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就业问题已变成大学生就业问题，警惕慢就业、不就业现象的蔓延

　　中国的就业问题已经变成了大学生的就业问题

　　昨天，教育部公布了2023年高校毕业生预计人数：1158万人，再创历史最高，比上一年净增长82万人。

　　如果加上回国的大约70万留学生（疫情前回国人数已经超过58万），大学毕业生就向着1300万迈进了，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去年，我国新增劳动力总数也就是1600万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269万人，如果还按这个数字计算，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将占到新增劳动力的80%左右，几乎快等于城镇新增就业数。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就业问题，设定的目标就是新增就业1100万，而去年的大学毕业生是1076万人，二者基本相等。也就是说，我们解决了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就完成了2022年国家的就业目标。

　　

　　当下中国的就业问题，已经基本变为大学生就业问题了！

　　而这一趋势还将继续发展下去。因为从招生看，我们的大学招生人数仍然在节节攀升中，这也是高等教育普及化必然的结果。

　　四年前，2018年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仅有790万人，研究生85万人。2021年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超过了1000万人，比2018年增长了200万，研究生117.67万人，增长了32万。今年毕业生就达到了1076万人，四年后毕业生会是多少？大家可以算算。

　　我经常开玩笑说，你应该庆幸是今年毕业，不是明年，因为明年人会更多。回头看这几十年的发展，大学毕业生一直在持续增长中。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最近10余年连续以超过3%的比例增长，去年超过57.8%，今年超过60%是铁板钉钉了，也从一个侧面给了印证。

　　

　　为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国家拼尽了全力，大学生就业事实上变成了一个“教育问题”。

　　日前国家公务员考试公告公布，有媒体问我，国考67%岗位限定招收应届毕业生说明了什么？这一政策显然是为了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面对明年1158万大学毕业生，招收3万多人的国考，是杯水车薪。但即便是牙缝里的一点肉，国家也不忘记向大学毕业生倾斜。大学生已经成为国家就业问题的核心，解决起来非常艰难。

　　就业本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多方共同解决，但在中国，事实上却变成了一个教育问题。记得2020年疫情爆发之初，国新办举办的一场以就业为主题的发布会上，记者的问题全部追着教育部主管大学就业的副部长翁铁慧。须知，主管就业的部门是人社部而非教育部。

　　2020年疫情之初，教育部先后推出专升本扩招，研究生扩招，甚至把刚刚停掉的第二学士学位招生也恢复，以尽可能扩大招生，把一部分孩子们接回来继续上学，以延缓就业压力，当年仅研究生招生就增长近20%。

　　在高校内部，教育部则要求高校设立科研助理岗位，直接吸纳大学生就业。2022年，教育部还专门发文，推出了“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要求高校负责人走出学校，走上就业第一线，主动联系用人单位解决毕业生就业。今年就业高峰期，中央美术学院书记校长双双走进直播间推销自己学校毕业生的场景，让我感慨万千。

　　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到底怎么解决？

　　第一，根本是解决用人需求问题，也就是经济发展的问题。经济发展得好了，企业才会不断招人，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在这个问题上，特别需要解决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这是吸纳大学生就业的主力军。根据官方统计，全国近5千万家企业里，99%以上都是中小企业，它们提供了80%以上的就业。

　　另一方面，需要坚定搞好产业升级，高端产业做起来了，高收入的就业岗位就会多起来，才能让更多毕业生人尽其才，找到满意的工作。但这个工作显然不是教育部门能解决的。

　　第二，在供给侧，需要解决高校专业设置以及人才结构不尽合理的问题。

　　9月9日教育部怀进鹏部长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特别强调，把就业状况作为“双一流”建设和高等教育结构布局调整的重要内容，在建设绩效、学科评估中作为主要依据。“对就业率过低、多年持续不适应市场需求的，我们就要及时调整，与地方、高校一起，研究适合经济社会发展、适合学生全面成长的学科专业，着力完善人才培养质量与就业市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契合的教育结构和教育体系。”

　　专业布局的不合理，典型代表是管理学与艺术学两个大类，高居13个招生大类的第二第三位。

　　如果说学科是从知识生产角度定义的，那么大学的专业，本就是根据社会需要角度设计的，也就是说，面向社会需求办学是大学的重要方向，但是在实践上，未必能做到、做好。

　　根据统计，如果按13个大类分，普通高校招生最多的是工科，其次就是管理类与艺术类，分列第二与第三。管理与艺术，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就业的“老大难”，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办了这么多管理与艺术专业？是真的有需求吗？是，也不是，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比如管理，对于学校来说，这些专业设置门槛低，名字听起来高大上，也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招生容易。而艺术类受热捧，对于学校方，学费高，办学门槛却不高，对于学生，文化课要求低，好考，是上大学的“捷径”，于是“购销两旺”。

　　无论是管理还是艺术，显然多数人都没有想过就业的问题。须知上大学只是成长的路径选择，不是终极目的或者说目标。但是，我们很多孩子与家长，往往只看了眼前，没有想未来。

　　除了这种具体专业上的布局，还需要重视人文与理工科的结构性平衡问题。

　　考研热，背后是就业难。近年研究生报名人数在高位上持续高增长，但细分下来就可以清晰地发现，报考热门还是人文社科专业，从报考录取比上看，人文社科远远高于理工科，为什么？

　　无论在哪个国家，理工科专业的就业都远远好于人文社科专业，因此美国对于理工科专业留学生，OPT签证给3年时间，但是人文社科只给1年时间，因为不需要。可以简单说，在就业上，理工科比文科好。

　　新高考之后，强化学生选择权，但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很多孩子以兴趣爱好为名，回避物理、化学，更多地选择了“类文科”组合，生物地理成为热门，物理化学大家避之不及，文理的逆转必然导致未来大学生中理工科与人文社科专业的不平衡，不可避免地出现越来越多的文科生，怎么办？

　　所以，这里提个醒，在新高考选科和选专业时，学生和家长不能只看眼前，要充分考虑未来的竞争压力。

　　

　　第三，大学毕业生和家长要合理定位，合理期盼。

　　虽然说就业难，但我们同时会发现，长三角、珠三角同时存在招工难、用工荒的问题。日前媒体披露，在人口第一大省河南，地方政府要求各村都要支援富士康，提供用工人员，甚至要求地方干部带头临时到富士康务工1-6个月，以解决富士康当下急迫的用工荒问题。而在浙江一些地方，政府出资补贴大学毕业生到当地企业“实习”，也是同样的目的。

　　换句话说，就业岗位还是存在的，只是不符合很多大学生和家长的期望，甚至是反感。在网上，一旦说大学生为什么不能进厂，就会招致大规模批评与围攻。

　　很显然，在中国，就业期望值是和学历直接相关的，学历越高，期望值就越高。这种攻击和谩骂，就来自“我是大学生”，怎么可以进厂？似乎是辱没了谁似的。

　　对于这个问题，学生和家长必须认识到，伴随高等教育普及化，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只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

　　80年代，专科生也是天之骄子，因为招生量实在太少了。1990年招收本专科60.88万人，研究生3万多人。直到1998年大扩招之前，本专科也仅有108万人，硕士研究生5.7万人。在那个年代，大学生基本上就等于体面的工作。

　　但经历20多年大扩招和大发展后，当初的大学生与今天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据不完全统计，每年仅仅是985高校总招生量就已经超过了50万，而且多数是研究生，比如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等著名高校，近年新生招生总量基本都超过了1万，甚至是1.5万，而其中超过70%都是研究生。

　　

　　比如上海交大2022年新生15000多人，本科4200人，仅占28%，其他均是研究生。复旦大学2022年招生15651人，本科4120人，仅占比26%，其他均是研究生。北大清华也类似。

　　我经常给很多孩子提醒，你爸爸如果当年能考上一个专科学校，那么放到今天，从竞争的稀缺性角度看，最差也是一个211了。所以，你是一个211、“双一流”高校，从稀缺度上讲，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

　　但遗憾的是，很多家长仍然停留在过去，很多人都按自己的经历做判断，仍然在用精英教育时代的尺子，量今天普及化后的大学毕业生，对孩子有着不切实际的期望。因为他看到当初上了大学的同辈人，毕业就是一份体面的工作，于是就有了一种错位的期望。

　　在几乎人人都是大学毕业生的时代，人人都有一个如意的体面工作，可能吗？

　　第四，我们必须重视新一代大学生自立自强的三观问题，警惕慢就业、不就业现象的蔓延，防止“啃老”现象出现。

　　近年大学生就业上，一方面出现了就业难，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大量的缓就业、慢就业，甚至不就业的现象。

　　很多毕业生因工作不满意，于是投入考研考公，或是以留学为借口，专职备考，考不上就接着“二战”甚至“三战”。近期各地兴起的付费自习室就是鲜明的一例：一些毕业生毕业后不选择就业，而是选择再次备考，以期望达到理想目标，刺激了自习室的生意。

　　在这其中，一部分人的确是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即便困难，也是在奋斗，对此我们当然肯定。要警惕的，是以这种理由啃老。

　　一位家长在网上撰文说，伴随儿子大学毕业，给他们带来的是“噩梦”：已经大学毕业2年的孩子，口头上说备考研究生、公务员，但晨昏颠倒，疯狂玩游戏，实际就是居家啃老。

　　这些孩子们有很多理由不去“低就”，比如兴趣爱好不符，工作不如意，比如性价比低，包括不能接受资本家的“剥削”、“加班”的要求等等，但实际都是眼高手低，畏惧吃苦，畏惧被约束，更受不得委屈。于是，啃老成了最舒适的选择。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家里有了被啃的资本与条件，这也是无可奈何。

　　这就是日本“蛰居族”的中国版，虽然人数很少，但已经开始出现。也可以说躺平的一代已经开始出现了！没有太多人承认自己是躺平，理由会有很多，但客观事实上就是懒，就是躺平！疫情则给了又一道借口，这是我们需要高度警惕和重视的。

　　最后，还是想抛出一个问题：是不是所有人都应该上大学？

　　高等教育从来就不是“义务教育”，不是必须的，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大家似乎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比如家长，多数都没有算过经济账，更无视孩子的差异，玩命“卷”。当然，还有相关政策也提供了便利，中职定位已经从就业调整为升学与就业并重，并大力发展职业本科，甚至要开设研究生。而高校的学费因为种种原因已经20余年未增长，大幅降低了上大学的经济门槛，也让更多家长忽视了教育上的投资效益。

　　就业的一个核心结构性矛盾，就是期望值与岗位需求之间的差异，而就业期望值则和受教育程度直接相关，不断推高的大学生人数，尤其是高学历人数的不断增加，显然也会不断推高就业的“堰塞湖”，需要适时解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