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少先队辅导员｜段镇：把全部身心献给少先队

　　段镇在讲课

　　在中国少先队历史上，段镇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和创造力的人物，也是集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之大成的少先队教育家。我自1978年起多次采访段镇，甚至在他家里居住半个多月，为其写成长篇传记《解放孩子》，于2000年出版。上海几代人都亲切地称呼他“段伯伯”，可谓男女老幼通用的爱称。30多年深度交往，段伯伯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把一颗心全部奉献给了儿童发展事业，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一个杰出的少先队教育家。

　　“迎接光明的新中国到来”

　　1945年2月，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批准段镇（当时名为段锦云）等入党。因为是地下的秘密活动，党员又是单线联系，每个党员的入党宣誓均分别举行。1945年7月，为16岁的段镇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时，室外刚刚有一队日本巡逻兵经过。

　　在党组织培养下，段镇积极在青少年工人中发展党员，参加《新少年报》等各项工作，被称为一员“虎将”。对段镇来说，1949年4月3日地下少先队的成立，是他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件大事，因为他终于找到了为新中国贡献毕生力量的最佳事业。

　　一天，地下党支部书记胡德华约他谈了一次话：

　　“阿段，国民党叫我们共匪少先队，我们就成立少先队吧。组织上已经决定，由你负责建立地下少先队，团结广大少年儿童，迎接上海的解放！”

　　“您放心吧，我会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段镇满怀信心地说：“可以用《青鸟》读书会为掩护，成立一个铁木儿团，稳健地发展地下少先队组织。”

　　胡德华满意地笑了，夸奖道：

　　“阿段成熟了，可以挑重担了呀。现在是秘密工作时期，不要公开用少先队的名义，要保护好每一个队员！”

　　经过地下党支部对各个《青鸟》读书小组的分析，决定分别在沪西、沪中、沪南、沪东、沪北等区的小通讯员中，秘密建立地下少先队组织。1949年4月4日，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儿童节。前一天4月3日，恰逢星期天，上海地下少先队首批18名队员，分别举行了宣誓仪式。

　　不久，在段镇细心安排下，沪中、沪南两区的地下少先队员聚在一个秘密地点，讨论怎样开展队的活动。

　　有个队员不解地说：“反动派都说《新少年报》是共产党的少年先锋队机关报，说我们是‘小共党’，为什么不能直接用少先队这个光荣的名称呢？”

　　“是啊！”“我们也这么想。”好几个队员都轻声嚷嚷起来，并紧紧围住了段大哥。

　　段镇笑眯眯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说：

　　“不论这个组织用什么样的名称，少先队的红领巾早已飘扬在你们心中了。现在就是定名为少年先锋队，你们也不能戴上红领巾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组织应该发扬战斗精神，配合大哥、大姐姐工作，迎接光明的新中国到来。”

　　说罢，他拿出了苏联作家盖达尔的小说《铁木儿团及其伙伴》，请大家边读边讨论起来。其实，这些队员已经熟悉铁木儿，但经段大哥一引导，他们一下子开窍了：“对呀！我们也可以像铁木儿那样做呀！”“铁木儿才是真正的少先队员呢，应当向他学习！”“我们也成立铁木儿团！”“要像铁木儿那样秘密行动！”……

　　兴奋起来的队员们献计献策，设计出了铁木儿团的统一标志：。“T”代表铁木儿，“△”代表广大少年儿童。这就是说，铁木儿团在少年儿童之中，要团结更多的小朋友来共同战斗；△也是五角星的一只角，五角星代表光明，象征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铁木儿团是跟着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去迎接光明的。

　　段镇本是地下党委派做地下少先队组织发展与联系工作（即如今的辅导员工作），但在选举中，队员们一致推选段大哥为铁木儿团团长，推选地下少先队队长李森富为副团长。从此，段大哥既是他们的辅导员，又是他们的团长。

　　一个个地下少先队员就像一颗颗种子，在地下党培育之下，很快便在上海一些学校生根发芽了。

　　立文小学里的铁木儿“三人小组”走在最前面，一件事就使名震全校。段镇和原地下少先队员家振曾这样记述铁木儿团的行动：

　　一走进立文小学的校门，就闻到一股臭味，原来校门正对着厕所。学校想省钱，没有专职清洁工，一些同学又不注意公共卫生，抽水马桶坏了不修理，日久天长，越来越脏。厕所的板门因为太脏了，推门时大家不愿用手，都用脚踢，很快就把板门踢了一个大洞，阵阵臭气就从这破洞里扩散出来。

　　立文小学铁木儿团的三位团员悄悄地行动起来。一个星期天早上，三位团员瞒着家人来到学校，刚进校门就被传达室的老伯伯挡住。老伯伯怀疑地问：“今天不上课，你们来干什么？”三位团员支支吾吾地说不清，这更加重了老伯伯的疑心，他坚决不让他们进去，还说明天要报告校长，这一来可把他们难住了。三人退到隔壁一条弄堂的转角，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他们记起大哥哥讲过争取群众支持开展各项工作的故事，想到传达室老伯伯是好人，应该争取他的支持。于是，他们重新又回到学校门口。

　　老伯伯看见他们去而复回，感到奇怪，反而要他们进传达室，想好好盘问一番。可这几个孩子不说别的，却问老伯伯：“老伯伯，这里怎么这样臭啊？”一句话引起了老伯伯的不满，他发起牢骚来了：“喏！就是那厕所呀，脏了没人刷洗，坏了没人修理，门也给踢破了，我最倒霉呀！一天忙到晚，看门、摇铃、搬东西、扫操场，让校长再用一个校工打扫厕所也不肯，真是……”

　　三位团员看到机会来了，马上接口说：“老伯伯，我们来打扫好吗？”“你们？”老伯伯像听到什么古怪的声音似的瞪眼望着他们。三位团员立即你一言，我一语，把他们要“尽力做看不见的好人好事”这一愿望告诉了老伯伯。说得老伯伯又感动又欣喜，高高兴兴地让他们进了校门。三个铁木儿拿出准备好的铁桶、石灰、抹布、木板和锯子、刷子等，投入紧张的战斗。在老伯伯配合下，抽水马桶修好了，用“来沙而”药水消了毒，洗刷得干干净净，还用石灰水把厕所粉刷一新，门也修好漆了一遍。

　　星期一清早，老师、同学们一进校门就发现厕所大变样，墙上还贴着一张“忠告”：“看，厕所现在多干净呀！臭气没有了，门也修好了。但是，一、请你保持清洁，用后放水冲洗；二、请你用手推门，不要用脚代劳；三、请你……”署名：“△T”。

　　△T是谁呀？全校同学都议论开了，反正，是做这件好事的好人呗！有人向传达室老伯伯打听，只见老伯伯直摇头：“不知道，不知道。”

　　铁木儿团的活动在勤光、位育、立文、储能等小学和建承、中法、市西、洋径、育才等中学里十分活跃。有的学校团员多，有的只有一二个，但他们都能按团章的要求认真去做。一时间这些学校里好人好事大量涌现。随着这种新风吹进学校，同学和老师的精神都为之一振。

　　△T在少年儿童的心中扎下了根，一批敬佩“铁木儿”行为的同学，千方百计寻找着铁木儿团。而铁木儿团呢，经过考察和讨论，把最积极的同学一个个地吸收到自己的组织里来，学校里的队伍不断地壮大起来。

　　本文作者孙云晓（左一）与段镇（左二）等合影

　　沉下去，“海底探宝”

　　1949年上海解放后，段镇担任团市委少年儿童工作委员会组织科长，他没有浮在机关忙忙碌碌，而是把大量时间用来去基层学校蹲点。

　　少先队建队50周年时，段镇回首往事，感慨万千，写了一篇谈蹲点的重要文章。他写道：

　　我从事少年儿童工作和少先队工作从“地下”到“地上”，从筹建中国少年儿童队直至今日少先队，前前后后总共有54个年头，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少先队，这是我的幸运。如今虽已年过七旬，仍能快乐地为少先队奋斗。我的座右铭是：“甘为红领巾孺子牛，誓当少先队敢死队。”我想我将干下去，干到死而后已。

　　我的领导，我的老师，那些大哥大姐们传授给我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最珍贵的“宝贝”是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它是少先队工作的“法宝”，又是培育锻炼少年儿童工作者的“法术”。建队50年来，我就是这个“法宝”、“法术”的学习者、使用者、体验者和受益者。

　　段镇在肇周路小学期间，与大队辅导员刘元璋一起，总结创造了著名的“友爱小队”经验，这完全是从队员的实践中来。

　　一天下午，段镇正和刘元璋在商量事情，副小队长张元元推门进来，急匆匆地说：

　　“辅导员，小队长陆幼珍两天没来上课了，怎么办？”

　　他说话的态度，既不焦急，也无同情之感。两个辅导员还未回答，他接着又说：

　　“准是逃学了。哼，还是小队长哩！”

　　“你推测她一定是逃学吗？”刘元璋重复地问了一句。

　　“一定是！队组织应该处分她。”

　　“现在我还不能同意你的意见，我不赞成随意批评一个人！”刘元璋说，“我看，还是按照中队辅导员的建议，先派一个同学，或者你自己亲自去一趟，了解了解她到底为什么不来上学，弄清楚了事情原因，再来决定是否要批评，好不好？”

　　张元元的脸骤然地红起来了，两手搓着衣角，也许他事先没有料到辅导员会这样回答吧。为了使这种不协调的空气快点散开，刘元璋扶着他的肩膀说：“张元元，我思考再三，最好还是由你自己去完成了解的任务，不知你是否愿意？”

　　“好，我现在就去！”张元元兴奋起来了，话刚说完，就飞也似地冲出了办公室。

　　第二天早晨，段镇和刘元璋吃过早餐，刚刚走进大队部，张元元就来了。紧接着，中队辅导员也匆匆赶来，她也是来谈陆幼珍缺课的事。

　　三个辅导员交换了一下眼色，示意张元元先讲。

　　张元元的表情和昨天下午来报告时的状态大不相同，脸上已经没有昨天那种毫无同情之感的神色，而是相当严肃地汇报说：

　　“报告辅导员，我已经到陆幼珍家去过了，她不是逃学。”

　　“那为什么不来上课，又不请假呢？”刘元璋急着问。

　　“她的弟弟病得很厉害，妈妈要去上班，又要请医生、买菜，只能把陆幼珍留在家里照顾弟弟，而且也一时抽不出身来请假。她见到我去了，很着急，说弟弟不知道什么时候病好，如果老不到校上课，功课会落后，她担心赶不上大家……”张元元愈说愈急促，看样子已动感情。他最后问：“辅导员，你们说该怎么办呢？”

　　“是的，怎么办呢？”三个辅导员都在想着这个问题，以至于忘了张元元站在一边正等待着他们的回答。

　　“我知道，昨天是错怪了她，随便说人家逃学。可是现在……”他自言自语地像在做检讨似地说。

　　这时，中队辅导员讲话了，她说：“我们大家应当立即想办法帮助陆幼珍。”

　　段镇和刘元璋当然很赞成中队辅导员的建议，因为这正是向孩子们进行友谊教育的好时机。

　　于是，张元元活跃起来了，他说：“我们想今天下午开个小队会，由我报告访问陆幼珍家的情况，然后请大家讨论帮助她的办法。”

　　“好！我们也来参加。”

　　出乎意料之外，这个平时并不怎样关心人的小队，在讨论帮助陆幼珍的问题时，竟是那样的一致。当张元元报告完毕时，孩子们都抢着发言，情绪十分热烈。

　　“我住在她家隔壁，到她家去很方便，让我去帮助她好了。”一个队员说。

　　“我和她平时很说得来，我去吧。”另一个说。

　　“让我去好啦，我能帮助她补课，还会帮助她做点家务事。”

　　小队会很快做出了决定：从当天开始，由功课好、住得最近的朱珊和林小娥负责去帮助陆幼珍。“我们一定很好地完成大家交给的任务。”朱珊和林小娥激动地说。荣誉感与责任感在她们身上涌现出来了。两个孩子没有辜负小队的委托，她们实现了自己在小队会上的诺言。为了正确清楚地给陆幼珍补上落下的功课，上课的时候，她们更加用心地听讲；每天下午放学以后总是准时地到陆幼珍家去履行任务；每天早晨又总是把陆幼珍做的作业按时交给老师批改，一天又一天，从不间断。

　　不久，团华东工委举行少年儿童队工作讲习会，段镇被派去做专题报告，专门介绍肇周路小学培养团结友爱集体的经验。这是段镇第一次做带有理论性的经验总结。

　　少先队需要“自动化”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注重实践经验和自下而上教育的段镇，居然被打成“右派”，加上文革的磨难，失去了30年珍贵的工作机会。1978年，被解放出来的段镇已经50周岁。但是，他的经验，他的才华，他的斗志，依然光彩夺目。于是，一时间，段镇成了许多单位争夺的“宝贝”。段镇毫不犹豫地选定了回团市委少年部，回到他魂牵梦绕的少先队！

　　当若干单位争调段镇之时，他已经在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蹲点几个月了。电影《闪光的彩球》就是在这里拍摄，电影里的大队辅导员就是以沈功玲为原型创作。

　　多年以后，沈功玲回忆：

　　段镇来蹲点说来就来，非常突然。在一个静静的楼台上，我开始向他汇报工作，也讲了我如何费尽心思设计队活动，又怎样到处请人，可他似乎感兴趣的不多。我渐渐悟出来了，惟一使他兴奋的是孩子的故事，他关注的是孩子们在组织里究竟什么状态，有没有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他特别重视孩子怎么想怎么做，反复地问个不休。在第一次谈话中，他也讲起了刘元璋学校的故事，告诉我说，海底探宝是辅导员的本领，而宝在龙宫里。后来，我发现他身上有一种魔力，特别吸引孩子的那一种魔力，孩子们一见他就开心，又唱又跳，还与他对歌。

　　的确，在第三中心小学，段镇是一个魅力无穷的人，走到哪里都受到热烈欢迎。这天下午，四（1）中队的队员们发现了段镇，争先恐后地迎上来，喊着：“段伯伯！”“快到我们中队来呀！”段镇快步走过去，躬下身子，亲切地摸摸这个孩子的头，又拍拍那个孩子的脸。

　　有个小队员盯着他的头，惊叹道：“啊呀，段伯伯有白头发啦！”

　　“我老了。”段镇笑嘻嘻地回答。

　　那个队员摇摇头，又指指段镇的心，说：“您这儿不老。”

　　一天，段镇兴冲冲地找到沈功玲，说：“好诗呀！五年级少先队员写的好诗！”说罢，朗诵起来：

　　小火箭

　　长又尖

　　呼地一声飞上天

　　我呀真想乘上它

　　飞向2000年

　　沈功玲一听也兴奋起来。她马上去队员中了解，原来是孩子们听了科学家陈念贻伯伯的报告，明白了火箭是现代化的象征，一下子迷上了火箭。

　　段镇知道这个情况手舞足蹈地说：

　　“孩子们喜欢火箭，向往现代化，是多么珍贵的兴趣啊！中国要把文革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不正需要火箭精神吗？”

　　在校长许树宜和副校长张雪珍支持下，第三中心小学少先队大队委员会决定，新学年少先队活动的主题：“火箭呀，前进！”该活动以创“三好”（身体好、品德好、学习好）为目标，以调动全体队员自我教育的主动性为目的，并以浪漫主义情趣为特色。

　　队员们立即行动起来了。

　　活动方案规定：驾火箭以中队为单位，而每个中队必须有85％以上队员拿到火箭票方可乘坐。

　　火箭票实际是一枚精致的金属徽章，可以戴在胸前。那么，拿到火箭票需要什么条件呢？队员们就作为一个现代宇航员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展开热烈讨论。

　　少先队制定了“跳一跳可以摘果子”的激励性标准。只要你在“三好”的某一方面有一点点进步，如看科技书、做小制作、小实验、体育达标、保护视力、乐于助人等任何一个方面进步了，都可以拿到一张火箭票。这火箭票是蓝色的底，代表天空，一枚神奇的小火箭上面加了一颗卫星。在那些日子里，它成了队员们梦寐以求的奖赏。

　　队员们纷纷算日子、定目标，有个人目标、小队目标，还有中队目标。有几个较胖的女队员体育达不了标，她们请男队员当教练，冒着严寒，光着一双白白的小脚丫，拼命练习爬杆，皮都磨破了也咬牙忍着，终于使体育成绩及格了。

　　关于这段经历，段镇本人曾这样回忆与评述：

　　1978年底，我调回团市委任少年部长，即总结了“火箭活动”经验，化为“跨火箭奔三好”的活动向全市推广。回团市委后，我仍坚持每周都深入第三中心小学。在那里，我欣喜地发现了少先队的自动化小队活动，经过总结使之由点到面滚动发展，最后推向全市，延续至今。

　　段镇之所以敏锐地抓住了自动化小队，是他长期探索自下而上自我教育的结果。在他看来，自动化正是自下而上自我教育最形象的表述与体现，而自我教育才是真正有效的教育。

　　在深入研究了少先队自动化的目标、内容和特点之后，段镇写道：

　　少先队自动化的目标是：把大、中、小队培养成为具有独立、主动、创造精神和自我教育能力的团结友爱集体；把少先队员培养成为具有集体主义思想、自动首创精神、独立自主能力和富有个性特长的小主人。

　　少先队自动化的基本内容是：自己的活动自己搞，自己的事情自己管，自己的同志自己帮，自己的进步自己争。这四条简称为“四自”。它是自动化诞生初期总结概括出来，以后成为各级少先队组织和广大少先队员争创追求、带有一定规范要求的方向标。

　　“自动化”在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掀起后，团市委少年部和市少先队工作学会热忱给予扶植，并大力在全市倡导、推广。经过两年多时间发展，全市涌现了250个水平较高的自动化大、中、小队集体。在1980年庆祝“六一”的万人大会上，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给这些自动化集体授发了奖旗，鼓励全市少先队将自动化运动进一步蓬勃开展下去。

　　段镇是个谦虚的人。实际上，自从段镇主持工作起，上海的少先队工作始终走在全国前列，并常常对全国少先队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在一次陪同外宾考察上海少先队工作时，团中央少年部一位负责同志介绍说：“中国的少年部长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在上海，少先队工作水平最高的也是在上海，上海是代表中国少先队工作水平的城市。”

　　《新少年报》创办50周年合影（后排左四为段镇）

　　创建少先队学

　　接触过段镇的人，大都会留下他永葆青春甚至精力过人的印象。其实，他的身体早已经危机四伏，因为他总是拼命工作，内心里的紧迫感越来越强。熟悉他的人才会明白，为了履行30多年前的一个承诺，他朝向少先队的理论高地，用生命发起最后的冲锋。

　　1983年4月，段镇来到繁花似锦的广州，出席“中国少年科研规划与中国少先队工作学会年会”。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会议。这次会议由团中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联合召开。会议认定全国学会提出的“史、论、法”作为规划的重点项目，由吴芸红、张先翱、段镇与韩振东分别承担。少先队学科建设从此进入社会科学行列。

　　从广州回来，段镇很快创办《上海少年工作通讯》，这本内部刊物持续出版进入第30个年头时，2012年9月，国家新闻出版总局批复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同意《上海少年工作通讯》改名为《上海少先队研究》杂志，公开出版发行。2016年1月，为扩大全国各地专家学者的参与程度，提高刊物在全国的学术影响力，《上海少先队研究》经批准正式更名为《少先队研究》。目前，《少先队研究》是全国少先队系统内唯一一本以少先队理论研究为主的专业性学术杂志。

　　与此同时，段镇采用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育实验、文献资料研究等多种方法，一边实践一边写作。《少先队教育学》于1985年3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少先队理论专著。段镇作为主编，不仅设计了全书，还撰写了理论的主体部分。与许多书斋型的学者不同，段镇主编《少先队教育学》，似乎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

　　当许多人为《少先队教育学》的出版欢呼雀跃的时候，段镇却非常冷静，因为这只是他的一个初级目标，更重要的是独立撰写出一部《少先队学》，同时组织编写少先队学科的系列作品。

　　经过25年奋斗，80岁的段镇独立撰写的《少先队学》，2008年7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中国少先队历史上第一部学术性专著，被中国第一个少先队专业的教授张先翱誉之为“少先队学科的奠基之作”。《少先队学》的理论阐述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学说为指导思想，以少先队主体化思想为核心，以少先队创造性实践的新经验为基础，重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全书53万多字，共有“十论”，即10个篇章：绪论、儿童论、组织论、教育论、快乐论、创造论、活动论、辅导论、改革论、借鉴论。

　　2008年9月12日，段镇少先队学术思想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隆重举行，会议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团市委、市少工委联合主办。与1991年举办段镇少先队教育思想研讨会不同，这次是段镇呕心沥血25年的《少先队学》出版了，并且荣获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杰出贡献奖。

　　许多人并不知道，就在研讨会举行前的8月份，段镇刚刚病危住院。

　　一天晚上，劳累的段镇正准备洗澡的时候，突然摔倒在浴室里。夫人听到动静，赶紧跑过来，却无力扶起丈夫，马上给儿子打电话，赶快把老父亲送进华山医院。医生检查结果为心肌梗塞，并且心脏血管几乎全部堵住了，意外的是，段镇居然新生长了一根小血管还通畅，依然在危险中维持着生命。医生一面发出病危通知，一面紧急为段镇安装了几个支架，将堵塞的血管逐一疏通。

　　谁知,转危为安的段镇乐观而幽默，称自己新生长的血管是“红领巾血管”。

　　我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工作30年，接触国内外专家学者无数。坦率地说，像段镇这样集70年的丰富实践，总结提炼成为一部学术专著，在全世界都可能是凤毛麟角。

　　2014年是段镇生命的最后一年，已经86岁的他依然与少先队的发展实践保持密切联系，依然在精心修订自己的专著。

　　那一年9月21日下午，在沈功玲老师陪同下，我们一起去华山医院看望段伯伯。黄昏的阳光依然明亮，照在86岁的段伯伯身上。他更加清瘦，银白的头发明显稀疏，戴着鼻饲，坐在靠窗的病床上。我们一见面，双手便握在一起，虽然乏力，却是暖暖的。

　　为了气氛轻松一些，我开玩笑说起某个儿童剧演员的名言：“如果我有一把枪，就把不重视少先队的人消灭光！”段伯伯笑了，一脸慈祥地说：“要和啊，要柔啊。”我惊叹段伯伯年迈体弱却头脑清晰，那天见面，他提出一个观点：如今存在重儿童轻少年的倾向。

　　2014年10月15日19时18分，把全部身心献给少先队的著名教育家段镇与世长辞！

　　悼念段伯伯的活动很多，规格也相当高，但最值得欣慰的是，段伯伯以毕生心血独著的53万字修订版《少先队学》，2015年5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文作者孙云晓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第五、六、七届委员和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

　　[本文刊于《中华儿女》杂志2020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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