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作文人而不作文妓

　　摘自：师永刚 冯昭 方旭《移居台湾的九大师 文人风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8年7月出版

　　当今中国人看到"幽默"二字，莫不不由自主地会心一笑，若对人冠以"幽默"二字，更是一大恭维，"幽默"一词存在于中文世界不过八十年，源自英文单字humour的译音，首先将humour转化为"幽默"二字带进中国的，即为有"幽默大师"美誉的文学家林语堂，1924年创造"幽默"一词时，不过三十岁。而鲁迅对"幽默"的不满与批判，更让林语堂的形象鲜明。

　　君子不器，林语堂发光发热未局限在中国文坛，日后他成为以英文著作扬名海外的中国作家，也是集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学家、旅游家、发明家于一身的知名学者，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也曾与胡适一同被美国文坛列为"二十世纪智能人物"之一。

　　林语堂用通俗达练的英文，向世界介绍中国人的观点、文化，这是他有功于中华民族之处。美国总统老布什于1989年在美国国会为中国政策作证时说，林语堂作品反映中国文化的观点，至今影响美国政府。

　　上承五四的新文化流风，下开中西沟通之门户，林语堂的一生成就，反映中国面对西方文化冲击，在文化、历史、社会、生活上的各种歧异、扭曲与自得，彷佛中西合璧，又彷佛负隅抵抗，形同复杂的矛盾与丛集。但林语堂的独到之处，在于乐于享受矛盾，戳破矛盾，与中西矛盾共生，在小处作大文章，使他成为中国文坛上最难形容与归类的大师典范。

　　被郁达夫形容"生性憨直、浑朴天真"的林语堂，曾自傲地说，"我是一团矛盾，但我以自我矛盾为乐"。因此他的座右铭"文章可幽默，做事须认真"，衬托他的人格，更显得鲜活有力。

　　林语堂为文人下的定义，也很难让人忽略。他主张，"作文人而不准备作文妓，就只有一途：就是带点丈夫气，说自己胸中的话，不要取媚于世，这样身分自会高点。要有胆量，独抒己见，不随波逐流，就是文人的身分。所言是真知灼见的话，所见是高人一等之理，所写是优美动人之文，独来独往，存真保诚，有骨气，有识见，有操守，这样的文人是做得的"。

　　林语堂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月十日生于福建省龙溪(漳州)县，原名和乐，读大学时改名玉堂，后又改名语堂，排行第五的他有兄弟六人、二位姊姊。母亲杨顺命，父亲林至诚是长老会牧师，因此林语堂六岁入学就读基督教会兴办的铭新小学，四年后转往厦门鼓浪屿同样由教会兴办的小学，十岁即开始接触西洋文化与生活。

　　从鼓浪屿的教会中学寻源书院毕业后，林语堂进入上海知名英文学校圣约翰大学，奠定英文基础，大二时以英文短篇小说赢得学校金牌奖；取得学士学位后获聘为北京清华大学英文教师，1919年，他与厦门富商廖悦发次女廖翠凤完成婚礼，并申请到清华的半官费奖学金，偕妻赴美深造。

　　虽然拿着奖学金出国，但先遇到廖翠凤因盲肠炎手术并发感染，动用了大笔旅费；抵美第二年，意外发生半官费竟无故被取消风波，林语堂只好向北大申请预支，所幸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自掏腰包，谎以北大校方名义，紧急汇给他"近乎天文数字"的二千美元，且两度私下伸出援手，林语堂才得以继续学业，后应聘前往法国战场勤工俭学，教华工读书识字赚取生活费，才能取得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和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

　　林语堂二十九岁获博士学位，他履行当年对胡适的承诺，随即接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又兼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讲师，并开始以"语堂"之名发表文章。第二年他将英文的humor译为"幽默"，为"幽默"一词出现之始。

　　1926年，林语堂兼任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及教务长时，与鲁迅密切往来，同为《语丝》杂志写稿。在开明书店编《开明英语读本》时，林语堂也和鲁迅、郁达夫等人共事，从集结早期作品出版的《翦拂集》，即可看到林语堂青年时期革命左倾的一面，他曾积极参加反抗军阀统治的抗争，为此南避厦门大学任教，同时延请鲁迅同到厦大。不过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却因文艺路线与人生观的不同，发生论战，演变为几乎互不往来。

　　另一方面，因赛珍珠(PearlS.Buck)的鼓励，林语堂立下以英文写作，忠实地将中国面貌引介给西方的宏愿，是以林语堂日后才花费一年时间，撰写《吾国吾民》(MyCountryandMyPeople)一书，1935年交由赛珍珠协助出版，这部英文著作让林语堂享誉欧美文坛，也开启了他生命的另一扇窗。

　　1936年，对日抗战前，林语堂举家赴美，原先打算一年期间停留后返回北京，但因避战火，全家长期滞美。旅美期间，林语堂致力写作。在赛珍珠的全力推介下，《生活的艺术》一书大为畅销，使他在西方社会声名大噪。

　　林语堂离开上海前，曾为搭救被国民党拘禁的牛兰夫妇，与宋庆龄等人筹组民权保障同盟；也曾与鲁迅、巴金、郭沫若、茅盾等人，连署知名的《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主张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战争而结合，并争取言论自由。

　　七七事变后，身在异邦的林语堂在《时代周刊》发表《日本征服不了中国》，强调具有高度士气与团结一致的国家，绝不会被外来势力所征服；并以他的知名度，应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邀请，以西方知名作家身分，到华盛顿为中国演说，驳斥欧美对中国苦难的忽视，为故国争取权益与国际舆论支持。随战火波及上海，林语堂家中保留的五十二册辞典创作手稿，毁于日军炮火。但也就是在国家遍地烽火之际，林语堂在美以英文写成《京华烟云》钜作，才子佳人的包装，字里行间藏着林语堂对国家的热爱。

　　他曾说，《京华烟云》是为"纪念全国在前线牺牲的勇男儿"。林语堂强调，作家在国难当头时报国的唯一方式，还是用笔锋为爱国的精神宣传，比在国内躲警报要重要得多。此书叙述家族悲欢离合，以八国联军进北京的逃难开头，以日寇入侵的逃难结尾，寓意深远，深受海外好评。只是林语堂一度托郁达夫将全书译成中文却未果，反倒是日译本先行问世。

　　抗战期间，林语堂仅曾于1940年和1944年两度回国，不忘撰文为国家宣传，指出日本的困境，并指责美国两面手法，不愿援助中国，反而卖废铁、汽油等物资给日本，间接协助危害中国。林语堂在《读者文摘》上发表文章，强调国际面对的威胁不在炸弹，而在概念，他强调，文明一定会战胜愚昧，侵略者一定会失败。抗战期间，《京华烟云》的姊妹作《风声鹤唳》亦迅速出版。

　　林语堂曾说，"我在文学上的成功和发展我的风格，完全是国民党之赐"，"如果民权不被取缔，恐怕我永不能成为一个文学家"。因此在创作初期，林语堂的文风中间偏左，与国民党、军阀势力敌对的倾向鲜明，在《吾国与吾民》十三版中，加入《中日战争之我见》，称誉张学良藉由西安事变迫蒋介石联共抗日，立下伟大功绩；他认为中共不但是最早坚持抗日的中国政党，毛泽东与朱德能放下党派仇恨，不计前嫌地在西安事变后释放蒋介石，是争取全民抗日的积极表现。

　　但在抗战时期，许多自由派学者、文人期待中国能出明君，带领国家摆脱亡国命运，蒋介石的声望与分量，正是这群人的希望所系。胡适、傅斯年如此，林语堂也不例外。

　　1940年在日军猛烈轰炸时，林语堂访问重庆，不仅晋见蒋介石夫妇，也接受蒋介石侍从室顾问的职务，以国府官员身分常驻美国。他虽未支薪，但从此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日益密切，1943年归国访问，他随宋子文搭机返国，倍受外界质疑。

　　林语堂与人打笔仗的习性，与郭沫若在继鲁迅之后，对东西文化能否互补起了争端，延安《解放日报》等报刊纷纷发文批判，林语堂则归结争议起自左派文人相轻、不讲理。

　　抗战末期林语堂与蒋介石关系趋于密切，但越来越多美国人不能接受蒋介石的专政，使林语堂饱受质疑，无论在中国与美国皆树敌，评价也日渐下滑，甚至传言他遭蒋介石收买。林语堂在字里行间、在演讲时，毫不掩饰他认为是美国背弃了国民党，是美国帮中共战胜了蒋介石。

　　家事也让他伤神，因为长女林如斯在1945年，订婚前一天，与一名美国青年私奔。

　　经济上，林语堂的麻烦接踵而至。原本为了响应爱国行动，他将著作所得二万三千美元存款，改以银元法币存在中国银行，但抗战后币值狂贬、通货膨胀，这笔钱形同废纸。此外，国共紧张时刻，林语堂在美国虽重拾年轻时的愿望，发明中文打字机卓有成就，却也使他的财务状况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