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仁山×王家惠 我们在为后来者铺路

　　

　　《唐山大地震》

　　作者：关仁山 王家惠

　　版本：新世界出版社

　　2010年7月

　　定价：29.80元

　　

　　    关仁山

　　    作家，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祝福镇》、《魔幻处女海》；长篇纪实文学《小镇太阳神》；中篇小说集《大雪无乡》等。

　　

　　王家惠

　　生于河北省唐山市，《唐山文学》编辑部任职，唐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合著有《曹雪芹》等。

　　    电影《唐山大地震》正在热映，哭红了不少人的眼睛，一直以来，关于30几年前的地震话题就不断被人们记录着书写着，同为唐山人的关仁山和王家惠也是其中之一。日前，二人共同创作的同名图书面世，他们在书里着力于对人性的描写，有善也有恶，但都基于真实性。他们觉得，这样的大题材是值得几代人共同探索和完善的话题。

　　关仁山

　　灾难中的大爱彰显人性灿烂

　　新京报：写这本书听说你们采访了几十位经历者，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

　　关仁山：唐山255医院，有一个姓徐的医生，地震值班没有砸到她，但是搬药品时被余震埋在里面了，砸伤之后，徐大夫昏迷了，别人以为是死人了，解放军拿军毯把她裹起来了，正要装车的时候，碰巧被大雨给浇醒了，后来这人转院到哈尔滨的医院。我们书中文燕的事儿主要是讲她的。

　　新京报：采访顺利吗？

　　关仁山：现在灾难过去30多年之后，唐山人并不愿意再去揭这个伤疤，采访是很难的，主要是遇到的是心理障碍。你得逐渐一点点诱导，当年拍电视剧的时候也是群众演员都找不着，但是当他们逐渐愿意开口，你会发现他们是有倾诉意愿的，这对他们也是一种心灵慰藉，安慰一下灵魂。我们采访一对恋人，是矿上的工人，他们本来买了火车票准备上北戴河结婚旅行，结果因为家里有事，票都买好了没去成，当天就地震被砸在里面了。女孩的恋人安慰她，让她摸着车票，最后女孩活下来，恋人却死了。等到男孩救出来后，女孩拿着半张车票和恋人的骨灰盒去了北戴河。还有唐山市某区的民政局局长，地震之后，家里死了好口人，但是仍然组织工作，带着人收集孤儿，办学校，送孤儿去火车站，后来在车站晕倒，死在医院里。这些人让我很感动，都成为了这本书的写作素材。

　　新京报：你们如何把握纪实和虚构之间的分寸？

　　关仁山：要把地震灾难中的细节写得有质感，小说是按照电视剧的思路构架起来的，构建人物关系、戏剧化语言。电视剧必须要戏剧化，但有一点，对于幸存者以及细节，必须要真实，否则唐山人不接受，地震幸存者不接受，我们也有责任来记录真实，不能写虚假的，否则会挨骂的。

　　新京报：本书的另一位作者王家惠一直说人性是这本书在着力体现的主题之一，我们也看到，书里不光有人性中善的一面，其实也有恶的一面。

　　关仁山：对，灾难中恶的展示也是非常多的，人性恶的东西，在大灾难中也是淋漓尽致的。当然更多是善的东西，我们的主旨还是呼唤人间的大爱，灾难是不幸的，要用大爱彰显人的力量和人性的灿烂。

　　新京报：你看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了吗？

　　关仁山：还没看，但看过张翎的小说，她文笔不错，很有命运感，对灾难瞬间的东西能有所展示。虽然电影还没看，但是在老家拍摄的时候我去现场看过，他们拍得非常认真，演员表演也非常到位。尤其是特技的部分，灾难电脑特技的部分做得不错，很震撼的，这样一个世纪大灾难，只靠一个电影或者电视剧是表达不出来的，所以将来还可以从新的角度来继续挖掘这个题材。

　　新京报：包括你们自己？

　　关仁山：我们还有一些素材可以继续开发，我们采访了上百人呢。我们还编了一本《唐山大地震百人亲历记》，就是一百个人在那个瞬间中的感受，他的不平凡的经历。我们有个愿望，想把我们的作品重拍电视剧。这个作品播出受到了大量的限制，我们会避讳一些东西，让它顺顺利利展示在观众面前，多展示人间的真情、灾难中的爱，更加有感染力，文艺作品也都是以情感人吧。

　　此外，在书的写作上，大部分是短句，是镜头语言，我们想，现在人们阅读都快节奏了，尤其年轻人不愿意看心理描述、环境描述，愿意阅读故事梗概式的。于是我们决定用这种简洁式的语言叙述，迎合现代大众、年轻人的阅读，快节奏。

　　王家惠

　　地震题材需要几代作家来挖掘

　　新京报：关于唐山大地震的书一直以来就没有断过，这次你们的这本书和其他书相比有什么特点？

　　王家惠：我们的书没有直接描写灾难，其实在着力于人类情感，1976年是“文革”中后期，“文革”期间，人情和人性是被压抑的，那时候的阶级斗争淹没一切，各种文斗、武斗相继上演。但是地震发生后，认识不认识的人都在努力进行自救和互救，以前医院里对立搞武斗的人，伤员一到尽释前嫌，那是纯粹地在用生命对生命，在这个过程里人性开始觉醒，这是我们这本书里想要着力体现的，也是以前作品里没有太多涉及的内容。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很注意节奏感，现在的年轻人不喜欢过长没有节奏的内容，所以我们吸收了电视剧的创作手法。

　　新京报：听说你本人也经历了唐山地震？

　　王家惠：我是唐山人，当时在十堰上学，本来假期要和同学一起回唐山的，都买好火车票了，结果我奶奶打电话说好久没见我了，必须先回遵化奶奶家，所以我就坐卡车先回了遵化。结果我5个回唐山的同学，地震里死了仨，我是侥幸逃脱一命。

　　新京报：过去30多年后，现在你对震后的情形印象还深吗？

　　王家惠：写这个选题我几乎不用采访了，光是这些年听的看的就够多的了。我亲眼见到，有个卡车司机一趟趟开车送伤员，后来下车时完全站不住了。他口渴得不行，没有水，大家就给他要了一瓶葡萄糖溶液。问他送了多少趟伤员，他自己根本不知道，他的家人在地震里全死了，这些事在当时太普遍了。

　　那时大家捐款捐物，新被褥、毛料衣服都捐出来了，当时做一套毛料衣服要攒一两年呢。我听过一个故事，有个灾民收到一件毛料上装，一摸兜，里面有个小纸包，包着止痛片，还有张小纸条，写着，“同志，当你疼的时候请吃一粒。”我今天讲起这些可能听起来很普通，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真的是很压抑。当时有一个军人震后从部队回家，走到废墟时见到了自己的恋人还活着，他非常激动，喊了一声，“战友啊！”

　　新京报：你一直在强调震后唐山人的一种自救精神？

　　王家惠：震后，政府担心灾民吃不下饭，还特意组织了一个劝食队，想要逐户劝大家吃饭，结果根本没有用上，唐山人都抢着吃。我亲眼见到唐山人从冷库拿出半扇猪煮了吃之后，吃完再继续埋死尸。唐山人身上真是有那种精神，第一批孤儿送到城里上学的时候，车开进去根本走不动了，当地人有什么就往车上扔什么，觉得孤儿可怜啊。我们渴求在作品里传递情和爱，只有情，才有感染力。所以，情与爱是这部小说的主线。我希望读者能够从这部作品中，感受到大爱、勇敢与坚持。

　　新京报：和汶川、玉树地震相比，当时唐山地震的震后条件是不是更艰苦？

　　王家惠：那时震后清理废墟，条件非常艰苦，哪有今天地震的活动板房？找个油毡都没有，有个80岁的奶奶，就用塑料薄膜罩在外面，下雨的时候不断进水。所以今天唐山人看到震后有些人很浪费，是很气愤的，那会儿入冬能有两捆油毡就很高兴了，用自行车驮回去搭简易棚。震后大家对孤儿非常照顾，汽车车辆厂的孩子们被集中起来，有些孩子很调皮，上课的时候打牌，把电线接到宿舍的铁皮门上，老师一来敲门叫他们上课就被电到，被电到以后，老师还慢声细语劝他们，孩子们，去上课吧。周末的时候，孩子们打篮球，老师们就在篮球场边给他们洗衣服。厂领导有命令，不让孤儿受一点委屈。孤儿暑假没有家回，厂里就组织专人专车带他们旅游。毕业以后孩子们上班，一到春节觉得很孤独，工会主席就要求全体干部都不回家，陪孩子们过节，直到所有的孤儿都结婚了。中秋节给孤儿发月饼、松花蛋，有的孤儿把松花蛋扔了，说是黑了不能吃了，邻居大妈告诉他们，这是孤儿才有的松花蛋，我们是没有的。

　　新京报：因为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正在上映，可能有人觉得你们的书是在搭顺风车？

　　王家惠：唐山大地震的题材，要几代作家去挖掘，就像二战一样，不断有作者去写。作者是很渺小的，不能穷尽这个话题，我们现在所做的，甚至没有接触到边缘，只是为后来者铺路。过几年人们对地震有了新的认识，再写一个新的东西，毫不奇怪。但未必要由唐山人或唐山地震亲历者来写，有时局外人反而站得高，能写出超常的质感。亲历者往往不敢触动太深的痛处。

　　采写/本报记者 姜妍

　　实习生 周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