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未了｜我在故乡寻找另一处故乡

　　文/李哲

　　一

　　我是一个生在农村，长在城市的孩子，源于土地的自卑贯穿着整个童年。

　　六岁时，我迎来了人生第一个难题。父母与爷爷奶奶分家后带我搬进了城里，在一小附近租了一处平房。每逢放学，小哥哥小姐姐们成群结队、有说有笑地路过院前，蹲在门口的我就找母亲哭嚷着要上学。后来，父母拿上了八千块借读费，我得以在2000年9月上旬迈进校门。那份开心我已经忘了，但农业户口带来的屈辱烙入幼小的心田里，它把我挡在城市之外、学校之外，浓重的乡音又成为嘴巴上无形的封条。每每同学嘲笑我的口音时，我再次厌恶那处穷乡僻壤，洼里付。

　　它籍籍无名。早些时候在地图根本没有它的名字，近些年定位技术精准后才有了它的位置。它紧邻着一条地上河，我从小又将这一切的不公怪罪于这条沟渠，它将村子与庞家镇分开而使其成为旧镇镇的村子。因此，我的身份证开头不同于大家。小时候，我最厌烦别人询问我的家乡，我根本表达不清答案，没有人知道那个叫洼里付的村子，甚至没有人知道旧镇。

　　那条沟却曾带给我们诸多欢乐的童年回忆，后来每逢想起常常是爱恨交加，一语难尽。它是旧镇镇与庞家镇的分界线，因此也是滨城区与博兴县的界线之一。村子南头的农田又与高青县崔家村相邻，于是村子不仅在旧镇镇、唐坊镇、庞家镇的三镇交界处上，还位于淄博市、滨州市的交界处。前些年，手机有漫游费，我家正巧住在村子最南头，淄博信号笼罩院落，为此家里人打电话都需要走到村子靠北的地方。

　　我坚持认为洼里付一定会被人遗忘。两县一区的交界处，旧镇镇的东南角，滨城区的最南端，偷偷摸摸地躲在一个边边角角里，谁能想起这里？万万想不到2022年年末，村子大沟的东岸竟然通了一条崭新的水泥路。曾经，那里是一道浅浅的沙土路，我们曾游泳归来光脚提鞋跑过，也曾前往支脉河抓螃蟹走过，也曾去北王村打篮球你追我赶过。那曾粘在裤脚上十几年的薄薄的沙土已然不在，眼前赫然蜿蜒着一条崭新的双车道柏油路。我万万不能相信。

　　过年时，我爸说今年我结婚走这条路，一切皆是天意，都是天作之合。是呀，原来这条沟渠并不是毫无缘由的匍匐在此。鲁西北平原的河流大多是东西走向，它偏偏不合时宜的自北向南穿插过一众河流，它是那样的不近人情，又那样突兀的出现在地图之上。

　　村东的大沟是一条地上河、人工河，它的使命是引黄河水进入麻大湖，同时又向两侧的河流补充水源，肩负着浇灌沿岸农田的重任。它养活了两县一区沿岸的百姓。它太过于重要才被认定为界河，才会被铺设上一条崭新的马路，加以守护，这是我最近才想通的事情。

　　二

　　洼里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当时连年战乱与频发的自然灾害导致了中原荒无人烟，因此大量移民涌入山东开荒以谋求生存。

　　元末明初，波及中原的大规模战争达四次之多。刘福通率领两淮、河南、山东等农民十余万人与元军浴血奋战十三年，惨遭镇压以失败告终。后来，元统治集团爆发内讧仍旧集中在中原地带。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压迫最严重抗争也就最坚决，因此起兵两准的朱元璋一举推翻元朝统治，中原尽数化为荒芜之地。随后又逢靖难之役，燕王朱棣向南京政权发动了持续四年之久的战争，杀掠无数，山东，河南，安徽最为严重，道路堵塞，田畴草莽，千村辟荔，魂哭鬼狂，方圆近千里化为丘墟。

　　另一方面自然灾害。仅元末四十余年，旱涝灾害山东十八次，河南十七次，河北七次。枣强县因地势较高，于是成为了明初移民集聚四散之地。其次是蝗灾，1341年至1366年的二十五年中，大蝗灾就达近二十次，山东河南一些地区出现了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大灾之后暴发的瘟疫又有几轮。战祸、洪水、蝗灾、瘟疫，老百姓非死既逃，中原荆棘遍地，人烟稀少，满目疮痍。在此背景下，明朝统治集团积极鼓励人民开辟田野，增加户口，发展生产。于是，洪武年间，一百八十多万移民前往了山东，枣强籍居民正在此列。

　　河北枣强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西连秦晋，东临齐鲁，是由山西向山东移民的必经之地。在移民过程中，河北枣强人、山西洪洞人掺杂一起构成了枣强数十万移民的迁徙规模。当时，移民大部队中有几户李姓人家走到了一处大洼地便不再东行，决定在洼地南边安营扎寨，定居生活。不久后，付姓人家也迁来安家，由于李姓少于付姓，村子便取名为洼里付。

　　父母在的地方称为家，爷爷奶奶在的地方称为老家，何处是故乡呢？村西头的祖坟里埋葬着祖祖辈辈的先人，他们让我敢于肯定此处必为故乡，但那时尚且不知祖先们漂泊的事迹。在磅礴的历史大潮之中，我仿佛看到了流浪的祖先，迈着足迹一步步地走到这里，开垦、繁衍、育人、死去。那个战火纷乱，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年代宛如浮现眼前，六百年前的艰辛与不易啊，鼻尖阵阵酸痛是祖先保存在基因里的记忆。

　　土地是百姓的命，也是农耕文明的基础。人们常认为中国古代的农民安土重迁，小富即安，其实这不是全貌，中国人还存有一种穷则思变的思想。翻阅历史，华夏民族从未畏葸不前，洗颈就戮，恰恰相反，每逢乱世动荡，祖先们都能够大胆地冒险，无惧于漂泊，勇于从头再来，开垦与探索。中华大地之上，华夏文明的光辉照耀下，何处不是故乡。

　　三

　　从遥远的历史中走来，它历尽风雨只是成为了一个平平无奇的村子，没有一声辩解。

　　村子很小，一百来户人家，但这里走出过一位博士孙学锋。他跟随欧阳中石老先生读博士已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却一直是村里父母们激励孩子好好学习的首选榜样。后来，我在济南多次遇见中石先生的题字，舜耕山庄、李清照纪念馆、超然楼、泉城颂等等，每每看到一处便情不自禁地联想到洼里付，以及因求学走出来的孙学峰教授。那盏灯，不仅亮在村子口口相传的故事里，还亮在每一个在外求学漂泊的游子的心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榜样在，心中的奔头就在，奋斗的脚步就不会停，敢拼敢闯的劲就不会歇。三十年之后，我考研成功，有幸成为了村子里的第二位研究生。其实也不是，我的学业之路和村子几乎毫无关系，并且未能读博更算不得圆满。又过了两年，也就是去年暑假，我在老家遇见发小，方得知他考博成功的消息，不免由衷钦佩。孙家门，学字辈，他叫孙学增，考取了中山大学的医学博士。他为灯芯又添了一股灯油，噼里啪啦地响在村子上空，激励着后来的一众学子。

　　平平无奇的村子默默无闻地养活着褶皱的生命，也孕育着呱呱落地的新生。它将远方与田野一并呈现在这片土地上，北上广深与农村，硕士博士与农民，学业前途与种地，纷纷诙谐的交织在一起，我曾无数次在这种矛盾与撕裂中窥探自我的灵魂深处，村子曾带来的蔓延进生命中的自卑与羞怯，在岁月流转沉淀之下，悄然绽放出鲜艳活力的花朵。

　　站在社会的底层，背靠土地，昂起头颅，脚踏实地，一往无前地向前走，枣强的来客，洼里付的村民，三镇交界的百姓，这些厚重的历史激发出生命不屈的伟大，这是来自洼里付的恩赐。

　　四

　　洼里付在建国时属于高青县，1958年11月划入博兴县，1961年10月再次划归高青县。1990年高青县划归给淄博市，而东北部的旧镇镇划归滨州市，这个小村子便归属滨城区。近百年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也如人一样经历着跌宕命运。

　　原来在历史上有三年时间，它属于过拒我于门外的博兴，原来我在历史上也有成为博兴人的可能。我向往的，我丢弃的，我埋怨的，我努力改变的，到头来，它不只是简单的地理问题，还是历史沿革的问题。对此，当时的我一无所知。

　　姑姑比我大九岁，中学毕业后去了青岛，后来也嫁到了那里。每年她回来时，邻居见了常常谈及，出去久了就是不一样，没一点家乡口音了。半分调侃中，还有半分羡慕。谁不想不出村就能听一听北京话、上海话、青岛话，再打问点外面新奇的事情。

　　许久时间中，我为姑姑感到骄傲，不是因为学历或工作，仅仅因为她去了一个更遥远、更发达的城市，那里有着更好听的口音。当初，迈入学校那天从未顾及与别人的不同，是一腔方言将我戳穿，越努力，越无力，越为满腔的乡音而委屈。我心思不坏，只是想和别人一个样而已，那时还是个孩子，不懂事。

　　过去在博兴上学，如今在博兴工作，父母和家也在博兴，却总觉得故乡并不在这里。故乡在哪里？先民从西边而来谋求生存，祖辈在鲁西北的土地上勤恳耕种，我们在滨州求学与工作，故乡从来不是一个具体的地点，若刨根问底，追本溯源，我们是否要寻到非洲大陆才肯罢休，但它一定存在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下。一代人背负着一代人的使命。人们励精图治，奋发图强所站立的地方，我把它看作每一位当代人最本质的“故乡”。

　　此时此刻，我站在鲁西北的广袤平原之上看向村子，看向河沟，看向博兴，看向黄河，看向天空，历史在这一刻定格在我的身上，我要让它慢下来，融于我的思想，进入我的文字，留于后人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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