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贬值致薪酬下降5.1%，高校生就业内卷怎么破？

　　2020年12月27日，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落下帷幕，报考人数达到377万人，创下历史新高。这距离2017年中国考研报名人数首次突破200万人大关，仅仅过去5年时间，而报考人数已经翻了将近一番。

　　“本科毕业以前还好找工作，现在就不行。研究生都竞争很厉害，本科生更难了。”三年前，刘佳源作为应届研究生入职位于深圳的德恒律师事务所。她近日告诉《财经》记者，大型律所对新员工的学历要求越来越高，现在进入她们律所的大多是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以及英美名校毕业的研究生，本科生已经很难跨越红圈律所的门槛。

　　五年前，张岩从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和他同期入职成都一家招商银行的新同事，大多是来自211高校的本科生。五年后，张岩告诉《财经》记者，该银行招聘的硬性门槛没有提高，但筛选进来的新人却几乎都变成了研究生，尤以海归居多。

　　2020年，北大清华学生入职杭州余杭区街道办，非211、985高校出身的硕士求职难，诸多高学历就业下沉的现象引发关注，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在《文凭社会》书中提出的“文凭通货膨胀”现象是否正在中国重现？

　　11月，浙江大学三位作者发表的一篇论文利用2017年智联招聘网站上约2万份简历和同期1.6万个招聘岗位作为样本进行研究，认为过度教育普遍存在，并且带来了薪酬惩罚。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岳昌君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目前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大多来自独生子女家庭，家长普遍重视教育。中国家庭的收入在2001年以来快速增长，从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攀升至超过1万美元，家庭财富的迅速累积也带来教育支付能力逐渐增强，高等教育的竞争由此加剧。

　　2020年，中国高校应届毕业生总共874万人。教育部发布的《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002万人，在学研究生286.3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否已经过度？

　　《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提醒，中国高等教育于2002年从精英化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于2019年从精英化阶段迈入普及化阶段，大学生“天之骄子”的地位逐渐褪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提升社会整体人力资源素质的角度来看，未来高等教育还需要继续提高普及率，为推动国家经济转型升级蓄积人才动能。

　　“学历的含金量大不如前的感觉。”四年前，赵晨在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攻读商科并获得了研究生学历，回国后辗转进入四川大学MBA教育中心工作。她告诉《财经》记者，自己现在领取的工资算“普通能吃饱饭的水平”，事业单位晋升薪资存在局限，但他们部门现在普遍要求新入职的员工必须是硕士加海归。

　　前段日子，袁慧从英国爱丁堡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回国，希望在南宁觅得一份大中专的教职工作，但当地的大中专学校基本要求博士学位，硕士则需要发表论文。袁慧没有在国内发表过论文，暂时在培训机构找到一份工作，正寻思着骑驴找马，进入当地的基础教育行业工作。

　　为什么高校毕业生找到一份好工作似乎变得更难？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晓宇对《财经》记者表示，2019年全国在学硕士生243.95万人，上世纪90年代在校大学生才200万人出头，现在硕士生地位与当年的大学生类似，还面临着本科生在劳动力市场的挤压，比如清华北大等名校本科的竞争力可能高于普通学校的硕士学位。

　　2021年，中国录取的研究生将扩招至110万人，这是否会造成高等学历贬值、教育回报率下降？陈晓宇、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实向《财经》记者介绍，教育回报率是指就业者每多受一年教育所获得的收入增长率。改革开放后90年代以来教育收益率快速上升，2006年后出现小幅下降，2010年后保持在10%左右。

　　李实解释，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变化取决于供求关系。如果经济能够保持正常增速，对劳动力需求有所增加，部分人工资增长快，部分人工资增长慢，属于正常的结构性变化。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有所减少。同时，许多原本打算出国留学的学生临时转为在国内就业，人力供给增加，导致就业压力增大，这是暂时性的现象。许多高校生去基层工作，可能更多是一种过渡性的选择。

　　在岳昌君看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收入回报依然可观。他带领的团队对201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在东中西部17个省区市的32所高校开展抽样调查，回收16571份有效问卷发现：学历越高起薪越高。从算术平均值来看，专科生为3548元，本科生为5417元，硕士生为8778元，博士生为13849元。从中位数来看，专科生为3000元，本科生为5000元，硕士生为8000元，博士生为12000元。此外，学生们的薪资收入根据毕业学校、就业地区、行业、工作单位及职业类型等不同也存在差距。

　　实际上，中国国民的整体学历水平并不高，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拥有者在人群中依然处于优势竞争地位。12月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 2020》显示，1985至2018年，全国劳动力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从11.8%上升至39.8%，其中城镇从26.1%上升至52.7%，乡村从7.2%升至20.7%。由此可证，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不算高。

　　岳昌君分析，尽管基于网络样本的研究显示，高学历者面临薪酬惩罚。但2019年仅有五分之一的学生通过网络渠道找到工作，许多优秀学生与优质职业的匹配在线下达成，网络样本可能存在一定偏差。从大趋势看，高学历者的长期收入还是增长更快。2019年的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显示，许多高校毕业生尤其是研究生毕业后进入教育、科技、IT、金融业以及政府部门工作。不同学历毕业生的去向结构差异显著，相对而言，高学历毕业生的去向更好一些。

　　多位专家指出，李实认为，不是应该减少高校数量或大学生培养数量，而是应当优化专业结构与教学内容，通过促进学以致用来提升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匹配度。

　　中国劳动力市场今后面临的挑战并非供过于求。2019年初，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李希如撰文提醒，中国人口发展正处于重大转折期。自2012年起，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7年出现双降，7年间减少2600余万人。2018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也首次出现下降。岳昌君指出，社会对年轻人特别是高素质年轻人的需求仍存在缺口。

　　目前，高学历人才的就业地区呈现出不均衡特点。《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报告（2019）》显示，已确定单位的毕业生前往北上广、东部（非北上广）、中部和西部地区就业的比例分别为 25.6%、31.1%、17.5%和 25.8%。岳昌君指出，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的经济实力强劲，对人才的吸引力大，而中西部地区缺优秀人才的现象较为突出。

　　偏远的、基层的、私营的部门想要吸引高学历学生较为困难。《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报告（2019）》显示，2019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要去向单位分别为民营企业（35.4%）、国有企业（28.5%）、其他企业（7.2%）、中小学（5.8%）、党政机关（5.7%）。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学生在党政机关就业的比例扩大，国营企业就业比重超过民营企业。

　　陈晓宇观察，“高能低配”现象往往更容易在公共部门发生，但长期来看，学历是在公共部门晋升发展的一项有利资产。相对而言，私营部门更看重个人能力与价值回报，学历对于升职的影响将随着工作年限增加被逐渐淡化。

　　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将高等教育的发展划分为“精英化、大众化和普及化”三阶段：高等教育发展规模超过适龄人口的比重小于15%，为精英化阶段；15%至50%，转向大众化；超过50%则预示着迈向普及化阶段。精英化阶段，接受高等教育是少数人享有的权利。1978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55%，2002年这一数字变为15%，中国跨入大众化阶段，具备一定资质的人就能上大学。

　　“要特别警惕我们的身子进入了普及化，脑子还在大众化，习惯还在精英化。”今年8月，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在厦门大学演讲时指出，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19年达到51.6%，意味着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10月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也将“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列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成就之一。

　　“现在不是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就必然从事高大上的工作，坐在办公室做高级管理人员或高层次科研人员。”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家勇对《财经》记者指出，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不能再固守精英时代观念择业。社会热议的北大清华等名校毕业生下到街道办事处工作，不能简单地解读为人才“高消费”或学历贬值，往往看似简单的基层工作更具有挑战性。更何况，基层经验对于公务员成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历练，职业生涯的起点并不意味着事业的终点。

　　“表面上好像大学生、硕士生找工作的门槛或求职压力的确增加了，但是他们进入大学的困难程度也大大下降了。”在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吴寒天看来，部分高校毕业生从事高精尖工作，也不妨碍部分学生从事基础教育、基层公务员等工作。清华北大硕士生应聘一线城市中小学教师等现象引发关注，也说明社会认知与现实变化存在差距。他举例，芬兰的中学教育从业者已经大多是拥有硕士文凭的高学历群体，这对提升社会教育水平也是好事一件。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是否已经出现高等教育过度的问题？吴寒天分析，中国的产业结构门类与经济发展阶段大体适配，容纳高素质劳动力基本没问题。岳昌君指出，关于过度教育有不同的测量方法，有客观方法、主观方法，但都不是绝对的。从逻辑上讲，总是会同时存在适度教育、过度教育、教育不足三种情况。

　　“不能说经济现在需要多少人，就培养多少人。”李实认为，为了适应科技的快速发展与未来工作需要的变化，高等教育必须具备一定超前性。吴寒天也指出，许多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的经验表明，教育先行将为经济内生增长提供重要动力，中国未来的产业升级也需要做好人才储备工作。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在其著作《论人力资本投资》中指出，各国间的经济竞争实质上是人力资本及其投资的竞争。多位专家提醒，尽管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数增量很大，但全社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比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仍然偏低。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与质量都应当继续提升，努力向发达国家的教育水平看齐。

　　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教育概览2020》显示，2019年国民受教育度最高的OCED国家是韩国、爱尔兰，拥有学士及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70%，瑞士、立陶宛、加拿大、俄罗斯联邦、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卢森堡等国家紧随其后。中国排名靠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占比略低于20%。

　　另据《2018人力资源强国报告》，中国人力资源竞争力排名从2000年的第32位上升到2015年的第13位，接近人力资源强国行列。但人均受教育年限、预期受教育年限、人均公共教育经费、劳动生产率等6项指标均排名在40位之后。

　　李实指出，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离不开人力资本的积累，必须以高等教育的普及作为支撑。吴寒天以美国为例介绍，二战结束后美国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复员接受高等教育的时间，与上世纪50年代起美国州立大学本科培养规模大幅扩张的阶段相吻合。美国年轻人提升学历、综合素质后进入劳动力市场，也为美国二战后的经济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对于2021年研究生的大规模扩招，陈晓宇指出，教育是一个反周期行业，经济不景气时劳动力市场求职难，找到好工作的机会减少，相当于教育的机会成本降低，会导致求学需求大幅增加。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仅有二三十年历史，招生规模还无法满足大学生的读研需求。吴寒天则分析，扩招的深层原因在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要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譬如汽车制造产业从业者素质肯定会和过去不一样。产业实现转型升级，也对一线劳动者的素质、学历提出了更高要求

　　“20世纪90年代硕士博士加起来每年招生不到6万人，2020年研究生招生超过110万人，人才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研究生教育大规模扩招，毕业生就业面也大大拓宽了，但这并不代表选择读研就是过度教育。”张家勇强调，对个人而言，研究生教育带来的不仅是工资待遇、社会地位等显性回报，也会带来视野提升、精神愉悦和自我实现等隐性回报。对于女性而言，高学历还会给子女和家庭带来更多社会资本。

　　岳昌君特别指出，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回报率显著高于男性，学历越高，基于男女性别的工资收入差距越小。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对于下一代的培养也能带来明显的积极作用。相较母亲学历在高中及以下的硕士生，母亲学历在大学及以上的硕士生起薪也会更高。

　　不可否认，伴随全民受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学历竞争白热化在2020年触动了更大的社会焦虑。

　　赵晨观察，来攻读MBA非全日制硕士学位的人呈现出年轻化趋势，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人脉资源、提升自我以及四川大学的研究生文凭，成为吸引该群体继续深造的主要因素。张岩在工作之余也去四川大学攻读了MBA非全日制硕士学位。尽管目前工资没有上涨、职位也没有上升，但“读了以后职业发展好一点吧，万一以后会用到呢？”

　　吴寒天认为，个人衡量要不要选择读研读博深造，一要考虑经济基础，即家庭背景、收入水平，是否有尽早自食其力、给予原生家庭经济支持的迫切需要；二要考虑个人的兴趣与追求。陈晓宇建议，可以根据从事的工作与行业进行抉择，例如医生、科研人员对资质要求相对更高。但如果继续攻读学位的未来收益尚不明确，也可以不直接读研，先工作再作出选择判断。

　　陈晓宇、张家勇等专家指出，中国学生更倾向本科毕业后立即攻读硕士学位，本硕连读的比例显著高于部分发达国家。吴寒天介绍，从校门到校门攻读硕士学位的情况来看，西方国家理工科的学生占比也不低，但商科、国际政治、公共管理等人文社科专业对工作经验有一定要求，国外多数大学生会优先选择就业，工作一段时间后再回校深造。

　　“这一方面跟社会发展阶段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也与招生政策不同有关。”吴寒天指出，西方国家的全日制学术型硕士项目多采用提交材料、推荐信等申请考核制，有利于不同背景的社会人士获得教育深造的机会。中国在推免保研的基础上，通过统考、复试、面试等方式进行招录以大学生为主的群体，更多是出于兼顾研究生教育公平及报考规模的考虑。

　　如何引导读研需求理性增长、避免学历内卷？多位专家指出，应当从社会层面改变唯学历论的用人评价体系。张家勇指出，许多家长高度重视高考前孩子的考试分数，但对高考后孩子所在大学的教育质量漠不关心。从本质上说，这些家长关心的不是教育自身价值，而是关心教育附加的社会分层功能。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张力近日在《中国教育报》撰文指出，围绕普通高中、普通本科、学术型研究生的升学竞争依然激烈，部分地区以学历学位层次来判定教育质量的惯性还很明显。

　　今年10月出台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要带头扭转“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建立以品德和能力为导向、以岗位需求为目标的人才使用机制。各级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聘公告和实际操作中不得将毕业院校、国（境）外学习经历、学习方式作为限制性条件。

　　张家勇强调，企业家、艺术家、大国工匠等拔尖创新人才往往更适合通过“师徒制”的实践学习。具备较高文稿写作能力和社会服务精神的高中生、专科生一样能够适应部分公务员岗位的工作要求，国家公务员招考没有必要设立过高的学历门槛。从国家层面看，应该建立人人成才、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的社会选人用人制度，加快建设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陈晓宇指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多样性、灵活性仍然可以继续提升。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是建立终身教育体系，让不同年龄阶段的人都能通往高等教育之路。

　　在12月3日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吴岩介绍，“十三五”期间，中国高等教育学习革命全面推进。上线慕课数量增至3.2万门，学习人数达4.9亿人次，中国的慕课数量和应用规模位居世界第一。新冠肺炎疫情期间，108万教师开出课程合计1719万门次，在线学习学生共计35亿人次。高等教育的普及也正通过线上化的方式加速拓展。

　　张力介绍，今后有条件的高校将试行宽进严出模式，容纳不同年龄和职业的从业人员进修深造，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此外，高等教育将更加注重与职业技术教育、继续教育融合协调发展，形成人才培养动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机制，积极促进就业创业。

　　实际上，优化高等教育的输入、输出，对于增强人才与就业市场的匹配度至关重要。李实表示，伴随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不同行业对相关专业的需求也会变化，一份工作的薪酬持续上涨很难实现。如果岗位需求降低、专业人才供给仍然偏多，就会造成工资短期下降。但个人根据市场需求迅速做出调整，将有利于适应社会变化。比如掌握金融、计算机或其他门类知识的人才，在银行部门工作机会减少的情况下，也能很快转向其他部门求职。

　　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头戏，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变革已经在2020年迈出了关键一步。7月29日，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首次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分别针对中国研究生教育作出指示与批示，正式吹响了中国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号角。

　　9月，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面向世界科技竞争最前沿，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面向人民群众新需求，面向国家治理大战略，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调整，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到2035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强国——这也被外界解读为是改革高等教育适应未来经济社会需求的重要举措。

　　在陈晓宇看来，未来的社会特别需要多元化的人才层次来支撑经济发展。基础研究、应用开发等科技创新领域越来越需要顶尖人才、专门人才。社会其他部门也需要不同层次、类别、专业的人才。譬如一线高级技术工人收入较高，但社会评价可能还比不上硕士博士，这类关键人才供给跟不上需求的现象亟待改变。

　　有考研机构分析，近年考研人数大增，工学类招生人数远超过其他专业，但单科线、总分线相较文科、艺术类专业低很多。而未来的趋势是，临床医学、公共卫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高端芯片与软件、智能科技、新材料等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还将持续扩招。

　　“具备技术开发与应用的高技能人才其实还是很缺的，这些年人才都去了金融、教育、IT等第三产业，从事制造业的高校毕业生比例非常低，国家要打造中国制造2025，光靠专科肯定不够。”岳昌君分析，随着高端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制造业的技术含量将越来越高。今后进入制造业就业、从事生产研发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发展应该不会差。

　　2020年，在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背后，全社会对文凭学历的认知也正处于急剧的调整重塑之中。吴寒天提醒，我们正在经历的新科技革命已经对人才提出了新要求。进入工业4.0的时代，高等教育更需要大力发展交叉学科，着力培养人才跨学科的本领，为中国的人力资本适应后工业化时代的要求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