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我的大学

　　易石秋

　　几乎是从粗通人事起，大学就十分近距离地走向了我的生活。

　　先是区里“五七大学”的学生下放到我们队村里帮助“双抢”，其中两位就临时寄住在我家里。虽然他们与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生还不能同日而语，但在当时的小山村里生存压力特别大，很多人初中还未毕业就已经辍学务农，只要能与大学挂边，理所当然就已经是十足的知识青年了。然后是我的两位小学启蒙老师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一下子就实现了吃商品粮的华丽转身，让村里的大大小小好生羡煞，我辈忝列门墙者更是无比自豪，继而对大学油然而生敬意。而就在我刚升入初中时，恰好高考制度全面恢复，我们村里一位一直埋头苦读的先知，竟然一鸣惊人，考入了清华大学。山沟里飞出了金凤凰，这在我们这样的穷乡僻壤可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不仅让我辈懵懂顽童惊为天人，也惊动了大大小小的领导与媒体，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成为典范的励志教材，让我们耳熟能详，想不动心都不行。

　　尽管如此，在十五岁之前，我甚至从来没有奢望过自己的人生之路将会与大学发生某种交集，更别说有一天自己也可以堂而皇之地走进大学的殿堂了。因为我根本没有保送的基本资质，即使天上真的会有金元宝掉下来，也不可能砸到我的头上。而我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成绩平平，有时甚至因为顽劣而被老师列为另类，小小麻雀是很难变成凤凰的。虽然初一时幸运地遇到了两位好老师，成绩突飞猛进，甚至还考过全乡第一名，一跃而成为班上的宠儿，很是得意过一阵子，但也不过是昙花一现。不久就因为一种至今也说不出名字的怪皮肤病弄得精疲力竭，差点小命不保，成绩自是直线下落，很快就被从甲等班调到了乙等班，几乎被打入另册了。幸亏天见犹怜，在各类抗生素的狂轰滥炸之下，怪病竟然奇迹般地好了。并且凭着初一时的哪一点儿代数优势，幸运地考入了后来改变我与许多像我一样的山乡孩子命运的毛田区中学。此时高中已经收归区办，全部乡镇都不再办高中，因而一个村能考上高中的没几个。大概是物以稀为贵吧，我们村上的大人们已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称我们为“大学生”了，弄得我好不自在了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进校时还不到14周岁，又是初次出远门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去上学，尽管到区上去看一看也曾是我幼年的梦想，但在短暂的兴奋过去之后，就是十分的惦念家里，整个高中阶段，我几乎是全校距离很远而又每周必回的唯一一个。俗话说，五心不定输个干干净净，学习作为必须专心致志的门类，情绪自然更不能受到过多的影响，何况我的学习基础并不牢实。道理虽懂，然而就是无法控制自己，或许是为了排解寂寞吧，或许是天性使然吧，我特别的爱讲小话，因而常常引起老师的不满而被点名批评，班主任许老师甚至爱莫能助地揶揄说，如果我能退学回家去把所有的话说完再来，他尽管工资不高，保证每月寄5元给我做生活补贴。要知道1979年的5元钱对于一个山区孩子来说几乎是天文数字，我们学校寄宿生当时一个月的伙食收费标准就是5元，虽是笑谈，足见老师的无可奈何与失望之深。话虽这么说，但许老师确实是一位既风趣幽默，又口恶心善，还很有办法的好老师，经过艰苦思索，他终于想出了一道绝招：把我单独放到教室后边他的办公室兼卧室的门口独坐。这一招还真管用，不仅比较彻底地斩断了我的“话源”，也让我看到了老师的煞费苦心与悲悯情怀，大大地刺激了我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使我的学习状态与心态产生了根本好转，到高二文理分科时，我的成绩已经能够进入“大专班”——这种独特的称谓与分班方式也是我们学校当时的一大创造，因为学校比较袖珍，一共才7个班（高一3个，高二3个，加上复读班1个），为了更好地分层分类教学，提高升学率，学校把成绩最好的一部分集中起来组成一个班，称为大专班。稍次一点的集中起来组成一个班，称为中专班，理科复读生单独组成一个班，剩下的组成文科班——因为文科是当时农村中学特别是我们学校的弱势，一年难得考上几个，学校的生源投入自然也相对弱一点。因为理化成绩很不理想，而记忆力是我最大优势，因此尽管极具诱惑，我还是并没有去“大专班”就读，而是选择了去读文科班。但是能够就读“大专班”的资格，绝对是一种十足的荣誉，实际上当时分到“大专班”的同学后来基本都上了大学。

　　许老师别具一格的培养与真挚的挽留也让我深深感动，尽管我在他的教学生涯中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个案，但这一段经历几乎重塑了我的人生，更增添了我面向未来的信心，也就是从此时起，上大学之梦才开始在我心中潜滋暗长起来。

　　因为分班考试成绩在“大专班”水平线以上而选择进文科班的只有3人，而我又得到许老师的大力推荐，所以还真“近水楼台先得月”，直接担任了文科班班长。这一“炙手可热”的职位还真的有点让我受宠若惊，因为此前近10年的学习生涯里我连小组长都没有担任过，如此“一步登天”，既让我特别的激动，又感到巨大的压力与沉甸甸的责任。尽管当时的农村中学并没有多少学生活动，就是早晨带带晨练，上课喊起立坐下，晚上喊眼保健操之类的日常工作，但我还是干得十分的勤谨，不仅锻炼了胆量及组织与表达能力，也在心底树立了一种责任与担当精神。并且也促进了我的学习投入，作为班长成绩总得马马虎虎过得去吧，所以在文科班的一年里我的成绩一直都保持在中等以上，尽管离大学之路还很有些距离，但我还是倍感欣慰。人们常说压力就是动力，其实历练又何尝不是走向干练的先导呢，就这一点来说，我做班长的收获就远在班长这一职位与经历之上。

　　十分幸运的是，在文科班我还遇到了几位学习与道德上的精神导师，不仅为我的大学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成为我人生的重要引路人。

　　首先当然是班主任李啸老师，其实早在投到李老师门下之前，李老师的大名在我就已经如雷贯耳了。其一是为了解决下游几个村的灌溉问题，我们公社在我们村子上边的一个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的紧缩出水口筑堤修了一座小型水库。为引水方便，配套的渠道自是必备的了，而我们村的下边有两座断裂的高山，要想水流顺利通过，必须在两山连接处架设了一座天桥，其气势虽非毛主席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可比，在当时确实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天桥建成后，为了纪念其盛，想请一位德高望重又书法极佳的同乡先达题词，大家一致推举李老师为不二人选。李老师原本是极为谦逊之人，自是百般推辞，但盛情难却，只得挥毫泼墨，写下了“银河渡槽”四字。那字笔力沉雄，笔意潇洒，远望恰似游弋蛟龙，至今仍成为我们乡里的一道独特风景，那时我们徘徊其下，心中更是高山仰止。

　　李老师还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样样皆精，特别是二胡与手风琴更是拉弹得出神入化，在那文化娱乐极度贫乏与单调的年代特别是山乡更是凤毛麟角。每次公社有大型集体演出，李老师一个人几乎就是一个庞大的乐队，包揽了所有的伴奏。从他手下流出的汩汩音符仿如天籁，让我们无比陶醉，而他时而轻拢慢捻，时而低首沉思，时而神采飞扬的神态，更是成为我们僻远山乡里一道无比靓丽的风景。

　　在文科班里，李老师有两件小事最让我难忘。一是李老师的办公室兼卧室在我们教室前边的耳房里，进出必须穿过教室，李老师为怕影响我们的学习，只要是上课或者自习时间，从来不从教室穿行。即使下课时间，也是蹑手蹑脚地从后边绕行进去，绝不昂首阔步地从讲台前穿行，即使面对自己的学生也表现出严肃的恭谨，让我们无比的感动。并且李老师把这种恭谨与诚挚的品格保持了终身，无论何时见到他，他总是诚挚谦和地微笑着，让你觉得无比的亲切，即使晚年得了老年痴呆症，对一切已经无复记忆，也已经叫不出任何人的名字，但我们去医院看望他，他仍对每一个人都诚挚谦和地微笑着，让你永远觉得有一股煦暖的春风扑面而来，深觉人生原本就是这般温馨。

　　二是在繁重的学习与复习之余，李老师还不忘针对性的开阔我们的视野，经常利用早读或者自习课亲自抄录一些当时课本上所没有名篇与时文，有的精心讲解，有的敦促背诵。既积淀了我们的底蕴，又激发了我们的阅读热情，让我们看到了课本以外更广阔的语文世界。尤其有意思的是，当年的高考试题中的一道文言文阅读题的原文《子罕弗受玉》，竟然就是李老师在课堂上声情并茂地精讲了的。这一巧合极大的增添了我们的考试自信心，我们班的语文高考成绩普遍飙升，我自己也考出了进入中学以来最好的语文成绩，成为我大学之路的重要奠基石。

　　然后是我的两位数学老师贺望雄老师与李抗强老师。他们都是以前的老牌大学生，教学功底特别深厚，又各有专长。贺老师的课幽默风趣，生动活泼，思路清晰，节奏明快，宛如行云流水，让你在如沐春风之中疑难顿然冰释。李老师的课，思路缜密，新见迭出，解题思路灵活多样，极富思维启发性，常让人耳目一新，收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除教艺精湛外，贺老师最令我们难忘的就是对学生真诚鼓励，每当我们的课堂发言中哪怕是有一点点值得肯定的东西，贺老师总是满脸洋溢着灿烂的笑容，用他那独一无二地带着浓重的长沙方言的蹩脚岳阳话予以充分肯定，让你觉得特别的亲切。每当听到他惯有的“按照xxx的解法呢——”这类故意拖长的声调，被点到者总是无比激动，仿佛真的创造出了某种重大发明似的，我们也正是在这种善意的夸奖中不断走向进步。

　　而李老师给我们最深刻的记忆就是近乎天真的真挚，他上课也好，辅导也好，似乎总是想要将自己肚子里的所有学问都毫无保留地倾吐给学生，总是噼里啪啦地讲过不停，唯恐保留半点私货，有时甚至顾不上你能不能接受与消化。他的全心全意热爱学生，不仅表现在教学活动中，也表现在对我们无微不至的体贴与关注上。有一件小事最让我们无比感动，那是高考前的一个炎热的中午，我们正在教室午休，一个资料贩子的叫卖声惊扰了我们的清梦，立即吸引了部分同学围观，对中休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看到这种情况，住得最近的李老师立即上前制止，说一来影响考生休息，二来这里的都是来自贫困山乡的孩子，手头也没有闲钱，请他换个地方去试试。但是当时的资料远没有像今天一样的产业化，数量极少，能自编油印几张就已经十分不错了。出于职业敏感，他颇有些好奇地拿起一套瞧了瞧，发现是成语趣味填空——一种我们从没有见过的新题型，顿时不动声色地自己买下一套后，硬是把小贩劝走了。同学们见此也各自散去，以为一段小小的插曲就此宣告落幕。令大家万万想不到的是，两天后上数学课之前，我们班每一位同学的桌子上都放着一小叠钢板刻写油印出来的成语趣味填空题。看着李老师布满血丝的双眼和脸上洋溢着的得意而又有些狡黠的微笑，我们的心强烈震撼了，那力透纸背的字迹，仿如世界上最美丽无比的音符，把爱与责任唱入了我们灵魂深处。

　　最有幸的是，毕业班那年两位名师各教了我们一个学期，让我们得以各取其长，虽然尚无法窥其堂奥，但即使一鳞半爪也足以让我们受益无穷。当年高考，我们班有好几位同学的数学成绩在90分以上（当时是100制），而我本人也几近满分，为我能圆大学之梦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记得是7月25日左右，我正参加“双抢”，中午在院子里乘凉休整，村里的电话员传来口信，说我考上了，学校通知我第二天去岳阳市里参加体检与填报志愿。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问是不是搞错了，因为我们邻村还有一个与我同名的同学，并且学习成绩比我好，直到电话员把电话记录拿出来说，不仅上了，分数还挺高的，我才放心，怎么也想不到这样一试而中的事情竟然真的降临到了我头上。

　　那是我的第一次进城，虽然当时的岳阳城还只是城关镇，城市面积还不到今天的十分之一，人口也不足10万，比柳永笔下的“参差十万人家”差得远了。也没有什么高楼，四五层就已经是无比伟岸了，街上的车辆也不是太多，小汽车尤其少。但对我这个初入城市的山村少年来说已经是足够的震撼了，简直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流光溢彩，人烟阜盛至极，与我那个僻远的小山乡相比，简直是天上人间，激动得我直想哭。

　　体检对我们来说更是闻所未闻，虽然还没有到怕胸透机收魂的地步，但对体检项目与检查方式一无所知，据说十分的严格，心里不禁隐隐有些不安。好不容易挤进城来，体验城市的繁华之后，还真有点担心因体检不过关而影响录取，错过了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知是哪位“见多识广”的同学说，人一激动就血压高，而多吃冰棒能降血压，尽管我们都将信将疑，但还是每人连吃了好几根，直凉得喉咙都快结冰了还在吃，似乎可以吃出体检合格证来。

　　填报志愿也特别有意思，那时我们对大学知之甚少，什么重点、一般、大专、中专都不太关紧要，只要能吃定“商品粮”、稳拿“铁饭碗”就行。除去绝对优势的分数能上北大清华者以外，其他批次基本上都是选招生计划最多的填——这也是我们老师指导志愿填报的唯一准则，毕竟在那个“铁饭碗”时代，上不上得了大学的权重要，远远高于到哪里去上学和上什么样的学校。当年的重点批次招生计划里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大）是最多的，我原本对教书没有多大兴趣，单凭那一手“甲骨文”字体（老师对我字迹潦草的戏称），教书就不是我的特长，但既然老师有命，我们焉敢不从，所以我们一个班就有4位同学去了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只是我们进大学后才发现，湖南师院当年还不是重点大学，只是参照重点线录取而已。

　　尽管去城里看火车曾经是我儿时的梦想，坐火车就更不用说了，但真正坐上火车时才发现，远非想象之中那么的浪漫与悠闲。我们凭录取通知书可以享受五折优惠，但仅限于坐慢车，无论心情多么的急切，我们这帮穷孩子是不可能丢掉这一块二毛钱的优惠去加钱坐快车的，那可是当时我们队里一个正式劳力四天的工分收入。而当时的慢车还不带空调，就是几把小风扇慢悠悠地转着，车上的人又特别拥挤，在秋老虎的淫威之下，我们简直是挥汗如雨度时如日，幸好还有那么一点去大城市的亢奋，还有几位同样亢奋的同学一路闲聊，躁动的心才得以调和与慰藉。

　　一下火车，仿佛就已经消失在茫茫人海，当时的长沙站是仅次于北京的全国第二大火车站，规模宏大，气派超群，人流潮涌，不见西东，我们这几个乡巴佬到此还真比刘姥姥进大观园好不了多少。正自惊疑不定，忽见出口处不远彩旗招展，“湖南师范学院欢迎您”与“湖南师范学院新生接待处”几行大字赫然在目，在热辣辣的骄阳下特别的耀眼，仿如沙漠中的跋涉者忽然得遇绿洲一般，我们立即有了一种归依感。从此长沙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湖南师院就成为了我又一个无比重要的精神归所。

　　尽管进师院并非我的初衷，但站在师院的偌大的校园里我还是表现出一种莫名的激动，在此之前任我如何放纵想象，也想不到大学竟然有如此之大，比我过去所历学校的面积总和还要大好多倍。那鳞次栉比的主体楼群，都是清一色的苏式建筑，红墙碧瓦对进双开门，无论是高度，长度，还是厚度，在那个年代里都极为罕见。既彰显厚重的人文底蕴，又尽得其恢宏气度，让我情不自禁地升起一种仰视的情怀，尽管“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但那海纳众藏之势，还是让我一见倾心。

　　学校的教学生活设施也一应俱全，寝室是全新的，清一色的双层钢架床，可比我们高中的木头床坚实清秀多了，尤其令我们自豪的是每人都有一张全新的大书桌，这在当时的省内大学中几乎绝无仅有。特别是那规模宏大的运动场地，那很多我们闻所未闻的运动项目，既让我们有些兴奋，又有些惊诧莫名，顿觉自己的无知与渺小，以致后来的体育课竟然成为我这个从未受过正规体育锻炼的山乡小伙压力最大的课程。

　　与完善的文体设施相配套的是，师院的文体活动种类繁多精彩纷呈。其中最激动人心的是元旦文艺汇演，除了学院的主体活动以外，各系都有自己的活动，将全局与局部、规模与特色、大众与特长结合得天衣无缝，才与艺、情与理表现得淋漓尽致，后来在文艺圈里大放异彩的央视著名主持人王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著名主持人孙剑霖、赵霞等都与我前后同学，此前的李谷一、王佑贵，此后的大兵等更是名闻遐迩甚至是家喻户晓。活动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校园生活，也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为特色人才的发展提供了锻造才华的土壤，释放才情的空间，展示人生的舞台。从哪些璀璨的群星之中，欢乐的人潮堆里，湖南师院的教育理念与人才观念可见一斑。

　　在师院最有特色的群众性文体项目莫过于每日傍晚观球。只要不是雨雪天气，几乎每天放晚学时分，学生三舍前的水泥球场上都有精彩的篮球或排球赛事。我们刚好懒得上楼，课后从教室直奔食堂打上饭，然后围着球场站成一圈，边吃边欣赏，边助威，遇到特别精彩处，大家一齐敲钵子，那可不是瓦釜雷鸣，而是声响激越，此起彼伏，仿若洪钟大吕，真是惬意极了。

　　湖南师院有着得天独厚的地域环境优势，它坐落在号称“长沙的沙水水无沙”著名省会城市，不仅水陆交通极为便利，更加值得自豪的是，它背倚岳麓山，面临湘江水，既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高远，又有“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旷达，真正是“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里将智者的情怀与仁者的风韵水乳交融于一体，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熏陶与感化。

　　岳麓山是南岳的余脉，山上树高林密，古木森森，树龄最长者竟高达1700年以上，虬枝铁干横断天际，让你悠然神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朴素真理。攀缘其下，徜徉其中，仿如置身于广袤的原始森林，让你在清幽的环境中与自然深情凝视，坦诚对白，成为空气与心灵的双重净化剂。

　　这里还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有记述与歌颂大禹治水丰功伟绩并成为天下禹碑模本的禹王碑，有号称“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的麓山古寺，有湖南最声名显赫的文化名片之一——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还有开国领袖毛泽东以及党的其他早期领导人在此“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著名景点爱晚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驻足山中，历史的足音跨越千年的时光隧道扑面而来，仿佛是在告诉你，如何在对历史的回溯与咀嚼中沉静地思索与开拓未来。更加让人感佩的是，这也是一座英雄的山，这里有气贯长虹的岳王亭，有辛亥革命元勋蒋翊武、蔡锷等的墓碑，还有三次长沙会战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公墓。漫步山间，浩气萦怀，亘古不散，一种天下己任的情怀会在你的心间潜滋暗长。

　　湘江是洞庭湖最大的支流，不仅水势浩瀚，源源不绝，而且深系千秋文墨，屈原、李白、杜甫、周敦颐、王船山等文坛圣手学界宗师都曾到此流连题咏，成为中华民族思想与文化的瑰宝。晚清名士民国奇人杨度就曾放言“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一代天骄毛泽东主席更是“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伫立江边，任情思渺渺，那飞动的豪情就会挟着千百年的历史风云破空踏浪而来，让你豪情顿生。

　　人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依傍这样的名山奇水生活与学习，其幸何如！即使想心如止水，也不可能不热血沸腾。

　　当然，作为高等学府特别是师范学院，“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还是学校教育的主要追求、主体精神与基本特色。隔行如隔山，其他的院系专业我是外行，不敢妄加评说，对本专业也只是略知皮毛，但人才之盛，已经足够让我们为之自豪。湖南师院是国家文科基地，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扎实的文科基础与一流的文科师资，特别是我就读的中文系，更是人才济济。当时的中文系主任马积高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古代文学专家，著有中国第一本《赋史》等9部重要著作。老一辈学者中周秉钧教授在古汉语研究方面硕果累累，其《古汉语纲要》成为大学中文专业的必备教材之一，宋祚胤教授潜心《周易》研究，自成一家之说，在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蔡健教授是著名美学大师蔡仪先生的胞弟，与鲁迅先生还有过笔墨之交，深受鲁迅先生影响，是著名的现代文学学者。中老年学者易漱泉、王安仑、汤龙发、张隆华等先生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过丰硕成果，中青年才俊颜雄、凌宇等老师都已经在业界声名鹊起，特别是凌宇老师从湘西地域文化的角度解读沈从文，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甚至获得了沈从文先生本人的高度肯定。玉在山而石润，日日与名师为伴，自是如沐春风，任是何方顽石也得以不断的感化。

　　在师院的各位恩师之中，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是马积高老师与吴容甫老师。单凭马老师以系主任、教授之尊亲自为我们上课，就足以让我们自豪与感动，要知道那时可不像现在教授博导满天飞，很多人在讲台上头发都讲白了还是讲师，有的甚至连讲师都没有混上，有这样的名师亲自为我们上课确实是人生一大幸事。更让我们感动的是，马老师上课绝不是像今天的很多所谓名人一样做做样子，而是披肝沥胆，全身心投入。听他的课，真正让我感受到了什么叫大气磅礴，大师风范。他总是先提出问题，再引述国内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动态，把它们归纳成若干条款，然后发布自己的意见，提出支撑自己意见的理由。整个一堂课下来，如果你细心整理，绝对是一篇相当有分量的文章。但是马老师从来绝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到学生身上，而是引导你去自行翻阅资料，深入思考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与选择。他似乎永远就是一位资料收集者，理性分析者，深入思考者，耐心引导者，真正做到了广与博、读与思、引与导的高度融合，真是循循善诱，让你受益终生。

　　吴老师是马老师国立师范学院的同学，功底也十分扎实，但造化弄人，因性格耿直，在运动中屡受冲击，在农村劳动长达19年之久。不过长期枯燥单调的生活，不仅没有泯灭吴老师的文人秉性，还给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文化普及空间，因为积淀丰富，声情并茂，深受群众欢迎。这一经历极大提高了吴老师对名著深入阅读的动能，他自己说仅《红楼梦》就通读精读过百遍以上，很多章节甚至能熟练地背诵，所以他在课堂上能信手拈来，如数家珍。同时长期故事会式的讲述，极大地提升了他的口头表达能力，使他具有了古代说书艺人般高超的表达技巧，他的课堂抑扬顿挫，承转自如，妙语连珠，妙趣横生，有着强大的磁场效应，让我们听得如醉如痴，即使今天百家讲坛上的高手也很难企及他的境界，只可惜生不逢时，不然一定会在电视上红一把。也唯其如此，吴老师的课成了我们的最爱，无论何时，也无论教什么内容，都是堂堂爆满座无虚席。同时吴老师本人的生活经历也成为活生生的励志教育蓝本，给我们以深深的鞭策与鼓舞。

　　师院教育视野的开放，也体现在它的博采众长，各类讲座十分活跃上。在那里我就曾近距离地感受过王瑶、林庚、霍松林、沈祖棻、程千帆等学术大师的风采；又聆听过古华、谭谈、吴天明等作家、编导们的经验之谈；既听过改革家温元凯等的前沿呐喊，又听过覃申媛、王继初等教育劳模们感人肺腑的经验介绍。既让我们深受启迪，又在我们的前头树立了人生的坐标，平添出一种学习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师院另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就是学习型社团很多，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开发学生的潜能提供了土壤。特别是文学社的影响更为深远，当时师院的文坛学生军在整个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号称“岳麓山下十才子”的韩少功、何立伟、骆晓戈等都享誉一时。特别是韩少功，不仅当时与北京大学的陈建功并称“南北二功”，成为校园作家的典型代表，后来还成为著名作家，写出了一系列文学经典。在写作的推动下，图书阅览也十分火爆，因为大家意识到，除了生活的积累与写作实践，文化功底与文学视野也十分重要。尽管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作家，但中文系作为很多人都可能毕生从事语文事业的团队，阅读积淀肯定是十分有益的。在后来几十年的语文教学活动中，我们大都一直能够从容应对，也跟这段阅读与写作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幸福来得很不容易，历尽10多年的光阴才得圆一梦，但去得太快，不仅4年的大学生活一晃即逝，毕业又30多年的时光泥牛入海，满头青丝早已变为稀疏白发。但无论岁月如何老去，这份记忆都无比的鲜活。因为只要有了这份温馨萦怀，梦想就不会衰老，知识与情感当然更不会衰老，大学之路永远是我人生最珍贵的记忆，伴我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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