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齐林：我觉得做老师比做法官影响面更大

　　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法律评论 ，作者阮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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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齐林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2022年，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从教40载荣休。其学生、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斌律师，近日与阮老师对谈职业心得，全文首发“中国法律评论”微信公众号，原文标题为《刑法学人是如何炼成的？｜访谈阮齐林老师》，蓟门决策今推送访谈上半部分，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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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学与教学

　　（一）为什么学刑法？

　　说起我们这代刑法学人当时选择刑法专业的原因，多半是时代形势所然，我自己则是稀里糊涂。我是1978年头一届上的西南政法学院法律专业，到二年级时我国第一部刑法典（七九刑法）刚好颁布。学校当时的教学重刑轻民，小组讨论课也大都是讨论刑法案例。因此也给我们造成刑事法最重要的印象。当时学校里教学力量最强的是刑法和刑诉法，这和我国历史上把法律当作专政工具有关。学校里刑法、刑诉法的课安排得也非常多，分配给刑法160学时，总论80学时由邓又天老师讲授，分论80学时由赵长青老师讲授，考前由伍柳村老师进行串讲，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共同正犯、教唆犯二重性的概念。

　　不过，大学毕竟是普适性的教育，刑法虽然学得多一点，但最终决定专业方向还是报考研究生。大学毕业后也曾想过参加工作，当时包分配，工作非常好找，各地政法口单位也非常欢迎法科毕业的大学生。但想到学业到此为止还是心有不甘。所以就报考了北京政法学院刑法专业曹子丹老师的研究生。报考北京政法学院一是因为城市，小时候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还想回来看一看；二是北京政法学院不要求复试，我不太喜欢复试的压力，千里迢迢去复试，奔波之外还有不通过之虞，不爽，于是就选择了程序简单的北京政法学院。

　　（二）如何成为教师？

　　北京政法学院1984年升格为中国政法大学,而我是1985年研究生毕业。那个时候大家都不愿意留校教书，当时我也认为法官才是法律职业的正途，本想去法院工作。可刚刚升格的中国政法大学正要扩充师资，我们就被江平校长强留下来。我校1985届的十三位研究生中五六个同学最后留下来任教了。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虽然教师这份职业不是出于主动选择，却是符合自己天性的。如果选择其他道路可能会更艰难，那就是不可知的命运了。

　　当时刑法专业的学生除了我还有顾永忠，都被留下来了。其他专业留校的同学有赵旭东，肖胜喜，洪道德、杨仁家。其他同学死活不愿留校，学校也没办法，只好放他们走。

　　我是1982年7月毕业，当年就留校任教，刚开始是教本科生。教研室想安排我教古代刑法，我说刑法史实在是教不了，然后就教外国刑法，因为还懂一点英文，所以就给学生讲英美刑法的选修课。此外刑法教研室的每个人都要讲中国刑法，所以当时讲的就是英美刑法和中国刑法两门课。

　　有言道“人生识字糊涂始”，对我则是“人生教书糊涂始”。刚开始教书的时候有个非常深刻的教训：当时因为刚毕业，被安排先给函授的学生讲课，函授班的特点是一去就是三五天，单讲刑法总论，上午4小时、下午4小时，有时候晚上还有几小时，课程相当密集。当时我去的河北通化教函授，但没提前备课，想着去了之后晚上备课，第二天讲。去了之后我才发现这种方式讲刑法总论根本办不到，备课备不过来，当时我讲课就讲得特别狼狈，这才让我体会到提前备课的重要性。

　　好在那时是函授，学员对课程质量的要求也不高，所以我也算是勉力应对下来。这件事给了我教训，以后就注意讲课前要认真备课。新手如果不作准备就讲课，至多能讲20分钟的内容，再往后就是不知所云了。

　　之后，每遇到年轻教师留校任教，我都要特别叮嘱要在第一学期踏踏实实地备课，把每周所有的时间用在备课上。顺利讲完第一学期的课是极不容易的，千万不要轻视，临阵磨枪是不行的，到讲课的时候是绝对要吃苦头。

　　对于教学生涯的开始，我认为年轻教师还是要由老教师带比较好一些。年轻教师在做博士时就可以作好准备，先给老师做助教，留心老师如何讲课，认真做好笔记。几轮助教做下来自然会对如何讲课有些认识，以后自己在上课的时候根据老师讲述的结构和内容，再结合自己的所思所想，就不至于不得要领、言之无物。

　　讲课不是念书，所以拿到教材以后就要抓住重点，有些内容不需要讲，学生自己看书即可了解。但精要所在则须仔细讲。能否抓住重点决定了讲课的成败。如果是学生自己看书或者凭常识就能知道的东西，你再讲半天就没有意思了，学生也没有收获，因为这和他的知识结构是相同的。学生需要老师讲授的内容正是难以从书本上看出来的。老师也需要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学生提问和考试，才渐渐了解哪里是真正要讲的东西，如何细讲学生才能明了。这对于年轻教师而言，可能需要摸索很久，所以教学确实应该师承，这就把自己摸索什么该讲、什么不需要讲的阶段跨越过去了。

　　（三）刑法的重点问题

　　讲授刑法的重点首先在于刑法理念。刑法首先要强调罪刑法定原则，强调刑法不是鼓励动用刑罚的法律，而是限制刑罚权、约束公权力的法律。刑法不是生杀予夺之法，而是限制、规范刑罚之法。

　　刑法中的重点问题还在于责任主义。具体有：

　　第一是行为责任，即人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只有他的行为才能对外界发生影响，才能产生危害，具有社会危害性，才可能构成犯罪。

　　第二是个人责任，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能株连，这是基本的原则。人只能因其行为，而不能因其亲友关系、人际关系或者他所属的团体受到惩罚。在此意义上，我认为单位犯罪应该受到很大的限制，我国刑法认为犯罪有个人和法人两个主体，我认为这是对刑法传统的背离。

　　第三是罪过责任，或者称为主观罪过责任。也就是《刑法》第16条规定的，客观上造成了损害结果，如果没有故意和过失，而是由于不可抗拒、不可预见的原因引起的，不认为是犯罪。罪过责任原则本质上就是反对客观归罪。不过，现代刑法已经由主观罪过责任原则渐渐发展为期待可能性，或者说由主观“知不知”转移到客观情境下“能不能”的问题。如果说行为人知道，但是办不到，刑法也不能强人所难去追究刑事责任。

　　罪刑法定、责任主义原则都是刑法的核心问题，也是宪法性的原则。是刑法教学中要和学生要特别强调的。由此引申出了共同犯罪的立法体制问题，单一共犯制合适还是分类共犯制合适？如果从体系性来讲，分类的共犯制更为符合刑法适用的逻辑：人只有实施刑法禁止的行为，也就是分则条文罪状规定的行为才应该受到刑法的惩罚。其他没有实行行为的人，可能是因为对实行犯实施的帮助或者教唆构成共犯。但构成共犯和自己亲自实施刑法禁止的行为，这毕竟是不同的，要有不同的对待。

　　律师辩护也会涉及共犯问题。首先是实行犯罪者是否构成犯罪？其后才是犯罪实行的帮助、教唆是否成立共犯。构成共犯也要符合主观罪过原则，即应该主观上知晓他人实行的犯罪行为，才能够对他人的犯罪行为承担共犯的刑事责任。此外也要求他的行为符合共犯的客观条件，即对他人犯罪实行起到了促进作用，影响到犯罪结果。这些我认为是刑法的基本观念。

　　刑法学技术性的概念其实就是“构成要件”。从日本东京大学访学回来以后，我对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是持彻底的否定态度。我认为构成要件就是罪状。只有行为人的行为符合了分则的刑罚法规处罚的前提，也就是符合罪状的全部要素，才应令其承受分则条文的惩罚。至于罪状或构成要件要素该怎么划分？两分可以，三分也可以。两分就分为客观性要素和主观性要素，那是分则罪状要素的分类、解析问题，不是总则问题。总则只是出于教学上的方便对分则的罪状作构成要件的技术性分析。其实我国刑法学教材都是把罪状放在分则概论里阐述。

　　我们在教学上对刑法总则非常重视，这也是必要的。因为学生时代应当重视法学素养的教育，着重刑法观念、价值观的教育。至于那些刑法分则问题，怎么去分解各罪罪状，怎么解释罪状，可能涉及以往的司法先例，如司法经验、司法解释等等。学生将来从事法律职业的时候，有大约十年左右的职业养成期，可以慢慢学。所以刑法教科书可以把总则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进入法律职业后，则是分则更重要。我以前在检察院挂职时就说过，要“法办”某人某事，就得看有没有一个分则条款能够套得上，套不上就必须放弃，套得上才能够起诉。就这么简单。在刑事诉讼中，分则刑罚法规是公安据以立案的条文或者叫罪名，也就是检察院予以起诉的条文，也是法院予以判罪的条文。分则的理解与适用涉及定罪以及可资适用的法定刑。

　　接下来才涉及量刑辩护，有没有立功，有没有退赃，是坦白还是自首，是从犯还是主犯，是未遂还是预备还是中止，这样的一般性的问题，所以说技术性的问题其实就是罪状，也就是构成要件的概念。

　　在单位犯罪方面，现在最高检也在开展涉案企业合规。其实也是想把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独立开，根源在于我国单位犯罪的理论其实将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两责人员犯罪约等于单位犯罪，认为单位的意志已经自然而然体现了。

　　（四）授课的个人风格

　　我授课的时候肢体动作比较多，这可能与我的个性有关，我印象深刻的是上幼儿园中班的时候，老师给我的评语就是说话时好“指手画脚”。我可能就是生来说话的时候要借助身体动作，也可能是我讲问题沉浸以后情不自禁地和同学互动的过程。在网络上讲课就不可能这样。现场讲课的时候可能还有对同学现场提问进行答疑解惑，特别容易想把自己的观点很好地传达出来，讲着讲着人就动作起来了，五官都在传情达意，然后也在帮助表达，肢体动作也是个性的流露，所以如果要是有的时候讲话，手脚不让动的话，就觉得特别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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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教育和法律实务有何不同

　　法学教学和法律实务确实有很大的区别。法学教育，尤其是本科生，还是注重观念和素养的培养。但是到了将来从业的时候，他肯定是要了解分则的规定。甚至于将来律师法官都要走专业化的道路，比如专门做知识产权犯罪的案件，专门做网络犯罪的案件，专门做贪污贿赂方面的案件，专门做金融犯罪的案件。中国法务市场这么大，某一领域做得好就不得了了。

　　当然，深耕一个领域也需要付出相当的努力。要了解法律制度的过去和现在，要了解刑法的规定，还要了解相关的前置行政法、金融法、经济法的规定，要了解积累多年的判例，就这一点而言检索能力很重要。法官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办公室都有一面大书架，放着历年的判例和法规汇编，便于随时查阅。

　　作为受过法学教育的人，如果从事法律职业的话，起码有10年养成期。比如说就以主持人李斌律师为例，研究生毕业后读博士的同时去了检察院工作，一开始起码要做5年的书记员，跟着“师父”后面干，学习处理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的方法，每当研究案子的时候都能听到领导的指示、同行的见解、师父的看法。有了5年书记员的经历，然后再当助理审判员或者是助理检察员，其间虽然有的时候能独当一面，但是还是比较稚嫩的。在10年养成期之后，就是敢拿主意的司法人员了。

　　律师成长过程可能更慢。因为法院、检察院还有师傅带徒弟的体制，法官、检察官对安排的书记员都有传帮带的过程，可以说是经老法官、老检察官手把手地教了10年。但律师往往没有人给他手把手地去教，都是自己摸索着来，也有的跟着师父做，但是这从案件的数量到受关注的程度就完全不同了。师傅看你灵性好一点的可能就多教一点，灵性不是太好的，师傅也懒得多教，那就差别很大。

　　所以说法学教育和法律实务不能等同。法学教育只是基础，重在法律素质、分析能力、大数据检索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走向法律职业以后就完全专业化了。而且也正是有这样专业领域的积累，律师才能够做得好，尤其是中国，14亿人法务市场太大了，因此法律职业的大方向应该是专业化或专门化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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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生涯最大的成就

　　教书40年最大的成就还是有人数众多的学生或听者、读者。作为教师，听课的人越多，我觉得贡献越大。因为教师的职责就在于传道授业。我影响的学生多，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司法考试辅导，其实是正业之外的副业。正业就是在法大教书，按照学校的工作量分配给在校研究生、本科生讲课，这跟其他老师没有什么差别，要说有差别可能就是听课的班大一点。在司法考试辅导而言，受众就非常地广泛。有时遇见法官、检察官、律师，他们会说当年备战司法考试时，看过我的辅导书，听过我的辅导课，我十分欣慰，特有成就感。尤其是到了退休的年龄，教书的职业生涯告一段落，我觉得值了，我的职业生涯很充实，没有枉为教师。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做老师比做法官影响面更大，司法考试辅导最早是律师职业资格考试（以下简称“律考”）。我记得在出国访学之前，1988年我就讲律考辅导。后来因为去日本访学中断了。1994年春天回国以后，因为之前律考辅导反响不错，有的教培机构马上邀请我去讲司法执业资格考试（以下简称“司法考试”）。司法考试从1994年讲到2014年，大约有20年时间，每年应该有数以万计的受众（包括听课学员、书籍音像资料的读者），能够让这样庞大的受众群体受益，帮助他们取得司法职业资格，也可以讲，我不枉为教师。

　　原标题：《阮齐林：我觉得做老师比做法官影响面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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