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欧洲的政治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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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出版了一本名为《1913》的书。在书中的最后一章，恩斯特·特勒尔一语成谶地写道：这是我们大家熟知的老故事，人们一直称之为进步，后来又叫它颓废，今天的人们则乐意在这故事中看到对一种新的理想主义的准备。社会改革者、哲学家、神学家、商人、神经科医生、历史学家都在这给理想主义做标记。可是他还没到来。1913年的人们热切地幻想一个理性的、色彩斑斓的世界，却迎来的是萨拉热窝的枪声与沙皇俄国的战争动员，最终走向失序与溃败。

十九世纪的欧洲是十九世纪全世界的中心，而它的遗产至今仍在影响着今天的我们。教科书上的十九世纪是启蒙与革命带来的科学的进步、理性的昌明、新的精英知识分子登场与民族国家的崛起。然而线性历史却无法使我们体认那个“美好时代”的温情脉脉与背后的焦虑——当受过良好教育、并试图获得更多权利的中产阶级与垂死的旧贵族同时陷入了阶级身份的焦灼与民族主义的狂热时，毁灭的种子早已暗暗埋下。我们或许无法与时代中人有设身处地的感受，却可以在施尼茨勒的小说、拉威尔的音乐、康定斯基的绘画中触摸到那个摇摇欲坠却依然歌舞升平的世界。

2018年年底，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企鹅欧洲史”系列，英国剑桥大学沃尔森学院院长、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所著的《竞逐权力：1815-1914》全景式地为我们展示了十九世纪欧洲的文明与滑落。所谓“竞逐权力”并不仅仅指欧洲列强纵横捭阖的霸权斗争，还意味着阶级的更迭、旧权威的被挑战、新的政治理念的登堂入室。这个世界在旧制度的落幕中登场，新的世界则在它的阴影中慢慢生成。

|访谈|

问=经济观察报

答=理查德·J·埃文斯

译=汪思涵

问：在左翼历史学家的历史观中，19世纪的欧洲列强所主导的世界带来的是殖民与灾难。可是同样在保守主义者眼中十九世纪的欧洲却为人类文明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甚至是今天国际体系的雏形。您怎么看这两种定义？

答：至少在英国，确实有这种左右翼的分野。支持英国脱欧的人往往怀念昔日的大英帝国，怀旧情绪让他们有意忽略了帝国阴暗的一面。但我写的是欧洲历史，在书里，我将帝国视为一种欧洲现象。当时，法国、意大利、德国、荷兰、比利时都有海外殖民地，我会用比较的视角看待它们，但更将它们视为同一个欧洲现象的表现。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欧洲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这是殖民帝国产生的前提，至少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文明的发展使帝国成为可能。倘若全球电报系统、汽船、铁路没有发展出来，这些欧洲国家就不可能控制住海外殖民地。不过，欧洲列强不可能只靠武力来维持统治，而是需要当地精英的合作，从长期来看，这种政策，特别是其中普及教育的做法，为后来各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埋下了伏笔。正如我在书中所说，欧洲内部也出现了很大的进步，教育普及，数百万农奴获得解放，女性开始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取得平等地位，宗教上的少数群体获得平等权利，从汽车、汽船到电话、电梯，技术创新也层出不穷。

问：《竞逐权力》的第一章是《大革命的遗产》，托克维尔把法国大革命视为“国家主义的自我摧毁”，以赛亚·伯林等人也将法国大革命视作二十世纪激进的暴力革命的前奏与模仿的对象，您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暴力化与法国近代的政治传统有怎样的关系？

答：法国大革命于1789年爆发。在大革命的最初几年，法国建立了民主的君主立宪制。直到1793、1794年，受战争的影响，政权才趋于暴力独裁，出现了恐怖统治，拿破仑也借机崛起。在整个19世纪，欧洲的自由派和民主派获得权力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法国式的暴力大众革命，二是英国式的渐进和平改革。在既有政权拒绝改变的地方，法国式方法会占上风，俄国就是一个例子。

问：“二月革命”能否被看作一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19世纪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和二十世纪的魏玛共和国都是夭折的民主政权，这二者的命运有什么相似之处？

答：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和魏玛共和国都属于自由民主政体，都毁于经济灾难。19世纪中叶，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失败，是因为中产阶级看到大众民主的种种表现，深感恐惧，转而支持维护秩序的力量。柏林和维也纳的中产阶级也是这样。

问：1848年德意志与奥地利的革命都以失败告终，这是否为1918年的德国革命埋下伏笔？我们能否把一战后的民族自决原则理解为是1848年革命的一种延续？

答：我在书中提到，对于1848年的革命浪潮，我们应该把它放在延续至1871年的社会、政治巨变的长期过程中来理解。1815年维也纳会议建立的和平国际秩序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暴力动荡的时期，在此期间发生了克里米亚战争的冲突，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之后，在19世纪70年代，又建立起了新的稳定国际秩序。每个民族都应该有自己的国家这个原则，在理论上很简单，实践起来却非常复杂。19世纪下半叶，该原则在欧洲各地渐渐形成了影响，最终体现在1918—1919年的和平解决方案中。1818年一度失败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理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魏玛共和国和奥地利第一共和国再度兴起，不过并未成功。

问：德意志的民族建构远远落后于法兰西与英吉利对民族主义的建构。又是什么原因造成民族认同建构一度落后的德国，最终形成了以希特勒为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这与德意志的宗教改革有无关系？

答：1871年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其团结部分有赖于俾斯麦对“帝国的敌人”的攻击。所谓“帝国的敌人”，就是社会主义者和天主教徒。20世纪初，德国精英和数量日增的右翼压力集团越发感到，英国和法国拒绝让德国获得“阳光下的地盘”，也就是全球帝国。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希特勒等极端民族主义者兴起，他们感到德皇政府无能，德国受到了背叛，他们认为，要重建德国的权势，非用极端办法不可。1929—1933年的经济崩溃让他们有了可趁之机。大多数投票给希特勒的人肯定是新教地区来的，但这是因为新教已是国教，比天主教会更容易被国家控制。政府恶意敌视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天主教徒，对他们区别对待，这也可以追溯到俾斯麦的政策。

问：统一后的第二帝国以普鲁士作为主导，以对于武力和国家的崇拜作为自我认同，这对十九世纪的欧洲政治有怎样的作用？我们能否将其视为一战的源头？

答：要知道，德国是19世纪欧洲最分裂的国家。没有别的国家像德国那样，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平分秋色，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是规模最大、组织得最好的，在反对武力和国家崇拜方面起了作用。俾斯麦在1871年之后的政策是加强国际合作，好让德意志帝国有时间巩固。俾斯麦于1890年去职以后，德意志帝国才开始宣扬武力和海军至上。这肯定对德国在1914年决定参战起了作用，但不是其主要原因。

问：有学者将一战的爆发视作一场“预防性的战争”，而对于德国来说，为什么俾斯麦的政治遗产被迅速地遗弃，这与当时德国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有怎样的关系？

答：德国经济在1914年还很繁荣，各国经济相互渗透和全球化是当时世界的主流。德国的政治环境起了一些作用——1912年，社会主义政党成了帝国议会中最大的政党，有些右翼人士认为，应该打压社会主义者——但这对德国的参战决定并没有重要影响。更有影响力的是德国精英，特别是军事精英的观点，他们认为，如果要打仗，就要赶在俄国大规模扩军实现之前开打。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应该从种族竞争（斯拉夫人、条顿人、拉丁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等等）的角度看待国际关系，这种观点的传播也起了一定作用。德皇威廉二世及军队和政府领袖忘记了俾斯麦在1871年发出的警告，高估了德国的力量。战争始于巴尔干，而俾斯麦曾说，巴尔干不值得哪怕一个波美拉尼亚掷弹兵为之牺牲。

问：您认为“一战”前的“七月”危机能否得到避免？为什么一战中的主要矛盾体现为英德矛盾？

答：1913年，一场类似的危机得到了避免，当时英国介入，针对巴尔干地区的冲突召开会议。但是，1914年的时候，赌注提高了，特别是奥地利领导人感到，要维护拥有数百万南斯拉夫臣民的奥地利帝国，就要让塞尔维亚屈服，因为（他们认为）是塞尔维亚促成了对奥地利皇储的刺杀。德国无条件支持奥地利，俄国无条件支持塞尔维亚，这两点是“七月危机”的关键因素。英国加入，因其认为德国对英国的全球霸权构成了威胁，它需要维护自己的战略利益。但我们也不应忘记其他战线，即俄国对奥地利的东方战线，以及奥地利对意大利的南方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