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赫鲁晓夫来华，提出两个蹊跷议题，毛主席想了几天没想明白

　　1954年，我国决定举行国庆5周年庆典。

　　由于抗美援朝打出了国威军威，极大地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当时的40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全部派出了代表团，参加新中国成立5周年庆典，许多代表团都是由党和国家的一把手担任团长，真可谓嘉宾云集，盛况空前。

　　苏联代表团由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亲自率领，成员包括布尔加宁、米高扬、什维尔尼克、福尔采娃、谢列平、纳斯列季诺娃等人，规格很高。

　　

　　赫鲁晓夫出生于苏联库尔斯克一个非常偏僻的农村，j家境贫寒，只有四年正规学历，当过煤矿工人，外表很普通，甚至有些憨直，言谈、行事易于冲动。只因为领导班子要凑齐一名工人出身的成员，他才平步青云。在讲究资历的共产国际圈子，这始终是他的软肋。

　　赫鲁晓夫上台后，资历浅、威望不足，在国内的地位遇到挑战，非常需要寻求中共的支持，于是一改斯大林过去的做法，决定大幅增加对华支援，与中国建立“兄弟般相互关系”。

　　10月3日，毛主席与赫鲁晓夫举行了首次正式会谈。

　　赫鲁晓夫主动提出：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军；废除中苏关系中一些不平等约定；将4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无偿交给中国；增派专家进行技术合作，免费提供技术资料；提供五亿二千万卢布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业企业，扩大原有141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帮助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等等。

　　

　　赫鲁晓夫的表现，赢得了毛主席的好感，认为“再一次看到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和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的支援”，赞扬这种“情同手足的友谊”。

　　不料，会议临近结束，赫鲁晓夫却提出了一项出人意料的提议，让毛主席脸色为之一变。

　　要求引进百万中国工人到西伯利亚

　　由于会谈气氛很好，赫鲁晓夫一时兴起，出人意料地提出：由于苏联西伯利亚地广人稀，希望从中国引进100 万工人，参与西伯利亚开发，也等于帮助解决中国一部分人的吃饭问题。

　　这个提议让毛主席感到很突然，脸上掠过了一丝不快。

　　当时，中苏高层的决策机制很不相同。中方在提出一个重大方案之前，一定要有一个反复酝酿、沟通的过程，按我们的话叫“务虚”，要给领导人充足考虑的时间，切忌搞突然袭击。而苏方决策的随意性很强，一两个人就能当场拍板。

　　毛主席一下子也看不出来，这究竟是赫鲁晓夫兴之所至，信口而来，还是经过了苏共中央的研究讨论？

　　而且，它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清朝输出华人劳工问题。

　　于是，毛主席委婉拒绝了赫鲁晓夫的这一提议。

　　赫鲁晓夫认为这是冒犯了毛主席敏感的民族自尊心，便说："我们当然不坚持我们的建议。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建议会损害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那就当我们没提过，请你不要放在心上。我们用自己的工人也行。"

　　10月4日，苏联代表团离京到中国南方访问。

　　途中，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提出不同看法：“如果100万中国工人涌入人口稀少的西伯利亚，就等于兵不血刃占有那里，他们会渗入并接管西伯利亚的经济，使在那里定居的中国人多过苏联人。简言之，他们会把西伯利亚变成中国人的而不是我们的。"

　　

　　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也帮腔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请神容易送神难！”

　　赫鲁晓夫恍然大悟，后悔之意顿起。

　　不料，中方事后再次商议，认为苏联给予了我方无私的支援，中国应当从大局出发，从人力上支援苏联。

　　10月11日，赫鲁晓夫结束了对南方的参观考察，回到北京，双方再次会晤。毛主席表示同意赫鲁晓夫的建议，准备向西伯利亚派出100万工人。

　　赫鲁晓夫一时语塞，又不能食言，只得提出后勤保障等问题，同意中国先派20万工人前往西伯利亚。

　　1954 年10 月12 日，中苏两国签署外派工人协议。协议规定，中国外派工人与苏联工人享受相同的薪金与福利待遇。

　　

　　1955年2月12日，中方召开专题会议，协调工人出国事宜。会议确定出国人数为8万人，除复员转业的1 万多名军人外，工人主要来自河北、山东、河南等北方省份。同时，解决了出国前的健康检查、集结地点、铁路专列等问题。

　　就在中方抓紧落实之际，赫鲁晓夫却下令尽量拖延、搁置这一计划。

　　1955 年4 月29 日， 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宛转向刘少奇提出，希望推迟中国工人赴苏。

　　刘少奇并不了解苏方的真正意图，建议先派1000 名工人，以便取得经验，有利于以后大批工人赴苏。

　　赫鲁晓夫不好再推，只得硬着头皮答应。

　　第一批1000 名工人，从河北省清苑县的农村选拔，经苏方派人体检、签订劳动合同，于7月6日、7月11日，分两批从保定出发，在3 名清苑县干部的带领下，经满洲里进入苏联。

　　

　　到达西伯利亚后，他们被分配到了三个企业中：伊尔库茨克化学企业400 人，莫洛托夫石油企业302 人，吉达有色金属联合企业298 人。

　　中国工人普遍从事辅助性质的手工劳动，如木工、粉刷工、砌砖工、挖土工等。很多人来苏是想学习技术，不免产生了一些失望情绪。

　　刚到苏联时，大家吃西餐很不习惯，不喜欢面包、奶酪、糖等食品。苏方特意在中国工人中物色了几位厨师，解决了饮食问题。

　　住的都是两层宿舍楼，四至六人一间，房内有地板、暖气。被套、床单、枕套每周换洗一次。每层有两个可以自己做饭的厨房，两个洗澡间，还有一个衣服烘干室。

　　每栋中国工人的宿舍楼中都有一个"红角"( 即阅览室)，室内备有桌椅、沙发、乐器、棋类，并订有我国的《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苏友好报》等报刊。苏方还给每人发了一个收音机，供收听广播用。

　　此外，每个工地均设有医院、电影院、俱乐部、商店、邮局、修鞋铺等，对这样的生活条件，中国工人感到满意。

　　当时，由于二战使苏联男性人口急剧下降，男少女多，苏联各个企业中的女工很多。中国工人的勤劳和朴实，打动了不少苏联女工的芳心，热情奔放的她们主动出击，一段段异国恋情此起彼伏。

　　

　　在伊尔库茨克，苏联女工经常找机会同中国工人接近，还有人把中国工人拉到宿舍去喝酒。苏方女翻译忙得不亦乐乎，成天替女工打听中国工人的各种情况。

　　有一个苏联纺织女工，每天给中国工人胡兰三送一盒香烟。胡调动工作后，她还每天步行十几里路去看望他。

　　

　　对于异国恋情，苏联官员和企业领导持开放态度，他们告诉中国工人，结婚原则上是允许的，但要经过批准，因为工地上有些女性属于劳改人员。

　　一年后，1956年7月，由山东、河南动员的1000名工人（其中山东300人，河南700人）也到达苏联。

　　不过，苏联劳动后备总局局长捷连利声称：关于1957年再派1000人的事，以及原定8万人的计划，苏方还没有这方面的准备。

　　外派工人计划就这样中止了。

　　已出国的2000工人，三年合同期满后，一部分人回国，进了国内工厂。一部分人自愿续签了合同，留在了苏联。

　　至1963年，除一部分人因为婚姻留在苏联外，其余的人全部回国。

　　提出修建有关日俄战争的纪念物

　　1954年10月13日上午，赫鲁晓夫一行离开北京，前往旅大访问。

　　10月14日，他来到旅顺口军港，在海军基地司令员古德利切夫将军陪同下，登上白云山顶峰，视察了黄金山、老虎尾等军事要点，慰问了苏联海军。

　　

　　在晚上的酒宴上，喝得兴起的赫鲁晓夫，公然宣扬当年沙俄入侵旅大的“功绩”，向中共旅大市委第一书记郭述申提出，由苏联出资，为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战殁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马卡洛夫等沙俄将士，修建纪念碑。

　　宴会一结束，郭述申立即把赫鲁晓夫的不当言辞和提议向中央汇报。

　　赫鲁晓夫的提议，再次让毛主席大感意外，便让郭述申确认。

　　赫鲁晓夫答复郭述申，这是他的正式提议，并非酒后一时冲动。

　　毛主席的态度和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不久，中央电告中共旅大市委：苏联考虑了中国的意见后，已决定不再修建有关日俄战争的纪念物，并对中国决定修建二战苏军烈士纪念塔表示感谢。

　　

　　图 | 苏军烈士纪念塔

　　赫鲁晓夫一行随后在鞍山、长春、哈尔滨等地参观访问，10月16日乘专列从哈尔滨回国。

　　回国后不久，赫鲁晓夫觉得在浙江杭州喝过的一道西湖鱼汤味道非常鲜美，自认为想不出有比这更好吃的了，就在苏联推广吃鱼运动。

　　

　　苏联民众对吃鱼并不习惯，而且也不会烹饪鱼。为此，苏联把每周四定为“吃鱼日”，每到这天，工厂和其他食堂肯定会提供各种做法的鱼，如鱼肉饼、鱼肉丸、炸鱼、鱼汤等等，并大力宣传鱼肉富含易消化蛋白质、磷、碘和许多其他有益维生素，苏联也从此一跃成为渔业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