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剑桥人类学在读博士和她的田野

　　一个月前，三圣乡敦壩上演了一场话剧：《正义陪聊团》。这部剧的编剧、导演、演员都是敦壩的“资深观众”。

　　演出当天，所有演员才第一次聚齐，而且还自己改了台词，各自拿到的剧本也不一样。看过彩排的人说，不要抱过高期待，毕竟都是“杂牌剧组”。

　　

　　这是敦壩的最后一场活动，提前做了预告：自由参加，无需报名，只需每人带一份菜或水果。“一人一菜”是敦壩的传统，大家一边吃吃喝喝，一边把活动搞了。我带了一份酸萝卜老鸭汤，去敦壩“赴宴”。

　　两排长桌摆满了各种美食和酒，大家都在认真地吃喝。吃在敦壩是件重要的事。经常，活动进行中，有人在发言，有人端着抄手或炒饭在边上吃，也有人聊着聊着去喝杯酒或抽支烟。这让活动显得轻松随意。

　　

　　

　　话剧比想象的好，演员不断忘词，大家还是报以掌声。气氛一如既往的随意，没有太多伤感。主持人风哥说，“将以新系列‘杂牌剧’第一部剧的首演，向敦壩道别。”

　　因为房租到期，敦壩，这家从诞生起就知道“只会开580天”的酒吧，在办了200多场文化活动后，终于谢幕。

　　

　　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见证它的最后一晚。大概来了两百多人，有从重庆、遵义来的，也有从北京、上海、广州来的，最远的一位，是来自英国剑桥的灵子。

　　这位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在读博士，其实是敦壩“自己人”，她曾在这里做了18个月田野调查，兼活动主持人。

　　去年底，她离开敦壩，回剑桥准备毕业论文。朋友们为她践行，热闹地聚了N次，还搞了告别仪式。大家确信，这一别就是“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灵子

　　临行前，灵子说，一年半后见！

　　没想到，不到两个月又见面了。2月中旬，灵子闪现成都。她说是被剧本打动的，“看上去很好玩”，一查机票就回来了。

　　实际上，她可能没有真正离开敦壩。当看到敦壩已经拆得只剩骨架，园子也显得荒芜，“想到这里度过的日日夜夜，还是有点伤感。”

　　

　　她也有点不好意思，“信誓旦旦地说一年半后见，这么快就回来了。”不过还是很兴奋，一回成都就开启烧烤模式：中午烤鱼，下午烤榛子，晚上烤耗牛肉、烤糍粑、烤榴莲……

　　她在朋友圈写道：成都的朋友们欢迎约起来！毕竟我从英国都赶回来了，还有拿地点远做借口的么？

　　

　　灵子

　　剑桥大学人类学在读博士、前媒体人。著有《忧郁的常识》。

　　一个神奇的地方

　　作为主持人之一，灵子参与主持了敦壩最后一场“明亮的对话”。这是一个辩论式活动。参与者大部分是熟面孔，也有新人。新人比较腼腆，熟人发言积极。

　　一位“壩友”说，他第一次来参加活动就“蒙了”，大家都在讨论，没有主讲人。而他想象的形式是“一个人讲一群人听”。主持人说，你可以随时加入。他的第一反应是，“还要思考，贡献idea，感觉特别好。”

　　

　　·敦壩

　　在敦壩，主持人并不是一个主导性或强势的角色，而是“尽可能往后补”。所以大家都很放松。有人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成都，二环以内的活动，通常有一个中心议题或核心人物，但敦壩位于遥远的三环外，这里人人都可以是中心。

　　亮叔是一位经济学研究者，经常参加“明亮的对话”。他认为，线下活动让人变得更有耐心。“因为有人跟你观点不同时，你不能屏蔽他，你要去跟他对话，理解背后的逻辑什么。”有时他故意加入与自己观点相反的团队，听他们讨论。

　　

　　·“明亮的对话”海报

　　甚至聊天主题也像“开盲盒”。有一次，两个青年的学者来参加活动，主持人也不知道他们要讲什么，只是介绍了身份。开场四五分钟了，他们才在白板上写下主题。观众的兴趣瞬间被撩起，现场弥漫着一种偷偷摸摸的兴奋感。

　　所有这些“惊喜”都是自然形成的，包括最广为人知的活动“十日谈”。冬天里，人们常生一堆火，一边烤火一边聊天，一聊就到半夜。

　　一晚，正聊着天，有人说，此情此景好像薄伽丘小说《十日谈》里的场景。于是“在火边聊天”这件事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十日谈”，并成为敦壩的一个招牌活动。

　　

　　·“十日谈”100期海报

　　“十日谈”每期邀请一个人来聊天。一开始列出十个名单，一看全是男性，觉得不妥，于是再做了一个女性专场，灵子是这一季的主持人，邀请来了十位女性嘉宾。

　　后来，又做了艺术和设计专场、历史专场等等。就这样，一共做了100期。“一切都挺自然的，想到了就做，做着做着觉得好像还可以继续。”灵子说。

　　历史学家王笛参加过一次“十日谈”。晚上十点多，他有点困了。主持人宣布，中场休息。王笛大惊，难道还有下半场？主持人回答，一般要聊到12点。王笛兴奋起来，那就舍命陪君子！这个夜晚，大家聊得很尽兴，“仿佛回到少年时的读书时光。”

　　

　　·王笛在敦壩参加“十日谈”

　　去年11月，“十日谈”100期结束时，评论人张丰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十日谈’结束了，就永远不会再有。它是不可复制的，像流星划过天空，就再也找不到了。”

　　确实，敦壩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如果你没去过，可能永远不想去，因为三圣乡太偏太远，经常堵车，而且大部分活动在晚上；如果你去过一次，就会迷上——在城市的边缘，一群志趣相投的人，一起喝酒聊天，烤火看电影，像一个精神乌托邦。

　　自己长出来的田野

　　在敦壩，灵子参与、主持了大部分活动。她把“成都的智识生活”作为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对象。每次搞完活动，都要记笔记，据说已记了上100万字。经常有人问，你的论文写得怎么样了？她很怕别人问这个，主动交代：还没动笔。

　　不过一开始，成都、敦壩并不在计划里。最初选择“田野”的时候，灵子考虑的是北京或者上海。这两地的知识分子最多，也更为人所熟知。

　　但朋友认为，北京、上海的知识分子有点类似，大都在体制内。建议她考虑一下成都，成都有一帮游离在体制外的“野生知识分子”，可以观察。

　　

　　这个建议让她眼前一亮，“觉得也挺好玩的。”当时的想法，是从中选出两地的知识分子做对比研究。但导师建议，时间太短，最好关注一个地方。于是她就很开心地来到了成都。那是2021年6月。

　　来成都的第二天，灵子就经好友介绍认识了风哥。当时风哥在做“山海学院”。灵子觉得很好玩，想去旁听，风哥说，那你来帮忙吧，做助教。于是一对“神奇搭档”诞生了，一个擅长策划，一个完美执行，“沟通完全不费劲”。

　　一个月后，敦壩开业。当时只是一个“以教育为主题”的精酿酒吧。一天，灵子在玉林街头的一苇书坊主持观影会。敦壩的朋友说，他们那边条件不错，还可以室外投影，邀请灵子过去试试。

　　

　　·敦壩观影活动

　　灵子记得很清楚，2021年9月19日，她在敦壩做了第一场观影会，放的是法国电影《标准之外》。这也是敦壩的第一场公众活动。

　　她从剑桥回来后，2023年2月19日，做了最后一场观影会。这次放的是捷克电影《失翼云雀》。看完后讨论热烈，有交锋，有欢乐，也有人睡着了。

　　一个小伙子醒来说，“片子很好看。”灵子问，“那你为什么睡着？”“因为新冠后遗症……”当晚，大家聊到11点多，吃了结业蛋糕。灵子感叹，“可以这么从头走到尾，相当荣幸。”

　　

　　·2月19日，灵子在敦壩主持了最后一场观影会

　　刚来成都时，灵子不知道去哪里找“野生知识分子”，通常是哪里有活动，她就去哪里。但人类学的研究，理论上都有一个清晰的边界，不管是地域的还是文化的，比如费孝通的“江村”、林耀华的“金翼之家”、项飙的北京“浙江村”等等。

　　论文报题的时候，也有人质疑研究“范围太宽”怎么做。最终形成了敦壩这样一个地方，灵子觉得是意外。“其实大部分人类学者，都会有一些意外。慢慢就发现自己真正的田野是什么，它是自己长出来的。”

　　

　　以前，灵子开玩笑说，自己曾在成都做田野，现在只敢把范围缩小到敦壩。“回头去看，你发现一切都是从这里展开的，所以我的论文虽然没想好怎么写，但肯定会以敦壩为线索。”

　　不过，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可能会发生变化。她早期定义的知识分子，是以知识生产和传播为业的人，包括写作者、媒体学者，出版人等等。之前定的题目聚焦在知识分子身上，也是她的路径依赖，她对这群人最熟悉。

　　“但现在我大概会以敦壩为叙事线索，就不完全是围绕知识分子了，观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未必能用知识分子来框定。当然也看怎么定义知识分子，也有更宽泛的定义，能把他们包进去。”

　　不需要分裂的感觉很好

　　学习人类学之前，灵子是一个媒体人，在媒体工作多年，先做文化记者，后做文化编辑。工作中，她接触了大量知识分子，观察到这一群体的处境和困惑。于是打算出去读书，感受一下国外的生活，同时也寻求答案。

　　但没想好学什么。朋友推荐人类学。她查了一下人类学的研究方向，觉得挺好玩的，就申请了英国的学校。走的时候还办了停薪留职，想着还会回来上班。

　　“读了之后发现确实很好玩，它跟新闻有很多相似之处，至少方法上相似。比如接触陌生人、观察、采访等等。而这些早就不是障碍了，但对于一些未出校园的学生，可能第一步就挺难。”

　　

　　·剑桥大学，图/灵子

　　她的硕士论文写的是“知识分子的道德困境”，得了专业第一名。这时老师就不断鼓励并追问，你要不要读博？你的题目很有意思，你要不要读博？

　　“我的硕士论文，无非也是想给自己找答案。做媒体、做知识分子怎么发挥作用？当现实的社会情况，跟你的期望越来越远的时候，怎么选择？成都让我看到了很多可能性，我们现在做的事也是其中之一。”

　　

　　灵子对学术生活没有太多向往，对人的活动更感兴趣。但自己刚适应英国的生活，知道学术论文怎么写，如果现在就结束，有点意犹未尽。于是决定，申到奖学金就读，至于读完博士做什么，“到时候看，最起码有底气养活自己。”

　　在她看来，因为有了困惑，出现这个题目，才有一个这么奢侈的机会来做田野。这个田野本身已经是很大的收获了，博士论文倒像一个副产品。

　　“假设我从北京离职了来成都，不管是gap year也好，还是换工作也好，绝不可能像过去一年半那样全身心投入到公共文化生活里。所以在成都的日子是相当奢侈的。”

　　

　　这一年半，灵子几乎都处于打鸡血的状态，偶尔有些疲惫，但基本没有太多焦虑。因为她知道未来是要回去读书的，有一个确定的方向。

　　“如果完全飘着，我可能会焦虑接下来干嘛，现在不需要想这个问题。”她每天看上去都像在玩，其实也在做事。“我所做的事情，既是我的工作，也是我喜欢的生活，这种不需要分裂的感觉很好。”

　　自从人类学家项飚提出“附近”的概念后，这几年人类学变得很火。大家都想知道，这位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在读博士，对成都和成都的知识分子有什么独特的观察。

　　但她总是说，还没有什么太新的观察，都是老生常谈。通常，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要经历一个“融进去、跳出来”的过程，可能灵子离开敦壩的时间还不够长。

　　

　　同时，她的田野和传统的人类学田野也有点不一样。传统的人类学家（尤其经典人类学家）会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与环境，比如一个荒岛，甚至要重新学语言，花很长时间去熟悉那里的生活，建立信任。

　　而灵子进入了一个非常熟悉的环境，观察一群再熟悉不过的人，只是换了一个地方。

　　“它的好处在于无缝衔接，可能来成都的第二天就可以开始田野了，不用花大量时间去适应。弊端就是会有一些盲点。因为太熟悉，就没有人类学要求的那种‘新鲜的眼光’”。

　　所以，她期望能拉开一段距离，在一个英文的学术环境，尝试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

　　

　　不过，在吃喝这一点上，成都肯定有它的特色。之前有朋友从北京搬来成都，风哥组织了一个欢迎宴。

　　50多人在一起吃吃喝喝，全场没有刻意介绍主角。后来熟悉了，大家才发现当初欢迎的是谁。

　　“哈哈哈，都不认识，但很好玩。”灵子常把“好玩”挂在嘴边，她是山东人，讲起这些事的时候，感觉像个“精神四川人”了。

　　● ● ●

　　编辑丨Rain

　　图源丨敦壩、灵子

　　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