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生娃无人带” 江苏多地尝试0－3岁托育新模式

　　目前，三孩生育政策虽已落地实施，但部分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仍不明显，除了经济负担重、生育观念改变等因素外，“生了没人带”也是影响小家庭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为解决年轻父母这一烦恼，我省多地尝试通过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多种形式，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普惠托育机构，解决小家庭的“不敢生”后顾之忧。

　　半数小家庭担心生了孩子没人带

　　南京周女士和爱人都非常喜欢孩子，两人收入稳定，经济条件优渥。小两口5年前生下大宝后，一直想再要个二宝与大宝作伴，但迟迟不敢行动，“因为生下来没人带，双方父母都是外地人，年纪大而且身体也不好，再让他们来南京带孩子实在不忍心。”周女士说，当年大宝生下来就是请保姆带的，花钱多不说，还带得磕磕绊绊的，孩子经常生病，最后闹得不愉快，这个“阴影”一直横亘在她心头。

　　“想生怕没人带”，像周女士这样情况的小家庭不在少数。国家卫生健康委一项调查显示，因为“经济负担重”而不愿意生二孩、三孩的比例为75.1%，其次是担心生了孩子“没人带”的比例为51.3%。

　　另一项调查显示，随着社会变迁，一些老年人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老人不愿意被“孙子辈”束缚住，退休后的他们也想过上到处走一走、看一看的生活。

　　江苏出台多项政策，鼓励办托育机构

　　为鼓励生育，解决小家庭“生了孩子后没人带”烦恼，近两年我省为广大0-3岁婴幼儿家庭提供方便可及、优质普惠、安全放心的托育服务，将之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来抓，先后出台《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

　　省发改委牵头省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出台《省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通过财政补贴、购买服务、提供场地、减免租金、税费优惠等措施，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普惠托育机构，培育发展社区服务型、社会举办型、托幼一体型、单位服务型、医育结合型等模式的托育服务，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服务，解决小家庭生育困难。

　　南通、苏州等地近年来也积极出台政策，对0-3岁的普惠托育服务模式进行了尝试探索，并受到了国家卫健委的肯定。

　　南通“1+N”模式，满足不同家庭需求

　　地处南通闹市区的“立宝托育”在当地是一家知名的民营托育机构，近日记者到立宝托育中心示范园采访时，看到园内装修成各种色调的教室，干净而又温馨，孩子们在里面玩耍嬉戏。“园长妈妈!园长妈妈!”刚到大厅，就看到一个小朋友欢跳着扑向园长张小茱，张小茱一下把孩子搂在怀抱里，就像母女一样亲切。

　　这个小朋友叫一伊，虽才25个月大，却已有9个月的“园龄”了。“孩子跟我特别亲。别看她现在活泼好动，但刚来时由于一侧腿髋关节先天发育不良，走路一拐一拐的。”张小茱告诉记者，医生给小一伊开了运动处方，要求每天对她腿部进行按摩，可小一伊爸妈工作非常忙碌，白天根本没时间。在这里老师就充当起父母角色，每天帮她做康复训练。“目前孩子康复得非常好，性格阳光、开朗。”

　　记者了解到，这家示范园环境好、设施齐全、师资配备比例高，但每个孩子每月收费将近4000元。“离家距离、收费高低、环境安全，是影响家长托育孩子的三个关键因素。”张小茱说，合理定价十分关键，定高失去了普惠性，而且影响家长入托意愿；如果定低了，托育机构运营成本难保。

　　为满足不同层次家庭的需求，立宝托幼探索“1+N”模式，就是一个“中心示范园”拖N个社区普惠分园的模式。高标准定位、服务门类齐全的中心示范园，高收入家庭可以在这里享受托育服务；多个软件同标准、连锁化的社区普惠园面向普通家庭。普惠园不另设食堂、财务、行政管理人员，统一师资调配，因此最大限度降低了成本。在普惠园每个孩子每月收费不到2000元，南通多数小家庭能承受得起。立宝托育现有普惠园10个，2022年末可提供普惠托位3000个。

　　办托育机构，一个重要成本是房租。海门托幼中心，也是当地一家比较有名气的托育机构。海门托幼中心负责人张瑾告诉记者，在政府支持下，1500平方米的托育用房是国企海鸿集团无偿提供的，这省下一大笔费用。每个孩子每月在此的托育收费是1800元，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是可以接受的，达到了普惠的目的。

　　张瑾说，此外，为了保证教育质量，海门区教育局支持托幼一体化发展，选派管理经验丰富的公办园园长到托育机构任职，因而保证了托幼质量。“我们发现上过托育班的孩子，性格都比较阳光、外向、合群，日后进入幼儿园后很快就适应集体生活，而没有上过托育班的孩子，哭闹的时间要长得多。”

　　苏州这家医院职工有了自己的托育中心

　　我省除了鼓励社会资本外，还鼓励单位办托育机构，为职工提供就近、放心的托育服务机构。年轻职工多的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就自己办起托育机构——童元托育服务中心。

　　记者在童元托育服务中心看到，5个幼儿正在老师带领下，兴致勃勃地搭积木、玩游戏……老师告诉记者，别看这些游戏简单，却能锻炼孩子的手眼协调能力和培养合作意识。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党委书记汪健介绍说，中心是医院工会投资50万元办的非营利性托育机构，目的是为医院职工家庭提供0-3岁婴幼儿保育照护服务(全日制、半日制、临时计时托管等)，并辐射到周边学校、企业职工。这是苏州市第一个备案的福利性托育机构，也是苏州卫生健康系统第一个公办托育机构、苏州市第一个医育结合的典范托育机构。

　　“孩子放在这里解决我们大问题了。”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职工张彧说。张彧爱人是护士，工作三班倒，因此孩子只能交给家中老人带，“老人带虽然放心，可缺点也非常明显，就是不给孩子上规矩。”因此，夫妻俩商定把孩子送到医院自己办的托育机构。“孩子在这里，从早上入园测体温、查手卫生、喝牛奶，到中午吃多少食物、做了什么游戏等，老师都会通过视频及时反馈给我们，因此孩子在这里家长非常放心。”

　　张彧告诉记者，孩子虽然还不到3岁，可语言表达、交流能力非常强，已经会唱“生日歌”了，甚至自己会大小便。“孩子入托，家中老人也解放了，只在上下学时接送一下孩子，其他时间完全自由。”张彧说，每月3000元的费用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负担不重，比起雇保姆好得多、放心多了。

　　高质量的托育服务，让家长放心

　　过去经常说孩子“穷有穷的养法，富有富的养法”，但随着社会快速发展，现在家庭生宝宝再也不是“多双筷子、添个碗”这么简单，如果不能够精心养育，不少家庭宁愿不生。

　　0-3岁婴幼儿正处在语言、感统、手脚协调发育的关键阶段，托育服务是近年来才提出的新概念，因此托育机构绝不是幼儿园的照搬，不能使用幼儿园教材，也没有现成的教材，因此“如何托”“怎么育”“教什么”，不少托育机构进行了思考和探索。

　　南通立宝托育坚持“生活即是学习”的理念，聘请的老师都是教育专业、幼师专业的毕业生，他们通过心理学、营养学、发育学等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提出建设涵盖生理发育监护、心理成长呵护、日常安全照护等多个维度的保育目标体系，帮助家长和孩子走出养育太过精致反而带来免疫、运动、语言、社交等缺陷，让婴幼儿在生活中自然地获得感知，协同发展和生理心理健康发展。张小茱认为，只有高质量的托育服务、让家长放心的服务，才能赢得更多的孩子入园，托育机构才能走向良性循环。

　　苏大附属儿童医院为了办好童元托育服务中心，目前招聘了4名专职教师、5名保育员，老师大多为学前教育、医疗专业出身，保育师也都经过育婴员、保育师科目的专业培训，并经体检合格后持证上岗，上岗前还要到医院接受院感预防、消毒隔离、中医保健、西餐营养等相关知识的培训。此外，每个月她们还要到医院接受心肺复苏等知识培训，提高照护婴幼儿能力。

　　摸石头过河，一些发展难题待解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婴幼儿托育服务是近年来才兴起的新鲜事，许多托育机构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托育机构生存下来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还需要更多的财政、配套政策支持。

　　目前，多数托育机构以民办为主，普遍存在入托孩子少、经营困难等问题。以海门托幼中心为例，春季高峰时最多可以接收50多个孩子入托，收支尚能平衡。可到了秋季招生淡季，入托的孩子往往只有个位数，但机构的水电气费用一分钱不能少，老师工资待遇也不能降。这种季节性、结构性现象普遍存在。

　　“立宝中心示范园，光房租每年就近100万元，此外还要聘请专职的老师，而常年入园的孩子只有三四十个，因此运营成本非常高。”张小茱说，目前除中心示范园外，N个普惠园则通过政府牵线社区，得到免费场地支持，这样节约了一大笔开支，但仍然很难盈利。

　　据介绍，近年来全省各地政府不断加大对托育服务的政策扶持力度。比如苏州市就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促进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对已经备案的社会办普惠托育机构、品牌连锁化发展的托育机构等给予资金支持。苏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沈洁介绍，目前苏州有0-3岁婴幼儿约35万人，托育机构540多家，可提供托位2.7万个。到2025年苏州市托位要达到6万个左右，每个托位一次性给予1万元补助。此外，每个托位每月还给予一定运营补助。同时，在用水电方面给予价格优惠。

　　针对托育机构的师资，苏州给他们搭建成长的平台、职业晋升的通道，他们可以像幼儿园教师一样评初、中、高级职称，让他们发展有盼头。为了规范、引导托育机构向着良性发展，苏州市考虑将由普惠托育机构行业协会，定期组织专家对托育机构进行检查、评估，“好的可以评为三星级，差的评为一星级，星级不同收费标准不同、给予支持力度也不同，以促进良性发展。”

　　据专家介绍，发展托育服务是一项综合性的、跨部门的工作，需要各相关部门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省多地正在探索发展多种形式婴幼儿照护服务，以健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为重点，扩大托育服务供给，提升托育服务水平，让更多的年轻父母愿意生、敢于生成为现实。

　　□ 本报记者 仲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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