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流动性与共同体：对印尼归侨社团的人类学考察

　　一、问题的提出20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在归侨集中的地方，如北京、广州、厦门、昆明等地成立了诸多以定居地+侨居地校友会命名的归侨社团。这些归侨社团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学界对于归侨社团的分析主要聚焦在其组织原则和功能上。已有研究发现，以校友会为主要形式的归侨社团呈现出以侨居地代替祖籍地，甚至是一种“拟宗族化”校友关系的特点，有的还以侨居地+行业的组织原则构成。更进一步，归侨社团的成立是归侨对自身差异性诉求的表现形式，是自我认同的一种重塑，是不断选择和再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网络，核心在于归侨的个人“知识”。不仅如此，对香港印尼归侨而言，校友会的成立还是其集体记忆的营造；不同的地方在象征意义上构成了祖先、情感、功能三个维度的“家”。这些都反映出归侨社团成立对于移民的意义。然而，在迁移和跨国主义的背景下，作为组织的归侨社团从成立之初至今，无论名称、范围还是情感等都在发生着微妙复杂的变化。既往研究为我们理解和把握归侨社团的历史背景、组织原则等方面奠定了基础，但对近年来社团自身的发展变化讨论不足，较少从动态持续的“家”的视角来理解归侨社团这一共同体的塑造与调适过程。传统人类学关注家的“时空性”，认为“家”起源于一个血缘群体对于某一特定物理空间的有效控制，从而使“家”成为实体，成为一种“存在的标识”，即以某一地点/空间为家的中心。毕竟传统的家是孕育“共同体胚胎”的地方。伴随着当代社会人口的频繁流动，“家”的非固定性即其中个体成员连续不断的流动性也应受到关注。流动性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时空的转变，更多的是行动者在不同阶段、不同情境下对“家”的形成、认知和想象。这些多样的感受，赋予“家”更为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归侨正是在迁移中不断生成关于“家”的观念和体验。家的观念作为一种文化理想，或者说文化惯性的存在，是讨论华人移民实践不可忽略的因素。一些研究聚焦归侨在移居地重新建家的记忆、情感、文化，从而实现“再地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过程。在侨居国，他们“家”的文化情感来自祖籍国，回到祖籍国则反之。然而，在回国多年后，其所承载的文化情感也在发生变化，并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也有可能是多种情感的融合。同时，重新建家不仅仅是归侨家庭面临的状况，对于集体之“家”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建构之“家”的归侨社团，其界限和情感意识也在流动中发生变化。“家”不仅是个有形的地方，还是充满生活意义的空间。“家”除隐喻私人空间外，有时也是公共空间的表达。当以推的原则把家的理念扩展到家之外的社会、团体和组织之中，我们可以通过“家”这面多棱镜来理解各种社会组织的变迁轨迹。那么，作为“家”的归侨社团，是怎样被建构、塑造和调整的？又是如何在流动中形成安放移民的共同体意识？本文通过对不同时空情境下云南省侨联印尼归侨侨眷联谊会的成立、扩展和维系的过程进行考察来回应以上问题。笔者于2017年7月—10月，2018年1月—5月，2018年7月—12月，2019年1月—3月，2019年6月、7月，2020年1月、8月通过联谊会日常的值班、理事会、文艺组活动等观察、访谈了不同年龄、经历的印尼归侨。此外，笔者还经常受邀参与他们的社交活动。本文主要据此进行分析。文中涉及到的人名按照学术规范进行匿名化处理。二、建“家”：成立新的共同体20世纪60年代回国定居的华侨以印度尼西亚为最多。云南省仅1960—1961年就接待安置了印尼归侨1.1万人，主要安置在国营甘庄、红河、太和、平远街等华侨农场，云南锡业公司、东川矿务局，其余分别安置在省外贸局外运公司及商业系统等单位和昆明华侨补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归侨侨眷的活动主要由政府通过全国和地方侨联组织来进行管理，他们自己并没有组织任何团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方面，随着国内侨务政策的调整与落实，全国侨联和地方侨联组织纷纷恢复了活动，并得以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初海外关系尤为重要，归侨无疑是其中的重要纽带。换言之，外部环境的变化为归侨社团的成立提供了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尼归侨不仅自身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流动”机会，对曾经的家的“乡愁”也越来越需要表达和纾解。他们希望把散落多年的情感、记忆、文化再度联结起来，是一种对“共同体的呼唤”。作为印尼归侨社团的联谊会雏形正是在这一时期呼之欲出。(一)建“家”初衷在某种意义上，共同体是在个体与集体之间建立某种稳固的联结。而家是最为稳固的联结意象。中国社会最为核心的概念当然是家。家起源于把空间置于控制之中，并且在此赋予内在生命的物理起源和存在的意义。云南省大部分印尼归侨在印尼出生、长大，对印尼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们回国的时间主要集中在1960—1962年间。无论在农场、厂矿还是学校，他们都倾向于结交一些归侨朋友。20世纪80年代，当重启海外联系时，印尼归侨对印尼的“家”有了更多的怀想。1987年，成立印尼华校校友会的想法在几位归侨中酝酿。三十多年过去了，健在的印尼归侨还记得筹备时的情景。“当时，我们已经回国快三十年，但对印尼华校的感情还是很深的。我们平日处得好的归侨也经常往来。5月的一天，在单位分给我的宿舍里，大伙商量着要筹备校友会。我们认为这样既可以加强昆明华校校友之间的联系，又可以与海外校友沟通，营造一个校友之家的氛围。于是，我们就开始一系列准备工作。”建“家”不仅仅是筹备组归侨的想法，还反映了同一时期归侨渴望与同命运的人倾诉内心情感的心境。正是这些强烈的愿望成为校友会建立的动力。“我们当时在离省会很远的一个卫生站，听归侨朋友说要成立印尼校友会，我和孩子爸爸毫不犹豫地就加入了。大家都希望在一起聊聊自己的经历、对家人的感情。从印尼回来到校友会成立，我们待过不同的城市、农村，有这样一个家是好事。我们还是第一批校友会的成员哦。”尽管回国多年他们已然嵌入到当地社会的发展脉络中，但从印尼归侨的主体性来看，情感安放是他们“建家”的初衷。这个“家”不同于自己的小家，是新建立的有着印尼色彩的“情感之家”。此前，归侨关于侨居国的情感深藏于私领域。一旦条件成熟，他们对于侨居国曾经“家”的情感就会释放出来，寻找公开的渠道表达。(二)建“家”过程建“家”需要根据主体所了解的家庭文化和结构，对家庭中的自我和他人进行定位，生产出具有情境性化的家庭形态。同样，作为一个组织形态的“家”，也要有相应的文化和结构。昆明印尼华校校友会是云南省侨联印尼归侨侨眷联谊会的前身。1987年7月，16位印尼归侨就加强昆明印尼归侨的联系，尽快成立昆明印尼华校校友会事宜进行商议。同年7月底，几位归侨成立了昆明印尼中华校友会筹备组。次年，筹备组下发召开在昆印尼归侨大会的通知。同时，筹备组还向省侨联提交报告。如果把这个过程看作是组建家庭，那么还得有一个仪式。它不仅象征家庭的成立，还要有家庭成员的角色分工。1988年5月1日，昆明印尼华校校友会在昆明华侨补校成立。在这次成立大会上，筹备组不仅宣读了云南省侨联的批文，还汇报了筹备工作情况。大会还通过了昆明印尼华校校友会章程(草案)；印发了通讯录，最后选出了第一任理事长1人、副理事长4人，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2人，还有13位理事，共计21人组成了第一届昆明印尼华校校友会理事会。这些不同职位、职责的设置为校友会的正常运转提供了保障。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在建会之初发挥了重要作用。按照这样的组织架构，理事会成为维系昆明印尼华校校友会日常运转的主要机构，并延续至今。科尔曼指出，人们出于各种目的创建的社会组织正在取代社会赖以发展的各种原始社会组织。一个快速变迁的时代，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大显身手的时代，社会运行的重要逻辑恐怕已不是“经长期共同生活”而积淀下来的结构，而是人们充分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策略进行的“建构”。实际上，这一时期要把在昆印尼华校校友召集起来并不容易。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通讯方式还不是很便捷；二是部分印尼归侨尚不愿意以归侨身份参与社团活动。筹建人之一的林晓芝向笔者回忆了当时的情景。“那个时候，筹备组通过一个个印尼归侨滚雪球似传递校友会成立的信息。我们通过各种方式联系印尼归侨。其实，回国这么多年，我们也渴望跟大家一起聊聊自己的感受、诉诉衷肠，也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毕竟在印尼生活了那么多年，还是有感情的。”作为一个组织，校友会的成立不仅有正式的仪式、成员，还有具体的规章制度。在昆印尼华校校友会设立了固定章程、成立宗旨，还有具体的办公地点、人员分工、运行规则等。它是根据一系列正规程序运作而成的。这些固定程序为校友会的运转奠定了基础。道格拉斯认为，“家”可以被描述成有秩序的活动、布置和相应的设置，以及实现特定交流的物理空间。从这个意义上看，“家”还是一种最基本的组织形式。一方面，对印尼归侨而言，通过校友会这样一种替代性的方式，他们可以从公共和集体的角度使“家”成为一个文化空间，重获新的归属感，进而更好地认识自己。另一方面，归侨团体的成立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具有海外关系的归侨团体可以促进与海外华人的频繁往来，使这种内化的“海外关系”扩展到国际空间，以扩大国家或国家里的“地方”的国际影响。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家”的雏形得以生成。建“家”意味着重新搭建与过往的联结，在流动的过程中建立一个属于“家”的共同体。换言之，在昆印尼校友会的成立至少代表着在昆明和印尼某个地方之间建立一个新的共同体。尽管归侨“居”在“双边共同体”中的一边，但正是“侨”所具有的流动性，促使他们至少在印尼和昆明之间的互动中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三、扩“家”：流动的共同体在中国语境中，“家”是一个可以伸缩的概念，在复杂的实践中被人们不断编织与定义，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从1988年至今，印尼归侨联谊会这一公开谈论的“家”正是在“侨”的名义下通过成员的不断变化而得以扩大。在不同的场合中，“家”是流动的，其所依托的半径具有伸缩性，所承担的使命各不相同。她游走在云南、香港、印尼等暂时建构的弹性空间中，通过不同的活动、事件承载着文化、信息、物品、情感、人员等的流动。(一)更改会名：扩大成员范围印尼归侨侨眷联谊会大事记里记载：成立之初，在昆印尼华校校友会会员人数为369人。截至2018年2月，会员登记表上人数略有增多。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三十年过去，归侨们都陆续进入古稀、耄耋之年，有的已经离世，但校友会人数没有减少反而略微增加？理事长回答了笔者的疑问。“联谊会刚成立的时候会员为印尼在昆华校校友。后来，有一些归侨因为工作调动或者其他原因来到昆明，他们就加入进来。还有就是近几年一些归侨过世了，侨二代、侨眷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所以才有那么多人。”1990年6月27日，云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正式复函，批准昆明印尼华校校友会更名为昆明印尼归侨联谊会。1992年4月，以“云南印尼归侨联谊会”之名向省民政厅注册登记，并得到认可，领取登记证，成为云南省侨联直属的一个具有法人资格的团体会员。2011年，更名为云南省侨联印尼归侨侨眷联谊会。以上看似简单的变更，实则表明联谊会在不同时期“家”的涵义的变化。“昆明”、“印尼”、“华校”、“校友会”是联谊会成立初期的四个关键词。这些词语中涵盖了“家”最初涉及的联系半径。华校校友会涵盖的是曾经有在印尼华校就读经历的归侨，而非所有在昆印尼归侨。从华校到昆明归侨联谊会的变化，不仅反映了校友会对在昆归侨范围认知的变化，还传递出希望扩大“家”的边界的信号。1992年作为第三次更名的时间点，刚好是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之后。在某种程度上，这次变更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一方面，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内侨务政策的调整，很多印尼归侨申请出境，云南的归侨也不例外。这一时期，归侨数量下降较快，部分归侨申请出境后退会。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单位制度不断被消解，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和活力日益增强。大量劳动力通过各种渠道进城工作。省会、沿海城市成为他们流动的首选，其中不乏印尼归侨。这为联谊会新成员的到来提供了现实可能。2011年第四次更名则表现出两个更为鲜明的特点：其一，联谊会与侨联的关系直接体现在名称上；其二，“归侨”变更为“归侨侨眷”。实际上，如果从1960年算起到2011年，印尼归侨已经回国50余年。身体状态已经成为会员能否参加活动最为重要的因素。“青黄不接”、如何继续运转是联谊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虽然只加了两个字，但意味着“侨眷”被正式纳入到大家庭中，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联谊会人员减少的困境。实际上，早在1989年12月第四次“全国侨代会”通过的《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章程》作出新规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全国归侨、侨眷组成的全国性人民团体”，使“侨眷”成为侨联组织的组成部分。从“昆明”到“云南”到“云南省侨联”，从“校友会”到“联谊会”，从“归侨”到“归侨侨眷”，每一次变化背后都蕴含着“家”的界限得到了有效的扩充。这些变化并非只是联谊会一方的主动行为。从成立到第四次更名，每一次都有报送省侨联这一道程序。换言之，联谊会是在省侨联的指导和联系下成立和发展的。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归侨群体和国家关系的变化。当然，无论是成立还是更名，联谊会的每一次变化都离不开会员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虽然筹备组、理事会的会员们几经更换，但正是他们善于抓住时机，运用知识和策略穿梭在各级地方组织中沟通和协商，才保证了联谊会三十多年的持续运转。(二)交往边界：“家”的延伸传统意义上的“家”除夫妻、父母、子女关系外，还有由家庭成员所衍生的姻亲、血亲关系。现代意义上，“家”则成为一个更为灵活的概念，涉及名义、观念、行为等不同方面。对于短暂流动的人而言，“家”还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社会空间。伴随着交往边界的不断延伸，作为“家”的联谊会，不仅是云南印尼归侨侨眷的“家”，还被来云南的印尼朋友、香港印尼归侨看作是流动的“家”。当然，“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相关事件的碰撞下，通过成员重复的、有规律的社会交往活动而逐渐生成。以下通过“中印流动之家”和“香港归侨之家”的具体事例分析联谊会中的会友是如何在交往边界拓宽的过程中实现对外关系的延伸，以更好地在纵向时空中理解联谊会“家”的界限变化。1999年，云南举办“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在《红土椰风》专刊中记载了当年的情形：“1999年4月，由印尼政府指派参加‘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印尼筹办展览联络机构负责人及工作组，来昆明期间与联谊会联系，请求我会推荐印尼语翻译，经商议，委派四人协助印尼方开展工作。”周美珍作为其中的参与者，向笔者回忆了当年的情景。“他们到昆明后，我们就开始工作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我们就像每天上班一样，往返于家与世博园之间，负责他们的日常沟通。他们也很信任我们，把我们当家人看待。他们没有一个人会讲中文，主要靠我们来沟通。当时除了领导之外，他们还有一个文艺队常驻在这边，一直到世博会结束。虽然我们每天都很忙，有各种大大小小的问题需要沟通、联系，但能把印尼语派上用场，还是很开心的。”对印尼归侨而言，从联谊会走向世博会，不仅是一种物理空间的流动，还是对自己、他人和世界的再次定位。更进一步说，他们在中印文化交流中成为流动的主体，不断编织着双方的“意义之网”。从私领域到公共领域，从地方到世界，联谊会“家”的界限就自然而然地拓展。此外，还有印尼华人不时造访联谊会，与“家”发生关联。如，联谊会成立之初，一位出生在印尼、后来移居到新加坡的华人到昆明投资。当他通过侨联了解到昆明有印尼华校校友会时，当即捐款10万元人民币。这笔捐款在“万元户”被认为是富裕象征的年代，极为可观。理事会经商议决定最大限度地用好这笔资金，先把捐款存入银行。次年，大家提议把利息拿出来作为给考上大学的归侨子女发放奖学金。后来，随着归侨的后代相继成家立业，归侨商议每年春节、敬老节用来给高龄的老人发放敬老金。这笔捐赠因为联谊会的用心运作化为穿越时空的情感延续下来。以上事件展现出原本为了增进友谊、加强校友联系而成立的联谊会，在与印尼的往来中逐渐成为云南和印尼之间的重要桥梁。换言之，在充满流动性的时代，“家”的意义不断发生流变。联谊会不仅是“情感的家”，更是一个“流动的家”。“流动的家”帮助跨越社会文化边界的印尼人能够在异文化中更好地表达自己，找到久违的熟悉感。此刻，把联谊会比作“家”的是造访昆明的印尼人，他们通过联谊会所带来的熟悉感抵消了初到异域的不适，并逐渐建立起信任。正是联谊会的成员具有穿梭于印尼人和云南本地人之间的“流动资本”，如语言、饮食、服饰等，为流动中的个体营造了“家”的氛围。如果说联谊会是中印之“家”，那么对香港印尼归侨，尤其是从云南迁移出去的香港印尼归侨而言，“家”是真实存在的。曾经在云南某个地方的“家”，可以在联谊会找到联结。因此，纵使归侨离“乡”多年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但旧有的“关系逻辑”仍在支撑着回“乡”的往来联系。2018年4月的一天，香港印尼归侨蔡震源夫妻携儿孙回乡祭祖，在昆明短暂停留。“1979年我申请去香港批下来以后，他们也就过来了。我们这次回来主要是回乡祭祖，想请你们帮个忙，办下女儿证件的相关手续。她是在云南生的，所以得回来办。我也不知道具体去哪个部门、在什么地方办、有些什么程序，就拜托你们了。”第二天，秦志文和唐国兴两位理事陪着他们到相关部门办理。“这也是联谊会常遇到的事情。云南也是他们的老家嘛。我们帮他们打听下，跑跑腿的事。联谊会就是他们的家，欢迎他们常回家看看。”个体的一生在不断地流动，于走走停停的实践中生成各种不同的“家”。在博格看来，移动世界的实现方式完全改变了家和无家的观念，无论人们何时移居，家总是如影随形。对香港印尼归侨而言，他们穿行在多重的世界中，在云南这块热土上构筑了一个心目中的家。对联谊会而言，它穿梭于印尼、云南、甚至印尼、中国的某一个具体空间所形成的排列组合。每一个组合都可以在联谊会中找到“家”的感觉。在这个意义上，也因为新的排列组合，联谊会“家”的界限得以进一步拓展。相似的活动、语言、衣着、经历等特定的实践与不同的交往对象发生关联，进而促使联谊会与更广阔的世界建立社会联结，扩大“家”的影响力。四、持“家”：共同体的维系前面提到建“家”、扩“家”的过程，那么“家”是如何运转的呢？对于“家”的理解，需要关注其是如何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被成员所建构，进而实现共同体的维系。(一)“家”的日常运转常运转离不开理事会的有力支撑。理事会是联谊会成立之初就设立的内部机构，主要负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务，包括周一到周五的值班、看望、慰问会友、与其他联谊会、侨联等的交流沟通。每届理事会的人数不等，联谊会根据具体需要和理事的情况，如身体状况、参与热情、时间支配、会友认可等多个角度来选取下一届理事。对理事长的要求则更高，包括熟悉联谊会的运作、与侨联的沟通联系、在归侨群体中的影响力、与其他联谊会的交流等都是考量的因素。常务理事会是联谊会的中枢部门，起到一个上传下达、促进交流的作用。目前，理事会的作用主要通过常务理事会得以体现。凡遇到重要的事情，常务理事会就召开会议。因此，一般情况下理事长在常务理事中选举产生。常务理事除值班、参加理事会、侨联的活动外，日常的探望、慰问、联系、沟通就显得更为频繁和重要。按照联谊会的内部规则，理事们于每年的春节、敬老节两个节日慰问80岁以上的会友。每次看望，除了把慰问金交给会友外，理事们还会自带水果、自制印尼食品给会友。随着回国时间越来越长，年长的会友人数也越来越多，这无疑增加了理事们的工作量。此外，遇到会友生病住院、过世等情况，理事们都要去探望。此类事件往往是突发的，需要理事们随时准备应对。这样的时刻不仅对归侨的身体状况提出了要求，还要求具有奉献精神，愿意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家”的维持上。联谊会的日常运转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些归侨游走于春城各个角落，从东边到西边，从北边到南边，通过“系列有意义的社会行为组合而成”。对联谊会而言，正是“家”与成员之间的互动为其正常运转提供了保证，也将会友对于“家”的想象、情感体现在具体的时空中。此刻，共同体作为一种关系性实践，通过日常活动把“家”和会友紧密联系起来，塑造和再现了联谊会的规则、意义和情感。“家”的运转除内部的日常实践外，还通过与外部的互动显现出来。在组织理论看来，作为一个组织能否获得生存和发展，还在于它能否应对外部环境。联谊会的日常运转需要接触的外部环境、群体较为广泛，包括省市区级侨联、社区、侨团、印尼民间团体、印尼使馆、印尼留学生群体等。一方面，通过经年累月的实践，联谊会与相关部门、群体形成了一些相对固定的活动，如社区敬老节座谈会，侨联新春联欢等；另一方面，联谊会参与印尼有关的民间交往活动。如联谊会文艺组近两年受邀参加南博会，为印尼馆展览演出印尼舞蹈；理事们帮助印尼留学生解决一些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等。这些外部运转不仅展示了“家”的特色，加强了成员对“家”的情感，还增强了与外部的联结，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和印尼之间的民间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二)联欢会：从“家”到世界这个星球上人与物之间的互联性构成了经天纬地的网状联结。按照拉图尔的观点，这种联结是“社会的”，也就是每个行动者(actor)，无论是人或者非人(nonhuman)，有生命之物或者无生命之物，彼此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侨务关系可获得许多启发。联谊会作为个体的“家”的联结点与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联谊会发生联系，如同网络上的系结与其他的系结相连。从而，“家”成为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在这个层面上，联欢会的举办则是最有意义的联结方式。一方面，联欢会作为“家”的重要仪式，直观形象地呈现出“家”的特色、文化和传统，最大限度地将“在场”的参与者关联起来。另一方面，作为观念的“家”，联欢会实现了不同阶层、国籍、文化的群体在特定时空关于“家”的想象。联谊会于1988年成立，于当年5月和10月分别举办了一周年纪念和中秋联欢会活动。1992年开始每年举行元旦新春和中秋敬老节联欢活动，并延续至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春节是万物之始，象征着新一年的开始，既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节日，又是海外华侨华人最为看重、思乡的节日。作为曾经的海外华侨，每个归侨心中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春节记忆。共同参与某一仪式无疑能激起参与者的认同感。家只是一个载体，一个具象，其背后要落脚的仍然是国家。梁漱溟认为家国同构，既是一种政治组织机制，又成为一种社会文化模式。换言之，联谊会庆祝活动时间的更改，一方面有利于社群活动与国家节日同频共振；另一方面有助于最广泛地联系在滇印尼归侨侨眷。从2017年7月到2020年1月，笔者一共参与了五次联欢会。人数最多的一次是2018年10月联欢会。毕竟，此次联欢会的主题除了中秋、敬老节联欢外，更为重要的是庆祝联谊会成立三十周年。当天联欢会由会长主持。她介绍了嘉宾，包括云南省、市侨联领导、印尼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各地的印尼归侨、侨友代表等。相关领导致辞后，文艺演出开始。联谊会文艺组，侨二代、三代演出了“千岛风情”、“春江花月夜”等节目，还有其他归侨联谊会代表、印尼留学生的演出等。归侨们一边看着节目，一边交流情感，共享一些海内外有关华侨、归侨的最新消息。当印尼留学生穿着印尼传统服装走上舞台时，全场轰动。身旁的归侨告诉笔者：“其中有一套是印尼人结婚时的服饰，很漂亮也很华丽。可是，你知道吗？当时华侨很少会与印尼人通婚，我们的交往也主要在华人圈子里。现在却觉得很亲切。”这么多年过去了，在不同时空境遇下，归侨对于印尼的情感也在记住与忘却、苦与乐、疏与亲之间流淌。借助这些展演，不同的文化情感重新得以凝聚。对于身处其中的人们至少有两重涵义：其一，通过层层侨联组织的参与，表达了国家对归侨这一特定群体的政治关爱和象征意义。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国家侨务政策的发展完善，华侨、归侨、侨眷的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尽管归侨已经回国多年，但每年尤其是联谊会等重要活动的举办，省级侨联或是更高级别的领导参与，对他们而言都是感受组织关怀的一种特定方式。其二，作为“侨”的身份与世界产生的关联。“侨”不仅将全国各地有着印尼侨居国生活经历的归侨联系在一起，还与印尼华人、印尼官员产生交集。此时，一种跨国性的边界时而显现，时而隐匿，将“我们”和“你们”放置在同一种主观建构中，通过节目表演得以彰显。在节目单中，印尼色彩和中国特色的节目同时出现。舞蹈、音乐、服饰等文化元素的融合是侨居国文化在祖籍国的重新配置与拼装，是两种文化情感在特定群体身上的集中体现。一方面，归侨所具有的文化资本被巧妙、柔性、合适地投射到特定情境，以凸显他们归国后所建立的社会凝聚力。桑高仁、孔飞力等在讨论海外中国移民文化时，认为他们具有在不同情境下调适重构文化的能力。这种调适能力在回国多年后得以延续。在某种意义上，侨居国、祖籍国作为不同的圆心，在不同情境下成为归侨重构“家”的情感的平行共同体。另一方面，共同仪式的举办使得无论以侨居国还是祖籍国为圆心的共同体被划归到更大的同心圆共同体中。各具特色的节目表演将同一时空中不同背景、文化的人们锁定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家”所包含的一系列特定实践，将个体、社群的叙事嵌入到国家、世界的层面，由此营造出某种普遍的情感体验，形成一种共同的想象和认同意识。五、结语鲍曼认为社群主义中的共同体，显然是一个扩大了的大家庭。在人们的想象中，当想要过一种有意义和有价值的生活时，共同体能提供其所需要的所有东西。归侨成立联谊会的初衷是安放情感。他们希望在公共空间中建立一种情感纽带，从中找到归属感和意义感。联谊会是具有具体章程、组织规则、人员分工等真实存在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饱含“家”的涵义。当“家”进入伦理和社会团结语境时，就从一个个具体的实体性家庭转换为想象社会秩序的“隐喻”和“图像”。对于印尼归侨而言，她承载了该社群在生命和历史中所形成的情感意义，并且是以合法性身份存在的共同体。“家”象征着与成员的互动，形成相对固定的生活秩序，代表着一种人与人之间最为紧密的联系、对深层情感的渴望。伴随着“家”的界限逐渐调整，归侨的共同体意识也在流动。当华侨在印尼的时候，其共同体往往是以祖籍地为核心，从祖籍地到相应的省份、地域再到祖籍国，形成了圆心不变、区域扩大的同心圆共同体。当他们回到国内，海外生活的记忆、价值、网络等催生了归侨渴望重新建立关于侨居国的共同情感。此刻作为“家”的校友会应运而生。校友会通过与外部的互动，实现了从归侨到侨眷，从校友会到联谊会，从内地到港澳到印尼再到世界的“三重”转变。正是他们在“居住”与“行旅”之间通过建“家”、扩“家”、持“家”不断重塑社会联结，以祖籍国和侨居国为圆心，生成了关于“家”的情感的平行共同体，又在涵盖祖籍国和侨居国的基础上形成了多圆心共同体。流动性使两个或者多个共同体同时存在。一方面，流动性为印尼归侨扩展资源、搭建社会联结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流动性使得共同体内部凝聚力下降，边界变得更具弹性，也更为脆弱。只有在特定时空聚焦某一圆心时，具有“地方感”的“家”才化身为一种粘合剂，将不同边界的人群归置在一个同心圆共同体之中。摘自：徐敏：《“家”、流动性与共同体：对印尼归侨社团的人类学考察》，《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