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的哪句名言？解释了蒋介石抗战时期保住陪都重庆，在解放战争时期却是一夜之间土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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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之后，如同秋风扫落叶似的横扫国民党军队，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其军队主力丧失殆尽的情况下，还在做抗日战争时期偏安西南一隅的迷梦，倾力部署西南防御战略，为保住西南作最后的顽抗。抗战时期重庆保住了，解放战争时期却是一夜崩塌，这是为何？

　　01

　　兵败如山倒，蒋介石还在做“陪都”之梦

　　

　　蒋介石在重庆清点残兵败将，部署西南防备，发誓要与共军在大西南一决雌雄，然而“曲高和寡”，

　　此时，有90万国民党军盘踞在西南。重庆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陪都，蒋介石曾在这里生活与工作过6年多。山城重庆雄踞长江与嘉陵江之滨，地势险要，是大西南的门户。当年日军横扫中原，席卷华北，唯独对大西南无可奈何。

　　大西南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康、西藏五省区。以山城重庆为轴线，北有大巴山脉横亘川陕边界，东有巫山山脉、武陵山脉纵贯川、鄂、湘、黔边境，成为西南诸省北部和东部的天然屏障。

　　天险长江自万县以东，穿过巫山注入湖北，形成西起奉节，东到宜昌的几百里峡谷，绝对是四川和湖北之间交通要道，其地形相当险要。

　　我国云南省位于南部边疆，分别与缅甸、老挝、越南交界，3000多公里的国境线，成为我国西南大门。

　　西藏、贵州、西康均为山地，尤以西藏、西康山高路险，加上少数民族众多居全国之冠，有些地方还处于蛮荒时代，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外人很难插足。因此，大西南易守难攻，是负隅顽抗的最佳处所。

　　

　　蒋介石的具体部署是胡宗南部14个军约16万人布防于秦岭、汉中、川北一带，布置两道防线，重点防备北面进攻；

　　其中张群所辖23个军约30万人在巴东一带布防，宋希濂所辖14、20兵团共6个军约10万人，控制鄂恩施、咸丰一线，孙震部3个军约4人，控制着巫山、万县一线；

　　白崇禧率部约10万人组织湖南广东联防，想凭借广东广西为天然屏障，从东南面守住大西南；谷正伦带领第19兵团沿湘黔公路沿线设防；第15兵团司令官罗广文部等驻扎在南充等地，准备向川北或川东机动；

　　另有云南卢汉部、西康刘文辉部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直属的几个军分别在昆明、雅安、宜宾、成都等地区担任守备任务。

　　国民党军队这个以四川为重点的布防，是以坚守秦岭阻止人民解放军由北入川为重中之重。蒋介石认为，川北是人民解放军入川捷径，这里有陇海铁路和川陕公路与老解放区相连，有利于大兵团机动，补给问题较易解决；而川东方向不仅战线长，而且地势险峻、交通极为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因此，他判断人民解放军不会舍近求远，入川的方向以北面的可能性较大，最大可能是取捷径由陕西越秦岭入川。

　　02

　　而我军策划的是如何大迂回

　　邓小平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等具体分析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可能采取的行动，估计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的强大攻势下，胡宗南部将加速向四川撤退，而位于川湘鄂边区的宋希濂部则可能退到川东和川南进行抵抗，以保障胡宗南部的侧翼安全，顶不住时则可由东南向贵州、云南方向逃跑。

　　

　　刘邓认为二野主力绝不能从川陕方向正面推进，而要从川东和黔东方向突破，进行迂回包围，依次攻占贵阳、宜宾、泸州、乐山、邛崃、大邑等地，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占领乐山、邛崃和大邑。这样就可以切断四川境内敌军逃向贵、康和云逃退路，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

　　9月20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进军西南问题给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的电报中，采用刘邓《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中“大迂回”的提法，提出我军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至此，解放大西南的“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和部署完整地确立下来。

　　大迂回的另一侧，陈赓兵团一路势如破竹沿江西、广东和广西打了一圈，差不多走了半个中国，对大西南构成一个疏而不漏的外沿包围圈。那时陈赓兵团早已接到入主云南的命令，但为了不打草惊蛇，陈赓兵团没有急于向云南开进。

　　毛泽东为了迷惑蒋介石，保证对其行大迂回大包围的突然性，早在三野10兵团发起攻金之际，他就指示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和贺龙率领的18兵团等部对胡宗南的秦岭防线发动小规模攻势。同时命令在陕南和鄂西北地区部队，积极进行佯动，牵制胡宗南集团。

　　毛泽东一方面是挥写解决大西南的大手笔，另一方面在在导演进军西南人物出场顺序，这戏就是专门演给蒋介石看的。当陈锡联第3兵团乘火车由南京、徐州向湖南开进，行经郑州时，司令员刘伯承在专门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公开宣布要向四川进行，佯装请示西进。

　　为此，共产党的政治宣传中心新华社公开发布了刘伯承、邓小平率部经徐州、郑州西进，并在郑州召开群众大会准备西进的新闻报道，制造二野主力将由陕入川的假象。

　　当时，正值四野及4兵团进行衡宝战役、广东战役，三野进行厦门战役、金门战役，二野各兵团进行隐蔽性集结，蒋介石对我军的部署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为我军第5兵团突然从四川、贵州边界迂回敌人的后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蒋介石竟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完全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错误地估计解放军进攻的路线不是川北就是川东，根本没有想到会是川南，因而把重兵都布防在秦岭一线和三峡两岸。而派往川南坐镇的将军竟是共产党的内线，无异于帮解放军派了一名把门的大将。

　　

　　何绍周之19兵团驻守在贵州湘黔公路和贵阳至盘县一带，这里是胡宗南和宋希濂部防线的结合部，是西南防线的薄弱环节，有利于我军穿插迂回。

　　陈赓的第4兵团在攻打广东时，杨勇则率第5兵团则在湘西按兵不动。按照毛泽东的锦囊妙计，口袋没有扎好，不能把敌人往里赶。等到陈赓把广州拿下，杨勇兵团再从芷江快速进入贵州，歼灭何绍周，迅速占领贵阳。

　　陈锡联率领第42、47、50军也与杨勇兵团保持行动一致，兵分两路，从湖南、湖北两省之间溯江而上，直接杀入川东大门。

　　为了给大西南的残军鼓劲，蒋介石的“美龄号”专机降落在重庆白市驿机场，他和蒋经国走出飞机，迎接他的不是鲜花和笑脸，只有满脸郁闷的阎锡山和张群等人。还有就是顾祝同递给他的一份关于“桂林失守”的电报。

　　蒋介石匆匆钻进汽车，一路上再也见不到欢迎的人群，原本在台北登机时，蒋介石原本还想到了重庆后，搞一个庆祝“金门祝捷”的活动，用来振奋驻在大西南部的国民党残军，以图暂时偏安西南，有机会再图中原。

　　如今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保卫战，竟成了毛泽东以四川为中心的包围战。

　　

　　蒋介石听了顾祝同、张群等人哭丧着脸的汇报，半天没有说一句话，心中悔恨不已，连呼上了毛泽东的当，自古以来，但凡率军入川，就么就是直打开剑门，或者从川东进攻，毛泽东如此用兵，专戳自己的痛处，莫非是上帝的安排？有得必有失，得了金门，必失西南？

　　03

　　对领导层思想教育很及时

　　蒋介石在悲叹如何才能守住西南，而大此之前，我军也有发愁的地方，那就是干部太少，而且思想上出现问题，进军大西南的任务下达后，二野一部分指战员出现了一些不良情绪。一些人见过南京、上海的花花世界之后，感到西南偏僻贫穷，工作和生活条件太差。一些干部甚至高级干部认为解放战争以来“二野特别苦和特别出了力”，不应该再担负这样艰苦的任务了。部队还出现了发牢骚说怪话、闹待遇、本位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甚至擅自离队的现象。

　　这些现象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召集专门会议研究决定，在二野全军中开展“加强人民国家的观念与整体观念”“反对本位主义”“反对自私自利”“反对叫苦和功臣骄傲思想”“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的思想、作风教育。

　　二野前委向全军各级党委及各级首长发出《关于克服不良倾向指示》。《指示》指出：有些干部特别是某些高级干部，背上了大别山、豫陕鄂、刘邓大军、陈谢大军，以至于淮海战役、渡过长江诸胜利的包袱，于是骄傲起来，从而大大地损害了我们的工作。现在是我们二野的干部向三野、四野学习艰苦朴素、遵守纪律、顾全大局和友爱团结的时候了。如果不这样，我们就不能很好地执行解放西南和建设西南的光荣任务。

　　

　　针对部队中暴露出来的不良思想倾向，邓小平多次在各种干部会议上讲话、做报告，联系广大指战员的思想实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动员。

　　8月17日，他在二野、三野团级以上干部扩大会议上讲话，客观地分析进军西南所面临的困难，尖锐地批评部队干部战士中出现的怕苦畏难的思想情绪，号召全军克服困难，为夺取全国胜利作出新的贡献。

　　他具体分析了当前工作面临的与这“三关”相联系的困难：一是来自帝国主义封锁与反动残余势力的捣乱；二是接收了国民党留下来的烂摊子；三是军队多了，开支巨大；四是农村工作没有搞好，使城市陷于孤立。他着重指出要过好“反对帝国主义”关，克服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经过一系列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和教育工作，部队不良的思想倾向和情绪得到纠正。为进军大西奠定胜利的基础！

　　04

　　对敌军攻心为上，政治工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军政兼施攻心为上，恩威并重上兵伐谋。针对聚集西南的国民党军面临绝境，其许多将领和军政人员彷徨不定的情况，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等在指挥进行猛烈的军事打击的同时，对国民党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攻势和策反工作。

　　早在进军西南前夕，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等就派了专人做争取西南国民党军将领的工作。为深入调查西南国民党军内部的情况，确定策反对象，在八月初，直接受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敌工部部长杨松青、情报处处长柴军武即带人到汉口设立办事处，通过各种渠道，先后向西南国民党军派遣了九十多名策反人员。

　　同时，一野18兵团也向胡宗南集团及有关部队派出70多名策反人员。中共川、滇、黔、康各省地下党组织也配合做了大量工作。各方面周密细致的策反工作，为争取大批国民党军官兵起义、投诚打了基础。

　　

　　解放西南战役发起后，邓小平和刘伯承又派遣一批敌工人员通过各种关系打入西南国民党军队。特别是派人重点做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和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以及其他一些国民党重要将领的工作，向他们宣传“约法八章”和中国共产党对待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有关具体政策，敦促他们脱离蒋介石集团，站到人民方面来。

　　与此同时，邓小平和刘伯承还要求广大指战员，在作战中注意做好对国民党军的争取、瓦解工作。

　　11月12日，邓小平在为二野前委起草的给即将进入贵州新区的五兵团负责人杨勇、苏振华等的电报中指出，不可笼统提出集中力量打击“中央系”的口号，因为贵州自从王家烈之后，一直在中央系统治之下，这样形成打击面太大，不利于瓦解敌人。即使是中央系中的大部分人，思想上也都在动摇，我们应给他们改过自新之路，孤立最反动的选对分子，减少解放西南的阻力，也便于我军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和发动群众。

　　要求我军在进入新区后，就得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中立所有可能中立的人群，分化敌人营中所有可能分被分化的人，这个策略不能把“中央系”排除在外。

　　贵阳解放后的第四天，11月18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致电第三、第五兵团并告第四兵团，提出利用俘虏做策反的工作。电报指出为了瓦解当面的敌军，各部应及时在俘虏中挑选一些对象，经过简单宣传教育后，携带一些我军宣传品和简短信件后，可让其返回敌营，号召敌军官兵停止抵抗，听候改编及与解放军合作者，他们这样的的行为将受到人民的宽待。

　　11月21日，邓小平和刘伯承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部的名义向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四省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布文告，提出“四项忠告”

　　文告告诫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早日进入和平建设，恢复多年以来战争带来的创伤，这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也是全国人民一致的热望。奉劝他们立即觉悟，投向光明。

　　11月25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致电陈锡联、谢富治、阎红彦并各军，指出当面之敌宋希濂、罗广文部体系甚乱，望各军师团首长向当面敌人团以上军官普遍多写信，并将刘邓向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四项忠告广播词抄收，普遍印送敌军中去，藉以瓦解敌军。

　　

　　在中国共产党切实有效的统战工作的影响下和“四项忠告”的感召下，西南各地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将领纷纷率部起义。

　　12月9日，卢汉在昆明，刘文辉和邓锡侯、潘文华在雅安，分别宣布率部起义，脱离国民党，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云南、西康两省宣告和平解放。

　　12月10日和11日，国民党军第19兵团王伯勋率领部队在贵州盘县宣布起义。郭汝瑰则率部在四川宜宾起义。

　　云南、西康的和平解放，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相继在阵前举起义旗，加速了西南国民党军的分化和瓦解，也加速了西南解放战争的进程。

　　在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及川东、川南广大地区后，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和第15、16、20兵团残部纷纷向川西地区撤退。

　　这时，在华南战场，人民解放军解放广西的战役取得重大胜利，白崇禧集团主力在桂粤边境被人民解放军四野和二野第4兵团歼灭。

　　从重庆逃到成都的蒋介石，本想在成都孤注一掷，无奈已经没多少本钱了，自知“无可奈何花落去”，只好授权胡宗南指挥川西所有部队在成都地区组织抵抗，他本人则于12月10日携“国民政府”要员乘飞机逃往台湾。

　　

　　24日，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抓住国民党守军混乱不堪的有利时机，向被围困在成都地区的胡宗南部发出最后《忠告》，劝告他们认识时势，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派，投到人民政府方面来。当天，新华社全文广播了这个《忠告》。

　　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效果非常明显，当日，国民党军第15兵团罗广文、20兵团陈克非率领部队在彭县起义；12月25日，国民党军第7兵团裴昌会率领部队在德阳宣布起义。

　　只有李文仍然执迷不悟，继续组织残余兵力猛攻邛崃、大邑一线。12月26日，我三路大军协同作战，发起全线攻击，战至黄昏，全歼李文部，生俘李文及第5兵团5万余人。

　　27日，国民党军第18兵团司令官李振率部在成都以东地区宣布起义，解放军不战而胜拿下成都，成都战役胜利结束。

　　至此，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被歼灭，蒋介石苦心构筑的大西南防线土崩瓦解。

　　总结语

　　“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险。用兵之道，以治取胜。”

　　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吴起的那一句话，用来形容这场战争的结局再合适不过了。在抗战时期，蒋介石能在陪都重庆站稳，这是因为日本人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而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拒绝和平，违背了广大人民的意愿，又如何能以山河之固挡住中国人民解放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