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为何下西洋？七下西洋的目的不一样，专家一一解读

　　郑和（公元1371-1435年）云南昆阳人，本姓马，小字三保（又作三宝），回族。明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大将沐英平滇时，十二岁的三保被乱军所掳，入官为侍童。

　　因他聪明机敏，办事地道，很快受到宫中重视，慢慢升为宦官。后来随从燕王朱棣起兵，因为有功，被提升为内官监太监，并赐他姓郑，随之改名叫郑和。

　　

　　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在长达二十九年的时间里，郑和先后受明成祖朱棣和明宣宗朱瞻基的派遣，率领一支庞大的船队，历经风险，七下西洋，途经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处到达非洲东部和红海沿岸，创造了世界远程航海史上一大奇迹。

　　郑和屡次远航，不避艰险，且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决非一般的观光游历，也非什么外交访问。那么，他是出海探险，还是去做买卖，或是另有什么秘密使命？

　　要知其中究竟，本来看看郑和航海的档案，即可解决这些问题。可惜这些宝贵资料都在明孝宗年间被兵部侍郎刘大夏一把火烧毁，不仅使郑和屡次远航的具体情况无从知道，甚至连他七下西洋的根本目的也难说清，成为我国航海、外交、造船、探险等许多方面的难解之谜。

　　首先，郑和七下西洋的“西洋”是指哪个水域？他每次是在何年何月扬帆出海，又是在什么时间返回？都到了哪些主要地方？不弄清这些问题，就无法谈论郑和七下西洋之事，更难破解其中的一些谜团。

　　

　　幸好明末归安（今浙江湖州）人茅元仪写过一部《武备志》。其中载有郑和航海图二十幅，具体记录了他七次出洋的航向、航程。停泊港口和暗礁浅滩等，可以做为一个参考。

　　据当时人对海洋的认识，以婆罗州（今文莱岛）为中心，以东称东洋，以西称西洋。当时的西洋包括现印度洋及其周围地区，郑和七次远航所到达的地方大都在婆罗州以西，故有“三保下西洋”的说法。

　　这里，依据《武备志》的记载，结合有关资料，将郑和七下西洋的大致情况简介如下：

　　永乐三年六月，郑和率船队从苏州刘家河（今江苏太仓东浏河镇)首次扬帆出海，经福建沿海抵达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然后到达爪哇、暹罗（泰国）、苏门达刺（今印尼苏门答腊岛）、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再到古里（今印度科本科里），于次年九月返回都城南京。

　　第二次，永乐五年冬出海，顺原路又经暹罗、柯枝（今印度柯钦）到达古里，于永乐七年返回南京。

　　第三次，水乐八年启锚，经原路到达古里。途经满刺加（马六甲）,并在这里设立了中转站，翌年七月六日顺利返回。

　　这次出使过程中，曾经遭到锡兰人的误会，双方动武，俘获锡兰王亚烈苦耐儿带回国内，遵照明廷指示，不久将其放归锡兰。

　　

　　第四次，永乐十年十一月开船。这次航线有所延长，到达的新地方有溜山（今马尔代夫）、榜葛拉（今孟加拉），后由古里直航忽鲁漠斯（今伊朗波斯湾口阿巴斯港南的岛），永乐十三年八月十二则顺利回国。

　　第五次，永乐十四年十二月出发，依原道航行，最远到达了非州东海岸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麻林（今肯尼亚境内）、阿拉伯半岛的祖法儿、阿丹、刺撤（今也门民主共和国境内）。此次经历十九个国家，两年后的八月八日船队凯旋国内。

　　第六次，永乐十九年三月三日出海，此行航线较短，主要到了暹罗、忽鲁漠斯、木骨都束等地，第二年九月三日抵达原出发地。

　　第七次，明宣宗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六月，年近花甲的郑和最后一次奉命远航。这次主要到达了满刺加、古里、木骨都束、竹布（今属非州）等地。

　　两年后的七月七日，郑和率领他的舟师回到了大明王朝，完成他历经三帝、七下西洋的辉煌壮举，在中华民族的航海史上竖起了一座不朽的标志。

　　有关郑和七下西洋的概略记载是否准确，也难论定。如有的出海叶间，经历地点，归国日期和重要大事等都不够详实。

　　然而就是对于这一概略记载，仍然存有不同的说法。比如《明史》中载有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郑和奉旨下西洋之事。

　　这次出行的主要任务是代表明廷赐印给旧港酋长，以进一步加强与他们的友好关系，是一次很重要的外交行动，如果加上这一次应是“郑和八下西洋”。

　　

　　但是，也有人否认《明史》中的这一记载，其理由是：一，郑和在《通番事迹记》和《天妃之神灵应记》两块碑文之中，都没提到永乐二十二年出洋之事，如确有这次行动，郑和不会漏记这种大事。

　　二、赐印这类事情派个特使足矣，没有必要派巨大船队浩浩荡荡前往，更不应该非让郑和出面不可。

　　三、这年七月，明成祖朱棣死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县西北）。八月，仁宗朱高炽继位，改元洪熙，不久即颁旨罢西洋宝船。郑和的本事再大，也不可能在短短几个月内完成至旧港的往返航程。

　　对于这三条理由，有人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既然《明史》有载，肯定有永乐二十二年之行。

　　因为赐印于旧港酋长，是代表皇帝授权，事关明廷威望，非派熟悉情况又同这些人有一定交情的郑和不可。正因为这次任务单一，且时间又短，在上面两碑中没有专门提及倒是有可能的。

　　对此，还有人提出了另外的看法：郑和确实七下西洋，但是，永乐二十二年也曾出海到了旧港。

　　当时人们认为旧港属于东洋，加上这一次郑和应是八次奉命出海，而《通番事迹记》和《天妃之神灵应记》两碑所记，皆为郑和下西洋的内容，不记永乐二十二年的旧港赐印之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郑和下西洋时，船有多大？人有多少？怎样确定航线？

　　据《瀛涯胜览》记载，郑和首航时共有船只六十三艘，人员二万七千多名，最大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可容千人，并配有先进的航海图和罗盘等资料、仪器，保证了航向的正确和船队的安全。

　　

　　后来的《明史》也有同样的记载：“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六十二。”有些学者认为“宝船”的长宽之比过小，不适于远海航行和操纵，“广十八丈”中之“十八”两字，可能是“六”字分开抄写的笔误。

　　但从《三宝征彝集》记载来看，也有“宝船陆拾叁只，大者长肆拾肆丈肆尺，阔壹拾捌丈”的内容，数字都是大写，不可能发生什么笔误。而且作者马欢是随郑和三次下西洋的“通事”（即翻译），目击身履过郑和的宝船，他的记载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有关船只规格的数字应是确实的。

　　此外，从历史资料看，在我国宋代就能造出四十多丈的大船，到了明代再造如此规模的“宝船”，并非什么稀罕事情。

　　看起来其长宽之比确乎过小，不便于远航和操纵，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正因为“宝船”较宽大，不仅能够显示明廷外派官船的威仪，而且有利于海洋航行时的稳定，不容易让大浪掀翻；这或许正是当时的远航任务所要求的。

　　南京静海寺曾出土过一截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残碑，那上面说“宝船”的长度是十六丈六尺，宽为二丈四尺三寸。可惜此碑不知何时所立，也不知撰文者的姓名、身份，更不知此说据何而来。这种说法目前尚无其他资料可以印证。

　　郑和“宝船”的具体尺寸看来不便定论，但不论从那种说法看，郑和率领的这支船队在当时应属一流的航海队伍。在古代航海史上是罕见的。

　　郑和这一壮举，比西方哥伦布、达伽马等人的远航早了将近一个世纪，其船队规模及船只之大，更是他们难以企及。

　　人们不禁要问：郑和率领如此庞大的舟师，反反复复屡屡远航，费时费力不说，也要开销不少钱财，同时还要担很大风险，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据《明史·郑和传》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里所说的惠帝即建文帝朱允文。他因削藩之举，惹恼了四叔朱棣，遂起兵反叛，是为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

　　叔侄俩鏖战三年，惠帝失败，从此竟不知所终。有人说惠帝逃到了海外，藏匿在西洋（即现在的南洋）一带。

　　夺占帝位的明成祖怕他卷土重来，便命亲信太监郑和率人到海外查访，以绝惠帝复辟的后患。可是，在广阔无边的异域寻找一个落难皇帝，如同大海捞针，郑和难以很快找到失踪的惠帝，故有七下西洋之繁。

　　有人并不赞成这种说法：一是惠帝并没有逃亡海外，已经命丧京城。据《明太祖实录》载，当燕兵攻人南京金川门时，惠帝命人焚宫，他自己早已葬身火海，郑和到哪里再寻惠帝？

　　二是假若这位被推翻的皇帝仍然活着，他岂是朱棣的对手？成祖已稳操胜券，何惧之有？况目当日忠于惠帝的文臣武将悉被翦除，明成祖怎会如此害怕已成孤家寡人的惠帝？

　　三是明成祖是位精于算计的皇帝，真要对付逃亡海外的惠帝，不必如此兴师动众，更没必要持续七次反复追寻，且长达三十多年时间，于情于理都有些不合。

　　也有人认为，即使忠厚赢弱的惠帝没有复辟的可能，但只要有他逃亡海外的传说，对于夺嫡登基的明成祖，就是一块难以去掉的心病。

　　总是害怕惠帝海外一呼，给他的江山社稷惹来麻烦。朱棣专门派遣强大的舟师追寻惠帝，确实不合乎情理，可是作为一项附带任务倒是有可能的。

　　郑和之所以七下西洋，且持续这么长的时间，跑了这么多的国家，其主要目的就是“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永乐皇帝雄才大略，不仅欲使国内民康物阜，也要使周边诸国都能臣服。

　　因此，他做了这样的战略部署：在北方亲征元代贵族残余势力；东方则远讨女真，不使坐大为患；若要再向南伸手，已经分身无术，而且也不需要派遣庞大部队，只好让郑和代他宣威。

　　这样，可用强盛的舟师镇服海外，教化异族，从而实现四海听命，诸国来朝的大一统局面。

　　对于这种说法，也有人不敢苟同，认为明成祖有此雄心不假，但南洋诸国距离较远，水路迢迢，来往不便，他们对于明廷既不会构成威胁，也没有更大的利害关系，因此不会有“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的必要。

　　另外，从郑和的远航实践米看，似乎也非“耀兵异域”，他在海外曾经两次动武，但都是迫不得已的自卫反击，而且也是适可而止，并没有蓄意把事实扩大，也不在意什么辉煌战果。

　　

　　看来明廷当时的外交方针是怀柔求和，并非炫耀武力。

　　对此，梁启超曾有一句很刻薄的评论，他认为郑和下西洋并无很复杂的任务，仅仅是“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同来等虚誉”。这样看来，郑和如此庞大的船队频频出海，只是为了博得海外的一点好感，用以满足大明皇帝的一点虚荣心理。

　　如果说郑和出海确有“耀兵异域”的想法，也只是安抚或镇压那些逃居海外的臣民，争取他们同明廷很好地合作，至少不做逆臣叛民。

　　但是，像这种抚慰工作有两三次就足够了，何须拖延这么长时间，而且又跑得如此遥远。另从当时海外臣民的情况来看，根本没有造反的迹象，对朱棣的统治更不会构成威胁，郑和的这类工作岂不是没事找事？

　　还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主要是开辟海外市场，发展朝贡贸易。

　　“靖难之役”历时三年，耗费了大量钱谷；扩建北京新城更需无数资财。此外，俸银兵饷和王公贵族的开销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仅此几项就使当时的财政陷入内外交困的难堪境地。

　　为了弥补国库空虚，明成祖一面命令各地加紧开采金银矿藏，一面想方设法积极发展海外贸易。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派郑和率领庞大船队，满载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和各种工艺品等，去换取海外的香料、药材、金银珠宝之类的贵重物品。

　　这样，既可充填空虚的国库，又可满足宫廷王府的需要。因此，郑和的大船公开称作“宝船”或“西洋取宝船”。他之所以乐此不疲地频频出海，且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其中奥妙正在于此。

　　可是，也有人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妥当：明成祖曾专门发出诏令，规定随同郑和到明朝的外国商人不予征税,害怕因此而“侵其利”，导致“亏辱大体多”，很明显这是在算政治账而不考虑经济上的所得。另外，明成祖给郑和制定的出洋方针是“厚往薄来”，不以赚钱为主。

　　郑和第六次出洋期间，北京紫禁城内三大殿连遭火灾，明成祖疑神疑鬼，下诏征求直言。翰林侍读李时勉等亟言郑和下西洋耗费太多，乃令“暂行停止”。

　　后来宣宗继位，诸国远者尚未来朝，郑和只得和副手王景弘最后一次出洋，主要是让他们知晓新皇帝即位之事。总起来看这与海外贸易都无多大关系。

　　

　　以上诸说各执一词，各有各的道理，但又多少有些偏颇。与这些说法不同的是，有的学者认为对郑和七下西洋应作全面、具体而又比较客观的分析。

　　前三次出洋主要有三个目的：

　　一是寻找传说逃往海外的惠帝。郑和首次远航回国后，曾在当年十月向明成祖作过专题汇报。成祖听了仍不放心，命其继续追寻。同时又让给事中胡炎等在国内各郡邑查找惠帝。尽管此事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但足以说明朱棣对此事的重视，派遣郑和执行这一专项任务是很有可能的。

　　二是镇抚逃亡在外的臣民，兼有炫耀国威的意思。明成祖的上台不大光彩，杀戮和得罪了不少人，当时确有一批臣民远避海外。成祖坐上皇帝的宝座后，很希望减少这些对立面，派郑和去做安抚和慰问工作很有必要。同时也让这些人知道。当今国势强大，使其迅速丢掉卷土重来的幻想。

　　三是扩大海外贸易，沟通与南洋诸国的联系，争取保持南部海疆长期的和平局势。

　　后四次主要带有探险、猎奇的性质。明成祖雄心勃勃,很想了解南亚以西的未知世界，同时也要让这些远方诸国知道明朝的大致情况，进而扩大文化交流，沟通海疆贸易等。

　　应该说郑和七下西洋的情况比较复杂，很难一言论定。

　　总起来看，明廷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这是当时谋求内外稳定，增强“天朝”影响的一个重大举措。

　　尽管对于其中许多史实不得其详，但将整个出洋过程连贯起来看，是以政治目的为主，以其它需要为辅，这大概是没有很大疑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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