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跟胡适还有一段故事？

　　史沫特莱（左四）与鲁迅（左二）、宋庆龄（左三）、林语堂（左一）等人合影。 （资料图/图）

　　要命的是，每到关键时刻，这位写了近400万字日记的胡先生总是没“写”，我总怀疑，胡先生现在给大家看的日记，是他 “删节”后的“洁本”。

　　史沫特莱（1892-1950），著名美国左派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1929年初来到中国后，对中国革命做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宣传；胡适（1891-1962），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播种者，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引领者和中国学术现代规范的建立者。这样两个看似不可能有交集的人，从近年披露的两封信中可以看出，在历史长河中，却曾实实在在走到过一起。

　　1929年8月10日,史沫特莱在给老友玛格丽特·桑格夫人的信中声称，胡适有极强的 “生物冲动”，并说“告诉你一个秘密，如果我要的话，我可以把他搞得家庭破碎”。1930年1月30日，农历春节，史沫特莱措词强硬地要求胡适，必须两天后带蔡元培去她家和印度教授嘉维见面。信末，她调侃甚至不无嘲讽地告诫胡适，如果你不听话，“有一天我会写文章证明你并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为了中国，我有一天会这样做。我注意到你们这个时代的圣人成天吃喝。吃喝会影响体型，体型会影响脑袋。脑满肠肥的圣人对中国一点用处都没有。请注意! 喔！宴席不断的圣人请注意! 我一点都不觉得你是一个圣人。我在此处用这个字眼是嘲讽的意思，你的圣气一点都感动不了我。我把你留在我这里的上衣穿起来，发现那颈圈是超大号的。”（转引自江勇振《星星·月亮·太阳》，第176-178页，新星出版社，2012）。

　　看完这两段话，大家会对两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什么印象？

　　22岁的史沫特莱。 （资料图/图）

　　胡适与史沫特莱相识后，一直把史沫特莱当作好朋友。

　　胡适日记中第一次出现史沫特莱，就是他应史沫特莱的要求带蔡元培先生前去会见史沫特莱和印度教授嘉维。1930年2月1日条：“下午与蔡先生夫妇同去到Agnes Smedley(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家中吃茶，主客为印度嘉维教授（Dhondo Keshav Karve）和他的儿子。嘉维教授是印度女子大学的创始者，今年已71岁。其历史可敬佩。”胡适当天还对嘉维教授来华的有关报道作了剪报。可能是由于嘉维教授在中国停留的时间短，所以史沫特莱才要求胡适必须于2月1日带领蔡元培先生前来会面。胡适做到了。虽然从史沫特莱的信来看，此信有嘲讽调侃甚至命令胁迫的意谓，但从胡适对嘉维的认同来看，也应包含着胡适一定程度的自愿与积极。

　　胡适日记中第二次出现史沫特莱，是当年8月份他去青岛度夏乘船回来从报上读到史沫特莱的一篇文章，在日记中写了一点评论。1930年8月17日条：“船上有旧报纸，中有转载Miss Agnes Smedley(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在美国报上记载“Poe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中国革命之诗人》）一文，其中多可笑的话，如说独秀是创造社健将，直是瞎说。此人成见极深，我和志摩都同她相熟，她极赞成苏俄，又极赞成印度的民族运动。”虽然胡适认为史的这篇文章有很多“可笑的话”，并且批评以他为核心的《新月》是一个“酒肉团体”，但从胡适日记的语气看，胡适是以平静的态度来看待的，甚至可能是“微笑”着来记日记的。因为“我和志摩都同她相熟”，在胡适那里，可能认为她才来中国不久，还存在着许多误解。

　　青年胡适。 （资料图）

　　正是由于胡适和她相熟，所以当史沫特莱与宋庆龄等人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时，她把胡适动员并拉了进来。她甚至亲自北上来到北平，操作北平民权保障同盟分会的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1932年12月18日成立的，筹备时，宋庆龄、史沫特莱等人就有在国内重要城市设立分会的打算。基于这个远景，1932年11月底，史沫特莱来到了北平，着手物色人选成立北平分会。

　　以胡适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核心作用，他完全能够担负起史沫特莱所需要他扮演的角色。胡适也确实按照史沫特莱的要求作了积极的配合与响应。史沫特莱是1933年1月17日之前离开北平回上海参加上海分会成立大会的。查胡适日记，胡适自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至少有20天时间不在北平，他去了武汉和长沙等地讲学，并同在武汉的蒋介石作了第一次会面。胡适于1933年1月6日动身前往上海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七次董事常会。如果说两人会面，应该就在他12月上旬回到北平到1月初前往上海这二十多天时间。大胆假设一下，两人会不会是一同南下上海的呢？

　　可惜每到关键时刻，这位写了近400万字日记的胡先生总是没“写”，我总怀疑，胡先生现在给大家看的日记，是他 “删节”后的“洁本”。

　　到上海的第二天，胡适接到民权保障同盟总会的通知，告诉他执委会已通过他为会员。1月11日，胡适回到北平，20日正式着手组织北平分会。1933年1月30下午日北平分会成立，胡适、李济、蒋梦麟、成舍我、陈博生、徐炳昶、许德珩、任鸿隽、马幼渔等9人被推举为执行委员，会议决议以总会章程为章程，主张废止《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其他侵害人民权利之单行法，营救平津各地被非法拘禁之政治犯，要求国民政府惩办江苏省主席顾祝同，彻底查办顾祝同枪杀记者刘煜生案。

　　按照会议要求，当天晚上，杨杏佛去见张学良，获得第二天去调查监狱的许可。第二天，胡适就和杨杏佛、成舍我三人赴北平军委会反省院等三处监狱视察和慰问政治犯，并同有关政治犯用英语进行了交谈。2月1日，北平分会召开第一次执委会议，胡适被推举为分会主席、李济被推举为副主席。随之，他领衔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和行政院及监察院发送电报，要求惩办顾祝同。

　　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说，同盟成立后进行的第一次争取民权的重大行动，就是刘煜生案，“这位新闻工作者揭露了据说是和顾将军有牵连的鸦片交易和其他腐败行为。他被秘密杀害的事件激怒了上海的新闻界。我们的同盟和他们一道，展开了一场勇敢的战斗”（该书第122页）。应该说，胡适这段时间与史沫特莱的配合是密切的。

　　就在胡适这些日子为民权保障同盟整日奔忙之时，2月1日史沫特莱给胡适和北平分会来电，敦促他和北平分会用她附寄的《北平军分会反省院政治犯控诉书》向当局抗议，要求他向当局提出“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胡适看了控诉书后，认为同他们三人调查监狱时所看到的情况不一样，再联系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怪事（有人寄给北平一家中文日报一封署名政治犯的控告信，署的地址却是胡适自己家），胡适认为史沫特莱寄给他的这份控诉书也是有人伪造的。由此和史沫特莱以及总会产生了矛盾，并导致被总会开除。

　　虽然胡适为此很恼火，认为加入民权保障同盟是“自取其辱”，但由于热河战事爆发，日军侵占承德等地，他很快投入到参与组织东北热河后援会，“以期集中民众抗日力量，为前方战士作后盾”，迅速将此事放了下去，同时，在心里，他仍然视史沫特莱为“朋友”。

　　1936年，在中共地下党员刘鼎的安排下，史沫特莱到达西安，住在临潼。西安事变发生5天以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史沫特莱在与周恩来交谈之后，“我能感觉到他们不是来寻求报复的，而是要为一个团结统一的新时代铺平道路”，并开始每晚在张学良的司令部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驳斥各种关于张、杨兵变的“无耻谰言”（《中国的战歌》，第157页）。胡适得知这个消息时，于1937年1月11日致信傅斯年，“昨夜（十日）有人听见Miss Agnes Smedly（杏佛、志摩与我的朋友，是一个共党）在西安广播，我未听见。”（《胡适全集》第2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328页）

　　胡适虽然知道她是一个“共党”，但仍然敢于说她是自己的朋友，由此也可看出，虽然民权保障同盟一事让两人关系降到了冰点，史沫特莱将他的会员资格开除了，但胡适并没有从心里将史沫特莱从“朋友”中开除。

　　徐志摩 （资料图）

　　胡适与史沫特莱应该是什么时候从相识到相熟的呢？根据本文开头所引的信，胡适与史沫特莱应该在1929年上半年就应该很熟了。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里，写到她到北平后与北平一群“精神贵族”的交往，她把胡适就放在这群精神贵族中，给所有读者的感觉就是她在北平与胡适相识了成为朋友了。

　　但这里存在一个极大的“困惑”，根据史沫特莱自己的记载，她是1929年元旦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到达哈尔滨的，并在东北呆了将近三个月。胡适此时在上海公学担任校长，当年度曾于年初去过北平，时间是1929年1月19日，2月25日离开。而这个期间史沫特莱还没来北平。之后，至少到8月10日，胡适根本就没来北平。因此说胡、史二人在北平见面是根本不可能的。

　　那么史沫特莱什么时候来的上海呢？美国著名学者珍妮丝·麦金农和斯蒂芬·麦金农二人根据大量史沫特莱的资料用了14年时间所著的《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中华书局，1991）作了交代。史沫特莱实际在北平只呆了两个月时间，她于当年5月就到了上海。从5月到8月，3个多月时间，二人相识相熟就有了足够的时间。

　　遗憾的是，胡适日记这3个月断断续续的，有的也没有相关记载。

　　那么这3个月，两个人真的能发生什么吗？

　　还是麦金农夫妇的书，这3个月，史沫特莱把情圣徐志摩诱到了一起。史沫特莱此时36岁，“性的方面仍充满反抗精神”，她告诉别人自己准备“像男人一样过性生活”，于是“好几周，她似乎是把‘城里她能找到的任何穿长裤的人’都带回家来”（该书第178页）。

　　史沫特莱自己也在1930年6月23日写给老朋友卡琳·米凯利斯的信中说：“我会有男人做朋友，有时我可以同一个男人同居，他必是从知识上使我钦佩，从体魄上令我倾慕的；而我们结合的基础必须是宽广高洁的友谊……中国人对我的反应就可以说明我有数不清的、对我无限忠诚的朋友”。（该书第184页）中国那批“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一批非常文雅的诗人、学者、作家”自然成了首选。“她同他们一起参加雅致的宴会，有时在月光下乘黄包车兜风……最吸引史沫特莱的人物是徐志摩，中国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徐的妻子有了外遇，一时成了上海文艺界的话题……徐志摩的英语运用得同中文一样口若悬河。1929年盛夏，徐志摩同史沫特莱产生了情人关系，其高峰是溯江而上的半月船上旅行，到徐的乡下老家去”。“她的这些朋友中，最为西方熟知的是胡适”（该书第181页），作为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教父”，徐志摩的老大哥，且一直风流潇洒儒雅，要想在中国知识界开展工作，抓住了胡适，就等于抓住了牛鼻子，何况两人又年龄相当（胡适比史沫特莱仅大一岁，徐志摩比史沫特莱小五岁）。谁曾想，胡适竟然有“极强的生物冲动”。这恐怕也是史沫特莱在给桑格信中那自豪骄傲的语气的由来（和徐的关系也是她在给桑格的信中的自陈——该书第449页）。

　　身着国军制服的史沫特莱 （资料图）

　　如果史沫特莱抓住了胡适。那段时间她给胡适带去了什么影响呢？《中国的战歌》的译者江枫先生在译序中有这么一段话：徐志摩“这位新月派的主将，在1931年11月因飞机失事遇难死去之前，曾表示要彻底改变生活，而且在行动上也有所表现：他翻译了反法西斯的英国独幕剧《墨索林尼的中饭》，发表了同情‘左联’烈士的小说《珰女士》，并在‘左联’的杂志《北斗》上发表诗作。这种转机正好出现在他和史沫特莱交往期间，有理由相信，这不会只是时间上的偶然巧合“（该书第6页）。

　　既然徐志摩受她的影响有所改变，胡适先生肯定也会。

　　从微观来看，1929年，是胡适在《新月》上批评国民党政权最多且最猛烈的一年，计有：

　　《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1929年底）

　　《人权与约法》（1929年5月6日）

　　《知难，行亦不易》（1929年5月11日）

　　《从思想上看中国问题》（1929年5月下旬）

　　《的讨论》（1929年6月下旬）

　　《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1929年7月20日）

　　《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1929年11月29日）

　　1930年1月，又将《新月》上批判国民党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出版，正是这些批判，才使得他遭到国民党的围攻，以致不得不于1930年5月19日辞了中国公学校长，11月28日撤离上海搬回北平。

　　看一下时间，大部分文章正处于胡、史二人交往的高峰期，特别是观点，胡适越到后来观点越激烈： “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尽之时”（《胡适全集》第21卷第450页）”。这里有没有史沫特莱的影响甚至来自她的激励呢？

　　历史是复杂的。看上去，来自两个阵营的人似乎不应该有什么交集，但偏偏在历史的某个时刻甚至是关键时刻纠结到了一起。胡适、史沫特莱还有徐志摩等人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