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长、慢、公、大”——四个关键字定义好校长

　　在当下国际关系深刻变动的形势下，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面向未来，我国亟需大量具有全球视野的专业人才，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承担了历史赋予的重任。

　　如何实现“扎根中国，比肩世界”，“贯穿领域 跨界融合”，“构建科学的教育体系”，是校长们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4月18日，由清华附中、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中国教育在线和北京市教育学会高中教育研究分会联合主办的“跨界视野 铿锵同行—国际化教育校长先锋论坛”在京举行，专家学者、资深和新锐校长汇聚一堂，共同探讨面向未来的教育创新方向。

　　会上，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发表致辞，并作题为《领导力—实现教育理想的引擎》的精彩报告。他认为，不管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校长对于办学和学校来说，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校长定义着学校。

　　怎样才算得上好教育和好学校所期待的一个好校长呢？杨斌用了四个关键字来定义。

　　第一个是“长”校长。此前有研究发现，经营成功的商业组织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企业家，具有长期任职、长远布局、长效评价这三个“长”的特征。同理，教育是一个长周期，慢过程，评价的时候有很多隐性因素。对一个校长来说，当他要描绘一个愿景，并且希望通过有效的组织一步一步实现这个愿景的时候，应当能够在较长的一段时间中，将规划一步一步落地。换句话说，如果只有短期的时间，过早、过急甚至过于追求短期功利性地去扮演校长这样一个角色，这和好教育好学校期待的校长是背道而驰的，或者说不相符的。

　　杨斌强调，“长”这个字，说得直白一点，不仅是指长时间做校长，还指能以校长作为其终生的志业。尤其对大学校长而言，应当有意地忘掉自己曾经作为某一专门学科的学术学者、创新者等这些其他角色，仅以校长作为他的主业和天职。

　　第二个是“慢”校长。杨斌提到，《社会的麦当劳化》一书分析了当今世界麦当劳化进程的发展趋势及可能带来的危害，今天谈的则是“慢教育”。现在，有时候我们会希望快出人才，我们想看到的是最后的结果，比如他具备了哪些才能，或者才能达到一定的水平，因此越快的速度，效率就越高。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许过程本身就是目的，而非目的能够缩短或者碾压这个过程。杨斌介绍，提出“慢”校长这个概念，是希望校长能更重视教育的内生性。“慢”校长是指重视教育本身内生目的的校长，而不以外在的一些指标、KPI来衡量其业绩的校长。

　　第三个是“公”校长。在今天，教育组织的掌门人，如果再加上“好学校”这三个字的话，这些人所处角色的公共属性是极强的。在整个社区当中，尤其是那些好学校校长们的声音，会是社区中当人们出现了一些争论争执，摇摆困惑的时候，最希望听到的声音。这时候他的看法并非是对中学、大学应该怎么办去发表意见，而是对社会的走向发表意见。其实教育者、中学校长、大学校长在社区当中的角色，本身某种意义上带有神圣化、公共化的特征。所以“公”校长的概念，就是一个好教育者，好学校校长应当有这种“溢出效应”，对整个社会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当然纵向来看，也要对教育有自己的见解担当，扮演某种意见领袖的角色，这也是“公”字的含义。

　　第四个是“大”校长。杨斌介绍，“大”校长的“大”字，至少呈现两层含义：第一，现在整个社会有教育的大环境，在一个区域有它的小环境，还有中环境。那么不管外面的大环境、中环境如何变化，好校长能够为学校这个小环境创造一个适合它发展，甚至让老师、学生感受到某种心理安全感、成长安全感的一种环境，这种方向感是“大”字之所在。“大”的另外一层含义跟“共”有一点关系。费孝通先生提出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杨斌认为，“与共”不仅仅是国际化，还包括代际之间存在着需要去跨越的问题，而代际、地域之间能否“与共”，其实也是教育要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尤其面对有些国家和地区所出现的社会对抗、隔膜，甚至是割裂和分解，我们教育者要负上怎样的责任？特别是好校长，要为社会的‘与共’，未来的‘与共’负上怎样的一些责任？这也是我们需要去认真思考的议题”，杨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