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七岁的我成了下乡干部的“通信员”，吃上一年白馒头

　　〖身边的真人真事〗之十一

　　一九七一年的元宵节刚过，我们生产队来了一位“特殊”客人，庄上的人都叫他“老董”。

　　他那时五十来岁，身材魁梧，有些花白头发很捋顺地向背着，一身中山服，左口袋上方端端正正地佩戴着毛主席像章，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真实身份，只知道他是下放到我们生产队参加劳动的干部。

　　直到后来，中国人民银行捐赠了大村一台东方红“28”型拖拉机，人们才知道老董来自北京，身份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老董的住在生产队仓库看守房里，房间不大，很破旧，靠后墙砌了个士坯炕，窗前用两块木板支起了一张简易桌上，放着两个搪瓷缸，推放着几本；墙上挂着一个绣着“为人民服务”字样的黄包挎包、一项草帽，一个绿色军用提包放在炕头，这便是老董的全部家当。

　　“老董”初来小队时，是吃“派饭”，除了“五保户”、单人户（光棍户），不偏不倚，每户管饭一天。谁曾想，老董“派饭”吃了不到十户，就固定到我们家吃饭了。

　　现在想起来，可能是因为当时我父亲在县城上班，家庭条件稍好点的原因吧，最起码我家有一间与住房分离的厨房，那时大多数社员家庭确没有。

　　

　　老董是在大队长的陪同下，在我家吃的第一顿饭，那时我刚上小学一年级，一天下午放学后，我与小伙伴们玩了很长时间的斗“面包”（纸叠的玩具）游戏，掌灯时分才回去。

　　没走到家门，我就闻到一股久违的肉香味，心中一乐：嘿嘿，今晚家里来客人了。进门一看，大队长陪老董坐在我家堂房边喝茶，边聊着什么，母亲在厨房准备饭菜。

　　那晚母亲整了四个菜，拿出了一瓶酒。酒，老董没喝，大队长喝了点。吃饭间得知，以就后老董一日三餐要在我们家吃了。

　　

　　家乡习俗，客人在家中吃饭，主人家得有人陪着，不然就是对客人的不尊重。那时父亲在城关上班，很少回家，弟弟妹妹们年龄尚小，陪老董吃就非我莫属了。

　　陪客人吃饭，就意味能与客人吃同样的饭菜，我也因此吃上了近一年的白面馒头，那时的白面馒头吃到嘴里真香啊。老董每天晚饭后就把一斤粮票七角钱（一天的伙食费）放在桌面上，一次不落。

　　那时农村家家户户安装得都有“话匣了”（有线广播），社员出工前、收工后以及夜晚时间，是“话匣子”播音时间的时间段，也就是农村的饭点时间，老董就是踩着这个点去我家吃饭的。

　　老董在我家第吃饭的第三天，我便成了老董了“通信员”，那天下午放学后，老师带我到与学校一墙之隔的大队部办公室，大队会计交给我两份报纸，让我带给老董。并让我每天下午放学，把放在桌子上的报纸带回去，交给老董，老董也时常让我把他写好的书信或材料带到到村部去。

　　

　　出于对我的奖赏，老董取下自己胸前佩戴的“为人民服务”的胸章，端端正正地戴在我的胸前，我成了当时我们大队佩戴胸章的第一人。这项殊荣就足以值得我炫耀的了，我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小胸脯高高得挺起。

　　老董每天与社员一起参加生产劳动，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让人想不到的是，他竟然是一位种庄稼的里家里手，耕田耙地、打场扬场、施肥浇水、喷药锄地样样不输于种了几十年庄稼的老把式。

　　农忙季节，老董与社员一样，收工后挽着裤腿、光着脚板掂着鞋子，顾不上洗把脸就到我家吃饭。所不同的是，他无论当天衣服上有多脏，第二天，总是穿着干净整洁的衣服出现在田间地头。

　　

　　周末的一天，父亲回来了，晚饭时父亲与老董谈起了林彪叛逃事件。我向老董问了一连串的问题：林彪不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吗？怎么还要叛逃呢？老董当时的表情显得很凝重，停了好长一会时间才说了一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呢？那年我牢牢地记住了一个外国的地名——蒙古的温都尔汗。

　　那年的十一月份，县组织的修筑淮河大堤的大会战拉开了序幕。全县投入了六万民工参加修大堤，我们生产队派出了二十多个青壮年民工，老董也随青壮年民工去了工地，那时没有什么施工机械，每一块土，都是靠人挑车拉运到河堤上的，直到腊月二十一，老董才与民工回到了村庄。

　　

　　转眼间到了农历的腊月二十六日，老董破天荒地挎着绣着“为人民服务”字样的挎包，来到我家吃早饭，告诉我与母亲，吃过早饭他就要离开离开这里了，并说了一番感谢的话。

　　吃过饭后，老董从那个黄挎包掏出一本崭新的笔记本，又从口袋里取下一技“英雄”牌钢笔送给了我，抚摸着我脑袋鼓励我说，这些东西送给你做个纪念，要听听家长与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将来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如果是在平时，老董送给这些我梦寐以求的东西，我真不知道会高兴成什么样子，可当时的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只觉得鼻子酸溜溜的，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那天很冷，下着雨加雪，十点左右村庄口开来了一辆小包车（吉普车），老董提着简易的行李，走到村庄路口，挥手与送行的社员们告别，转身上了吉普车，车子缓慢的开出了村庄，驶上了通往县城的石子大路。老董就这样在春节前三天离开了我们村庄，没人知道他要去哪个地方。

　　

　　一九七二年农历正月刚过，一台挂着拖车的东方红“28”型拖拉机，缓缓地开到了大队部门前场地上，拖车里装着与拖拉机配套的犁子，崭新的拖拉机头前挂着月红绸布结成的大花。

　　送车人员从提包里取出一份红颜色的捐赠书，上写着：中国人民银行向??大队捐赠东方红“28”型拖拉一台的字样，行长签字栏里有董??的亲笔签字，这时人们才知道，在我们村庄住了近一年、在我家吃了近一年饭的老董，真实身份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我们大队是当时全县第一个拥有拖拉机的大队，土地到户后，这台拖拉机以三千五百块钱（当时打的欠条）的价格卖给了大队支书的大儿子。支书的大儿子也因此成为率先富起的那部分人。

　　五十多年过去了，人们提起老董还感慨地说：再也没有老董那样的好干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