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泽民：为革命鞠躬尽瘁

　　

　　沈泽民，浙江桐乡人。１９２１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１年４月来鄂豫皖苏区工作，５月任中共中央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１９３２年１月，任鄂豫皖省委书记。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红安县天台山芦花冲，时年３１岁。

　　一

　　沈泽民，学名德济，笔名成则人、风、罗美、李清扬，１９０２年６月２３日（农历五月二十七日）出生在浙江省桐乡县乌镇。祖父沈砚耕，教过私塾；父亲沈永锡（字伯藩），是个秀才，拥护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临终遗言，期望儿子沈雁冰（学名德鸿）、沈泽民能成为振兴实业的理工人才：“不要误解自由、平等”，“要以天下为己任”。母亲陈爱珠，也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通晓文史，经常给孩子们讲科学知识，讲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变法维新的故事，教他们背诵“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陈爱珠曾积极赞助过上海党（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并全力支持沈泽民兄弟从事革命工作。

　　沈泽民５岁时，母亲和哥哥就教他读《字课图识》《中国历史》《天文歌略》《地理歌略》等书籍。良好的家庭教育，养成了他勤奋好学的习惯。１２岁时，他便考进省立三中。据茅盾（沈雁冰）回忆：“在中学阶段，沈泽民的数学、物理、化学，在全校算是最好的。”

　　１９１６年夏，沈泽民从第三中学毕业后，考取了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这所学校是为专门培养土木工程技术人才于１９１５年春创建的。在他入学前，母亲特地把她在上海买的《西洋通史》《西史纪要》《东洋史要》和《清史讲义》送给他，并对他说：“你将来要做工程师的，但也不能不懂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

　　沈泽民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进入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习异常勤奋。他既攻读专业课程，又刻苦学习英语，使自己这两方面的知识提高很快。１９１８年，他与哥哥沈雁冰合译了美国赛尔·彭特著的科学小说《两月中之建设谭》，在《学生杂志》上连载。同年暑假，他又用半个月的时间，译完了另一部科学小说——《理工学生在校记》。在这同时，沈泽民对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也潜心研读，特别喜欢李大钊、陈独秀的文章。这些文章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促使他更加积极地投身到社会运动中去。

　　１９１９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全国掀起以后，沈泽民立即投入到这场伟大的斗争中。他走上街头，参加游行，发表演说，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运动。

　　五四运动以后，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的革命刊物和团体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沈泽民是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最早的会员之一，负责分会出版的《少年世界》月刊中“工厂调查类”的编辑工作，并由他和张闻天担负整个刊物的校勘。经过这一时期的社会实践，沈泽民的思想有了较大的变化，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混战是国家破败和人民贫困的根源，更重要的是他越来越感觉到实业救国之路在中国行不通。１９２０年春，他给哥哥沈雁冰写信，说自己“思想变动很大”，觉得桥梁建筑、公路工程等功课“枯燥乏味，听不进去了，想中途辍学”。５月末，他从南京回到上海，决定东渡日本半工半读，寻找革命真理。

　　１９２０年７月，在母亲的支持下，沈泽民与同学张闻天东渡日本，到东京帝国大学半工半读。在掌握了日文之后，他开始学习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和《国家与革命》，同时又积极翻译英文版的进步小说，撰写通俗的科学短文，寄上海《小说月报》和《妇女杂志》刊用。在东京，他还结识了田汉等人。他们在一起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和革命后的情况，学习和讨论《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等共产国际的文件，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仿效苏俄，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于是，沈泽民等决定回国参加实际斗争。

　　二

　　１９２１年１月，沈泽民与张闻天同时由日本回国抵达上海。４月，经沈雁冰介绍，沈泽民在上海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

　　１９２２年５月，沈泽民去广州出席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从这以后到１９２３年团的“二大”期间，由他和施存统、俞秀松、张太雷主持团中央的日常工作。

　　１９２３年１２月，党调沈泽民到上海，担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编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１９２４年初，他被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委员。这时，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沈泽民和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向警予、罗章龙等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的领导工作。他经常到各地发表演说，宣传国共合作的意义，讲孙中山的革命功勋和革命主张，介绍苏联的情况等。他还通过《觉悟》副刊动员工人、学生、妇女投入反帝爱国运动。他结合青年思想实际，鼓励青年学生“投身于劳动界”，参加火热的革命斗争，克服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动摇，实现“渐渐社会主义化，渐渐革命化”，“用血来染红将来世界的旗帜”。他号召工人阶级要与“全世界劳动群众、帝国主义国家的劳动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为一”，共同反对帝国主义。１９２５年５月，上海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

　　为了推动五卅运动深入发展，６月３日，党中央决定创办《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任主编，沈泽民、郑超麟、何公超（何味辛）等参加编辑工作。这是一张专事刊载党中央对五卅运动的有关指示和文件，报道工人阶级英勇斗争事迹，揭露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勾结破坏五卅运动的罪行的报纸。沈泽民具体负责翻译外文（英、日）报刊资料，从中了解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据以编辑新闻，写出评论或社论。《热血日报》每期发表的评论，绝大部分出自他的手笔。不久，《热血日报》遭军阀政府封闭，沈泽民被调到党中央创办的通讯社，继续从事翻译，定期向中央汇报国内外动态。

　　三

　　１９２６年春，沈泽民担任刘少奇率领的中国职工代表团的翻译，随同代表团去莫斯科出席国际职工代表大会。会后，他留在莫斯科，入中山大学学习。其时，该校讲课都用英文，沈泽民与张闻天、吴黎平（吴亮平）等同编在翻译班，一边学习，一边当翻译。１９２７年，他任该校政治经济学教师。

　　由于不懂得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由于对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及失败后的实践缺乏深刻的了解，沈泽民这时犯有教条主义的错误，曾对当时国内的革命形势及主要任务作了片面的理解，被中山大学校长米夫认为是中国党内理论“较强的同志”。但他与王明有区别，据吴亮平回忆，“泽民和闻天都反对王明的宗派活动”，“有谆谆长者之称”。他还说：“泽民和闻天与人为善，对己能不断地修正错误，坚持真理，都是正派的好共产党员，和王明有本质的区别。”

　　１９２８年６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沈泽民担任大会翻译工作。会后，他和张闻天考取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哲学系研究生，学习约两年。由于过度劳累，加之当时生活条件差，不久，他患了肺病，但仍坚持学习。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沈泽民带着《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即国际十月来信），化名李清扬，取道法国，乘邮船回国，协助瞿秋白于１１月１９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这时，他还写了《中国革命的当前任务与反对李立三路线》《三中全会的错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有它正确的方面，如指出李立三的冒险主义错误是混淆了革命性质和革命阶段，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在目前阶段上的胜利已经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而已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所以他提议在革命政权开始建立的时候，就立刻开始转到社会主义革命，并不经过中间阶段”；同时指出了李立三在革命动力问题和组织问题等方面的错误，进一步分析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阶级根源，认为“这是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冒险拼命的情绪反映到党的政治领导中来，不愿意做艰难困苦的组织群众领导群众革命斗争的工作，希望在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由于冒险的行动获得暴动的胜利，完成夺取政权的任务”。

　　尽管如此，沈泽民在这两篇文章中所反映出的新的“左”倾错误也是很明显的。例如，他没有看到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在瞿秋白、周恩来等主持下，已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决定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性工作，纠正和停止了执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相反，他在文章中却认为三中全会以后，各地依然“继续以前的”李立三错误，“就是中央自身的策略指导也不能开始真正的转变”。尤其是他认为，李立三的冒险主义错误不是“左”，而是“用‘左’倾的辞句掩盖他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在以反右倾为主要任务的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反对李立三的错误，“仍然是反右倾斗争的主要内容”。这说明，他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思想上是完全一致的。

　　１９３１年１月７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取得了党中央的统治地位。沈泽民也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沈泽民任中央宣传部部长３个月后，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工作。毋庸讳言，沈泽民是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央打着“改造党的各级领导”的旗号下被派往鄂豫皖苏区的。同他一起被派去的还有张国焘、陈昌浩等人。３月中旬，张国焘、陈昌浩在顾顺章的护送下，从上海搭船经汉口前往黄安（现湖北省红安县），进入鄂豫皖苏区。沈泽民和张琴秋则于４月初坐火车到蚌埠后，改乘轮船去正阳关，４月中旬到达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

　　金家寨是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驻地，沈泽民初到特委时，工作还比较谨慎，常找特委、县委和区干部及红十二师指战员谈话，开座谈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他认为苏区干部“政治上都很好，诚恳虚心”，并赞扬“红军十二师作战英勇，纪律严明”。当他了解到红十二师还帮助地方建立武装近３０００人时，很重视这一成就，极力推广这一经验，并抓了发展地方武装、建立县区游击队的工作，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和扩大红军主力。当时正值春荒，他立即和皖西北特委研究办法，采取措施，让红十二师在产粮的霍区发动农民，没收地主粮食１０万担，救济群众，同时发动生产自救。他很重视农业生产，强调“只有发展生产，才能保证红军作战”。他根据商城有药材、金寨有竹木扫帚和纸、苏家埠一带有茶等土产，以及国民党每年在这些地区的税收在３０万元以上等情况，强调提出：“要发展土特产，才能发展苏区。为了军需民食，要成立我们的税收机构，建立苏维埃税务工作。”

　　１９３１年４月底，张国焘经湖北黄安七里坪、河南新集、商城进入金家寨，与沈泽民相会。张国焘下车伊始，便攻击鄂豫皖根据地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叫嚷必须按照四中全会的路线，实行“转变”和“改造”。根据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党中央的指示，张国焘于５月１１日召开会议，宣布中央决定：撤消鄂豫皖边特委，成立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和新的鄂豫皖军事委员会，由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分局常委兼共青团鄂豫皖分局书记，沈泽民任分局委员。６月２８日，张国焘又召开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以“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思想指导下，全盘否定了鄂豫皖根据地党和红军的工作。这次会议决定由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等７人组成中央分局常委。会后，张国焘加紧“改造红军”“改造各地方党、苏维埃和群众团体”，极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标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开始了对鄂豫皖苏区的统治。这时，沈泽民原来就存在的“左”的思想发展起来，接受了张国焘的错误观点，也主张开展“党内斗争”，一切从改造领导机构这个根本做起。

　　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理所当然地受到鄂豫皖苏区广大党员、干部的抵制和反对。他手中无真理，只有凭借职权，给反对他的广大党员干部扣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分局”“右倾”等帽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借故于１０月在河南光山白雀园开展罪恶的“肃反”。鄂豫皖苏区党和红军中的许多重要干部，如红四军十二师师长许继慎、红四军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红四军十二师政委姜镜堂、红四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红四军十二师参谋长兼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曹学楷、红七十五师政委戴克敏、鄂豫边特委书记徐朋人、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王秀松、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定侯、红四军十师师长兼政委陈奇等，先后被张国焘诬为“反革命”或“阶级异己分子”而遭杀害，给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这次“肃反”没有召开分局会议讨论，是张国焘亲自到白雀园主持进行的，沈泽民没有参加。

　　鄂豫皖中央分局在完成对苏区各级领导机构的改组后，于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０日召开了鄂豫皖省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了省委，沈泽民任省委书记。他在鄂豫皖苏区工作期间，犯了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严重错误，但他不是王明、张国焘式的野心家、阴谋家，他仍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对于巩固和发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特别是进行保卫苏区的斗争，“是有功勋的”。

　　１９３１年８月，红四军在军长徐向前和政委曾中生的指挥下，攻克英山，继而抵制了张国焘要红军通过近４００里白区进攻安庆的冒险计划，决定向圻水、黄梅、广济进军，连克圻、黄、广等县城，把鄂东北和皖西北联成一片，扩大了鄂豫皖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的斗争。沈泽民在支援红军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圻、黄、广战役中，他提出了“扩大红军”“扩大根据地”“庆祝红四军大捷”等宣传口号。战役结束后，他主持召开了欢迎和慰劳红四军大会，并根据分局再扩建红军一个师的决定，动员根据地青年参军。接着，红四军于１１月在七里坪扩建为红四方面军，成为保卫发展鄂豫皖苏区的坚强主力。随后，红四方面军又于ｌ９３１年１１月至１９３２年１月底取得了黄安战役、１９３２年１月底取得了杜付店战役、１９３２年３月２２日至５月８日取得了苏家埠战役的胜利，共歼灭敌人３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使鄂豫皖红军和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红军主力扩大到４．５万余人，地方武装约在２０万人以上，根据地总面积约４万平方公里，人口３５０多万。这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的极盛时期。

　　沈泽民在团结国民党爱国将领，争取他们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１９３２年初，吉鸿昌将军出国考察归来，于８月率原二十二路军旧部一个旅投奔红军，在赴苏区途中，被蒋军尾追阻击，到羊山角附近遭敌重重包围，部队无法突围。这时，吉鸿昌身着便衣，带少数亲随进入苏区。沈泽民在红安附近的长冲会见了吉鸿昌，同他畅谈了一天一夜，讲“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国内形势，讲中国革命的前途，详细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表示欢迎他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召开了有六七人参加的小型欢迎会，使吉鸿昌深受感动。当他离开苏区时，沈泽民代表省委送给他３０００元作路费，并指派徐海东护送一程。这些做法得到省委和边区多数领导人的赞同，认为“这都是好的”。

　　沈泽民在负责苏区党和政府的工作期间，很注意“尊重有经验的同志，见了面就问情况，对每个干部的情况都仔细地问，提拔了大批的地方干部”。他和郑位三、郭述申等领导了苏区的土地改革，强调要把分配土地和扩大红军、建立地方武装、发展苏维埃等工作联系起来。他把赤卫队、共青团、童子团、贫农团、妇女会一齐动员起来，开展青壮年参加红军的宣传活动，动员党团员带领群众参加红军，提出“快快武装起来，壮大红军，保卫苏区，扩大苏区”的宣传口号，并抓住红军的祝捷和节日纪念等活动，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扩红”。

　　在农业生产方面，为了解决劳动力的缺乏，沈泽民同省委的领导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如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以村为单位组织不同形式的互助；红军家属和鳏寡孤独残废者的田，由村苏维埃组织代耕；在春耕秋收农忙季节，组织苏维埃政府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投入生产，特别是在接近白区地带帮助农民抢种抢收。这些措施的贯彻执行，使边区的农业生产在战争环境的困难情况下，得以恢复和发展，粮食获得了丰收，人民也度过了饥荒的难关。

　　１９３２年６月，蒋介石重新纠集６３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矛头首先指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张国焘惊慌失措，擅自决定放弃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对于张国焘的逃跑主义，沈泽民是坚决反对的。据郭述申回忆，在鄂豫皖苏区，“敢批评张国焘，真给张顶嘴的还是泽民”。这时，他不仅支持省委其他同志反对张国焘逃跑的正确意见，还给张国焘写了一封长信，要张国焘召开中央分局会议，讨论粉碎敌人“围剿”和武装保卫苏区的问题。信写好后，请省委同志传阅，经郑位三、成仿吾、郭述申、张琴秋等签名后，送交张国焘。张国焘耍两面派手法，一面复信表示同意开会，一面又说开会没有时间，拖了一个多月。对此，沈泽民十分气愤。１０月初，他同省委同志来到中央分局驻地，对张国焘说：“革命不是你张国焘一个人的事，这是全党的大事，要开会决定才行。”“我们不能丢掉苏区几百万人民不管，党和先烈开创的苏区，不能不战而扔下。”他还质问张国焘：“丢掉苏区要逃到哪里去？”进而坚定地表示：“要保卫苏区，要开会，我非到会不可。”

　　１０月１４日，中央分局在红安以西河口地区的黄柴畈召开会议。沈泽民等坚决反对张国焘退出鄂豫皖苏区的主张，重申了保卫苏区的决心。而张国焘却在会上竭力散布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情绪，说什么第四次反“围剿”已经失败，敌人的力量大大超过我们；说什么红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在根据地内继续进行战斗是没有希望了。他不敢把西逃的打算公开端出来，只说红军主力需要跳到包围圈外保存力量，在周围打击敌人，保卫根据地。为欺骗大家，张国焘还装模作样地发誓决不离开鄂豫皖根据地。最后，会议根据敌我形势，决定红军主力转移到京汉路以西外线作战，以调动和歼灭敌人，待机重返苏区。留下沈泽民、徐海东等带领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坚持苏区斗争。这时，沈泽民的肺病复发，有时吐血，同志们劝他随主力到外线去，他却回答说：“我是苏区的省委书记，不能离开苏区。我的岗位是和军民一起保卫鄂豫皖苏区，坚持武装斗争。”

　　黄柴畈会议后，鄂豫皖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即率主力越京汉路向西转移。如果按照徐向前等同志的意图，把外线作战当作挽救反“围剿”斗争免遭失败的手段，全面部署，指挥得当，内线外线紧密配合，敌人的“围剿”是可以打破的。然而，这时的张国焘已经失去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下去的信心，没有对外线和内线作战以及相互配合等问题作出任何部署，便轻率地丢掉了鄂豫皖根据地，把四部电台全都带走了，没有给根据地留一部电台。对于这样的重大行动，张国焘连对师一级的干部也没讲，更没有报告中央，也不通知已不随部队行动的鄂豫皖省委和沈泽民，也没有给内线留下必要的主力红军。对此，沈泽民坚定地说：“我们决不相信这是根据中央指示来做的，我们看来这种行动是违背国际指示、中央关于红军的训令和中央局有关文件中所指出的正确路线，而走入逃跑右倾机会主义……国焘同志尤其是主要负责者。”

　　四

　　鄂豫皖分局和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以后，２０万敌军大举进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行“清乡”。蒋介石采用“民尽匪尽”“山过火”“人过刀”的法西斯手段，限１２月１５日前彻底消灭留下的红军，摧毁根据地，形势极为严重。沈泽民同省委召开县以上干部会议，号召党员和游击队为保卫大别山苏区进行艰苦的战斗。在沈泽民、郑位三、徐海东、郭述申、吴焕先、成仿吾等领导下，苏区人民展开了英勇的游击战，即使是吃树皮、草根，也不屈服。苏区到处贴满了“留得大山在，到处有红军”的标语口号。罗山、黄安、河口、商城、六安等县还成立了县游击师或独立师，充分反映了党和人民的团结一致，坚信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心。针对这一新的形势，沈泽民曾经著文指出：“蒋介石屠杀人民，使苏区的人民恨得要吃掉蒋介石”，“走投无路的是蒋介石，红军游击队是打不败的”。这是因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紧急关头，“蒋介石执行与工农群众革命运动决一死战的卖国政策，引起了广大群众反帝反国民党的新怒潮，蒋介石一定会走投无路的”。经过两个多月的游击战争，红军消灭了敌人近千名，缴获枪支近２０００支，武装了游击队和群众。

　　１１月２９日，省委在红安县檀树岗召开最高军事干部会议，鉴于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未归，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加强武装力量，保卫革命根据地。

　　１２月，省委得悉红四方面军已到陕西省南部，同时，为了应付敌人新的“清剿”，于３０日召开临时紧急会议。会议谴责了张国焘的“逃跑右倾机会主义”，进一步明确独立坚持斗争的思想，决定红二十五军以师为单位分开活动。后因战果不大，于翌年３月初又决定集中行动，将全军７０００余人集结于新集以南野鸡楼一带，待机歼敌。３月４日，敌３５师一个旅进占边区根据地郭家河。沈泽民召集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首长吴焕先、王平章、徐海东等开会，分析敌我情况，决定集中兵力，全歼敌人。６日，天未破晓，徐海东率主力团攻入郭家河，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共毙、俘敌军２０００余名，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取得了红二十五军重建后的首次大捷，给根据地军民以极大鼓舞。群众高兴地说：“红军主力又回来了！”沈泽民心里也充满了喜悦，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表彰了红二十五军，说“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积极作战，牵制蒋介石包围中央苏区的行动，又保卫了大别山的红旗”。４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又取得了潘家河、扬泗寨两次战斗的胜利，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形势初步得到好转，蒋介石的“清剿”遭到失败。

　　这一时期，鄂豫皖省委和沈泽民也受到了临时中央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指导的影响。早在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由沈泽民主持的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就根据中央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要求，提出把“夺取中心城市”作为当时的中心政治任务之一。郭家河战斗胜利后的第二天，省委不能冷静地分析形势，反而根据原来“左”的指导思想，在《鄂东北通讯》发表的捷报中，号召根据地群众“趁热打铁的起来”，“夺回中心城市”“恢复整个苏区”。３月下旬，鄂豫皖省苏维埃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再次号召：“一定要夺回七里坪、新集、红安县等中心城市。”

　　不久，省委又收到王明路线统治的博古为首的中央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０日发来的《反四次“围剿”中的错误及目前军事形势任务》的指令。这个指令提出，鄂豫皖党和红军的基本任务是“肃清敌人一切地方的和常备的军队”，要求“集中力量实行进攻的战斗”，“应当以消灭七里坪的敌人力量和夺取与巩固这个地点为第一个任务”，并强调“进攻最适宜的时机恰恰就在现在”。根据这一指令，省委在４月１４日发布的《通告第一〇六号》中，把“完全消灭鄂豫皖苏区内部一切匪军民团”，“夺回新集、七里坪、红安县、宣化店、商城、金家寨等一切城市”，作为“反攻时期”的主要任务，并于５月初贸然决定夺回七里坪。

　　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不同意省委攻打七里坪的计划，他们认为，从整个形势看仍是敌强我弱，且我军给养困难，因此不能打。但省委却一味强调党中央的指令必须执行，坚持要打。七里坪战役５月２日开始，１０天以后，战斗没有取得进展，而红军却告断粮，起初靠根据地人民忍饥送些稀饭，以后只得用野菜树叶充饥。在这种情况下，吴焕先、徐海东等建议撤出战斗，但遭省委拒绝。５月２４日，省委还发出《通告第一〇七号》，继续坚持要打七里坪，甚至要求“准备更大的力量加倍迅速夺回一切其他中心城镇”。直到６月中旬，由于红军多日断粮，长期露宿，疾病蔓延，饥饿而死和战斗伤亡日增，部队减员严重，所剩５０００余人体质日渐衰弱，而敌人援军不断增加。至此，沈泽民才认识到省委的错误，他对徐海东说：“现在看来你没有错，是我们省委错了，要是早采纳你的意见就好了。”

　　６月１３日夜，全军撤出阵地，但这时的省委并没有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中转变过来。

　　１９３３年６月，国民党开始对鄂豫皖根据地实行第五次“围剿”。省委事先对这次“围剿”缺乏警觉，直到６月底，才知敌情有变化。恰在这时，派往中央请示工作的同志返回。省委于７月１日、２日在新集以南的太平寨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和第二次扩大会议，口头传达临时中央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５日《给鄂豫皖苏区党委的信》，并通过了《通告第一〇八号》和《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决议案》。临时中央的批示信要求鄂豫皖省委恢复和巩固以红安、麻城为中心的鄂东北根据地，将根据地完全打成一片，强调要进行所谓“正式战”，“集中武装力量来为防御苏区作猛烈的斗争”。于是，省委提出苏区全体群众动员起来，在红二十五军主力的领导下，“大举向敌人反攻”，“要在苏区内大大建筑工事，动员群众武装把守，抵抗敌人的一切进攻”。其结果，又造成了鄂东北中心区保卫战和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的失利，部队受到重大损失，全军只剩下约３０００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从１９３３年５月１０日起，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五军遭受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身为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沈泽民自然应承担主要责任。

　　五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人们。严酷的斗争现实，使省委和沈泽民深深感到，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斗争方针。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６日，省委在红安县紫云寨召开了第三次扩大会议，准备全面总结过去５个月的斗争经验，吸取教训，制定出今后斗争的新的策略和方针。由于敌人的进攻，会议仓促结束，但省委还是将斗争方针的转变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在会上，沈泽民虚心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处于（黄）陂孝（感）以北广大地区和罗山地区外线作战的３个团，在会上介绍了他们密切联系群众，实行游击战争，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取得胜利的经验。鄂东北道委也介绍了红安县河口区、仙居区发展便衣队的情况。这使省委和沈泽民打开了眼界，认识到将红军组成小型便衣队到外线活动，是打破敌人的“围剿”，扩大红军，发动群众，保卫苏区最适宜的办法。沈泽民说：“红军转到外线活动，路子皆是大有希望”，“首先最有效的还是发展便衣组织”。

　　在极端艰苦的岁月里，红二十五军严格执行群众纪律，特别是徐海东以身作则，和战士一起吃南瓜、葫芦，千方百计不增加人民群众负担的爱军爱民品德，深深感动了沈泽民。鄂豫皖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不久，沈泽民找到徐海东，噙着泪激动地说：“海东同志，有像你这样的党性，红二十五军被困难是压不倒的。”随后，他从怀里取出瞿秋白送给他的那块钢表，深情地回忆说：“瞿秋白同志在莫斯科工作期间，目睹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经济困难，把自己的一块金表捐献给了苏联人民。苏联的同志为了瞿秋白工作的方便，回赠了这块钢表。１９３１年我离沪来皖时，瞿秋白把这块表送我作纪念。”他接着说：“海东同志，现在我把它转送你，祝红军胜利！革命成功！”徐海东热泪盈眶，无限感慨，从战友的手里接过表，深沉而又坚毅地说：“红军会胜利的！一定会胜利！”

　　根据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的精神和会后的多次研究，由沈泽民执笔，于１１月１０日写成了给党中央的报告。报告沉痛地检讨了省委过去在斗争方针上的错误：“在郭家河、潘家河之战轰轰烈烈的胜利后，到现在弄得如此局面，完全是过去错误造成的”，“四次‘包剿’前之大苏区……到今日之状况，乃党的路线一贯脱离群众所造成”。报告深刻地说，“生死存亡只在一个问题上来判断，即是对群众的关系，如转变到真正面向群众、团结群众，敌人再狠些亦包不住我们”，表示今后要“洗心革面，重新做起”，“唯有万死的决心来转变”。至于今后的斗争方针，报告写道：“红军既事实上不能担负巩固一方苏区的任务，只能及时采取游击方式来牵制敌人、消灭敌人，以恢复和巩固苏区”，“各游击队联合红军，深入到敌人占领区域去活动，夺取物资，杀反动，骚扰敌人，同时宣传与组织群众和建立秘密工作”；“现在最有发展希望及最重要的运动，就是便衣的运动”，“决定用党、苏维埃、红军及游击队的全部力量，去发展这种武装形式”。

　　其时，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辗转天台山一带，艰苦奋战，缺粮少菜，无以为炊。沈泽民和广大红军指战员一样，以葛藤、树叶、草根为食。他的肺病日渐恶化，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给中央的报告就是在吐血的情况下写成的，是他用药水写在一件白色短裤衩上，由成仿吾穿着前去向党中央汇报的。此后，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吐血不止，并又染上了疟疾。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前来看望他，他知道自己为党工作的时间不长了，握着战友们的手，坚定地说：“一定要以万死的精神，实现党的斗争方针的转变，去争取革命胜利！”这便是他的最后遗言。

　　１１月２０日，沈泽民因吐血不止，在红安县天台山芦花冲与世长辞。他忘我奋斗，尽忠守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无私地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他的革命精神，将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之中。

　　为了纪念沈泽民的革命业绩，１９３４年４月１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在江西瑞金沙洲坝创建了苏维埃大学，正式给这所大学命名为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由瞿秋白任校长，毛泽东、林伯渠为管理委员会委员。当时率红二十五军转战商城东南豹子岩的徐海东，获悉沈泽民病逝的消息后，情不自禁地掏出沈泽民送给他的那块怀表，流着眼泪边看边说：“沈书记可是一个好人哪！”１９６３年４月１５日，红安人民举行隆重的迁葬追悼仪式，将沈泽民的遗骨移葬于红安县烈士陵园，董必武亲笔为墓碑题字：“沈泽民同志之墓”。

　　（李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