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自由，是她们争取人格自由的第一步 ｜回响书单·三月

　　

　　回响书单2023.3

　　曾几何时，日本女性的内衣压抑保守，一如世俗规范对女性的要求，直到鸭居羊子掀起内衣革命。《内衣觉醒记》是鸭居的自传，讲述了她辞去记者工作、创业、为内衣界打开新世界大门的过程。不得不承认，女性的人格自由离不开鸭居等人所争取到的身体自由。而子宫作为女性独有的器官，是女性性别身份的象征物。Womb一书揭示了我们以往医学对子宫这一器官研究的忽视与缺失，书中既有古往今来各种厌女偏见，也有亟待普及的新理念，以及令人向往的未来新技术。与子宫具有天然的密切联系的是女性的生殖权利和生育正义，这不仅涉及到另一个生命，更涉及到女性的身体、健康、安全和独立人格。可悲的是，人们直到近年才开始看见后者，而这是一代又一代勇士斗争而来的成果和未竟的事业。Madame Restell和A Woman's Life Is a Human Life两部作品分别介绍了不同时代的美国女性为争取生育正义所做出的努力。

　　尽管有上述种种努力，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于不少女性而言，不要说生殖权利或生殖正义，就连最基本的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危险的熟人》指出使熟人强奸成为可能的文化温床，《同意》讲述了成年男性利用性同意漏洞剥削未成年少女的真实事例。《反抗跟踪》则记录了日本作家内泽旬子如何同前男友的跟踪骚扰行为斗智斗勇，最终成功将他绳之以法。但女性争取生命安全与身体权利的现状也许正如旬子所说 ，“原以为抗争的对手，仅仅是加害者一人，谁知现实却并非如此。与机构、制度、法律条文，以及背负潜规则或各种条条框框的人打交道，每一个回合都举步维艰，且过程没完没了。而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为了守卫自己的尊严。”

　　本期回响书单除了探讨女性身体权利的#身体自由与人格自由之外，还有从启蒙与商业双重角度回顾书业历史的#是启蒙，也是生意，涉及古今中外法律原理与实践的#正义的回响，将目光转向“边缘”文明的#族群想象，描述科学界往事与科学家人生的#疯狂年代，科学应当如何，重新观察思考城市文化和市民精神的#何为城市精神？以及不可遗忘、常思常新的历史主题#生死纳粹。

　　1#是启蒙，也是生意

　　启蒙运动存在于别处。它首先存在于哲学家的沉思中，其次则存在于出版商的投机中。

　　生意是如何影响启蒙的，而政治又是如何影响人的。

　　

　　启蒙运动，在大多数人印象中，向来是一项崇高的、散发着光芒的事业。然而人类社会的极度复杂性却告诉我们，宏大光辉的“启蒙运动”却与功利贪婪的“资本生意”密不可分。著名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的名作《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商务印书馆，顾杭 译）就对启蒙与生意的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百科全书》被认为是象征着启蒙运动的时代之书，达恩顿考察了初版28卷本《百科全书》修订、再版、销售的过程，揭示出生意层面的出版业真相，这些真相被利益、斗争、背叛、密谋所裹挟，同时也被启蒙运动的光芒所遮蔽。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启蒙运动存在于别处。它首先存在于哲学家的沉思中，其次则存在于出版商的投机中。”

　　启蒙运动催化了影响深远的法国大革命。而在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之际，罗伯特·达恩顿教授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策划了一场题为“印刷中的革命：1789年的法国”的大型展览。达恩顿教授也集结了多位学者的十四篇文章，作为这场展览的一个系统性解说，即是这本《印刷中的革命：1775-1800年的法国出版业》（[美]罗伯特·达恩顿、[法]丹尼尔·罗什，上海教育出版社，汪珍珠 译）。书中展示了大革命前、中、后时期的法国出版业状况，也探讨了报纸、小册子、图书、年历、版画、歌曲等印刷品如何将革命带入法国的生活领域。

　　对于中国来说，20世纪初期是属于中国的“启蒙时代”。而图书出版的生意，同样成为启蒙的重要途径。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图书行业，开明书店可与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并驾齐驱。《启蒙·生意·政治：开明书店史论（1926-1953》（邱雪松，中华书局）一书就对开明书店的历史进行探索，充分运用开明书店的内部档案、各地档案所的档案，以及当事人的书信、日记、新闻评论等诸多史料，呈现了开明书店从1926年创办到1953年与青年出版社合并而成为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繁复历程。作者拈出的“启蒙”“生意”“政治”三个关键词，恰恰也是开明书店发展历程所折射出的时代逻辑，即，生意是如何影响启蒙的，而政治又是如何影响人的。

　　同样，在动荡的战争年代，图书产业也曾起到过不可估量的作用。二战时期，美国书商、出版商、图书管理员和作家共同创立名为“战时图书委员会”的组织，他们视书籍为“思想战争的武器”，将图书发行至世界各地，为战争中的人们带去精神上的抚慰与力量，而这一契机也使得美国的图书销量猛增。The Librarian of Burned Books（《被焚之书的图书管理员》，Brianna Labuskes，William Morrow & Company）这部小说便是受这段历史的启发，讲述了三位勇敢的女性相互交织的命运，以及她们如何在战争中以书籍的无声力量抵抗法西斯主义的浪潮。

　　2#正义的回响

　　每一条触目惊心的社会新闻之下都有一个法律案件。

　　法律变迁的背后是社会与文化的变迁。

　　有人被侵犯权利但追责无门，有人却一心嘲弄法律。

　　

　　中国古人对秩序的理解便是“无讼”。但只要有利益之争，民间总是“健讼”，古代中国的法律活动实际上非常活跃。《清代中国的法与审判》（［日］滋贺秀三，江苏人民出版社，熊远报 译）聚焦清代的法律诉讼与审判，在“司法是行政一环”的分析框架下，从中国固有的表达与解决纠纷的实践逻辑中提炼出情、理、法三个关键性概念，视基于情、理、法平衡感觉的民事诉讼处理为一种教谕式调停，揭示出中国社会秩序原理。到了现代，社会更加纷繁复杂，每一条触目惊心的社会新闻之下都有一个法律案件，这些案件受到了无数人的关注，例如江歌案、吴谢宇弑母案等等。中国政法大学陈碧教授每每都会在媒体专栏上从法律的视角为公众解读这些热点案件，《正义的回响》（果麦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书便是由这些评论汇集而成。陈碧教授不仅回应了嫌疑人权利、网暴与举报、程序正义等社会高度关注的法律话题，也特别关心与女性权益相关的热点案件，包括买妻、性别暴力、拐卖妇女儿童、弑母等，她剖析了这些案件判决中法制与情理的考量，为普通读者思考社会案件提供了法律视角。从古至今，法律变迁的背后实际上是社会与文化的变迁，《私人生活：家庭、个人与法律》（［美］劳伦斯·弗里德曼，商务印书馆，赵彩凤 译）讲述了美国家庭法和隐私法的演变，考察了近一个世纪以家庭衰落和个人崛起为特征的法律文化转型，个人选择至上的新型法律文化成为美国现代婚姻家庭私人生活的主导话语，私人生活的选择领域在持续扩大。

　　

　　法律是可以量化的，而作为执法者的警察，在很多情况下是决定“动用法律”的人。在《执法的边界：警察惯常的行为方式》（［美］唐纳德·布莱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彭静 代孟良 译，但彦铮 校）这部法社会学专著中，研究者对美国警察的巡逻工作进行了田野观察，收集了芝加哥、波士顿、华盛顿和底特律发生的500多起案件，展现了美国警察执勤的生态，说明由警察实施的社会控制行为并不是无章可循的，而是能够被预测和解释的。如果警察行为不当、滥用权力，受害者该如何追责？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法学教授Joanna Schwartz认为，这在美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难如登天。她的Shielded: How the Police Became Untouchable（《庇护：警察何以变得难以撼动》，Viking）讲述了现行法律如何偏袒警察、造成这一状况的历史原因以及解决该问题的方法。

　　有人被侵犯权利但追责无门，有人却一心嘲弄法律。1976年，美国犹他州发生了一起震惊全美的案件：加里·吉尔摩在假释期间无故杀死两人，遭逮捕后被判处死刑。他拒绝使用上诉权，坚持要求对自己执行死刑，引发了巨大的舆论震动。1977年1月，加里·吉尔摩被处决，成为犹他州恢复死刑以来被处死的首例。作家诺曼·梅勒以此事件为蓝本创作了《刽子手之歌》，获普利策奖。多年后，加里的弟弟米卡尔·吉尔摩从自己的视角在《利弹穿心》（新经典文化，文汇出版社，张竝 译）中重写了这个故事，讲述案件背后整个家族的悲剧，以及自己对于“罪与罚”的深思。

　　3#族群想象

　　生存于“文明边缘”的少数族裔在冲突中往往更容易成为被挤压甚至无声消亡的一方，世人更少留意到他们的视角与声音。

　　他们曾经历怎样的历史？又如何看待自己的族群？

　　

　　族群间的猜忌和冲突向来难以避免，而在西方文明成为全球主流后，不同文明间的强弱似乎昭然若揭，生存于“文明边缘”的少数族裔在冲突中往往更容易成为被挤压甚至无声消亡的一方，世人更少留意到他们的视角与声音。他们曾经历怎样的历史？又如何看待自己的族群？《要命还是要灵魂：医病冲突中的跨文化误解》（[美] 安妮·法迪曼，后浪，上海三联书店，汤丽明 译）是一份关于上世纪80年代为逃离战乱中的老挝而初抵美国的苗族家庭的医疗记录，作者翔实描述了苗族特有的对疾病与生命的观念，以及与西方现代医学之间的冲突，也从中看到了两种文明之间融合共存的可能。同样在美国，更早期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就没那么幸运了，《魂归伤膝谷：美国西部印第安人史》（[美] 迪伊·布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邓海平 译）是一部白人西进时期印第安人的壮烈史诗，在迁徙、战争及屠杀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一个不同于白人视角下浪漫化的西部美国，那是一段印第安人在血腥与欺诈的教训中不断抗争，并夺回生存权与尊严的历史。

　　《依海之人：马达加斯加的维佐人，一本横跨南岛与非洲的民族志》（[英]丽塔·阿斯图蒂，薄荷实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宋祺 译）则通过马达加斯加的维佐人重新审视“族群”概念。维佐人的族群身份并非来自出身或祖先，而是由行为所创造的。在当地，只要以海为生，便是维佐人。这种基于当下的身份认同，突破了以往人们对族群的想象，展现出在生存的时空中，人际关系和组织的某种可能。《毫无意义的工作》的作者大卫·格雷伯也曾在马达加斯加进行民族志田野调查，期间他遇到一个于18世纪初定居在岛上，由海盗的混血后裔组成的族群，从中发现民主实践的萌芽，他由此提出，民主思想的起源可能并非欧洲专属。阐述这一观点的Pirate Enlightenment, or the Real Libertalia（《海盗启蒙，或真正的自由主义》，Farrar, Straus and Giroux）是大卫·格雷伯早期的研究成果，也是其最后一部著作。

　　4#疯狂年代，科学应当如何

　　百年后的今天，维也纳学派重新受到关注，或许也是因为人们再次确认了科学、逻辑与理性的重要性。

　　他的一生，是现代流行病学和疫苗学的缩影，而疫苗的故事，很大程度上就是希勒曼的故事。

　　

　　在上期书单中，我们推荐了《进步知识分子的死与生》，它讲述了追求科学精神的维也纳学派学者们在特殊年代下的遭遇以及对时代产生的影响。这次，改版后的“第一推动丛书”推出的新书《疯狂年代的精确思考》（[奥]卡尔·西格蒙德，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唐璐 译）追踪的是同样一批人物，其中包括哥德尔、卡尔纳普、维特根斯坦、卡尔·波普尔、马赫、石里克等诸多杰出的科学与哲学家。如果说前者以人文视角讲述了学圈中每个人的思想、经历，还有其与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那么这本书则在叙述历史和个人轶事的同时，更细致完整地呈现了这群学者的科学发现和思想主张，阐述了他们对科学和哲学的推动作用。百年后的今天，维也纳学派重新受到关注，或许也是因为人们再次确认了科学、逻辑与理性的重要性。

　　近期，译文纪实也推出了数种科学家传记及回忆录。《血疫》的作者理查德·普莱斯顿早前的首部非虚构作品《初光：探寻宇宙的边缘》（[美国] 理查德·普莱斯顿，上海译文出版社，姚向辉译）围绕海尔望远镜和帕洛玛天文台讲述了以詹姆斯·冈恩为主角的天文学家们的日常，向大众读者介绍了他们的工作对天文学的重要推动作用。《疫苗的故事》（[美] 保罗·奥菲特，上海译文出版社，仇晓晨 译）讲述了发明腮腺炎、风疹、麻疹、水痘等多种疫苗的“现代疫苗之父”莫里斯·希勒曼的人生故事，“他的一生，是现代流行病学和疫苗学的缩影，而疫苗的故事，很大程度上就是希勒曼的故事”。回顾这段历史，也是回顾疫苗发展对于人类生存的价值。《旅人》（[日] 汤川秀树，上海译文出版社，周林东 译）则是日本首位诺奖得主物理学家汤川秀树的回忆录，他以恬静质朴的文字，描写了自己作为一名旅人和一名荒野的开拓者，在人生的道路和探索学问的道路上所看到的风景。

　　

　　然而，科学界并非乌托邦，其内部也存在性别歧视问题。The Exceptions: Nancy Hopkins, MIT, and the Fight for Women in Science（《例外：南希·霍普金斯、麻省理工学院和为科学界女性而战》，Scribner）就聚焦于一群女科学家的学术之路。普利策奖获奖记者Kate Zernike讲述了16位女科学家迫使麻省理工学院公开承认其多年来一直歧视其女教师，并引发了美国全国范围内对科学界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的反思。

　　5#何为城市精神？

　　他本想沉默，却最终无法沉默。

　　……要能捕捉到谈话的丰富性，捕捉到一座瞬息万变的城市的不满和沉默的供词。

　　所谓独特的城市精神也正是由这无数鲜活的切片凝聚而成。

　　

　　城市为何总能吸引人们流连忘返？它如何见证着历史与当下？城市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未来城市又往何处去？匈牙利作家马洛伊·山多尔的自传《一个市民的自白》（译林出版社，余泽民 译）以作者家乡考绍市为起点，记录奥匈帝国末年东欧的市民文化，展现这座城市在资本主义化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追怀在一系列历史变革中逐渐逝去的蕴含着人本思想的市民精神，并对市民阶层知识分子所应承担的社会使命提出诘问，“他本想沉默，却最终无法沉默”。此次译林推出的新版为三卷本，恢复了首版被删节的部分，首次完整呈现该书全貌。

　　《现代精神之花：一个东北工业城市的具体与抽象》（徐前进，也人，上海书店出版社）则对城市精神在中国东北部的具象展现提供了另一种叙述，作者从身处东北工业城市的日常观察与体验切入，揭示其中所蕴含的现代化转型下的精神印记，挖掘中国当代城市发展（即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同面向与潜力。《纽约人：我们时代的城市与人》（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张艳 许敏 译）同样是一部作者“走出来”的书，自《伦敦人》之后，克莱格·泰勒又花了六年时间采访了超过180位纽约人，为的是“讲述21世纪的纽约”，书中“要充满纽约人的声音、纽约不同地区的声响……要能捕捉到谈话的丰富性，捕捉到一座瞬息万变的城市的不满和沉默的供词”。书中众多纽约人的亲口讲述，构成了一个扫视当代纽约的长镜头，所谓独特的城市精神也正是由这无数鲜活的切片凝聚而成。

　　

　　与大城市纽约不同，Palo Alto: A History of California, Capitalism, and the World（《帕洛阿托：加利福尼亚、资本主义和世界的历史》，Malcolm Harris，Little, Brown and Company）关注的是一座特殊的美国小城：加州的帕洛阿托。作者通过回顾其近150年的复杂历史，讲述了这座小城如何从殖民主义到资本主义全球化，从嬉皮士反文化到科技与金融的结合前沿，一步步成为硅谷、美国乃至世界的科技发展引擎，又为何可能将世界领向一个灾难性的未来。

　　6#生死纳粹

　　正是这样一个先进的政权，却将权力拱手让给纳粹。

　　“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没有纳粹。”

　　她们上午为即将被送入毒气室的难友演出，晚上又要为完成杀戮的刽子手奏乐消遣。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建立了魏玛共和国。这是一个至今仍让人们叹为观止的政权，它不但拥有当时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还在大多数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正是这样一个先进的政权，却将权力拱手让给纳粹，不但让魏玛德国的各种先进之处顷刻化为乌有，更酿成了耸人听闻的大灾难。这一切何以可能发生？《长刀之夜：从魏玛共和国到第三帝国》（［美］本杰明·卡特·赫特，雅众文化，上海三联书店，舒云亮 译）认为，该过程有其深刻的结构性根源：一战的遗产。赫特表示：“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没有纳粹。”本书细致描绘了纳粹夺权、魏玛崩溃的完整过程，再现了从民主到极权的历史性剧变。

　　尽管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所导致的绝望情绪是相似的，但二战的终结带给德国的还有罪责问题。在1945年起草的《罪责问题：论德国的政治责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安尼 译）中，雅思贝尔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把德国的罪责细分为刑事罪行、政治罪行、道德罪行、形而上罪行四类，认为所有德国人都要认清二战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共同承担后三种罪责，才能重拾尊严，摆脱水深火热的处境。

　　关于纳粹罪行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最近的新书中，《续命：奥斯维辛女子乐队纪事》（［法］法尼娅·费内隆 口述、［法］玛塞尔·鲁捷 执笔，上海文艺出版社，周学立 译）和《希特勒最后的人质：被劫掠的艺术品和第三帝国的幽灵》（［美］玛丽·M.莱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吴新婷 译）分别从各自的角度进一步丰富了幸存者证言。前者是纳粹集中营中唯一的女子乐队的故事，是其成员在获救几十年后才终于鼓起勇气说出口的过去，是一段乐队白天含泪送别难友、晚上还要被迫为加害者表演的不堪往事。后者通过大量被纳粹抢走、2012年重见天日的艺术品，揭露了纳粹抢夺艺术品的罪行。

　　7#身体自由与人格自由

　　女性的人格自由离不开鸭居等人所争取到的身体自由。

　　生殖权利和生育正义不仅涉及到另一个生命，更涉及到女性的身体、健康、安全和独立人格。

　　“与机构、制度、法律条文，以及背负潜规则或各种条条框框的人打交道，每一个回合都举步维艰，且过程没完没了。”

　　

　　曾几何时，日本女性的内衣压抑保守，一如世俗规范对女性的要求，直到鸭居羊子掀起内衣革命。《内衣觉醒记》（理想国，山西教育出版社，匡匡 译）是鸭居的自传，讲述了她辞去记者工作、创业、为内衣界打开新世界大门的过程。不得不承认，女性的人格自由离不开鸭居等人所争取到的身体自由。

　　美甲也是女性掌控自己身体的一种方式。作为韩国移民的女儿，米立安·康注意到，美甲店中女性打理身体的活动，呈现出丰富的种族、性别、移民、后工业等面向。她深入调查了纽约的韩国美甲店，著成《指尖上的艺术：美甲业中的种族、性别与身体》（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蔡永芳、肖索未 译），探讨了美甲店主、往往是新移民的店员和顾客的互动，以及其中的种种社会现象。

　　长期大量接触劣质美甲化妆品会有健康隐患，这是一种几乎女性专属的健康问题。同样，乳腺癌也是一种以女性为主的疾病。《离心最近的是乳房》（［美］艾娜·雅洛夫编著，新星出版社，吴迪 译）汇集了72封从普通读者中征集到的乳腺癌患者来信，展现了她们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子宫同样是女性独有的器官，是女性性别身份的象征物。Womb: The Inside Story of Where We All Began（《子宫：我们诞生之处的故事》，Leah Hazard，Ecco Press）结合了医学史、科学发现和新闻调查，详细介绍了有关子宫的方方面面，揭示了我们以往医学对子宫这一器官研究的忽视与缺失。书中既有古往今来各种厌女偏见，也有亟待普及的新理念，以及令人向往的未来新技术。

　　

　　与子宫具有天然的密切联系的是女性的生殖权利和生育正义，这不仅涉及到另一个生命，更涉及到女性的身体、健康、安全和独立人格。可悲的是，人们直到近年才开始看见后者，而这是一代又一代勇士斗争而来的成果和未竟的事业。Madame Restell: The Life,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Old New York's Most Fabulous, Fearless, and Infamous Abortionist（《雷斯特尔夫人：旧时纽约最传奇、最无畏、最臭名昭著的堕胎者的生、死和复活》，Jennifer Wright，Hachette Books）和A Woman's Life Is a Human Life: My Mother, Our Neighbor, and the Journey from Reproductive Rights to Reproductive Justice（《女人的一生就是人的一生：我的母亲、我们的邻居，以及从生殖权利到生殖正义之旅》，Felicia Kornbluh，Grove Press）分别介绍了19世纪初和20世纪后半叶两个不同时代的美国女性为争取生殖权利和生殖正义所做出的努力。

　　

　　尽管有上述种种努力，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于不少女性而言，不要说生殖权利或生殖正义，就连最基本的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危险的熟人》（［美］罗宾·沃肖，上海译文出版社，李闻思 译）调查了30多年来美国熟人强奸的现状，指出使熟人强奸成为可能的文化温床，并提出了解决该问题的策略。《同意》（［法］瓦内莎·斯普林格拉，新经典文化，文汇出版社，李溪月 译）是成年男性利用性同意漏洞剥削未成年少女的真实事例，讲述了斯普林格拉为自己14岁时的畸形关系勇敢发声，并最终推动性同意立法的事迹。《反抗跟踪：与跟踪狂的700日斗争》（浙江文艺出版社，匡匡 译）则记录了日本作家内泽旬子如何同前男友的跟踪骚扰行为斗智斗勇，最终成功将他绳之以法。但女性争取生命安全与身体权利的现状也许正如旬子所说，“原以为抗争的对手，仅仅是加害者一人，谁知现实却并非如此。与机构、制度、法律条文，以及背负潜规则或各种条条框框的人打交道，每一个回合都举步维艰，且过程没完没了。而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为了守卫自己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