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院：一代人的精神家园，和谐社区建设的模范样本

　　每当茶余饭后，几张小板凳围坐一圈，一条长桌子当中一放，一块小黑板墙上一挂，家门口那个宽敞的院子便成了一个别致的小课堂——“向阳院”。大家在向阳院里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唱红歌、排节目、讲故事、话人生、谈理想。今天你可以当老师，谈古论今，指点江山；明天也可以做学生，认真听讲，虚心学习。在向阳院里，大家互帮互助，和睦相处，每个人的心中都荡漾着满满的正能量。

　　这幅暖暖的画面，是那个纯真年代的美好回忆，是一个时期我国城市街巷、住宅院落常见的景象，一度成为了那个时代独有的精神坐标。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全国许多城市，以居委会所辖的街巷为单位，为开展群众性文化、娱乐、教育活动，纷纷建立了“向阳院”。当时，许多城市的居民住宅基本上由一排排毗邻的平房组成，且多数属于“组织上”分配的公房，同一个单位的职工一般都聚居在同一片区域内。

　　“向阳院”是社会的缩影，各行业、各阶层的人们交融在一起，共同生活在一个街巷之中，合用一个水龙头、一个厕所，大家和睦相处，其乐融融。

　　虽说“向阳院”从轰轰烈烈地来，到悄无声息地去，时间不长，但它留给我们的美好回忆及深刻思考却是无穷无尽的。

　　一部电影让“向阳院”遍布全国

　　“祖国儿童多幸福，朵朵红花向阳开”。1974年，有这样一部文艺作品一时风靡全国，它是根据著名作家徐瑛同名小说改编的儿童电影，叫《向阳院的故事》。故事讲的是，1964年，安徽亳州一向阳院里的红领巾，在退休工人石爷爷的带领下，利用暑假学雷锋做好事，并同坏人坏事做斗争、最后取得胜利的故事。

　　电影《向阳院》海报这部电影有两条主线：一是向阳院里的红领巾，由石爷爷带领，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暑假期间，开展了学习雷锋、参加集体劳动的活动。电影中，石爷爷带着孩子们肩扛劳动工具，排着整齐的队列，高唱“红领巾, 红心向阳”，昂首阔步走进社会大课堂，去建筑工地扒砂礓。孩子们热爱劳动、热心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思想，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

　　电影的另外一条主线是：向阳院里的红领巾在镇党委的领导下、在学生家长的支持下、在石爷爷的带领下，同一贯坚持反动立场的阶级敌人胡礼斋进行了一系列复杂而坚决的斗争，最后粉碎了胡礼斋的破坏活动。通过这场斗争中，孩子们经见了风雨，擦亮了眼睛，像朵朵葵花，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健康茁壮地成长起来。

　　电影《向阳院》剧照现在回想起来，虽然年代有点久远，但是电影里的许多情节、许多人物依然记忆犹新。钻地道，送喜报，听石爷爷讲革命故事，到建筑工地参加义务劳动，还有胖乎乎的娇妮子雪花，大手大脚的山虎子，机灵鬼黑蛋，红领巾的领头人铁柱等等，都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至今想起电影里的向阳大院，心里总会荡过一丝愉悦。

　　那时候电影少，一部电影上映，几乎每个人都看。电影是文化指明灯，更是政治的风向标。《向阳院的故事》上映之后，很快就影响到全国各地，差不多国内大中城市的街道都成立了向阳院。

　　电影《向阳院》剧照这些向阳院，平时主要负责办理居民的有关公共福利，组织动员居民响应政府号召、开展各种政治活动，到学生放学放假的时候，就把学生组织起来，让他们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同时，孩子们的政治学习、文化教育、体育娱乐等活动内容也很丰富。每当向阳院有活动，红领巾人人争先恐后，生怕自己是个“落后分子”。

　　电影《向阳院》剧照有了这个向阳大院，人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变得亲密了，互帮互助蔚然成风。那时的向阳院组织健全，由街道（或单位）居委会统一管理，而这种形式在当时，对于青少年校外管理、集体主义精神培养、街道爱国卫生运动等方面，都收到了积极的社会效果。

　　白羊墅煤矿的“向阳院”

　　始建于1947年的白羊墅煤矿，位于山西省阳泉市东南6公里处，距平定县城5公里，交通比较便利。矿井设计生产能力30万吨/年，平均生产能力10万吨/年。所产之煤，主要由驻扎于矿区的上海402汽车大队运输。至1974年前后，全矿占地面积45179平方米，建筑面积12804平方米，有职工500多人，住户120多家。

　　山西省阳泉市白羊墅煤矿“向阳院”白羊墅煤矿家属区、办公区和坑口生产区，与上海402汽车大队驻地相连成片，“上海家”“白煤矿家”相聚而居，亲如一家。

　　白羊墅煤矿的家属区，被上海402车队驻地分割为两部分，位于车队南部的，一共有9排平房，每排有住户6到10家，因所处地势较高，矿工们习惯称之为“高头家”，或者“南山家”。车队北部有平房5排，每排有住户近10家，被称之为“底下家”。在那个火红的年代，白羊墅煤矿也顺应时势，于1974年建立了以矿工家属，特别是孩子们为主体的“向阳院”。

　　上海402车队驻扎在山西省阳泉市白羊墅向阳院成立的那一天，矿上热闹非凡，一群大娘大婶们兴高采烈地簇拥着戴着大红花的院长，敲锣打鼓，鞭炮齐鸣。几个年纪大一点的孩子，抬着报喜红榜架子，去矿革委会报喜。游行队伍中，孩子们身穿白衬衣蓝裤子，一个个脸蛋子扑满了粉，眉心中间用筷子点了一个红点点，人人手里拿着一个锅盖大小的向日葵花盘，载歌载舞，欢喜雀跃。

　　向阳院虽是民间组织，但也有领导班子——院委员会由各方面代表组成。院长王秀英（因其丈夫叫赵启，孩子们习惯称之为赵启大娘）作为矿工家属代表，当选主任。锄奸英雄王满堂、全国劳模苏风亮作为矿工代表、抗日教员王值玉作为教师代表、还有一两个又红又专的学生作为学生代表，被选为委员。

　　向阳院成立以后，孩子们的校外生活就更加丰富多彩了。一到放学，红领巾在“石爷爷们”带领下，出板报、刷标语，念报纸，听广播，唱红歌、看图书，排练各种文艺节目，好不热闹！板报墙报的刊头刊脚和栏边装饰画，都是一朵朵昂头怒放的向日葵，就像孩子们天真烂漫、朝气蓬勃的笑脸。

　　白羊墅煤矿的孩子们那个时候，白羊墅煤矿家家都是三五个孩子，大人们忙着工作，忙着家务，哥哥姐姐就担负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向阳院的成立，最高兴的莫过于孩子们。为了庆祝，孩子们在哥哥姐姐的带领下，三五成群，结伴同行，纷纷到平定县城的工农兵照相馆拍照留念。

　　山西省阳泉市白羊墅煤矿职工及其家属梁兰英、杨美琴，那一年6岁，听姐姐们说星期天要带她们去平定县城照相，开心地笑了好几天。10多里的山路，俩人手拉着手，蹦蹦跳跳，不一会就到了县城。在照相机前，她俩都穿着一样的格子衣服、戴着一样的围巾，梳着一样的辫子，连笑容都是一模一样的。

　　谈起当年白羊墅的美好时光，矿工子弟们总是一脸幸福。童年，山坡摘酸枣，田间捉蜻蜓，沟边抓青蛙；过年，炸油糕，包扁食，邻居相互帮忙，一家弄完再到另一家，端着碗送了这家送那家，互相交换着口味吃。

　　白羊墅煤矿的孩子们当时，白羊墅煤矿各家居住条件基本一样，每家一间屋，孩子较多的有两间。一到吃饭的时候，不论大人还是孩子，一个个端着硕大的粗瓷笨碗，圪蹴在地上，围成一圈一圈，呼噜呼噜地大快朵颐。

　　不等吃完饭，经常会听到矿长汪光三在喇叭里喊：“为庆祝五一劳动节这个光荣而伟大的日子，我们工人阶级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全矿上下齐动员，齐心协力夺高产——”每到这个时候，胳膊上总是带着红袖箍的赵启大娘就会喊：“孩孩们，吃完饭，都去职工食堂，择眉豆，洗倭瓜，把饭送到坑口上。”

　　白羊墅煤矿的孩子们那个时候，白羊墅煤矿经常放高产，春节前夕、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领袖生日等等，每逢这些有纪念意义的日子，矿长就会在喇叭里喊个不停，动员每一个人加班加点，到矿上义务劳动。

　　这样的活动，自然少不了向阳院里的红领巾。孩子们跟着赵启大娘，去职工食堂择菜洗碗，去职工俱乐部打扫卫生，去坑口表演文艺节目，去上海402车队食堂拍苍蝇，去单身职工宿舍打水扫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向阳院”带给我们的思考

　　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徐瑛写的中篇小说《向阳院的故事》，197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据此拍摄了同名电影，在全国引起轰动。就这样，因一篇小说、一部电影，一夜之间，“向阳院”如雨后春笋，就在全国各地推广建立起来。

　　当时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一般情况下，城市存在两类社区：单位社区和街道社区。像阳泉市白羊墅煤矿那样，国营大中型企事业、机关、学校等单位一般都兴建有职工家属住宅区，为职工分配住房，并有幼儿园、子弟学校、食堂、医院、俱乐部、供销社等配套设施，职工及家属“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企业办社会带来的各种福利和服务，这样便形成以单位为范围的单位社区，常常叫“家属大院”。

　　白羊墅煤矿职工子弟还有一类是城市街道（北方人叫胡同、南方人叫里弄）之间的市民住宅，按相对集中居住的原则划片，形成“居民大院”，即街道社区。这种社区人员来源多样、所属单位不一，但由于居住环境的开放性较强，特别是居民互帮互助氛围浓厚，大多数人是相识熟悉的，彼此间的来往也比较频繁。

　　“向阳院”就是由这两大类社区（单位社区、街道社区）的家属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负责组织。单位社区，由于其特殊性，往往跟所在单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时候，无形当中就成了所在单位的一个下属机构。社区办事处，是政府的派出机关，隶属于上面一更大区域的街道办事处。当时的政府就是用这两种形式，把城市社区管理起来。

　　重返向阳院“向阳院”风行于1974年之后，但实际上，这种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早已存在。

　　几千年来，我国基层社会始终延续着一种控制性管理的“编户齐民”制度，北宋后称“保甲制”，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民国期间，保甲制度在一些史料中被描绘为一种与警察、特务类似的压迫人民的制度。新中国成立之后，取保甲制度而代之的，叫做“居委会”。

　　1949年10月，中国第一个居委会在杭州出现。经过多年的实践，很快，以工人的家属为主角、以妇女为多数的居民委员会，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主要形式。

　　白羊墅煤矿职工宿舍那个时期，居民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协助推行政府政策、法令，办理有关居民福利性事务及上传下达。居民委员会的绝大部分事务，是各个时期的政治性的运动及行政性事务：如组织捐献、检举揭发反动分子、发动广大民众参与选举、组织认购国家公债、组织学习党和政府的各种文件、大力宣传节约闹革命、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批林批孔破四旧等等，不一而足。当时的居民委员会干部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不拿津贴，义务工作，但却有高度的责任感，风里雨里，总能看到他们的身影，成为了国家在基层事务中的有力帮手。

　　1974年成立的“向阳院”，不过是给这种存在已久的居民自治形式“锦上添了一朵花”，这朵花便是利用《向阳院里的故事》这部电影的巨大影响力，把青少年更紧密地团结在居委会身边。向阳院平时除了负责办理居民的有关公共福利，组织动员居民响应政府号召、开展各种政治活动，领导群众性治安保卫、公共卫生工作，调解邻里纠纷等日常事务之外，在学生课余时间，特别是到了学校寒暑假期，就组织中小学生看书学习、外出参观、排练节目、打扫环境卫生、开展各种形式的文体活动，这对培养青少年的社会责任感、团结互助精神、集体主义精神，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白羊墅煤矿的孩子们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向阳院”的参与组织者，除居民委员会人员外，还有单位代表、户籍民警、劳动模范、战斗英雄、先进人物、附近的中小学校教师及学生，同时还吸收了居民中多才多艺的热心人，这些人都是孩子们的崇拜的偶像，对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与此同时，单位和街道也特别重视“向阳院”的建设，积极提供场地和资金支持，主动帮助“向阳院”解决各种困难和问题。一段时期里，“向阳院”各项活动搞得红红火火，增强了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白羊墅煤矿师生合影改革开放后，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变迁，政企分开，政社分离，企业办社会的模式被彻底打破。随着分房货币化和住房商品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居民购房率提高，加之户籍制度放松，城市外来人口增多，“单位社区”逐步淡化乃至消失，越来越多的人住进了没有业缘关系（不属同一个单位）的住宅小区里，职工从“单位人”逐渐变成了“社会人”。街道社区里面的邻里之间也大都互不往来，人情关系趋于淡薄。当前，人们对居委会的归属感相当欠缺，像“向阳院”那种传统的对社区的认同感不复存在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搞好新时期城市社区建设，如何让“向阳院”重新回归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需要创新的课题。 （张文平）#史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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