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史｜通州走出个刘绍棠

　　1950年一二月份，在北京新民报文艺副刊“萌芽”编辑办公室，晏明正埋头审阅案头上一大堆来稿。从中，他发现了一篇署名刘绍棠的北京二中初中二年级学生写的小说。笔迹虽有些稚气，但语言生动、简练、清新。一种不能抑制的兴奋涌上了晏明的心头。他一口气读完了这篇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自言自语地说：“初中二年级学生写的？太神了！”他兴奋地对同事们说：“神童，发现了神童！”邻桌的编辑问：“哪儿来的神童？”晏明回答：“来自北京二中，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刘绍棠。”

　　1950年，14岁的刘绍棠上面的情节，是1997年3月12日刘绍棠逝世之后，晏明同志在一篇题为《忆绍棠》的回忆文章中自己披露的。晏明当时立刻给刘绍棠写了一封信。不几天，收到了刘绍棠的回信。从刘绍棠回信中得知：他十三岁，少先队员，已在报上发表过一篇小说，这次寄给“萌芽”的是第二篇小说。不久，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少年——刘绍棠，到报社来拜访晏明。从此，刘绍棠走上了文坛。

　　刘绍棠走上文坛后大展才华，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很快，在文艺星空里他成了一颗耀眼的新星。1957年的一场“反右”斗争，把他打入了“地狱”中，让他受了二十二年的苦难。直到1979年他被“平反”，才又回到了文坛。刘绍棠复出后，他被禁锢了多年的创作激情，如同爆发的火山一样，一下子喷突了出来。一部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一篇篇散文，从他的笔尖上似清泉一样汩汩地奔泻而出。到1997年3月12日逝世，他出版了大量的作品。《刘绍棠文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有皇皇巨著十大卷，其前八卷是他1979年复出以后出版的长篇、中篇小说。

　　其长篇小说有《地火》《春草》《狼烟》《京门脸子》《豆棚瓜架雨如丝》《敬柳亭说书》《这个年月》《十步芳草》《野婚》《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孤村》《村妇》，中篇小说有《蒲柳人家》《瓜棚柳巷》《花街》《草莽》《荇水荷风》《渔火》《小荷才露尖尖角》《烟村四五家》《黄花闺女池塘》等等。第九卷是他早年的作品，其中有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夏天》以及《红花》《青枝绿叶》《摆渡口》《大青骡子》《山楂村的歌声》《瓜棚记》《私访记》《田野落霞》《西苑草》等二十一篇短篇小说。第十卷则是他写的文艺短论、随笔、回忆录等。在他六十一年的人生中，竟创作了这么多的作品，是一个奇迹，一个令人敬佩的奇迹。

　　1936年2月29日，刘绍棠出生在通州北运河东岸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儒林村。在他童年的生活里，大运河“哗啦、哗啦”的流水声，船夫的说笑声，摇船的桨声，一声声飘进了绍棠的耳朵里；运河东岸的沙滩，河边的荷花、蒲草，随风飘摆的垂柳，碧绿的庄稼等，都摄入了绍棠的视野里；家乡父老捕鱼、赶大车、耕耘、抵抗外国入侵者、与旧势力斗争，都深深地印进了绍棠的心灵中。所有这些，都先后涌入了刘绍棠的作品里。

　　刘绍棠的祖上很贫穷。他的曾祖父当过大车把式和轿夫。他的祖母原来也是一户贫苦人家的女儿，嫁到刘家后依然贫苦。后来，她的大哥到口外贩卖鸦片发了大财。大哥心疼妹妹，把一百亩地以极便宜的价格租给了刘绍棠的祖父。刘绍棠的祖父经营不了这么多地，就雇起了长工，家中富裕起来。1944年，抗日民主政府实行二五减租，刘家把那一百亩地分租给了贫农耕种，刘家又恢复了劳动者的本来面貌。刘绍棠的祖父对自己极端聪明的小孙子非常宠爱，祖孙俩的感情很深。祖父的性格豪爽，给小绍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刘绍棠的《蒲柳人家》中，那个豪爽侠义的何大学问，正是他祖父的化身。

　　1942年春节过后，刘绍棠还不满六周岁，便背着个小书包，拉着爷爷的手，到邻村供给店去上小学。教他的老师名叫田文杰，在教学上很有一套。他每讲一篇国文，都精心地编一个形象感人的故事，以诱发学生们的想象力。从中，刘绍棠获益良多。刘绍棠在后来的文学创作里，以田文杰为生活的原型，塑造了好多个德高望重的教育家的形象，他还写了《老师领进门》《严师门下》等多篇散文，缅怀田文杰老师对他的培育。

　　1946年，十岁的刘绍棠到通州城内的县立模范小学读高小。年级主任老师戴鸿珍对聪明的刘绍棠格外厚爱。一次作文课，在得到戴老师允许后，小绍棠自己命题作文。他以通州城里的西海子公园为题材，一口气用五册作文本写出了一篇散文《西海子游记》。戴老师对小绍棠的才华十分惊喜，把这篇作文给了个满分。后来，刘绍棠在写中篇小说《蒲剑》和《渔火》时，还把《西海子游记》中的一些段落稍作加工，写进了两篇作品的故事情节里。

　　1948年夏天，刘绍棠高小毕业，到北平城参加市立第二中学的考试。在五千多名考生中，刘绍棠考了个第一名。他的国语、算术、常识三门功课，各得了100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北平市立第二中学，有潘逊皋等不少有名的老师；1949年后，则有王兆榛等老师。他们对聪明的小绍棠，都格外精心培养与呵护。潘逊皋先生的作文课上，允许刘绍棠写小说。利用作文课，刘绍棠写下了《高粱地中》、《合家欢》等描写运河风情的小说。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掌握语言的功力，他遵从潘先生的教导，在古典诗词及古文上下功夫。

　　绍棠在运河东岸的家乡，从抗日战争到解放前，一直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和政权活动的地方。绍棠从小就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到北平市立第二中学后，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青年联盟”，参加了对国民党腐朽政权的斗争。北平和平解放后，他先后加入了少儿队和青年团，努力追求政治上的进步。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享受公费生待遇的刘绍棠为了维持学习，不得不去当报童。他每天天不亮就去趸报，然后沿街呼喊叫卖。刘绍棠这一段的报童生活，经过艺术加工，后来写进了他的长篇小说《孤村》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在这年十月，只有十三岁的刘绍棠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反映学校生活的小小说《邰宝林变了》。这是刘绍棠发表的第一篇小说。1950年春天，他又在北京新民报上发表了第二篇小说。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又连续发表了二十多个短篇小说。他的作品在京津地区、在河北省不断发表。他的名字被人们叫得很响。

　　1950年底，时任河北省文联秘书长的著名诗人远千里亲自给刘绍棠写信，邀请他到河北省文联工作。经北京二中领导同意，1951年2月，还未满十五周岁的刘绍棠告别了母校北京二中的老师和同学，赶到了当时的河北省会保定。在河北文联，刘绍棠结识了一批年轻文友，更得到了远千里等前辈的帮助和培养。在文联，他的正式工作是在《河北文艺》编辑部当编辑。他在河北文联工作了半年时间，除了出色完成了编辑任务之外，还对抗日战争时搞的一次“冀中一日”征文活动的稿件进行了重新审阅和初选。此书后来出版发行，反响极好。这半年里，他还发表了九篇小说和一篇散文，平均每两个星期，就有一篇作品问世。后来，由于他的小说《红飘带》受到一些人不正确的批判，使他决心离开河北文联。

　　1951年初秋的一天，十五岁的刘绍棠带着河北省文教厅和河北省文联的保送信，踏进了当时属于河北省的著名学府通州潞河中学，开始了他三年的高中学习。

　　1951-1954年，刘绍棠在通州潞河中学学习。

　　在这三年中，他除了学习好高中的各门课程外，更频繁地参与了文学活动。他得到了团中央以及孙犁、康濯、沙汀、邵荃麟、严文井等众多文学前辈的帮助和培养。1952年元旦，在《中国青年报》上他发表的小说《红花》，占了整整一版。从此，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报》社经常请他去听报告，学习文件，安排他到各地去参观、体验生活。孙犁主持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成了他发表作品的主要园地。他青少年时期的短篇小说代表作中的两篇《摆渡口》和《大青骡子》，就是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刊发的。1952年7月，学校放暑假，刘绍棠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儒林村。暑假里，他依据看到的村中互助合作化的现实，加上艺术的想象、构思，写出短篇小说《青枝绿叶》，寄给了《中国青年报》。该报文艺部主任吴一铿和总编辑陈绪宗审阅后一致认为很好。让沙汀、周立波、严文井等老作家看了，他们也连连称赞。1952年9月5日，《中国青年报》又以整整一个版的篇幅刊登了《青枝绿叶》。该作品立刻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不久，臧克家主编的《新华月报》文艺栏予以转载；著名作家、大教育家叶圣陶看过《青枝绿叶》后大加赞赏，立刻决定：把它收入高级中学语文教材。截止到1956年之前，《青枝绿叶》连续四年被选入高中语文课本之中。

　　刘绍棠在成长过程中，得到了时任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同志的培养和热情帮助。胡耀邦多次和刘绍棠谈话。1953年5月27日，刘绍棠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1年6月，一位美丽的华侨姑娘从仰光归国。1952年，她结束了在华侨补习学校的学习，慕刘绍棠之名，特意来到通州的潞河中学读书。她就是曾彩美。在这里，他俩互相爱慕，在学校领导的关心与保护下，他俩正式确定了爱情关系。1955年8月他们俩结了婚。此后，他们生儿育女，相濡以沫，直到1997年刘绍棠去世。

　　1954年7月，潞河中学高三党小组成员合影。后排左二为刘绍棠，右二为曾彩美。

　　1954年9月，十八岁的刘绍棠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开始了大学生活。在北大，他一边学习，一边写作。他系统地学习了中国文学史、文学概论等；还创作了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和《夏天》。由于刘绍棠感到上大学与他习惯的文学创作不是一个路子，有些课程与他的小说创作没有多少用处，于是他给中文系的领导递交了退学报告。1955年7月，他离开了北京大学。

　　1956年3月，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作者创作会议在京召开，刘绍棠参加了这次会议。由于他的年龄和文学创作的成就，他成了这次会议上令人瞩目的人物之一。这次会后，由康濯和秦兆阳介绍，二十岁的刘绍棠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这年4月，在胡耀邦同志关怀下，共青团中央正式批准他从事专业文艺创作。这一年，他出版了《夏天》《中秋节》《瓜棚记》三本书。

　　正当刘绍棠春风得意之时，1957年5月，因为他在《文艺学习》杂志上发表了《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一文，引来了全国性的狂风暴雨般的批判。8月21日，以“猖狂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名，把他划为右派，他成了“青年作家堕落反党的典型”。1958年2月，他被开除出党。从此，他开始了二十多年的苦难生涯。

　　1958年5月12日，刘绍棠回乡务农，回到了通州的儒林村。此后，他到门头沟永定河挖过砂，到百子湾火车站工地干过活儿，到西直门木材厂抬过木料，到大兴县凉水河工地挖过河。1961年底，他被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1962年春天，他回到了北京，住在光明胡同三合院他的家中。

　　被摘掉“右派”帽子后，胡耀邦同志把刘绍棠找到家中谈话，问他的想法。由于胡耀邦同志的关照，这年夏天，刘绍棠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写作教研室工作。由于精简机构，他未能到学校报到。1963年4月，他的短篇小说《县报记者》刊登在第4期的《北京文艺》上。这一年，他开始了长篇小说《狼烟》的创作。这时，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刘绍棠的名字又被列入了治安对象的花名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造反，作家们被揪斗，著名作家老舍自杀，北京城内大乱起来。刘绍棠根据“小乱进城，大乱入乡”的民谚，为避祸又回到了通州的儒林村。

　　在家乡，他得到了乡亲们的热心保护和照顾。他不会做饭，他的堂嫂（也是他的表姐）唐静如主动为他做饭。堂嫂每天收工后，忙过了全家人的饭食，又过来给刘绍棠做饭，还为刘绍棠洗衣服、缝被褥。他的这位堂嫂，成了刘绍棠多部小说中妇女的生活原型。还有丫姑一家，对刘绍棠关怀备至。在一个冬夜，丫姑给绍棠做了葱花摊鸡蛋，端上了花生米，让刘绍棠坐在炕头上喝酒。她对绍棠说：“从小家里、家外娇惯你，哪儿会自个儿过日子？要不是有个好媳妇，换个无情无义的跟你离了婚，我就把女儿嫁给你。”丫姑和绍棠的聊天儿，躺在旁边被窝里的女儿都听到了。她没有言声，就是心里同意她妈的话。后来，这姑娘入了党，一直给绍棠通风报信。丫姑母女成了刘绍棠写小说时塑造妇女形象的重要生活原型。《蒲柳人家》中的望日莲、《花街》中的蓑嫂、《孤村》中的丫姑、《两草一心》中的菊婶等人物的身上，都有丫姑的影子。《含羞草》里的合欢、《芳草》里的黄莲儿、《乡风》中的桂香等人物身上，则都有丫姑女儿二妹子的身影。

　　当地的两派虽然斗得挺厉害，但却都不斗刘绍棠。外边来的造反派想要来村里揪斗刘绍棠，村里的人都为刘绍棠辩护、抗争，使外来势力不能得逞。为了不让绍棠卷入两派斗争的漩涡，队干部分配他一个人放牛、拾粪、赶小驴车、看场院一类的活儿。跟大伙儿一块儿干活儿时，他落到了后边，人们就去帮助他。由于他处处得到乡亲们的关照，使他顺利地度过了十三年的苦难光阴。这期间，条件虽然艰苦，但他又拿起笔，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先后创作出了长篇小说《地火》《春草》和《狼烟》。最后，终于迎来了粉碎“四人帮”。

　　1978年中秋节前的一天，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开到了儒林村。原来，这是胡耀邦同志派人来接刘绍棠回城。此前，刘绍棠给老领导胡耀邦写了一封信。1977年6月8日，胡耀邦同志给刘绍棠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这次，他又派秘书来接。1979年1月下旬，团中央对原来本系统的右派错划问题作了处理。1月27日，在《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刘绍棠和其他同志一块儿被平了反，他终于又回到了文坛。从此，刘绍棠又焕发了青春，他以高度的热情投入到文学创作中。1979年一年，他修改了《地火》《春草》《狼烟》三部长篇小说，并最后定稿。从1980年到1983年，他一连写作发表了二十七部中篇小说。从1984年到1988年8月他大病前，他出版了六部长篇小说。他大病初愈后，虽然已“倒了半壁江山”，却又开始了拼命的写作。他给笔者主持的《五色土》副刊上开辟的一个文学专栏，叫“留命察看”。

　　除了写作，他还下功夫培养文学新人。王文平、刘颖南、张宝瑞、倪勤等几十人，都是在他的帮助下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原中国作家出版社副主编王文平是笔者的朋友，说到自己在写作上的进步与提高，他说对自己帮助最大的人之一便是刘绍棠。还有通州及京东的一大批业余文艺作者，在刘绍棠和浩然的帮助下，一个个都成长了起来。

　　刘绍棠是一位以写作为自己第一生命的人。中学上晚自习时，他在教室里写，在宿舍的硬板床上写；节假日在故乡的土炕上写，在运河的沙滩上、柳棵子里写。

　　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他经常到未名湖畔的石台上、石椅上去写，在临湖轩旁边的枫树林里、在宁静的朗润园里写。有时，到了吃饭的时候也不离开，大饭厅关了门，他只好买个馒头充饥。

　　“文革”时，他避难回到了儒林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拿起了自己心爱的笔。他后来回忆自己写作长篇小说《地火》时的情景，说：“由于没有写字的桌子，只好搬个小板凳在土炕沿上写；但冬天每个季度只配给一百四十二斤煤球，室内冷如冰窖，便钻进被窝中去，枕头垫胸，俯卧而写，不以为苦。”

　　1971年10月至1975年3月，刘绍棠在儒林村的柴屋寒舍炕沿上，创作长篇小说《地火》。

　　“文革”后回到北京，为排除家里来人对写作的干扰，有充足的时间从事写作，从1984年开始，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在西城区三里河找到了一户人家。每天，房子的主人去上班，刘绍棠就到那户人家的房子里去写作。中午，吃点自己带的干粮。傍晚，房子的主人下班回来了，绍棠也立刻放笔，提着书包回家。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写出了长篇小说《豆棚瓜架雨如丝》等六部作品。

　　即使出差、出国，刘绍棠也不放下手中的笔。一次，我和原北京市文联副主席赵金九同志聊天儿。金九说，有一次他和刘绍棠一起出差，晚上坐火车，在火车昏暗的灯光下，刘绍棠又抽出笔，拿出稿纸写了起来。

　　刘绍棠的一部部作品，就是这么写出来的。

　　文章出处：《北京文史》——通州走出个刘绍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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