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往届会议回顾之一：第一届中国企业史研究Workshop综述

　　

　　【编者按】第四届中国企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将于2023年10月中旬在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召开，研讨会主题为“国家与企业关系再反思”。为便于读者了解历届企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前三届称WORKSHOP）的基本概况，本网易号现汇总了以往3届会议的综述分三次连续刊出，以供读者备览。本期推出的会议综述是2017年10月在福建师范大学召开的第一届企业史研究WORKSHOP，主题聚焦企业史研究的“范式与方法”。

　　2017年10月27—29日，由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东南学术杂志社、《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范式与方法:首届中国企业史研究Workshop”在福建师范大学顺利召开。就在会议开幕前的9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以文件形式聚焦企业家精神，出台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10月18日，中共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因此，此次研讨会的适时召开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本次研讨会共分“企业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方法与案例”、“中国企业史研究专题”以及“全球企业史研究的性质与趋势”三个专题，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对中国企业史的相关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共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河南大学、山西大学、西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河北经贸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高校、研究机构以及《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东南学术杂志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等相关学术期刊的5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收录论文 32篇。

　　一

　　为推进企业史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有必要对中国企业史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如范式与方法等进行反思和展望，在宏观层面构建中国企业史研究的话语体系。故此，本次研讨会的第一个议程定为“企业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方法与案例”。

　　朱荫贵( 复旦大学) 在《试论近代中国民间资本中合伙制企业生命力强大的原因》一文中，通过史料中蚕丝业、毛纺织业等8个行业有关资本来源和组织情况的记载，对合伙制在近代中国企业中长期存在并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地位的状况进行了考察与评价。张忠民(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企业制度史研究的思路与方法》提出“企业制度史的研究似乎也可以被纳入企业史研究的范畴之中”的设想，认为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史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大致反映在“一个辨析、二大来源、三大系统、三大核心内容、一个整体分析”的总体思路上。王玉茹(南开大学)《史料、范式与方法———企业史研究的思考》在对近百年中国企业史研究回溯之后，提出在不断发掘新史料和尝试新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应揭示企业的历史特点和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

　　在随后的案例研讨中，刘建生(山西大学)《从破产制度衍进看清末官商的博弈》探讨了自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的30年间，商人与政府围绕着倒闭债案以及破产政策的互动和博弈，深刻影响了破产制度的进程。龙登高(清华大学)《东南亚工业化进程中华商企业的成长特征及其解释》基于英文、荷兰文原始资料与华商调研访谈，以印尼为例探讨东南亚工业化进程中华商企业的成长，并对其经营管理特色进行了学理解释。张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广州十三行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不同看中英对外贸易政策和官商关系的不同》认为中英两国在对外贸易政策和官商关系上的巨大不同，造就了广州十三行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组织形式、运行方式和经营内容上的巨大不同，也造就了二者不同的商业成就以及中英两国不同的国家命运。李玉(南京大学)《晚清招商局的“特殊乘客”———以〈申报〉为视阈的定量考察》以1873年到1911年《申报》对招商局官员乘客乘船的报道入手，考察招商局运载“特殊乘客”所反映出的官商关系以及企业文化。

　　二

　　企业个案研究是企业史研究的微观层面。本次研讨会的第二个议程是“中国企业史研究专题”，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问题展开讨论。

　　1. 近代企业组织形式。高超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企业的组织形态初探———以包工制为中心》对中国近代的企业组织形式做了全面的梳理和分类。基于制度经济学对企业的理解，从劳动管理(聚焦于工头制)、中间产品的提供(聚焦于包工制)两个层面对企业组织制度进行了分类，并简要评析了每种制度的性质和存在原因。赵劲松(西南财经大学) 《近代企业组织形式选择:法律约束和历史实证》尝试对企业史发展中组织形式的选择提供普遍性的解释框架，结合近代公司法律的变迁，从法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重新思考商业组织形式的选择和演变。张跃(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价格波动、机会成本与企业进退选择———近代上海缫丝业中的“租厂制”研究》则指出租厂经营亦是企业经营的方式之一。

　　2. 近代企业经营管理。赵国壮(西南大学)《糖品广告与精糖消费: 太古洋行糖品营销活动研究》从糖业营销角度再度审视太古集团的发展历程，为学界理解东亚地区的精糖消费提供了新的视角。方书生(上海社会科学院)《民国时期火柴业市场结构的演化———以刘鸿生火柴企业为中心》认为当时火柴业市场结构的演化是一个动态演进、非常态的过程，并阐述了火柴业市场结构演化的特征与效率在近代产业组织史上的意义。龚宁( 清华大学) 《试析全面抗战时期海河工程局的经营管理情况》则对日本在海河工程局的工程规划、财政管理以及人事安排等内部运营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3. 近代企业劳资关系。雷鸣(南开大学)《近代中国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制度分析———以上海纺织业为例》与杨在军(河北经贸大学)《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英美烟公司两次劳资冲突研究》分别以个案形式讨论了民国时期劳动力市场和企业劳资关系的相关问题。

　　4. 中外交流背景下的企业家以及企业协会。熊金武(中国政法大学)《近代中西金融制度合流中的制度企业家———基于买办群体的考察》指出考察买办群体，有利于理解中西金融制度合流中制度企业家群体的作用，形成对近代中国金融制度现代化的多元视角。皇甫秋实(复旦大学)《中美工商协进会与战后中美经济合作》利用美国罗斯福总统图书馆、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等所藏史料，考察了一个由美国各个行业的私营工商企业自发组织的非营利性组织的组建，及其与中美政府间的互动过程。

　　5. 1949年后的企业史。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企业史研究近年来得到学界的重视，赵晋(华东师范大学)《罪与罚:新中国初期的不法商人及其审判(1949—1952) ———以H市何宝珊、高仁义案为中心》、林超超(上海社会科学院)《“大跃进”时期上海街道工业的定位与转型》、孙建国(河南大学) 《对建国后私营资本家救济制度的分析:以河南省工商界生活互助金为中心》等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6. 其他。云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的一些前瞻性思考》与徐琳(上海社会科学院)《近代中国国有企业研究及进展———以21世纪以来的研究为重点》对近代企业史研究中的重点研究问题进行了综述与探讨。柯华(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资金超借，孰是因孰是果?》试图解析资金超借背后的原因与结果，并探讨资金超借与荣家企业脱离实体经济而进入金融投机业的关联。李真真(厦门大学)《传统商业账簿的会计学知识———以小惠庄经济文书为例》则为19世纪中国民间会计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实例。

　　三

　　中国的企业史研究是全球企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多年以来国内学界对国外企业史研究成果疏于了解。“全球企业史研究的性质与趋势”专题，成为本次研讨会的亮点之一。

　　日本经营史学会前任会长橘川武郎在报告中回顾了日本经营史研究53年以来的发展历程，提出未来的发展趋势将是实用性很强的“应用经营史”。关永强(南开大学)《企业家、基金会与美国早期的企业史研究浅析》探讨了美国早期企业史研究中学者与企业家以及基金会之间的合作互动关系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严鹏(华中师范大学)《企业史研究的钱德勒范式及其意义》提出钱德勒的学术遗产启示中国企业史研究应立足中国经验总结规律，采取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的研究路径，重视研究当代中国大企业的历史。周小兰(华南师范大学)《当代法国企业史研究回顾与展望》指出法国企业史研究正超越学科的界限，与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加紧结合。朱婷(上海社会科学院)《中、日对近代日本在华企业史研究的基本状态———以日本学界研究为重心》指出日本企业史研究一直侧重从企业组织内部对企业自身经营的研究，更重视对管理学、经济学及社会学的方法的综合运用。在个案研究方面，林彦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战后日本小规模零售商的家庭经营 (1955—1985)》主要讨论了战后日本小规模零售商的家庭经营模式对其长期经营的作用。刘强(东北财经大学)《政企互动，产业政策与英国棉纺织业的兴起与发展》则认为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是英国棉纺织业兴起的关键因素，亦是政府和企业博弈的结果。

　　自1927 年美国哈佛商学院诞生企业史研究的“管理学派”以来，侧重对企业内部运营管理的研究是美日等发达国家企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林立强(福建师范大学)《严谨性(rigor)和实用性(relevance):管理学视域下的企业史研究》通过梳理美国哈佛商学院企业史“管理学派”的演变，认为未来中国的企业史研究应借鉴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注重研究企业内部的决策过程、运营机制、企业家等元素，逐步形成具中国特色的企业史研究的“企业管理学派”。陈守明(同济大学)《组织印记(Organizational Imprinting)研究: 企业史研究的一个管理学视野》认为当今企业管理研究和实践对企业史研究提出了新需求，未来的企业史研究者应该是具备多学科学术背景的复合型人才。

　　本次会议在结束前召开了圆桌会议并进行了总结，与会代表，特别是青年学者就企业史学科的发展问题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其一，首届Workshop为中国企业史研究的深化开了个好头，希望能够持续举办下去。其二，跨学科的合作研究是未来企业史研究的方向。中国目前企业史研究的主体，包括此次参会的成员大都为经济学或历史学背景，未来希望有更多管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的学者加入。其三，加强与国外著名企业史研究机构与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借鉴美国、日本、欧洲等企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其四，关注企业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今后除了在系统研究近代企业的基础上为当今企业管理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之外，也要加强对当代企业史的研究，解决中国企业提出的现实问题，为现代企业管理实践服务。

　　作者：林立强

　　原文发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8年第1期）

　　“范式与方法”——第一届中国企业史研究WORKSHOP（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