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烟烈火留艺痕

　　□ 张期鹏

　　知道我正在撰写《墨彩济南》的朋友，都很关注，有些还热情地对我说，你应该写写谁，写写谁谁谁。书中写到的一些艺术家，就是那些朋友费心帮助联系的。就在前几天，济南收藏家张伟先生对我说：“你应该写写杨荆石。这个画家是不能忽略的。”随后，还发来了他搜集到的关于杨荆石先生的所有资料，让我参考。

　　杨荆石先生的名字，我很熟悉。凡是熟悉莱芜文化的人，可能没有不知道的。但是，我对荆石先生的了解，实在少之又少，只在一些文史资料上看到过他的简略介绍。他的画作也很少，而且都印得模糊不清；只有一张照片让我印象深刻。那是荆石先生的一张头像，分头，浓眉，大眼睛，高鼻梁。脸是方的，但略尖的下巴和微微上翘的下嘴唇，稍露的门齿，让他的笑意矜持、有趣，也让那张脸变得生动饱满起来了。这应该是荆石先生20多岁时的一张照片，或许是拍摄于20世纪20年代他在上海求学期间。

　　荆石先生是1924年只身前往上海，进入当时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那一年，他22岁。照片里，他着深色西装，白衬衣，领带打得整整齐齐；在西装的左领面上，还戴着一枚徽章，有可能是学校的校徽。

　　根据有关史料，当时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设有师范院，师范院又有图画音乐系与图画手工系，学制均为三年。荆石先生是在其中的哪一个系学习的，我没有最后查清。关于他在这一时期的经历，以前见到的那些资料也都语焉不详。这一回，是张伟先生细心钩沉了其中的很多细节，才使我有了更多的了解。

　　张伟先生说，荆石先生在本村私塾和黄庄高小读书时就是优等生，进入曲阜二师之后，也很受老师器重，尤其是受到了校长范明枢先生爱国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一到上海就开始接触《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他和同学们一起投入了罢课、游行和声援工人运动的行列。这些，都对后来荆石先生对社会的认识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7年初，满怀热血与激情的荆石先生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军。因为表现突出，他很快被提升为连长、营长、少校团副。可是不久，“四一二”政变爆发，大革命失败。荆石先生在5月初随军进入德州后，与军中一些人产生了政见分歧。他感到在军中前途无望，甚至还受到了生命威胁，于是在一个深夜化装成僧人出走，到天津、塘沽一带投亲靠友，以绘画、文案谋生。过了一段时间，才返回蒙阴老家。

　　1930年春，苦恼、彷徨中的荆石先生再次回到上海，跟随上海新华艺专著名画家俞剑华先生，继续学习绘画。由于他勤奋好学，深得剑华先生赏识。俞先生还专为他题写了“造化在手”四个字，以示鼓励。据说，他在1932年还经同学王绍洛介绍，参加了“左翼美术家联盟”的活动，从事新兴木刻运动。

　　1932年底，荆石先生离开上海，回到山东。他经人介绍，到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今青州）任美术教员。在那里，他除了讲授美术课程之外，还经常与爱国人士、民众教育馆的杨希文先生等一起探讨救亡之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局势的日趋严峻，他爱国报国热情，越来越强烈了。

　　这一时期，荆石先生还给我们留下了一部重要著作《儿童们的画本》。这是张伟先生通过他的“朋友圈”发掘出来的，让我们大饱眼福。他的朋友还慷慨地将这本书的部分内容拍照上传，使我们对它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们根据荆石先生写于1933年5月6日深夜的《儿童们的画本·自序》，知道他编写这个画本的初衷，是有感于一个孩子对于绘画的天然情感。荆石先生写道：“一个未入幼稚园同时也没受过家庭教育的小孩子，虽然不会写字，但也有时也要发挥他的天才的创作；除了一部分是无节奏的歌谣和跳舞，便是自由的绘画。”他编写这个画本，就是“志在使儿童于技巧上得到渐进的练习”，并使他们得到正确的指导。他甚至希望，这个画本能够“使儿童认识艺术之基础的方法，和艺术发展之客观的契机，将来对于创造人生与社会的推进具有强烈的动力”。

　　从他编选的内容来看，也是非常丰富的，“除掉小部分的国画外，余皆西画，大概有铅笔、水彩、图案、剪贴、蜡笔、毛笔等，在这几种中，以铅笔画为最多，意在使儿童常作基本上的模仿与练习”。在“自序”中，他还说出了其中的遗憾，“惟限于石印本不能着色，未免减少儿童欣赏的趣味，这是编者感觉不满的一点”；并对教师如何使用提出了建议，“本书虽已分门别类，详为标题，但未按课编织，要在教者作活页的用法，教儿童自动地选择，这样比较收效还多，关于着色画幅，仍需教者指导设色，增加儿童作画兴味”，真可谓细心周到了。至于画本中收入的图画，荆石先生说是“断片的集合，内中有少数是编者作品，余多从各种图画教本中采集的，特此声明，并为致谢”。可见，为了编辑这个画本，他是查阅了大量资料，用了很大的功夫的。

　　让人感动的还有荆石先生与另一位序言作者夏莱蒂先生的坦荡友情。张伟先生说，夏莱蒂先生是作家、编辑家，1901年出生，1973年去世。夏先生在1933年4月26日一个“大风摧花之夜”写下的《<儿童们的画本>序》中写道：“与荆石先生的谈话中，知他对于这本画稿，除于技巧上使儿童作渐进的练习外，且颇注意于意识上的指导。这当然是最为重要的一点。稿中如《不好习惯的人》，如《乞儿》，如《骑士与鹅》等画幅，都是这方面的较为明显的例子。但同样的一个‘小卖商’的题材，于第十六幅中与‘乞儿’并列，而题为《他俩都是穷人》，而于第三十七幅上又夹‘小工人’等画幅中间，而题曰《小卖商他很快活的》，这似乎于儿童的简单的脑筋，恐太费解了吧？再如《唐僧取经》的神话一幅，我以为于儿童也是弊多益少的，但这也只是‘我以为如此’，或者作者别有高明的用意，也未可知。”这篇序言，没有廉价的赞美，倒有不少批评，而荆石先生对这些批评的态度是“感激”，因为“普通所见的序文，多半是专以捧场的，虚伪的”，“莱蒂先生能与世俗相反，的确是令人敬服的一点”。夏莱蒂先生的真诚作风，荆石先生的虚怀若谷，在当时已属少见，今天恐怕早已绝迹了。

　　在张伟先生发来的图片中，还有一幅画本插图，题为《乡间的姑娘和城里的先生》，大概是两幅相互对比的图画中的一幅，画了一个小姑娘在做针线活。张伟先生说，这幅画正是出自荆石先生之手。

　　1934年，荆石先生来到济南，到山东省立济南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任教。这所学校原名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1934年1月改为现名，1936年又改称山东省乡村建设专科学校附设乡村师范学校。这就是人们习惯上所说的“济南乡师”。就在这一时期，著名教育家范明枢先生和后来成为著名教育家的田珮之先生，成为著名散文家、教育家的吴伯箫先生，也相继来到了这里。田珮之先生、吴伯箫先生都是莱芜人，他们当时分属两县，现在则同属济南了。吴伯箫先生除任语文教师外，还担任了学校训育主任。

　　这所学校，是当时山东共产党组织的一个重要堡垒，其中有不少党员学生，各种运动接连不断。从后来许多当事人的回忆看，范明枢先生、杨荆石先生、田珮之先生都是站在学生立场上的，而身为训育主任的吴伯箫先生却站在了学生的对立面，并且最终被学生驱赶出去。这是吴伯箫先生人生的一次“滑铁卢”，也为他后来到延安并在“审干”运动中被打成“特嫌”埋下了伏笔。

　　荆石先生此时的表现，更加显示了革命的一面。他不仅对参加革命活动的师生给予极大同情，在支持学生“反会考”和声援北平学生的“一二电影蜜蜂·九”运动中，也有突出表现。1937年春夏之交，济南乡师党组织选派两名学生去延安学习，因为路费不足，时任党支部书记高启云向荆石先生求援，荆石先生当即就拿出20块大洋予以支持。这期间，他还积极进行文艺创作，成果丰硕。据张伟先生查证，1936年，他曾和佟公超先生在济南民众教育馆举办过画展，并联袂出版过画集，在济南民众中引起了很大反响。据说，他在1936年曾经出版画集数册；他的美术遗作，都由其子杨守先先生收藏。不过，现在已经难得一见了。

　　1986年10月，中共沂源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的《沂源党史资料》第1辑中，有沂源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撰（齐元桂整理）的《杨荆石传》和高启云的《忆杨荆石烈士在济南乡师的活动》，并附录了荆石先生的一些画作。虽然年代久远，印刷也很模糊，这里还是翻拍于下，以飨读者。

　　上面这几幅画中，因为字迹模糊，多数已经难以系年。其中，编者所说“庚子年夏画于上海”的那幅山水，应是误认。因为荆石先生并没有经历过庚子年，所谓“庚子”是“庚午”之误。“庚午年”是1930年，那幅画应该是荆石先生1930年夏天在上海画的。

　　那幅《风竹图》，画于“二十五年冬”，即1936年冬天，是荆石先生在济南乡师任教时的作品。仔细辨认上面题写的诗句，是“萧然风雪意，可折不可辱。风霁竹已回，猗猗散青玉”，从中可以看出荆石先生的情志。他的题诗，则是从苏轼的《竹》中截取出来的。苏诗全文如下：“今日南风来，吹乱庭前竹。低昂中音会，甲刃纷相触。萧然风雪意，可折不可辱。风霁竹已回，猗猗散青玉。故山今何有，秋雨荒篱菊。此君知健否，归扫南轩绿。”

　　还有那幅《卧薪尝胆图》，隐约可见是画于“二十七年九月十八日”，应该是荆石先生1938年“九一八”事变纪念日那一天所画，题写的是“我们要有卧薪尝胆的精神”。那时，荆石先生正投身于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的抗日斗争，表现的是一种坚强不屈、抗战到底的决心。

　　热心的张伟先生也给我发来了几幅荆石先生的作品，不知是否就是收入他与佟公超先生画集中的画作。其中一幅题曰“十月先开岭上梅”，署“荆石写于历下”；另一幅题曰“余作画喜形神俱似”。“十月先开岭上梅”，出自唐代诗人樊晃的《南中感怀》：“南路蹉跎客未回，常嗟物候暗相催。四时不变江头草，十月先开岭上梅。”两幅都是梅花，可见荆石先生对梅花的喜爱。梅花与竹子都象征了高洁与顽强，应该也是荆石先生心志的写照。

　　张伟先生说，1937年11月，日军逼近济南，韩复榘弃城而逃。这一年，荆石先生在妻子去世后，与李敏女士结婚；他也不得不离开济南，带领全家回到家乡。

　　这个过程，《沂源党史资料》第1辑收入的《杨荆石传》中，写得更为详细：“‘七七’事变后，形势急转直下。济南失陷前夕，学校当局动员师生南下流亡，乡师与几处学校的师生联合起来，于三七年十一月份撤往巨野。在这里，杨荆石碰到了要到延安去的北平流亡学生剧团的金肇野同志。金肇野是共产党人，酷爱雕刻艺术，两三年前，在新兴木刻活动中与杨荆石结识。人生歧路，难得知己相逢，杨荆石要携眷同往，金肇野同志权衡利弊，劝他回老家去，并详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战略方针，到敌后去，发展山地游击战争。青冶行地处沂蒙山区，回老家发动民众抗战是大有可为的，相约战场上见。临别，亲笔给挚友洪涛同志写了一封信，把杨荆石的情况介绍给他。又把何香凝先生赠鲁迅的话转赠给杨荆石：‘肩着黑暗的闸门，把人们放到宽大的地方去！’第二天，杨荆石便离校上了路……”

　　回乡后的荆石先生，立即与当地的抗日救亡组织取得了联系，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他的之后经历，在张伟先生撰写的有关文章和不少关于荆石先生的文史资料中，尤其是在收入山东省民政厅组织编写、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的《光照千秋：山东抗战英烈·续二》的《投笔请缨救国难 鞠躬尽瘁为人民——记杨荆石烈士》一文中，有着较为详尽的记述。我们由此知道：

　　——1938年1月，他参加了徂徕山起义；2月，回到蒙阴县黄庄（今属济南市钢城区）一带，组建了一支70余人的抗日游击队，这是蒙阴县最早的一支抗日武装。不久，这支队伍编入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四支队二团二营七连，并参加了攻打莱芜城的战斗。

　　——1939年，荆石先生在四支队政治部宣传科工作。不久，以鲁南抗敌动委会委员的身份，被派到驻莱芜县郑王庄的国民党石友三部搞统战工作。此时，在这里搞统战工作的还有后来成为莱芜教育文化名家的田珮之先生、王毓铨先生。随后，他受中共山东分局委派，到位于沂水东里店（今沂源东里）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做统战工作。

　　这一年，他还受党组织委派，在沂水夏蔚参与创办了以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队为基础的山东鲁迅艺术学校，并任教务主任。他在给一位同志的信中这样写道：“在今天，中华民族神圣的自卫战争，又走到了一个更艰苦更残酷的新阶段。我们应该更积极地用我们的画笔激发起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坚定抗敌决心，树立崇高的民族自尊心，以度过目前的苦难阶段，转入最后胜利的光明前途！”

　　这一年，他经中共山东分局民运部长霍士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只不过为了统战工作需要，他不能公开党员身份，只能当一名“秘密党员”。

　　这一年12月，山东鲁迅艺术学校与战地服务团合并，改为山东鲁迅宣传大队，跟随部队转战沂蒙山区。学校合并后，荆石先生回到八路军驻蒙阴办事处工作，以秘密党员身份开展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并参与了蒙阴抗日民主政府的筹建。

　　——1940年7月11日，蒙阴县参议会在梭庄召开第一次大会，成立蒙阴县抗日民主政府，选举杨荆石为县长。这是鲁中地区建立的最早的民主政权之一。7月28日，《大众日报》以《民主光辉突破阴霾一角——蒙阴县参政会成立，罢免渎职殃民的郑小隐，另选县长领导大家抗战》为题予以报道，并在按语中写道：“新任县长杨荆石将对蒙阴县政有相当建树”。其后，蒙阴县政府驻地先后移驻坦埠附近的中山寺、高湖等地。荆石先生任蒙阴县长两年多，不光处理了许多复杂的日常事务，还办冬学、组织“识字班”、倡办《人民报》，确实对蒙阴县政有着很多建树。

　　——1943年，荆石先生调任鲁中行署社会教育处处长。11月，他在沂南县依汶修械所检查工作时，误受枪伤，被送往设在今沂源县燕崖乡安乐村的野战医院救治，不幸以身殉职，年仅41岁。荆石先生牺牲后，先被安葬在老家祖林里；1992年春，又迁葬于沂源县烈士陵园。

　　从1937年离开济南，到1943年以身殉职，荆石先生一直处在抗日救亡工作的繁重岗位上，已经不具备静下心来作画的条件了，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从张伟先生的介绍和有关资料中，我们看到，他这一时期主要是配合抗日宣传，创作了大量的宣传画。这些画作，或画在墙上，或画在白布上，或画在一些纸上到处张贴，我们今天已经无法见到。但是，在荆石先生保存下来的一本纪念册上，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领导、战友、同事给他的题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绘画成绩。

　　这本纪念册现存临沂市博物馆，共46页，有45处题字笔迹，时间为1937年到1939年之间。其中，时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的题词是：“革命的武器有多种，艺术是其中的一种，一幅生动的图画，胜过三千支毛瑟枪。”时任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长程照轩的题词是：“画一个人，不但画出人的外形，应当画出人的内心。”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总指挥张经武的题词是：“集中我们艺术天才家的力量，运用到民族解放战争，不为艺术而艺术，要使艺术随着新的时代而向前发展。”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委黎玉的题词是：“用最精巧的点、线、面，暴露出日寇、汉奸的横暴，暴露出抗战中的逆流，描写出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忠贞的事迹，提高全民族、各部队抗战的情绪，直到我们的最后胜利。”在这本纪念册上题词的，还有范明枢、匡亚明、田珮之、朱穆之、王绍洛、江华、超云、刘焕然等。

　　因为荆石先生过早地为民族抗战伟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没有留下更多的作品，但他的名字是不能忘记的。他的名字也不应只镌刻在济南的革命史上，还应该镌刻在济南的绘画史、艺术上的。我们在他鲜红的生命底色上，看到的是他的五彩斑斓。也许，后一点更容易让人记住，甚至永难忘怀。

　　杨荆石（1902—1943），名玉珍，字荆石，济南市钢城区青冶行村人（此村原属蒙阴，后属沂源、县级莱芜市、地级莱芜市钢城区，今属济南市钢城区）。早年在本村私塾、黄庄高小、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读书。1927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历任连长、营长、少校团副，后离开部队。1930年春再赴上海，受教于上海新华艺专著名画家俞剑华先生等。1932年底回到山东，先后在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第一乡村师范学校任教。

　　抗战爆发后，回到家乡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曾参加徂徕山起义，后在家乡组织抗日游击队，在国民党石友三部、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做统战工作，参与创建山东鲁迅艺术学校，曾任鲁南抗敌动委会委员、山东省抗敌总动委会候补委员、山东鲁迅艺术学校教务主任。1940年7月，以中共秘密党员身份当选蒙阴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943年，调任鲁中行署社会教育处处长；同年11月以身殉职，终年41岁。

　　杨荆石先生在求学和从事教育工作期间，留下了一些美术画本和绘画作品；在战争岁月中，主要是以笔为枪，绘制宣传画。他的作品虽然稀见，但在济南的绘画史、艺术史上应该写下了重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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