则不然，他们在异国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国家观念。由此出发，我们才会理解郁达夫为什么在其名作《沉沦》的结尾，借助主人公之口喊出了“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

重提“国学”是文化自然调节

齐鲁晚报：在五四新文化背景下，胡适等人为何提出“整理国故”？

李宗刚：在五四新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像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先驱者都深刻地意识到，要创造青春之中国，就需要创造青春之文化，也就是要创造与传统文化有所不同的五四新文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五四新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主张已经提了出来，但在如何建设、怎样建设等一系列问题上，文化先驱们各有不同尝试，相对来说，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注重政治启蒙，鲁迅则注重思想启蒙，胡适则注重“整理国故”。

深受西方现代文化影响的留学生胡适，为什么会注重“整理国故”呢？这还得从胡适的五四新文化建设的方略上去找原因。我们应该承认，胡适注重“整理国故”与传统文人的保存“国粹”有着本质的差异，二者不可同日而语。胡适的“整理国故”，是其对五四新文化提出的科学诉求的文化实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要想建构起现代文化，一味地否定我们的既有文化只会邯郸学步，我们不但无法学到西方现代文化的精髓，而且还会丢掉自我的传统文化。对此，五四新文化先驱便在不同的层面对此做出了自我富有建设性的探索，胡适正是在此情形下走上了“整理国故”的道路。今天看来，胡适的“整理国故”对如何汲取传统的优秀文化和建构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在新时代的基点上，我们便会发现“整理国故”的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在五四新文化建构的初期，人们对胡适的“整理国故”提出异议也并非没有一点道理，当五四新文化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之时，人们更需要就如何建构五四新文化进行不懈的努力，而“整理国故”似乎还不是当时最迫切的第一要务。

齐鲁晚报：胡适的“整理国故”与当下重提“国学”和“国学热”，有什么区别？

李宗刚：胡适的“整理国故”与当下重提“国学”，具有显著的区别。胡适希冀借助“整理国故”为五四新文化提供有益的镜鉴，目的在于通过“整理国故”为新文化提供传统文化的佐证；当下重提“国学”和“国学热”，则是在传统文化日渐被边缘化的特定背景下提出来的，属于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自然调节。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肯定人们重新回到自己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优秀文化中汲取营养。但是，对重提“国学”和“国学热”，我们依然需要像鲁迅所倡导的“拿来主义”那样，不能不分精华与糟粕的一股脑地全盘吸收。

中小学作文教学可以诞生作家

齐鲁晚报：在对五四新文化的考察中，您曾就《民国教育体制内的中小学作文与作家培育》进行过研究，能简单阐明其核心观点吗？

李宗刚：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到来之际，我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获批。后来，我先后撰写了30多篇论文专门论述了这一问题。其中的一篇是关于民国中小学作文与作家培育。该文认为，民国教育体制中，中小学作文教学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都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尤其是注重个性发展和情感抒发的教学理念，更使得这些作家摆脱了传统私塾固有的策论式写作模式的束缚。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中小学作文写作教学，恰是民国时期现代作家诞生的摇篮。

齐鲁晚报：您所提“民国中小学作文教育”，对当下中小学作文教育是否有启示？

李宗刚：民国中小学作文教育，对当下中小学作文教育具有很好的启示。民国中小学作文教育能够开展得有声有色，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一大批作家型的教师或学者型的教师从事语文教育实践活动，他们引领着中小学生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在语文教育中取得合法地位，一大批关注中小学作文教学的作家型教师，如叶圣陶、朱自清、夏丏尊、沈从文等，都积极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探讨作文教学的规律和方法。当时山东省立高级中学和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的许多教师，都是来自北京大学等名牌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季羡林的国文老师董秋芳，便毕业于北京大学。这种特殊的教育背景，对学生现代意识的培养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毕业于20世纪30年代的胡也频、李广田、卞之琳等新文学作家也在此任教，为新文学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对于作家老师胡也频，季羡林曾经有过这样的回忆：“他教书同以前的老师完全不同。他不但不讲《古文观止》，好像连新文学作品也不大讲。每次上课，他都在黑板上大书：‘什么是现代文艺’几个大字，然后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直讲得眉飞色舞”，“我们这一群年轻的大孩子听得简直像着了迷。我们按照他的介绍买了一些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我们当然不能全懂，但是仍然怀着朝圣者的心情，硬着头皮读下去。生吞活剥，在所难免。然而‘现代文艺’这个名词却时髦起来，传遍了高中的每一个角落，仿佛为这古老的建筑增添了新的光辉”。这说明，作家型的教师对中小学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令人稍感遗憾的是，当下中小学作文教育却鲜有作家型教师担纲。

当然，民国的中小学作文教学也存在着不重视作文写作训练的现象。以前，教师在作文批改中存在学生不看改作，却让老师详尽批改的状况。教师费力批改，学生不以为然。学生不重视作文训练，就会造成师生间“教”与“学”的分裂状态，教师的指导内容也就得不到学生的消化与吸收，也就实现不了学生内在写作技能与写作素养的提高与升华。同样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情形在今天的中小学作文教学中依然大量存在。

五四文学并非“彻底反传统文学”

齐鲁晚报：在新时代的特定语境下，你认为我们应该怎样推进五四新文化的研究？

李宗刚：我觉得，在新时代要推进五四新文化的研究，需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纪念五四与反思五四并举，重探五四新文化发生语境，重构五四精神。如著名五四文学研究专家朱德发先生在2017年的五四百年论坛时就曾经有过反思，他说，五四文学研究存在“彻底反传统文学”的认识误区。五四新文化先驱对古代或近世文学的弊端作了批判，而对传统文学合乎新价值标准的方面，则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肯定，并没有“彻底反传统文学”。五四文学反对的是死文学，弘扬的是白话文学。这恰是复活了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另一种传统。

二是追溯五四与还原五四并举，重探五四新文化的传统文化资源，重释五四精神。如果说在既往的五四研究中我们已经对其西方文化资源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疏浚和研究，那么，在当下应该对五四新文化发生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重新疏浚和研究的时候了。

三是研究五四与继承五四并举，重续五四新文化的精神启蒙情结，重提五四精神。在我们既往的五四研究中，存在着五四研究的学院化倾向，这种研究割裂了五四与现实的关系，把五四研究当作书斋里的“死学问”，而没有看到五四研究应该与继承五四相结合，把五四精神真正地内化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真正地内化到每个人的意识中，使之成为当代人建构现代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重续其精神启蒙情结，在改造社会之前能够从改造个人做起。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倪自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