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华人科学家回国潮：出身中国顶尖高校的他们，为何选择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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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Diana Cai 编译：桑颂

　　

　　韩霆，摄于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图片来源：STAT

　　十几年前，从清华大学毕业的韩霆来到美国追求他的生物学家梦想。他在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就读，并于 2013 年获得了博士学位。

　　这对韩霆来说是重要的一步，他已经在脑海中设想过了在美国的事业和生活。 “当时，我一心想着自己将会成为一名在美国工作的教授，”他说。

　　不过，定居西方的兴奋感很快就消失了。现年 36 岁的韩霆，在两年前回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做了研究员。“我们来到美国追寻梦想，”他说，“但回国后我们能做更大的事情。”

　　几十年以来，大家总会认为有抱负的中国科学家，被美国更多的职业发展机遇和在世界顶级实验室工作的机会所吸引，最终会一直留在那里。但最近，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博士生和博士后选择回国。关于中国“科学海归”的数据有限，但 STAT 采访了在美国和中国的生命科学领域的中国学生、学者和研究人员，他们认为这种情况是显而易见的。

　　这可能意味着，美国大学培养的顶级科学家正在“流失”。并会对中国是否能够超越美国成为科技强国，以及两国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不友好的政策

　　中国为了吸引科研人才回流，在科学领域的投入、提供丰厚薪资和完备实验室等方面的有力举措众所周知。而选择回国的科学家们还提到了其他的关键因素，包括中国逐渐强盛、在空间距离上和亲人更近、两国科学水平的差距正在缩小、在美国越来越难以获得科研经费以及事业上遇到的瓶颈。虽然与国内相比，女性科研人员觉得在美国受到的性别歧视更少，但一些科学家觉得自己在美国并不受欢迎。韩霆表示这种归国潮“在很大程度上与特朗普政府的登场是同步的。”

　　让许多在美的中国科研人员特别感到担心的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增加了对有未公开的、除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经费来源或是与其他国家的机构存在联系的科学家的审查，而且这项行动尤其针对中国科学家。

　　2011 年从清华大学毕业、目前在波士顿儿童医院（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做博士后的伊莎贝拉·徐说：“在科研人员中，从其他国家获取研究经费的情况并不少见，如果我们假设在美国的每个外籍学者群体中都有一定比例的人没有如实汇报经费来源，那么只选择调查其中某一个来自特定国家的人群就有些奇怪了。”

　　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的社会学教授马颖毅对留学生的流向情况进行了研究，她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敌对”政策能够解释为什么归国学生的比例“在过去的几年中不断扩大。”

　　“我们都觉察到现任政府对移民不太友好，”马颖毅说，“而且各种言论和整体氛围都让外来人员有些担心。”

　　

　　两年前，韩霆从美国回到北京。“我们来到美国追寻梦想，”他说，“但回国后我们能做更大的事情。”| 图片来源：STATnews

　　越来越多的海归

　　在生命科学领域，中国长期以来被笼罩在美国的阴影下。顶尖的学生基本都会离开中国到美国进修，并在这里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

　　曾行和韩霆一样，本世纪初从清华大学毕业、现在在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做博士后，在他的回忆里，“美国和中国的科研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加州斯克里普斯研究所（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的助理教授叶立和韩霆、曾行是清华大学的校友，他说当时班里的同学大部分去了国外，而且几乎都到了美国。很少有人去了美国之后再回中国。“这在九十年代是闻所未闻的。”

　　事实上，在张康羽（音，Zhang Kangyu）看来，这些归国科研人员“在美国遇到了问题而且生活不太顺利，这是他们回到中国的原因。”他 2002 年在复旦大学获得生物学学位之后在美国工作了一段时间，并于 2018 年回到中国。

　　张不是一个人。根据橡树岭高校联合会（Oak Ridge Associated Universities，100 多家美国高校的联合组织）的估算，2001 年在美国获得科学或工程学博士学位 5 年后，仍居留在美国的中国公民比例为 98%。而最新的估算结果显示，到 2015 年，这一数字已经降至 85% 。

　　虽然在过去的 15 年间，中国的科研环境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善，但仍然难以与美国的同行比肩。“中国顶尖的科研机构或许能与美国最高层次的相匹敌，但排在后面的科研机构水平下降得非常快，”波士顿儿童医院的博士后伊莎贝拉·徐表示。“中国和美国的中等机构不在同一个层次上。”

　　不过，曾行表示，在他清华大学的同学中，出国留学的人已经有一大半回到了中国。他自己也在考虑回去的时机。

　　其中一个吸引学者回流的因素，是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十年前，中国的生活质量明显落后于西方。对于“我父母那代的很多人，留在国外不是出于自己的享受，而是想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徐说。“我们这一代就不必有这种顾虑了，在两个国家生活都是一样的，而且有些人感觉在本土更舒服。”

　　很多归国人员也是出于一份对父母的强烈责任感。这也是 1996 年从北京大学毕业的胡其越（音，Hu Qiyue）2011 年回国接受了一个产业界职位的原因之一。

　　“中国文化中有一种价值观是在父母年迈的时候在他们身边照顾他们，” 胡说。

　　美国学术圈的瓶颈

　　韩霆在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University of 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做博士后期间，发现自己越来越被研发投入显著增加的中国科学界所吸引。

　　2000 年，中国独立和政府附属学术机构的研发支出占美国 598 亿美元支出的 22%。到 2017 年，这一比例已经有了指数式的增长，达到了当年美国 1237 亿美元支出的 90% 。

　　

　　1991-2017年各个国家的学术和政府机构的研发支出 图片来源：STATnews

　　还有一个吸引科学家回国的原因是：2000 年之后，中国开始招募华裔和接受过美国教育的杰出教职人员，进行国内的科研环境建设。

　　“这是推动变革的一个主要动力，”被某个人才计划吸引回到国内的韩霆说。中国政府在 2008 年设立的该项计划，主要招募来自国外顶尖机构的著名科学家和那些处于事业起步阶段的学者，帮助他们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和事业。

　　韩霆在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攻读博士期间表现出色，他的导师支持他在美国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但在做博士后研究期间，他看到了国内的机会，同时注意到中国同事们在竞争激烈的美国就业市场中的艰难处境。

　　因为申请人的科研水平往往非常相近，决策就降低到了一些主观标准上，例如个人特色、匹配性和多样化，而华裔科学家往往不符合招聘委员会的这类要求。

　　“那些是由同行评估的，是吧？它们很难量化，”韩霆说。他特别提到中国人倾向于和其他中国人打交道，并非都是出于自己的选择。“中国人很难进入美国人的圈子，”他说，而且“许多决策是在个人层面上进行的。”

　　除了激烈的就业市场竞争外，美国的科研人员必须要持续地申请拨款并面临反复的否决。作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为教授们提供的主要拨款项目，R01 对韩霆这样的癌症生物学家的资助率在 10% 左右。而作为中国最主要的基金资助机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癌症研究人员的资助率与美国相近，约为 15% ，但与美国相比，它的申请群体竞争没有那么激烈。

　　韩霆作为一名中国顶尖机构的研究员，说起他同事的经验：“一般你写一份或两份基金申请书就会得到一项资助。”“在美国……成功率就不是这样了。”他说。

　　韩霆也感觉到，尽管总体上美国是一个对受训者友好的地方，但中国的科学家一旦成为教授可能就会遇到一些无形的限制。“那些管理部门的人往往是有资历的白人，”他说。“中国人不能担任有决定权的教职。”

　　发展迅猛的产业

　　韩霆在做博士后期间决定不进入美国的学术职业系统，转而在国内求职。中国有很多机会，而且像他这样的科学家更容易获得资助。2017 年，他加入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ciences，NIBS）。

　　每年，韩霆可以从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获得超过 25 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和从美国的 R01 项目获得的经费数额相当。而在中国，付给研究生的劳务费以及材料费成本都低很多，所以可以用这些钱做更多的事情。韩霆的实验室有 12 名科研人员，他没有申请更多经费的压力，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科学研究和指导研究生上。

　　他承认，国内“没有多少人在做原创性的重大研究。”太多的中国科学家只注重能快速发表文章的短期研究项目，而在美国，“我学到的是要选择重要的问题……并思考一些有长远意义的事情。”

　　这是像韩霆这样在美国接受学术训练的科学家带回中国的思维方式，韩霆相信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及其他机构都在为进行这样的研究营造环境。

　　另一个吸引科学家回到中国的重要原因是以上海、杭州和广州为核心、蓬勃发展的生物医药产业。资本对生物技术公司的投入激增导致了这一行业的兴起。

　　根据美国生物技术贸易集团 BIO 的分析，2009 年，风险投资公司向中国的生物技术公司投入了 500 万美元，约占当年美国 35 亿投资金额的 0.14%。2018 年，风险投资公司向中国的生物技术公司投入 24 亿美元，约占美国 123 亿投资金额的 19.5%。目前风险投资公司对中国生物技术领域的投资金额仅次于美国。

　　

　　风投公司对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的投资情况 图片来源：STATnews

　　2011 年归国的在产业界工作的学者胡其越（音，Hu Qiyue）表示，投资的增长也受到中国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影响。“人们想要活得更长寿、更健康，”他说，因此对于长期投资项目例如医疗保健的资金投入不断增长。

　　胡在 1998 年获得佐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iversity）有机化学的硕士学位后，进入了美国圣地亚哥（San Diego）的一个小型生物技术公司。“我非常兴奋，” 他回忆道，他当时以为自己会留在美国。后来这家公司很快被华纳-兰伯特（Warner-Lambert）收购，后者又在 2000 年被辉瑞公司（Pfizer）收购。这也是辉瑞不断收购其他公司动荡十年的开始。从 2003 到 2011 年，Hu 一共经历了辉瑞公司的五次重组。

　　“大家都很焦虑。我知道一些很有资历的人，他们突然间就被解雇了，”他回忆说。

　　胡认为是时候考虑回国的事情了。“我的事业没有进展，”他回忆道。“事实上，它处于危机之中。因此，我需要找到改变的方法。”

　　当时，中国的制药产业并不像现在这样发达。但是，胡看到了他的职业发展机遇，而且很想到中国的企业工作。他也想离自己的父母近一些，他的父母年纪越来越大，而且他也想让自己的孩子学会说流利的汉语。2011 年，胡移居上海并加入了恒瑞医药，这家企业创建于 1970 年，并且从那时起就是中国最大的医药公司之一。

　　从那之后胡所经历的没有重组，只有成长。“现在在中国，我认为你不用担心就业，”他说。

　　张康羽（音，Zhang Kangyu）在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Myers Squibb）公司的经历与胡在辉瑞公司的重组经历非常相似。张获得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的博士学位后，曾在耶鲁大学工作过一段时间，随后在 2013 年加入百时-美施贵宝公司。从 2013 年到 2018 年间，由于公司重组，他历经了五任领导层。

　　“我在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职业发展非常缓慢，”他说。它停滞了。

　　张去年回国并入职了杭州的一家生物技术公司，他成了这家公司的生物信息部门的负责人并对其进行了改革。“这么短的时间里能有这样的机会，在美国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他说。

　　而在今年年初，他加入了苏州的一家肿瘤免疫治疗公司基石药业（CStone Pharmaceuticals），担任生物信息学和生物标志物研发小组的高级主管。

　　但是胡和张都认为中国的生物技术发展存在创新滞后的问题，企业都太过于注重开发能够快速创收的产品。他们这样的海归科学家，通过在药物研发公司的工作经历积累了一定经验、技能和思维方式，想要努力改变这样的现状。

　　“为了让研发更具创新性，”张说。“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过，中国的学术环境和生物制药生态都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发展，许多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不再需要到国外接受博士后训练。胡表示虽然恒瑞公司仍然在招募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学者，但同时也在招募更多不具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人员。“他们已经相当不错了，”他说。“这意味着本土的研究生培养体系正在迎头赶上。”

　　损失VS机遇

　　不过对女性来说，回国并没有那么地吸引她们。许多接受采访的科研人员表示，回到中国往往对男性更有吸引力。伊莎贝拉·徐解释说，女性到美国之后往往会感受到更多的自主权以及更被尊重。关于女性能做或不能做的事情，“我们没有任何需要遵守的惯例”，她说，但是在中国许多人会认为，“哦，你是个女孩，不需要那么努力地工作。”

　　“中国的性别歧视比美国更普遍，”马颖毅表示赞同。

　　因此，近年来中国海归科学家数量的增加，可能更多地归因于男性学者们。

　　

　　韩霆通过人才引进计划回国 图片来源：STATnews

　　对美国来说，花费时间培养出的科学家回到他们的祖国是一种损失。博士生在攻读学位时一般会得到来自联邦政府奖学金的全额资助。以培养一名精英为例，一位哈佛的生物医学博士在六年间（取得博士学位的平均时间）的花费总额超过 40 万美元，其中包括学费、津贴和健康保险。

　　因此，根据马颖毅的说法，国家留住自己培养的年轻科研人员，是在维护自身利益。

　　但许多中国科学家要获得在美国工作的 H1B 签证已经变得越来越难，这导致他们在毕业之后不得不离开美国。在现行的签证体系下，马颖毅说，“美国政府花钱培养中国学生，并将他们送回中国。”

　　即使签证政策有变，对很多中国科学家来说，祖国很有发展潜力，而且大有改善的生活环境对他们来说也更加具有吸引力。

　　“在事业发展上，”韩霆说，“中国的迅猛发展为实现自己的个人抱负提供了更多机会。”

　　来源：STAT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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