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台控股：“双减”开启，资本退潮，教育何处去？

“一年内有效减轻学生负担、三年内有显著效果”，最近“双减政策”（点击可查看细节）的出台，让“教育”前所未有的成为全社会聚光灯下的焦点。

教培行业的人心惶惶自不必多说，而家长们，一方面对新政充满期待，一方面也在彷徨：限制学科培训了，以后的课外时间做什么？社会竞争激烈，如果不能多学点，将来怎么获得一席之地呢？

在“双减”政策出台前，我特意拜访了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陈志文老师上世纪90年代起就长期关注青少年的成长研究，目前兼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人才分会秘书长。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

虽然自称为教育的旁观者，但恰恰旁观者清，陈志文老师为我们梳理清楚了，资本之原罪、减负的思考和家庭教育的应变之策，可谓追本溯源，直指要害。我们也完全可以相信，随着一系列教育政策的落实，很多问题正在得到解决，我们的教育环境会越来越好。

本文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综合了“爸爸真棒”对陈志文的采访，以及其公号“陈志文观察”的文章，强烈推荐关注。

#01

教育不应成为资本的盛宴

资本的特点是逐利，这在经济活动上无可厚非，但到了教育领域，过度逐利就成了劣势，甚至成了一种“恶”。比如，多年前调查某品牌幼儿园，仅加盟的就有600余家。加盟是什么意思？赤裸裸逐利。

大量培训机构中，续课率成为老师考核的重要指标，老师不得不变身“销售”，结果会是什么？除了极个别的，多数穷尽各种手段讨好学生、家长，这些做法已经严重扭曲了教育的环境与文化。

近年家长动辄就干预学校的教育管理，何尝不是因这种环境与氛围的变化，让家长习惯了当甲方，不自觉地认为自己花了钱，可以理所应当干预学校治理。

至于其他的虚假宣传、焦虑营销更比比皆是。去年就曾曝出一位演员“老教师”，一会儿在这个机构是英语老师，一会儿在那个机构是数学老师，贩卖各种教育焦虑。

△一人分饰多角的”网红名师“，一边贩卖焦虑一边挂着各个网课的授课链接

大乱必有大治。

2018年，国家对学前教育政策大调整，明确国家需要承担主体责任，而不再是推给市场。在大举增加学前教育投入的同时，为遏制学前等等乱象，明令禁止学前教育上市，以切断资本与教育的直接联系。

这次终于轮到了K12校外培训市场。在严格管束校外培训机构的同时，对校外培训机构祭出重拳，禁止上市。

中国各类教育上市公司多达20余家，市值最高的，几乎都是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无论是数量，还是市值，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去年年底，好未来市值高达470多亿美金，新东方也超过了300多亿美金。

即便是把教育当服务贸易的西方国家，也很难看到太多教育类的上市公司，尤其是以办学为主的上市公司，更不要说这么高市值的公司。

△据晚点latepost，在过去一年，中小学教育仅仅在一级市场的风险融资规模就超过 500 亿元，超越了过去十年的总额。

教育不是不可以盈利，但必须是把挣的钱再投入到学校的建设中去，办更好的教育，这是共识，尤其是在办学上。但我们不同，这些钱都成为了股东的利润，为了扩大再生产，生产更多的利润，学校成了连锁店，于是一家又一家上市公司诞生了，也成了各种风险投资的重点领域。

风险投资什么意思？赌一把，着眼未来挣大钱，挣超常的利润！这本来就是在经济活动中以风险博取超级利润的做法，近年在中国教育领域盛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资本对教育的扭曲，也反映了我们相关部门监管的缺位，包括证券市场。

中国人对孩子教育的重视，成为了资本取之不尽的收入来源、利润来源。

资本在满足部分家长对教育过高追求的同时，也搅乱了教育，更大幅提高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切断教育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和校外培训机构的关系，已经迫在眉睫，也成为共识。因此，这次双减政策对于校外培训机构如很多人预期，下了禁令。

但我想提醒的是，禁止上市，并不等于不支持社会各界参与教育，禁止的是以牟利为目的资本介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完全包揽所有教育，我们欢迎各种力量投资参与教育，但不是服务于股东利益，不是服务于牟利，而是真心想办好教育，办好学校。

资本的优势与不足都在那里，没有变过，是我们如何划好红线的问题。在西方市场经济如此发达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那么多教育上市公司，尤其是办学为主的上市公司？核心还是在于国家严厉的监管，没有把教育作为一个简单的市场领域来处理。

英国实际上是世界上把教育市场做得最纯熟的国家，也是最发达的国家，包括BC（即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实际上它是个教育公司，是世界上做的最好的教育公司之一），实际上就是英国教育输出的龙头公司，并没有上市，而是以特殊的形式由国家控制，值得研究。?

△图片来自网易数读

#02

减负到底是减什么

但，在严格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切断资本与校外培训机构之间关系的同时，我们更需要在校内教育上，最大程度满足家长与学生的教育需求，这也是此次双减政策的根本和首要任务。中央文件表述很明确，让学生的学习回归校园，这也是严格规范和治理校外培训机构的大前提。

即校内最大程度去满足家长与学生的教育需求，包括提高校内教育质量，课后延时服务，寒暑假托管服务等等，目的是让家长和孩子，可以不用去校外培训机构，达到最大程度的减负。

这是和此前的减负思路完全不同的，实际上是校内做好“加法”，校外减。

基于这一指导思想，我们也亟需检讨过去一些不恰当的减负政策，才能真正落实好减负。

????1、需理清对负担的基本认知。

首先，负担是一个心理感受，如果喜欢，三天三夜都不觉得是负担，比如很多沉迷游戏的孩子。如果不喜欢学习，十分钟都是负担。

其次，绝对的负担主要是和自己期望值相关，一旦对自己有较高的期望，无论在在那种教育制度下，那种社会制度下，绝对负担都是很重的。

美国著名记者爱德华休姆斯曾经写过一本书《美国最好的中学怎么炼成的》，从批评的视角纪录了旧金山惠妮中学的情况。第一章纪录了一个高三女生有代表性的一天，标题就是魔鬼数字四：睡4个小时，喝4杯咖啡，考4.0的GPA。换句话说，基本都是这样的日子，为什么？因为她对自己有超高的追求与规划，不得不这么辛苦地度过高中生涯。

因此，对自己有更高追求与期望的孩子，尤其是主动作为的孩子，不宜一刀切否定，需要给与足够的空间。

第三，学习不可能没有负担，从本性角度，多数孩子并不喜欢学习，这也是一个现实。

△《美国最好的中学怎么炼成的》书籍封面

????2、需要面对中国国情文化与教育需求，不宜简单做“减法”。

简单做减法，无视中国国情文化，“三点半”现象是最值得汲取的教训。

中国与西方以及其他国家不同，妇女地位比较高，职业女性占比高，男女各顶半边天，多数城市家庭都是双职工家庭，家里是没有专职父亲或者母亲的。三点半放学，家长没有下班，没有人看孩子，于是辅导班趁虚而入。某上市培训机构负责人曾对我说：上辅导班总比游戏厅强吧？

培训机构做大，类似三点半政策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的，是我们把学生与家长推给了培训机构。这次减负，也明确提出了5+2政策，要求与家长下班时间无缝衔接，就是一次非常正确的纠偏。

另外，我们也必须面对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这就是对孩子教育的极端重视，家长对孩子教育普遍有过高的教育追求，怎么办？

我们首先要接受一个现实，重视孩子教育这是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基因之一，在这种过度的追求中，扭曲了一些东西，并不一定是我们的教育理念、教育制度出了问题。

比如华人移民美国多了，培训班也就全面走进了美国。纽约近年增长的培训班，主要就在法拉盛和日落公园等华裔聚集区。2019年学而思在硅谷开办了第一个国外分校，主题就是小学生奥数，原因也是在硅谷的华裔显著增加。

△2019年，学而思正式进军北美。截图自学而思硅谷分校文章

这种文化传统虽然有不足，但更多是好处、优势，也是我们无法切割的文化基因，我们必须面对并尽可能在校内最大程度满足，而不是无视，甚至轻率否定。

中国民族繁衍五千年不灭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自强不息，忍辱负重，吃苦耐劳，而不是平躺。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德。

总之，我们要接受教育是不可能一点负担都没有的，然后再想办法去最大程度地减负，去摸索，找出一套适合自己的方法。

这也是此次减负政策我最欣赏支持的一点，即加强和提高校内教育，最大程度满足学生和家长的需求，让孩子回归校园。

因此，我们不再讲三点半放学了，而是家长什么时候下班孩子什么时候放学，假期我们也给孩子和家长提供相关的服务，希望把时间夺回来，发挥学校主阵地的作用。

因此，如何真正落实好提高校内教育质量，最大程度满足这些教育需求，就成为治理校外培训机构的关键。否则，对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治理整顿，无疑就是为满足这些更高教育追求设置了障碍，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学校不去满足，资本必然会再想尽办法去满足，因为有利可图。

△图片来自：网易数读

????3、反思一些过于简单的减负认知。

比如说，比如简单把试题难度与减负直接挂钩，以为中高考考试题简单了，负担就低了。

首先，再简单的考试想得满分都很难，再难的考试想得0分都很简单，应通过提高命题质量减负，而不是简单是降低难度。比如满分100分，原来能达到80分就是高分，现在呢？题简单了，大家都能考到95分了，于是就只能拼这最后5分了，而最优秀的孩子就拼1、2分。

优秀的孩子，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多考那一两分上面，不仅不利于人才选拔，也不科学，对于一部分学生也不公平，也是增添无效负担。

现在清华“丘成桐班”招生下溯到初三，就是为了要把一部分初中优秀的孩子从中考中解放出来，不让他们为那一分两分折腾一年。

因此，提高命题质量，降低考试压力，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挑战，但并不是简单降低考试难度就可以实现的。

最后，在减负上，我们还需要重视和考虑对拔尖人才的选拔和培养的问题，不宜过度封顶。

人是有差异的，所以教育上讲因材施教。自然科学大多是早慧学科，因此，全世界范围看，一直存在对早慧孩子的特殊的选拔可培养渠道和制度。

美国公立学校在追求公平的同时，也普遍设立类似“天才班”，给部分同学以不同的培养方式和渠道，在高中，则制度性开设了大学先修课程（AP），给学有余力的孩子足够的拓展空间。

在目前中美博弈的特殊情况下，这一问题显得尤为重要。美国日前正式对留学生打开了国门，但媒体报道，美国短时间内拒签了500多名中国留学生，为什么？美国在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与围剿的同时，对中国实施了全面的人才封锁。

2018年以来已经对2000多在美名华裔学者发动调查，以恐吓与中国的合作，同时，从2019年起对中国留学生签证下手，是要避免或者说担心给中国培养出新的“钱学森”。

在美国拒签的学生中，除了其所谓的“实体名单”外，突出地有几个特点：① 理工科专业；② 高层次，即博士与访问学者为主；③ 公派。但近期已经蔓延至因私留学以及部分硕士。

大国的技术竞争，背后就是人才竞争，尤其是拔尖人才的竞争，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减负的过程中，也必须重视拔尖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尤其是自然学科早慧的特点，需要从小培养，而不是到大学才培养，需要一个系统化的选拔与培养机制。

因此，在减负上，我觉得应该筑底，把平均或者普遍要求拉低，但谨慎注意封顶式的减负，避免对拔尖人才选拔与培养造成伤害。

△职业教育升学路径的打通，大量中职与高职人数进入了高考报名人数的统计范畴，让高考报名人数从2014年起再次提高。数据来自陈志文观察

#03

政策变化下的家庭教育

面对政策的变化，许多家长的彷徨在于，一些传统的思维模式都被打破了，课也不能补了，择校也择不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对此，我一向认为，家庭教育还是要以不变应万变，否则永远就是被牵着鼻子走。很多社会问题是我们很难改变的，但我们能控制自己，把教育的基本面解决了，孩子就可以不变应万变。

首先，回到根本上，我们要建立正确的认知：决定一个孩子是否优秀的，是家长，不是学校和老师。现在每个学段都在疯狂择校，就是因为家长们颠倒了优秀学生和优秀学校之间的因果关系。

我们现在有一个错误的民众共识：著名小学-著名初中-著名高中-著名大学。认为进了好学校，大概率，甚至就必然会成为好学生，这就是拼命择校的原动力。

前两天一个朋友发给我某省高考前100名毕业中学来源表，想强调中学多么重要。我回复他：因果颠倒，你回头看看当初是什么样的孩子进了这些中学？又是如何进去的?一个学生能进名校，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优秀学生，不是因为进了名校就变成了优秀学生。

我们不能否定老师和学校在人的成长中的重要价值，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但绝不能把因果关系颠倒，放大学校与名师的价值。

在中国，高考中生源竞争最激烈的是清华北大，生源竞争是直接到具体人头上。浙大2019年抛出50万奖学金，奖励浙江高考前100名报考浙江大学的学生，也是希望和清华北大一搏。

△截图自凤凰网财经微博

日前，河北某县为杜绝衡水某超级中学抢生源，教育局直接安排全县年级前400名的同学就读高中，不让参加中考了；在一些地方，一个中考状元的奖金竟然超过数十万。

为什么在生源竞争上如此激烈？因为大家知道，这些优秀孩子，三年后大概率能考上名校，为学校博得一个好成绩。西南某著名中学校长曾公开表示，他们学校每年都有20多个孩子，不用老师教，自学都能上清华北大的。

一个优秀学生是谁造就的？是家庭。我们经常说每一个优秀的孩子背后，必有一个优秀的 家长，或者说优秀的家教。但每一个优秀的老师背后必然都是优秀的学生吗？肯定不敢说。

在某种程度上，是优秀的家长成就优秀的学生，优秀学生最后成就了优秀学校。但我们过度强调优质教育资源之后，民众把这事全颠倒了，以为自家孩子不优秀是因为没有进好学校，所以大家就拼命要进好学校，忘记了家长自己真正该做的是什么。

学区房这个概念也从一个层面给了我们最好的诠释。学区房这个概念是从美国来的，为什么好学校用房子衡量？是优秀的父母聚集在一所学校周围，才把这所学校变成了好学校。

我们需要重视，也必须做到教育资源的均衡化，这是教育公平的基本诉求，也是政府的基本责任，但对于家长，绝不适合过度放大优质教育资源的决定性影响，选择性忽略自己的责任。

试图通过建设所谓名校的捷径，降低教育竞争焦虑，最后实现人人上名校的大同社会是不可能的。教育焦虑背后其实是社会竞争的焦虑，并非简单的教育竞争。

芬兰教育的非功利性，非竞争性背后，就是其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水平与高度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所支撑的低竞争性社会文化。无论什么时候，对于非义务教育阶段，名校是一个复杂的竞争的结果，竞争背后必然包含了个人的努力奋斗，也是社会竞争的一部分，并非教育部门通过投入就能替代和控制的。

△PISA测试数据中显示，学习效率最高的国家是芬兰

试图通过所谓建大量名校降低教育竞争与焦虑，说穿了实际是希望用教育替代、简化这种社会竞争的过程，完全不可能，是一个伪命题。

与其拼命择校，不如拼命做一个好家长，从小给孩子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最后达到“不用扬鞭自奋蹄”的效果。

那么家长该如何培养优秀的孩子呢？太多人在这里又产生了误解。家长要做的是给孩子养成最基本的认知，而不是教知识，不是让家长变成既能教数学又能教语文的全能选手，事实上，我认为家长不应该担任老师的职能，这是对“家教”最大的误解。

你仔细想想：老师和学生是什么样的关系？父母和孩子又是什么样的关系？父母给孩子讲题，孩子连放松都放松不下来，更别提学习了。我之前接触过一个“问题少年”，他跟我讲：“我爸真的很蠢，他先打我一顿，然后再给我讲题，他都不想想，刚把我打完，我听得进吗？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报复他。”古人说，易子而教，原因也在此。

父母应该给孩子的家教，是“扣好孩子第一粒扣子”，是给孩子树立正确的三观，给孩子养成认真做事的态度，良好的自律习惯。优秀是一种习惯，当一个孩子非常认真、自律的时候，你用得着操心他学习吗？

另外还要强调一点，要培养一个身心健康的孩子，不要只盯学习。我见了太多的家长，无一例外都是直升机家长，孩子小的时候只盯学习，没有重视基本的行为习惯的培养，没有重视孩子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比如抗挫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到初中前后出问题了，家长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只能忍着，病根是小时候的教育形成的，青春期只是发病期，发病了就已经晚了。

如果你觉得这些都太难，那么还有一招非常简单：像养猪一样养孩子。

在过度重视孩子的中国文化影响下，独生子女家庭环境实际上已经严重扭曲正常生活成长环境，很多孩子的“独”与自私在父母的过度关注下，几乎是天然的。

相比独生子女，一个多子女的生活环境更容易养育一个健康的孩子，从这个角度讲，多几个孩子，养育成本实际更低，尤其是时间与精力成本上。

当有三个孩子时，就不必花太多时间陪孩子干这个干那个了，兄弟姐妹的陪伴、嬉闹与摩擦，更容易让孩子从小学会妥协、忍让、平衡、斗争，孩子们也容易在对父母的“争宠”中，勤奋自律，而学习好，就自然是争宠的重要方向。

从这个角度说，为了一个优秀的孩子，健康的孩子，那就多生一个，多养一个，其实更轻松。

不要把孩子当成家里的第一位，不要事事都围着孩子转，否则教育结果都不会太好。如果你能做到，那么可以只要一个孩子；如果你做不到，你就要3个孩子，顾不过来，自然就“当猪养”了。

▽滑动看其他热点问题的Q&A▽

Q1：中美关系动荡，还要不要留学？

留学只是成长的渠道，不是留在美国生活，为什么不去？当然还要去，好好学习回来报效祖国。恰恰是需要趁着美国还没有完全到所泛化有层面的中国留学生，抓紧时间去，早去早回。

当然，美国目前社会环境不断恶化，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会遇到更多新挑战，比如种族歧视个案的发生。但我们不妨作为自己成长的一个过程，磨砺自己的机会，这种环境下的留学，收获的可能要比平顺的环境下留学获得的可能更多。

大家退一步想，几十年前，甚至100年前我们那些留学生前辈，他们的生活环境要比今天艰难很多，他们所遭受的歧视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但他们恰恰没有退缩，激起的是更多的爱国情怀。

中国日报日前报道，近期美国恢复签证以来已经拒签了500多名中国留学生，主要都是理工科专业，在层次上，除了博士还有硕士，其中一些人是拿到了美国高校的全额奖学金。

此次拒签中国留学生，虽然依据的是川普时期的“《移民和国籍法》第212条(f)款及第10043号总统令”，但此次美国拒签对象的选择，和川普执政时期做法是不同的（也可能是因为疫情，相关法规还没有来得及落实）。

川普时期拒签的留学人员，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是高层次，即博士和访问学者，第二是敏感专业，即理工科专业，第三是公派，这三者的交集才是拒签的主要人群，对于大量因私留学人员以及本科和硕士，尤其人文社科没有影响。

但是这次不同。学历层次下探至硕士，一些因私留学人群也不能幸免（一些涉及8所涉军民融合的高校），核心的统一特点是理工科专业，其中一部分是已经在美就读的学生，将因此不得不中断学业。

显然，针对留学生的签证限制未来极可能还将不断扩大，已经超过了我们可能想象的预判，我们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此事也提醒了我们中国人两个事情：

第一，重视理工科人才的培养，上文已经讲过。

第二，留学只是一个成长学习路径选择，也是中国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渠道，无关爱国与否，绝不能无端妖魔化留学、留学生群体。

事实上，美国一再对中国留学生下手，就是担心给中国培养优秀人才。

无论是回顾“两弹一星”，还是其他科技领域，都活跃着大量留学生的身影。对1972年后毕业的两院院士的研究表明，75.15%的院士有出国出境留学经历。

留学一直是我国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途径，疫情前公派的留学生与访问学者已经高达6-7万人/年。伴随中国家庭财富的增长，中国因私留学生大幅增长，也成为我国优秀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也因为此，国家一直采取了鼓励留学的基本方针（小留学生不在此列）。

截止去年，出国留学生已经超过了70万人/年，成为一支重要的人才培养途径。当然，与我们落后时期不同，目前的留学生越来越常态化，有学习优异者，也有学习普通的人，这和以往只有学业优秀的人才能留学有所不同。而近两年，出国回国比已经逼近1:1。

坦率地讲，他们在海外做的许多的反妖魔化的工作，是国内很多人无法做到的，也不知晓的，但其意义却是巨大的，也是以教育为核心的人文交流的意义所在。在向被误导的普通人戳破这些谎言方面，他们的价值远比一个官方的发言人价值更大。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一些无端妖魔化留学生的论调，这不仅仅是一种偏见，更是一种无知。非常遗憾的是，“留学=不爱国”说法盛行，在这种错误的舆论影响下，很多高校疲于应付，同时，也寒了大量留学生的心，鼓吹“留学就是不爱国”，无疑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在这里我想再次强调，留学只是一种成长的路径选择，绝不能简单把留学就当成不爱国。

Q2：现在都在说未来有几百种职业都将被人工智能淘汰，今天的教育该如何做好面向未来的准备？

对于面向未来的教育，大家还是有一些共识的，比如通识教育，即基本能力的培养，而不是某种技能的培养，包括知识性学习的看法。

但我还是强调，不要走极端。比如面向未来，伴随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知识性学习价值降低，于是有人就彻底否定，意思是说没有必要。我非常赞同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李志民对此的观点：学校教育的功能就是传授知识和提高学习能力，创新思维需要靠深厚的知识功底，理性的思维需要靠经验和知识积累，没有知识作支撑的想象力是妄想。

同时，大家需要注意，我们很多专家兴奋地谈面向未来的教育时，很多“默认前提”是不存在的。

比如很多人谈起人工智能协助教育、自适应学习，都很兴奋。但是大家忘记了，所有技术手段的前提是孩子要愿意学习、认真自律地学习，但疫情已经告诉我们，大多数孩子是不愿意学习的，不自律的。

那么面对一个不自律不愿意学习的孩子，人工智能、互联网起的作用是什么？不只是没作用，可能还要更糟糕，因为会影响他的学习。

河南这种竞争激烈的高考大省，按说孩子们应该是学习最努力最刻苦的，然而去年115万河南考生，满分750，低于300分的孩子，理论上是有49万人（剔除参加非普通高考的考生，即中职单招等考生后，实际大约是20万），各省100分以下的孩子都是上万人，甚至几万人。在黑龙江，今年高考本科线（理科）也仅有280分。100分200分以下意味着什么？在考场坐两个小时，对这些孩子来讲，可能是这一辈子最大的折磨。

这样的孩子不是几个人，每个省动辄是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这些孩子是不愿意学习的。如果他们学习意愿的问题解决不了，什么科技辅助教育、面向未来的教育都是无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