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保送路：捷径还是困境？丨镜相

　　本文由镜相 X 复旦大学合作出品，入选高校激励项目“小行星计划”。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采写 | 罗羽荻

　　指导老师 | 洪兵

　　编辑 | 柳逸

　　知乎上的一则提问——“作为一名外语类保送生，你后悔吗？”引来30条回答和246848总浏览量。其中的一个回答是：“给学校带来荣誉，给家族带来骄傲，给自己带来痛苦。”

　　“我觉得我走的就是捷径，不配来到这里。”六年前，花花通过外语保送成功进入复旦大学日语系，成为旁人眼中光芒万丈的“名校生”。而现在当她回望那个“辉煌”的时刻，只觉得是一场“噩梦”的开始。

　　人们总觉得保送是进入名校的捷径，却往往忽视了保送前后的抉择和艰辛。保送名校固然能给学校带来声誉，但不谙世事的中学生未必理解这个选择的过程与后果。于是，花花多次婉拒了“衣锦荣归”、回母校现身说法的请求。

　　保送，从娃娃抓起

　　竞赛保送生的战役一般在高三上学期打响，然而，小许在初二就开启了竞赛之路。

　　当其他同学还在为课本上的知识点绞尽脑汁时，小许已经报名参加了数学联赛。解开难题的成就感燃起了他对数学的热爱，也让他萌生了竞赛保送的想法。从初三到高二，小许与数学竞赛相伴三年。最终，他在中国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夺得金牌并入选国家集训队，直接获得清华大学保送资格。

　　小许的经历并不特殊，对于竞赛生而言，初中开始训练是家常便饭。同龄人三年的课程他们只用两年学完，而在初二的末段，竞赛生们就要决定未来的赛道。基本上没有例外，它的漫长和崎岖令人生畏。

　　已是深夜，校园万籁俱静，唯有竞赛班的窗口透着白炽灯的光芒。早上七点多竞赛生小毅在熹微中走入教室，直至晚上十一点星光陪伴他回家。天天如此，周末和假期也不例外。“其他同学寒暑假都会出去旅游，我们则是拎着行李箱去全国各地参加培训和考试。”

　　竞赛类保送生需要较长的培训周期，相比之下，外语类保送生一般只需准备保送笔试与面试，大部分都是在高一才正式进入保送培养流程。但是，保送的“根”很早就在许多外语类保送生们心中扎下了。

　　花花上的是初高中连读的外国语学校，而成绩优异的学生会被反复劝说走外语保送这条“正道”：“你们就不要去想着高考的事情了，老老实实保送”。花花就是被拉进这条赛道的学生之一。

　　但花花其实对外语没什么兴趣，她非常喜欢且擅长的是理科，“我是那种下课就坐在那里给同学讲题的人，甚至会想出老师都想不出的许多方法。”初升高时她想通过中考进入华师附中，重回高考赛道。然而，父母和学校的双重压力还是让花花无奈选择了留下。为了避免高考的不确定性，父母极力劝说她选择较为轻松的捷径；学校则是直接“威胁”花花：如果她第一志愿是华师附中而没有考上，那么回本校高中就读就无法进入重点班。根据三次模拟考的成绩，花花有些害怕，觉得自己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考上华师附中。于是，她的“逃离计划”宣告失败。

　　既然无力改变，花花便全身心投入这场战斗之中。花花的高中有一个“代代相传”的传统——有保送经验的学长学姐会填写一张表格，详述自己保送的学校、为此而做的准备、保送考试的题目和面试注意要点。花花会仔细阅读这些资料，并制定相应的备考战术。“除此之外，就是刷题，刷很多题。”花花以英语专业八级水平要求自己，大量刷GRE、雅思、专八题，在有段时间甚至做到了限时将专八阅读题做到满分。但因为学得太狠，某天早上醒来时她觉得天旋地转，所幸之后去医院检查并未发现问题，“这只是长期奋战中的一个小插曲罢了。”

　　处处是博弈

　　选择哪个学科竞赛，是竞赛保送生与学科之间的博弈。表面上学生在选择学科，实际上学科也在“挑选”人。清华竞赛保送生小毅是比较幸运的。当时学校只给了他们十天的时间来体验不同的学科竞赛，随后就要确定竞赛方向。在权衡自己的兴趣与能力后，小毅选择了化学，并顺利通过竞赛保送到清华。

　　小刘则是另一个故事。数学成绩一向优异的他，满怀信心、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数学竞赛班。但进入竞赛班后，他失落地发现其他同学解开数学难题是如此轻而易举，自己却只能看着题目毫无头绪。竞赛的成绩令人沮丧，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挫败感，“就算我疯狂地学竞赛，也不会对高考成绩有任何实质性提升。”再三考虑自己的未来规划之后，小刘最终放弃竞赛保送，宣告与竞赛“博弈失败”。这种中途退出的情况其实是竞赛保送道路上的常态。

　　选定保送道路不过是博弈的开始，接下来保送生们还要应对复杂的学校政策，其中外语类保送生比竞赛类保送生受到更大影响。

　　外语类保送生的高中一般会有相应政策来确定保送生资格和排名，它不仅考察三年的学习成绩，还会考虑学术竞赛、活动比赛等综合能力的加分。晓曦在高中时并不太清楚这些具体的加分政策，出于兴趣参加了一些活动后才发现它们并不能加分。但幸运的是，她在高二时的同桌对加分规则颇有研究，晓曦误打误撞和她一起参加了不少“有效活动”。有趣的是，四年之后面对人大的保研季申请，晓曦发现保研的流程和政策与高中的保送十分相似。这一回她没有重蹈覆辙，提早规划加上有序实施，最后顺利地获得了学校的推免资格并直升梦校。

　　最终进入人大国际新闻班的小丞的烦恼则相对“简单”，学习成绩是影响他获得保送资格的主要因素。“我觉得自己的成绩很一般，所以刚开始时非常焦虑”，之后他逐渐调整心态全心准备考试，最终考了全校第七，将保送资格收入囊中。

　　获得保送资格仅仅是保送的第一步，填报保送院校也大有讲究。对小丞来说复旦和人大都是他的梦校，而南大则是保底院校。他曾经希望兼顾两种可能，可惜天不随人意，复旦和南大的面试居然被安排在同一天。是承担落榜风险追求想去的复旦，还是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小丞陷入了选择焦虑：“一旦做错选择，或者即使做对选择但发挥不好，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稳妥起见，小丞还是放下了心心念念的复旦，选择了求稳。

　　“我不愿意将就。”在晓曦的高中，每个保送生只能填报两所保送院校。若两所都没有录取，便只能参加高考重新开始。因此，大部分保送生为了确保自己顺利保送，一般采取“一所学校冲刺，一所学校保底”的策略。但晓曦却填报了两所录取难度相当的院校——人大和浙大。她明白这存在风险，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选拔。所幸这场冒险修成正果，晓曦收获了这两所学校的录取通知，并最终圆梦人大。

　　即使保送了心仪的高校，也并非所有人都能就读中意的专业。“我是别无选择的那一个。”保送为嘉嘉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成功保送了北大；而坏消息是她的成绩在保送北大的十个人中是最后一名。这意味着她将是最后一个选择保送专业的人。“成绩最好的同学选择了英语系，对日语感兴趣的选了日语系......等大家都选完了，留给我的只有菲律宾语。”最后，嘉嘉只能与菲律宾语相伴本科四年的时光。

　　保送，终点还是起点

　　大一刚进校时，身为高考生的吴仪便感受到了一些来自保送生同学的震撼。在她就读的国际新闻班，80%都是外语类保送生。保送生流畅地道的英语口语，自信老练的课堂展示，都让吴仪看到了自己与他们的能力差距。但如今三年过去，她不再觉得这是与“保送生”之间的差距，而是和“其他优秀的人”之间的差距。对此，她慢慢学会了告诉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有的时候走得比别人慢一点，那就慢一点吧，没有什么关系，学到了东西就是很好的。”

　　“保送并没有给我的大学成绩造成什么直接影响。”竞赛保送生小毅也并不认为自己与高考生相比存在成绩优势，“我个人觉得，保送对我来说的最大帮助仅仅是抗挫折能力的提升。”小毅的竞赛生涯并非一帆风顺，心态上也曾有过几番大起大落。他认为这些经历提升了他的抗压能力，让他能以更平稳的心态面对学习上的起伏。

　　保送成功是前十八年的终点，更是一系列新挑战的起点。对于花花而言，保送是一场“噩梦”的开端。花花从未将学习外语真正纳入自己的人生计划，所以，她在填报保送志愿时对外语学院各专业没有任何概念，“只是像填彩票一样，将所有的空都填满。”最终这张彩票开出了“录取日语系”的大奖，但对花花而言这和“谢谢惠顾”并无多大差别。接受现实后，在日语系的第一年她过得还算顺利，被老师请去做语音学实验助理，和老师跑了多次复旦和上海外国语这两所大学的语音学实验室，收获了一些实验经验。

　　然而，随着学习的深入，花花越发觉得日语和自己“八字不合”。“日语语法和英语不同，它与人情世故中微妙的情绪相联，所以说日语时需要揣测别人的感受。”但她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十分“低能”，并不能很好地拿捏对方的心理感受，于是陷入了“怎么学都没有进步”的循环之中。

　　保送北大菲律宾语系的嘉嘉同样对自己的专业发生了态度转变。刚开始她热情高涨，认为语言学习是在探索一个国家的政治、历史、文化。但很快她就发现，自己其实无法克服语言学习的枯燥和重复。

　　当下的学习感受不到乐趣，对于未来发展，外语保送生们也时常感到迷茫。俄语专业的树袋熊很认同在推送中看到的一段话：“社会对语言学习者的期待是，熟练应用这门语言完成特定工作，但大学四年仅能引导他们认识和使用这门语言。若自身没有其他强项和工作经验，所谓的‘语言技能’在就业市场就显得十分空洞，小语种人只能频频碰壁。”课余的自我发展对小语种专业的同学极为重要，但根据南开大学赵松子等学者的调查，只有不到5%的保送生对学校培养方式非常满意。他们提出了“缩短基础课时间”、“提供更多的出国交流机会”和“提供更多的专业实习或社会实践机会”等诉求，希望能拥有更多的自我发展时间和机会。树袋熊也曾想通过辅修或修双学位的方式丰富履历，但语言专业课的课时多，即使有心修读，在面对课程冲突时也无能为力，“不敢说100%，90%是修不完的。”

　　无趣、迷茫再到痛苦，失控感让花花本就烦闷的大学生活雪上加霜。大二这年，许多外语专业学生会选择出国交流，花花的父母也对她充满期待，“他们很希望我去申请交流项目，也期待我学业有成。”这些沉重的期望压得花花喘不过气，“他们说的，我都做不到”。她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厌学情绪逐渐发展为对周围人莫名的敌意，对父母也产生了强烈的抗拒感。她开始不做作业，在上课途中突然冲出教室，甚至挂科也无所谓。在高中同学的建议下，花花看了医生，确诊了抑郁症。当花花将诊断结果平静地在父母面前摊开，他们陷入了崩溃的境地。

　　从保送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六个春秋，花花父母的观念终于有所改变，但花花的病情仍然没有好转，也迟迟无法毕业。中途她从日语转到英文翻译班，虽然情况比之前好一些，但无论日语还是翻译都不是花花真正想学的。她时常在课堂上昏昏沉沉地睡去，不交作业，不去考试，连着好几个学期鬼打墙式地重修同一门课。旧账越积越多，身心状况又无法支撑学业压力。虽有同学、辅导员、导师想方设法的帮助，但花花还是觉得自己犹如溺水濒死之人，在不断地下坠，下坠。“我觉得生命非常的沉重啊！”花花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发出一声感叹。

　　面对学校的宣讲邀请，花花多次拒绝，但她却非常支持记者的采访请求。“保送对我来说是我噩梦的起源，但其实并不是只有保送会是如此。”花花如今的痛切感悟浓缩成了一句话，“关键在于要清楚自己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小许、小毅、花花、小丞、晓曦、小刘、嘉嘉、树袋熊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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