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先驱徐家福逝世 他选择“低成本”数学专业报效祖国

　　现代快报讯（记者 仲茜 舒越 白雁）1月16日，中国著名计算机科学家、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家福于南京逝世，享年94岁。

　　

　　徐教授的一生，时刻把报效祖国的念头放在第一位。他为国家计算机事业献出了最美好的年华，退休后依然致力于量子计算机研究。老先生对古文也很有造诣，著有自传《雁声》，并参与编撰《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再续》，回忆往昔，抒情议事，留下诸多佳作。

　　“先生深耕科研、兼修文学的精神和境界令人敬佩。”现代快报记者白雁曾专访过徐教授，“他有一份固执，让我印象深刻。”

　　【生平轶事】

　　为报效祖国，他选择数学专业

　　徐家福是地地道道的南京人，他在老城南的城墙根下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然而，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一切幸福都幻化成泡影。南京沦陷前不到一个月，徐先生随着家人西迁武汉，后来又辗转重庆。本该读书的年龄，却在四处逃难。

　　因为少年时代的这段经历，徐先生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无论是后来就读中央大学，还是留学莫斯科大学，他时刻都把报效祖国的念头放在第一位。

　　1944年，徐家福从位于四川三台的国立第十八中学毕业，考取了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数学系。“之所以选择数学系，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　现代快报记者白雁曾于2010年8月对徐教授进行了独家专访，回忆起老人的生平，白雁讲述起这段故事。

　　当时国难当头，一位老教授在演讲时说，国家急需数理化人才，可是学习物理和化学，需要大量的实验设备，成本高，而国家的教育经费不够；学数学，　只需要一套纸笔和一个聪明的头脑就可以，成本很低。

　　老教授的话，徐家福听在耳里，动在心上，“我读中学时，喜欢国文、外语和数学，本来就想在这三门学科当中选择一种，听了老先生的话，我毫不犹豫选择学习数学。当时，国立中央大学正好西迁到重庆，号称国内最高大学，于是我就报考了国立中央大学理学院数学系。”

　　大学一年级的暑假，身在重庆的徐家福获悉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他高兴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倭奴投降日，举国尽欢腾，一曲高歌罢，奋读慰英灵。

　　“他能够在专业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并坚持不断地奋斗，与个人的勤奋和机遇有关，更与他的家国情怀有关。”白雁说。

　　2010年，徐先生退休已经将近二十年，但他退而不休，在80高龄的时候转行研究量子计算，从量子力学读起，曾拜8位量子力学专家为师。2006年、2007年，他先后设计并实现了两种量子程序设计语言，后被广泛应用。

　　【文学造诣】

　　“文武双全”，他每天坚持背诵古文

　　2017年4月，徐家福先生的自传《雁声》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忆昔柏溪拜师门，春风化雨润我心。德高望重人中凤，终生不忘培育恩……”翻开这本封面简洁的《雁声》，很难想到这是一本出自计算机科学家之手的作品，字里行间，才华横溢、古典文学气息扑面而来。

　　“徐老对文稿的审核非常认真、严谨，我们年轻人都相当佩服。”《雁声》责任编辑陆蕊含回忆，因为徐教授的文学造诣很高，书中常常出现一些古语，有一次他对书中一个字的出处和意思不太明确，花了两天翻阅大量古籍资料，终于弄明白了。“要知道他那时已经93岁高龄，还依然会为了一个字探究这么长时间，由此可见他的治学有多么严谨。”陆蕊含感慨地说，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他几易其稿，对文字反复推敲、校对后，徐教授才表示满意。可以说，这本书是他雕琢而成的“璞玉”。

　　陆蕊含告诉记者，除了治学严谨，她还惊讶于徐教授对古文的痴迷。因为徐教授年事已高，所以每次文稿有需要改动之处，她必定登门拜访，商议改动方案。“只是我去拜访的几次，就常听徐老背诵像《长恨歌》、《琵琶行》之类的古文，不仅一字不错，而且抑扬顿挫，带入情感。”她说，正是因为徐教授每天坚持背诵古文，他的记忆力也很棒。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其实徐家福先生对古诗词的喜爱在圈中已不是新鲜事，比如早些年，他在面试研究生的时候，特别强调基础知识，甚至会张口吟诵一句古诗，让学生接下一句，常把面试者问得目瞪口呆。

　　【记者手记】

　　他有一份固执，给我印象深刻

　　2010年8月中旬，我有幸采访了徐家福教授。他是我国计算机软件的奠基人之一，曾主持并参与研制成14个软件系统，研究成果被广泛应用于国防建设与国计民生中的各种计算问题，我们一直想做一期关于他的人物专访。

　　我按照前两天和徐先生在电话里敲定的时间，提前几分钟来到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的蒙民伟楼。徐先生的办公室，就在楼上。那是一个午后，8月，南京最热的季节，也是最疲沓的季节。到了徐先生办公室门口，我敲敲门，房间里没有人应答。我隐隐担心，先生可能要爽约了。

　　再敲门的功夫，从楼道那边走过来一位老先生。中等身材，肤色红润，穿着一件对襟的中式短袖褂子，步履稳健轻快。

　　“这会不会是徐先生啊？看上去怎么这么年轻。”我心里嘀咕着。他却已经在向我打招呼了，问我是不是现代快报的记者。我赶紧应答。他利索地打开门锁，客气地请我进办公室叙话。

　　当时的徐先生，已是86岁高龄。他思维敏捷，精力充沛，谈笑风生，没有半点我印象中理工科人的古板。那个下午，他一边接受我的采访，一边处理手头的工作，中间，还接待了两位来访的客人，一切应对自如，有条不紊。

　　先生早年求学中央大学，后又在莫斯科大学留学，眼界非常开阔。他将自己的经历娓娓道来，语气平静，我听得却是无限感慨。

　　晚年时光，除了在专业方面的新开拓，徐先生还以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会长的身份主持完成了《中央大学名师传略》的编纂工作。

　　在编这套书的时候，徐先生坚持强调道德文章，道德上有瑕疵的名师，被他坚决地拒之书外。我记得他是这样评价著名学者刘师培的，“他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因为家学渊源，二十多岁就颇负盛名。然而，刘师培后来转投袁世凯，支持袁世凯复辟，逆历史潮流而动。这样的人，道德上站不住，因此我们不选他。”

　　这一份固执，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