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史料中的“国府的抗战”——优秀的二传手

　　优秀的二传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根据国共合作的要求，1937年9月，陕北苏区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抗战之初，共产党的根据地只有一块陕甘宁边区。而这一片土地，是人烟稀少、崎岖难行的黄土山地，贫瘠的黄土地加上缺少降水，使得这里极端贫穷，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是当时中国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当时陕甘宁边区辖5个分区，26个县，土地面积12.96万平方公里，人口200余万。这26个县是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神府、延川、延长、延安、甘泉、富县、旬邑、淳化、靖边、定边、安定、安塞、保安、庆阳、合水、镇原、宁县、正宁、环县、盐池、豫旺。

　　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9月，中共的军队已由1937?年底的6万人，壮大到127万人，民兵发展为268万。党员由4万发展到1945年4月的120万人。根据地从1块发展到19块，总面积达95.69万平方公里，有县城285座，人口9550万。这些根据地位于中国东部，大多是富庶的地区。

　　对于共产党在敌后的猛烈发展，国民政府方面解释为：中共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这一解释最初来自1940年4月6日军统发自天津的密电，报告刚刚逃至国民政府方面的第18集团军独立第1师杨成武部骑兵连共产党支部书记李法卿的一段谈话记录：

　　“我前随红军一二方面军到达陕北，曾受共党一年的训练。抗战后，随十八集团军出发，在出发时，毛泽东、朱德等曾召集训话，指出工作方针，大意谓：中日战争为本党（指共党）发展之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对国民党），一分抗日。为使各同志今后工作便利，即至失却联络时，亦能有一不变之工作目标从事进行起见，特将此项决策告知各同志，按此项决策在实施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分二路由晋西北向前发展，一路东出雁门五台，横断平汉线，深入冀东冀中；一路越同蒲路沿太行南端，伸入晋南、豫北和冀南、鲁西，横断津浦线，而入鲁北、鲁东，截断中央系军队联系，建立山地平原根据地……第二阶段，到达相持阶段，大概须二年三年工夫……我们要将黄河以北国民党的势力肃清……第三阶段，即本党（共党）势力伸入华中各地，建立如华北各地之根据地，分段遮断中央系军队的联系，瓦解和离间中央系的部队，而巩固中共的基础，进而喧宾夺主，代替国民党之领导权。”[1]

　　中共方面对其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从河北省隆尧县编写的《中国共产党隆尧县历史》中所记载的冀南滏西抗日根据地情况，可以大致了解中共的抗日根据地是如何形成的。下面关于滏西根据地的成立过程，整理自《中国共产党隆尧县历史》和时任冀南抗日游击队队长张子政的回忆。

　　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后，河北很快成为沦陷区。1937年10月10日上午，日机轰炸尧山城，国民党专员张荩臣南逃，下午，日机轰炸隆平城。11日，日军侵占尧山城。12日，日军侵占隆平城，国民党县长张庆禄逃亡。13日，占领隆平、尧山的日军继续南侵。14日夜，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第1大队第3中队开进隆平城，抢劫后于次晨7时冒雨南去。

　　当时情况是：日军的主要进攻方向是国民政府领导的正面战场。日军推进速度很快，但在其后方，除了大城市、交通沿线和战略要地，对很多次要地方，日军是“狗熊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

　　18日，中共隆平县委张子政、霍子瑞、李维栋在魏家庄紧急开会，决定成立抗日武装，并派人到平汉线以西找八路军联系。23日，“冀南抗日游击队”在柏舍村成立，共有21人，长短枪11支，手榴弹8枚，张子政任队长，霍子瑞任政治部主任，刘鸣山任后勤部长，张海滨任联络部长。29日，冀南抗日游击队攻占日军山口粮台，缴获步枪20支，汽油2000斤，军衣500件及其他军用物资，战斗中，牺牲了一名战士（尧山县张村的路文玉）。

　　11月3日， 游击队收缴国军53军遗留在北辛庄枪50余支，子弹3万发。当时隆平、尧山陷于无政府状态，残兵土匪横行，各村纷纷成立自卫队。游击队收编了渠家庄、白水、枣林庄、水饭庄等村的自卫武装，部队发展到近千人，拥有长短枪四五百支，迫击炮6门，轻机关枪4挺，还有大批弹药物资，控制了隆平、尧山、柏乡交界地带三十余村。

　　11月11日，霍子瑞和王合群在邢台皇寺找八路军先遣支队，向支队司令张贤约报告了隆平、尧山的抗日形势。13日，霍子瑞、王合群带领先遣支队熊德禄、冷赤哉、王金林三人回到大曹庄游击队指挥部。游击队整编为3个大队，1个炮兵连，全队约1000人，占据殷、马、曹、渠等村为基地，展开活动。12月中旬，八路军129师挺进支队在队长孙继先、政委胥光义带领到达魏家庄。孙继先与游击队张子政等人开会决定，将冀南抗日游击队改名“冀南抗日模范游击支队”，为扩大影响，部队驻扎隆平城。

　　1937年12月，成立半政权性质的隆平县抗日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中共党员张芥士任战委会主任。战委会设六部一室，即组织部、宣传部、军事动员部、武装部、锄奸部、妇女工作部和秘书室，各部均配备了若干名工作人员。战委会一成立，便选派干部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参加抗战，很快各村庄便纷纷成立了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组织。鉴于形势的发展，中共冀豫晋省委秘书长张子衡要求隆平县党尽快建立抗日政府。

　　当时，隆平城内有抗日模范游击支队，城东北成家庄驻有原国民党隆平县政府的保卫团，尧山还有王子耀民军。为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张子衡、张芥士、霍子瑞到成家庄与原隆平县国民党县政府刘凤鸣进行谈判，协商建立隆平县抗日民主政府。1938年1月，隆平县抗日政府成立，在县长人选上，原国民党县政府的人员怕日本人抄家不敢当，而当时中共党内一些人士认为县长一职名声不好则不愿当，从乡绅中推举，他们也不敢当。结果推选了原国民党县政府里管理盐碱地的东北籍职员宋长濂充任政府县长之职。

　　3月，尧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任命不久前被争取过来的民军王子耀为政府县长。王子耀有严重的封建帝王思想，出示布告不用“抗日县长”头衔，而以“尧山王”自居，冀南抗日军政委员会遂于4月改组尧山县抗日政府，撤销了王子耀，另派沈铁民任尧山抗日政府县长。

　　之后，滏西各县抗日政府相继建立，柏乡、任县、南和、平乡都建立了抗日县政府、战委会和农青妇各救亡团体，滏西抗日根据地初步建立。

　　从上述滏西根据地的建立可以看出当时的状况：第一、原国民党政府撤离，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遍地土匪与到处都是的农民自卫武装；第二、急需将民众组织起来，建立有组织的抗日政府与抗日武装。

　　而在山西和顺，抗日政府的建立又是另一种情况。日军华北方面军为掌握中共政治工作实际情况，派特务组织宣抚班的三崎良一秘密到根据地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其调查报告摘录如下：

　　昭和十三（民国二七）年五月，日军撤出和顺县后，中共军立即返回和顺县，本计划一举掌握县的政权，但因时间仓促，政治的准备未完成，故不得不暂时放弃掌握政权，集中全力争取民众并加以组织化。首先将牺盟会中坚干部分散配置，同时在时期上恰为小麦和杂粮的收成时期，于是动员八路军驻军、政治工作员、牺盟会干部等，无报酬的协助农民的收割。该做法系学习中共在摇篮时代的秋收农民暴动政策之成功的前例，此一平凡的手段竟对收揽民心发生莫大功效。以上为第一阶段，而后两周依据工作指导要纲，宣传减租减息。更引用国共合作公认的口号“为民族救亡抗战，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对青年阶层宣传抗战政策以及减租减息，对贫农大众则以经济利益观念与救国抗战之分担的名义争取其支持，对少数的富农，以大众力量完全压制其行动与意见。

　　更利用阎锡山时代所公布的合理负担，对富农课以高税率的累进税，对贫农则一方面救济，一方面宣导使其献出抗战资源。其后随此等宣传及民众团体内红色组织之扩大，逐步进行对政府之掌握。其做法系利用县政府及各区、各村行政机关与民众组织之民众团体提出主张。另运用阎锡山根据中央命令组织的“总动员委员会”的委员，任命各种抗日救国职业团体的代表，在委员会内部经行赤化，以建立政治的基础。在如此情况下，由内外对阎锡山系县长张雨帆施加压力，迫使其执行具阶段性的红色行政施策，最显著的，例如昭和十三年七月，以抗战时期之合理负担名义，对富家课以等于掠夺的过重负担，对特别富户则以紧急费为由，强行借款，实际上为没收，对不接收者则指其为汉奸行为，由民众团体没收其物品，并加以社会的制裁，终于迫使张雨帆辞去县长之职。继任县长阎聚宝虽到差，但上任不到一个月的十一月，又换为邓肇祥（共产党员）接替，邓某就任县长后，如同后述，改革县政府，亲自领导全部工作，推行积极的政策。[2]

　　在反共的日军看来，是中共利用了国民党的政策逼走了国民党的县长，从而建立起中共掌握的抗日根据地。

　　军队需要政权为它提供后勤补给，没有政权，军队就是无源之水；政权要以军队为支撑，没有军队，政权无从谈起。在战争年代，军政必须统一，在国民政府方面，战区司令往往兼职省主席，其原因就在于此。滏西根据地的隆平和尧山县长是中共选任的，如果其不适应抗战，中共随时可以撤换。和顺的国民党县长被逼走，是因为其并不执行国民党所制定的抗日政策，但和顺如果有国民党军队，谁又能把他逼走呢？国府军队撤出后，中共军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原来由国府掌握的政权，自然会被中共所掌握的政权替代。在这一政权更替中，日军是做了“二传手”的。抗战初期，日军进攻的重点是国府的军队，日军赶跑了国军，但并没有及时巩固其占领区，而是“狗熊掰棒子”，除了大城市、交通线和战略要地，很多边缘的地区是随占随丢的，而中共正是趁此时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并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日军对当时其占领区治安状况是这样描述的：中国军在各方面被击溃后，遂全面地展开游击战以搅乱日军后方，尤其共产军的游击战甚为巧妙，其力量亦日益增强且扩大至广泛的地盘，其主要手段似如次：（一）彻底破坏铁路、道路、水路、通信线等，以阻扰妨害日军的后方补给，并消耗日军为修复而必须浪费甚多时日及庞大之材料。（二）袭击补给部队或小部队。（三）袭击军需品仓库、机场、经济性的要地等。[3]

　　1938年10月，广州和武汉相继失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兵力不足，难以在正面战场实施大规模进攻，而后方占领区需要消化，于是，日军的战略重点转向其占领区的治安，把主要兵力用于敌后战场。1938年10月，日军制定“关于1938年秋季以后的战争指导一般方针”，确定“应以自主地建立日、满、华北为一环的国防圈为着眼点，以防止日华再战。”而对占领区则“进一步加强长期持久作战的态势，以继续作战的坚定决心，进一步确保己占领地域内之治安，并自主地进行建设。”[4]

　　对日本来讲，第一重要的当然是本土（包括其殖民地台湾和朝鲜半岛），其次东北，再次是华北，这是其国防圈。中日秘密和谈中，日本的对国民政府的要求是：第一承认满洲国，第二允许华北驻军，可见华北的重要性。1938年11月，日军大本营陆军部所制定《陆军作战指导纲要》就体现了这一重要性：

　　第一???? 方针

　　确保占据地区，促进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态势，扑灭残余的抗日势力

　　第二?? 指导要领

　　一、确保蒙疆地区的重要部分和华北、华中东部地区的现有占据地区，促进其恢复治安，支援亲日政权日趋巩固和发展。

　　在这些地区，要使担任警备的部队尽可能固定，驻扎密度要高，以便于迅速恢复治安。又，在这些地区，要对中国方面的武装团体给予指导，使之在军的领导下协助维持治安。

　　二、在武汉地区配置一个作战军，使之控制江湖方面的敌主力部队。该作战军应适时对聚集之敌给以反击，挫败其抗战企图。但要注意避免战局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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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 作战指导

　　一、华北方面

　　要专心确保占据地区并使之安定，特别要首先迅速恢复河北省北部、山东省、山西省北部及蒙疆等重要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按需要可在占据地区内，进行大规棋的扫荡作战。

　　二、华中方面

　　1、要确保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占据地区的安定，特别要首先迅速恢复上海、南京、杭州间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

　　2、配置在武汉地区的作战军，要以武汉三镇及九江为根据地，协同海军确保从岳州下游扬子江的交通。大概以安庆、信阳、岳州、南昌间地区为作战地区，粉碎敌人的抗战企图。

　　三、华南方面

　　以切断敌之补给为目的配置最低限度的兵力，以广州、虎门为根据地。大概以惠州、从化、清远、北江、西江间地区为作战地区，粉碎敌人的抗战企图。[5]

　　指导纲要中的治安区包括华北和京沪杭三角地带，作战区是武汉地区和华南广州附近。在作战区，武汉日军作战重点是打击正面战场的国军，以瓦解国军抗战信心。自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到1944年4月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期间自1938-1943，国军正面战场的12次大会战，除了桂南会战、晋南会战（中条山会战）和浙赣会战，其余9次都发生在武汉周围，由驻扎在武汉的日军第11军发起。驻广州的日军，作战目的是切断国民政府的补给线，其在1939年11月发起过桂南会战。

　　在正面战场的作战，日军的作战方针或作战计划中往往有这样的字眼：“在短期内结束战斗，然后恢复大概原来态势”、“以不扩大占领区和返回原驻地为原则”、“击溃第XX军后结束作战，返回驻地”、“击灭残敌，恢复原来态势”。实际上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日军对国军作战的主要目的已经不再是侵占中国领土，而是要“积极不断地依靠灵活、短距离截断进攻作战，消耗敌之战斗力量和确保压倒敌人的地位。”[6]因此，日军往往在短促出击给予国军一定程度的打击后就迅速撤回，这就是为何在1939-1943年间，正面战场战线稳定，国民政府很少再丢失领土的原因。

　　但是对其所谓的治安区，即日军占领区，自1938年底，日军就开始组建调动部队，加强治安区日军力量。1938年底，日军在华北只有6个师团和1个独立混成旅团，但到1939年9月中国派遣军成立，在华北日军达10个师团和11个独立混成旅团，当时日军配置情况如下。

　　1939年9月中国派遣军配置表

　　

　　治安区

　　日军用于治安区作战共计14个师团，14个旅团，1个骑兵集团，1个野战重炮旅团；用于作战区共计9个师团，2个旅团，1个野战重炮旅团。此后日军用于治安区作战的部队数量一直高于作战区的部队，即便日军在1944年发动一号作战，抽调治安区兵力，治安区兵力也占在华日军兵力的半数以上。详情见下表：

　　日军部署情况统计表

　　

　　上述资料根据由耿成宽和韦显文编写、1987年由春秋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侵华日军》整理统计。

　　抗战初期，在日军占领区内坚持抗战的既有中共部队，也有国军的游击部队，到1939年，国民政府军委会还成立了两个游击战区，即冀察战区和鲁苏战区。但国军的部队难以深入日本占领区，特别是冀察战区，虽然名义作战区域为河北和察哈尔，但实际上，冀察战区只是部署在冀南和豫北一带。因此，在广大的敌后战场，特别是河北、察哈尔、热河等省，几乎是中共部队在独撑抗日大局。下图是在河北中南部的日军110师团管内，1940年初中国军队配置情况。[7]

　　

　　1938年11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会议，会上蒋介石提出新的抗战策略：“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随后在《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也将敌后游击战提高到非常关键的程度，该方针要求全国抗日力量“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袭扰，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次年，国民党军队即变更了战斗序列，1/3用于正面战场，1/3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1/3在后方整训。敌后游击战正式成为国民政府抗日整体策略的重心。

　　但是，由于缺乏坚实的政治基础，在敌后的国军游击部队难以坚持。到1943年，敌后国军游击部队不是被消灭，就是撤出敌后，或者干脆投降了日军。

　　首先，国军部队没有打游击战的基础。游击战要求部队能聚能散，日军进攻能够分散避敌，遇到有利战机能够聚集起来消灭日军。但国军游击部队却是能聚不能散，聚集在一起还是一支军队，一分散部队就会瓦解，对抓来的兵而言，分散正是逃走的机会。卫立煌在38年1月曾这样对朱德说：“我们的军队和你们不同，我们的军队必须有领导地行动，一层抓一层，要是没有上级督行，一分开一冲散就不起来，所以只能在正面打仗，打阵地战，不能像你们那样在敌后分散活动。”[8]日军对此深有体会地说：“国民党系统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比较，则相形见绌，不够熟练和不妥当。”[9]日军“扫荡”国民党军大多能够达到作战目的，但“扫荡”八路军时，“几乎无法掌握共军的动向，甚至连共军的踪影也弄不清”，“宛如坠在云里雾中，进行无法捉摸的作战。”[10]相反，日军却经常遭到八路军的伏击。

　　其次，虽然国民政府清楚游击战的重要性，但也很清楚在敌后四面皆敌的危险性，因此派往敌后坚持游击战的国军绝大部分是杂牌军，其中以西北军和东北军占比最大。这些杂牌军在武器装备、军事素质等方面都比蒋介石嫡系中央军要低。

　　还有，国军部队脱离民众，与民众的关系很不融洽。平时不注意发动民众，战败反而对民众的滋扰，甚至像土匪一样烧杀抢掠，都是妨碍国民党军与根据地民众搞好关系的极坏的因素。八路军与根据地民众形成的那种鱼水关系是他们游击战得心应手的一个重要因素，国民党军对此是望尘莫及的。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员、所长，“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共党史专家陈永发对比了国军与中共军队的游击战：

　　一般说来，在对付优势日军攻击方面，共军有江西时期避实击虚的经验，而国军则仍然袭用江西时期以强击弱的故伎，所以结果有霄壤之别：多半是共军能够保持有生的力量，等待敌人一开始撤退，便立即卷土重来，进而继续扩大。而国军则在崩溃之后，一蹶不振，无法东山再起。共军面临日军的扫荡或清乡，有农村基层政权的配合，消息灵通，情报准确，往往能及时跳离包围圈，或以营连为单位，分散到各角落隐藏。甚至可以“地方化”成为基层武装，以求得生存；国军则一旦分散到营或连，即使原来是军纪优良的部队，也因为给养问题，而不得不以抢掠为生。终于沦落为老百姓眼中的散兵游勇或绿林土匪。蒋中正不了解问题的关键所在，以为游击战纯粹是军事战术问题，曾于1939年，在中共的协助下，举办南岳训练班。可是地方政权的性质未改，农民无以动员，结果仍然是一败涂地。国军在日军扫荡前夕，因为缺乏机动性，加上情报系统不灵敏，而未及撤退；即使侥幸而能及时撤退，也因为没有像中共一样的地方民兵扰敌和疲敌，而使日军在占领一个地方后落地生根；而即使是日军迫于后劲不继而自动撤退，也因为没有群众通风报信，而往往由情报灵通的共军捷足先登，抢先报道收复失土之功。倘使国军已遇敌崩溃，则共军更有理由填补该地军事真空了。总之，面对日军的进攻，共军仍能继续扩展，而国军若非一触即溃，便是不知所措，最后只有走上投降之一途。[11]

　　在日军占领区的边缘地带，驻有国民政府的军队，晋西南是阎锡山的军队，而晋东南是卫立煌的军队，这里是国、共、日三方势力的交汇点。百团大战后，驻山西日军第1军认为：中共军进行了百团大战以后，因几次受到日军的讨伐，战斗力恢复很慢，另外，山西军仍然无意与中央军合作，战斗力也低。因此，第1军经过研究认为扰乱治安的主要力量，仍然是盘踞在中条山的卫立煌军，决定自昭和15年秋扫灭这一敌人，把对敌警备线向黄河线推进，以便改善山西省内的治安。[12]但这遭到最了解中共的实际情况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二课（情报）的反对，他们认为：“中共实力极为可怕。对百团大战后之日军扫荡作战亦仅系将中共军驱散，殆无歼灭之成果，徒劳而已。对游击战及退避战法擅长之中共军，颇似赶走苍蝇，武力讨伐之效果极微。”[13]华北方面军的主要任务是剿共，“对于残存的重庆军可以置之不理，应以全力剿灭中共军。”[14]但在方面军中第一课（作战）的意见占了优势，这种意见认为由于晋南的重庆军牵制着日本军3个师团，首先将其消灭，日军即可自由行动，那时候可以全力对付中共军。1941年5月，日军发动中条山会战。

　　但是，中条山会战以后，在新占据的地区内，以前的不安定势力即重庆军，被中共势力取而代之，逐渐浸透到各个方面，治安反而恶化了。对此第二课参谋山崎少佐认为：作为蒋系中央军扰乱治安基地的中条山脉据点，的确受到重大打击。但是这个所谓“扰乱治安的游击基地”，实际上有名无实。拿它与共党系统相比，它的活动是极其差劲的。然而，当蒋系军受到打击失掉其根据地时，使虎视眈眈寻找机会的共军立即将其势力侵入该地区，取代蒋系军，确立了根据地。从此，华北的游击战便由中共军独占了。[15]

　　山东的鲁苏战区部队撤离山东，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将于学忠在山东之部队与机关完全向豫东撤退，以转移倭寇目标，使其全力对付共匪，则我军之地方团队得以保存，而共匪亦不能在鲁如往日之枭张矣。”[16]

　　1939年5月，党中央委托周恩来前往皖南传达党的六中全会精神并了解新四军情况。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合法身份穿行于蒋军驻地之间，他这次皖浙之行，梢带探望故家，实为政治活动。他在新四军干部会上指出，新四军发展方向有三原则：一、哪里空虚，我们就向哪里开展游击战。二、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里去，创造新的根据地。三、哪里只有日军伪军，我们就到哪里去。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杭战。周恩来指出。新四军地处中国东南，任务重大，愈向敌后，愈能发展，愈深入群众，愈能创造根据地。[17]

　　当日军对国军发起攻击，消灭或赶走了国军，中共的军队随即就进驻原来国军的防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这种情况不仅仅在中条山地区，而是整个抗日战争的概貌。

　　1941年4月，日军进犯浙东，占领宁波、慈溪、余姚等地，杭甬铁路以北，杭州湾以南地区成为沦陷区，国军部队撤往会稽山区和四明山区。中共华中局随即派在原在浦东地区的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进入三北地区（姚江以北的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地区）。6月初，第五支队到达三北地区，一边与敌伪作战，一边着手建立政权，到年底，游击根据地初步成型。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会战，国军在浙赣线附近30余万部队纷纷撤退，至7月，日军打通浙赣线，20多个县沦入日军之手。三北地区的中共部队，组织南下支队，于6月向会稽山区挺进。由此，逐步建立起浙东根据地。至1944年，先后建立了三北、四明、会稽、浦东4个行政区14个县政权，根据地面积1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400余万。

　　1944年4月至6月，日军发动中原会战，豫西大片国土沦陷。9月，中共太行军区派部队和工作队南渡黄河，开进豫西地区，以嵩山、箕山为中心，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先后建立登封、伊川、偃师、巩县等10个县的抗日政权。11月，太岳军区一部也到达豫西，建立起新安、渑池、洛宁等5个县的政权。随着中共军队进入，到1945年2月底，中共河南区委员会和河南军区成立。到抗日战争结束时，豫西抗日民主根据地扩展到北抵黄河，南接伏牛山，西至崤山，东邻平汉铁路的广大地区，建立了6个专区、26个县的政权，部队也由6000余人发展到2万余人。

　　侵华日军曾多次打算进攻重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南方作战节节胜利，于是开始考虑进攻重庆。1942年3月27日，参谋本部作战指导班起草了“对重庆作战指导纲要（草案）”。华北方面军从维持华北治安和对敌施加压力的观点出发，计划大约在6月或9月间向西安发动进攻，击溃第八战区胡宗南部队，然后消灭中共的最大根据地延安。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内部，对于华北方面军主张采取西安作战的方案，也有持反对意见的。他们认为目前国共双方斗争正在激化，最好不要触动与延安对峙的第八战区部队。华北方面军则认为，这种看法是对共产党势力的本质认识不足。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求助于国共斗争等想法，完全是一种姑息的看法。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毅然决然地围剿消灭共产党势力。因此，曾考虑在西安作战中以延安为作战目标之一。

　　华北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岛贯武治就曾说，华北方面军的真实意图，却在于消灭延安。参谋本部对中共的认识虽也未必充分，但是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田中于5月下旬审查推敲作战设想时，他在业务日志中写道：“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18]

　　到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国军再次遭受到毁灭性的挫败，取代想要武装中共军队的史迪威、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认为他们“看来缺乏士气，完全不想守住阵地”。通往重庆的路似乎已向侵略者敞开，但是，12月上旬日本军队突然停止前进。“事实上，日本人停止西进是因为一号作战的任务——摧毁美国的轰炸机基地——已经完成。到1944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19]

　　在1941年的时候，日军华北方面军综合判断，截至1941年7月，日军与共军的势力大致相等，即主要城市、交通干线、重要资源地的周围，约有全面积的10%可以看做治安地区。中共势力圈内，约有 10%为其中心根据地，是日方不能插手的地区。剩余80%为双方势力交错的地带，其中约有60%大致认为属于日方实力占优势的准治安地区。[20]

　　但是到了1944年秋，在华北方面军占领的“三个特别市，四百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三个特别市以外，只有七个县（占总数的1.4％）。有一三九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二百九十五个县（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直辖行政区的四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党。”[21]可见，无论日军如何努力挣扎，也难以摆脱“二传手”的角色，其抢占的国民政府地盘被中共军逐步蚕食。

　　国民政府将中共实力扩张解释为“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的那份证据材料——李法卿供述材料，在可信度上很值得怀疑：

　　第一、李称自己“随红军一二方面军到达陕北”，明显错误。一方面军是1935年9月下旬到达陕北的。二方面军1936年6月成立，10月下旬到达甘肃北部，1937年1月初，从甘肃合水等地移驻陕西关中一带，直到改编为八路军一二〇师出发抗日，二方面军从未到达过陕北。

　　第二、李叛逃时的身份是“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师杨成武部骑兵连共产党支部书记”。杨成武部1937年11月改编为独立第一师，12月改属晋察冀军区，改称一支队。另外，该部原无骑兵，1938年4月所部一团成功伏击日军，缴获大洋马数十匹，该支队才组建了一个骑兵连。但这个骑兵连的编制只使用了几个月，1939年初即扩建成骑兵营了。1940年9月，一、三分区两个骑兵营合并，改属晋察冀军区，成为骑兵团。1940年初李法卿叛逃时，杨成武部既不叫“独立第一师”，也不直属“十八集团军”，更没有师属骑兵连的编制与名义。

　　第三、至于李法卿所描述的中共军队的发展，杨奎松认为：对照李法卿回忆提到的毛、朱1937年8月或9月向部队一般干部谈及的那个所谓“七、二、一”发展计划，可知以当时形势与战局变动之复杂，和毛、朱等对国共关系状况及中日战局变化了解之局限，是根本不可能预想和设计出来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无论在对日作战问题上，还是在与国民党关系问题，以及在自身发展和活动区域选择等问题上，自战争打响以来，其实一直在依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在摸索和改变着。李法卿所称红军主力“分二路由晋西北向前发展，一路东出雁门、五台，横断平汉线，深入冀东、冀中；一路越同蒲路，沿太行南端，伸入晋南、豫北和冀南、鲁西，横断津浦线，而入鲁北、鲁东，截断中央系军队联系，建立山地平原根据地”云云，其实不过是1940年初人们对中共八路军自抗战爆发以来军事发展经过情形的一种描述或总结罢了。[22]

　　对于这份史料，美国学者莱曼·范斯莱克认为：“这已成为国民党史的诚实问题。我曾较详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并认为这种政策从未宣布过；在这种意义上此项指控是捏造。”[23]

　　在日本占领区内部的发展，自然是在与日军抢夺战争资源，对此，日军怎会坐视不管？在抗战的相持阶段，日军的主要精力是用在和中共军队对战争资源的反复争夺上。中共的发展离不开抗日，只有抗日才能壮大自己发展自己。

　　陈永发在其《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对“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以及中共敌后根据地的发展是这样评述的：

　　国民政府向来自居民族主义的正统，指责中共乘其全力对付日军进攻之时，在日军未能占据的广大敌后农村地区活动，仅以一分的力量抵抗日军侵略，而以七分的力量扩大自己的实力，并以二分的力量应付反对中共“破坏”抗战的政府当局。国民政府这种指责，预先假定应付、扩大和抗日三事可以截然划分，而相互之间是此长彼消，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共为了扩大，故意牺牲抗日，而为了应付国民政府的反对和镇压，也故意减少抗日活动。对于中共，这一假定根本就是荒谬绝伦。他们并不讳言自己确实是在扩大实力，不过坚持扩大实力是为了抗日，以备有朝一日对日军反攻，而由于国民政府不给中共“抗日自由”，尤其不容许中共扩大实力，所以中共必须应付。对中共而言，国民政府可以截然画分为三的，其实就是抗日一件事情而已。

　　面对优势日军的进攻，中共从抗战一开始，便认定国民政府军应负主要战场的责任，中共顶多只能在战略中予以配合而已。不过为了证明中共有抗日决心，也有抗日的办法，中共还是发动了平型关战斗。事后检讨，却益加坚信，在相当长的一段期间，中共不仅不应该考虑打国民政府军所打的阵地战和运动战，连含带游击性质运动战的平型关战斗都要全力避免。1937年9月太原战役后，毛泽东更特别强调“独立自主的山地作战”。也就是说，共军除绝对必要的小规模战斗以外，应尽量分散，并针对广大农村人民的抗日自卫需要，从事动员和组织的工作，同时也在活动区内掌握枪杆子和夺取印把子，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扩张自己的军队，形成“国中之国”。中共一方面以贫苦农民的竭诚拥护，巩固自己的地方政权、军区和党组织，另一方面则以地方政权、军区和党组织全力动员和组织贫苦农民，由下而上，由上而下，双管齐下，形成所谓的抗日根据地，以便蓄积实力，等待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则不仅公开夺取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也要领导全中国人民对日军进行战略反共。

　　对国民政府而言，中共发表了共赴国难宣言，承认了国民政府的领导权，就表示他们应该一切听从国民政府指挥，只能在国民政府指定的区域活动。中共扩展军队，成立政府，建立抗日根据地，尤其是到指定战区以外活动，都是超出国民政府授权范围的不法举动。最初国民政府不暇他顾，而国共关系也尚称融洽，因此蒋中正承认了既成事实的中共晋察冀边区政府，但随后态度便转强硬了，尤其是从1939年初以后，抗战逐渐进入了相持阶段，国民政府有喘息余地，当然就更不容许中共打破其对政权和军事的垄断，另外成立政权和军区了。中共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尤其是触及国民政府的最大禁忌，中共在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后，要求国民政府承认两军扩大以后的编制，并依照新承认的编制增拨经费，国民政府当然严辞拒绝，反而指责中共违反中央命令，擅自扩充实力。

　　面对国民政府的指责，中共把国民政府是否有权对中共下命令的问题变成为哪一类命令中共会无条件服从的问题。凡国民政府命令符合中共认为有效抗日前提者，中共便会无条件服从，否则碍难遵命。中共进而辩称，只要能有效地抗日，中共便不应该拘泥于国民政府的命令，必须通权达变。在他们看来，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就是为了更有效地抗日，只是国民政府歧视八路军和新四军，从来便故意对粮饷加以限制，而今又拒绝承认扩大的部分，并不另外提拨粮饷，所以中共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当时唯有成立地方政权，中共才有可能系统地大量征用民间物力、财力和人力，所以中共除了成立自己能控制的地方政府之外，又有什么其他良策？这是根据人民有抗日自由成立的地方政府，抗日的国民政府为何不让它们成立？况且中共已经信守承诺，并未在国民政府的大后方从事武装叛乱，甚至也没有大规模发展地下组织，从事颠覆活动，只是在国民政府军事崩溃或鞭长莫及的日本敌后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为什么国民政府还要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乃至于派大军镇压呢？难道敌后地区人民面对敌人的肆虐和地方的失序，不能有抗日自卫的要求？难道敌后地区人民不能有抗日自由，而中共也不该予以满足？难道中共只能坐视日军侵占中国的领土？

　　中共振振有词，听来十分有理。但他们同时也非常了解，千万不能因此便公开和国民政府决裂，尤其是不能把国民政府“逼”到重新考虑对日战和的根本问题。在国共合作的大架构中，中共已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外取得合法和半合法的活动空间，所以一面趁机在日本敌后缔造所谓抗日根据地，另一面借对国民政府的批评中，突显自己的抗日主张，尤其是批评国民政府片面抗战，不肯动员贫苦农民，到战争逐渐进入敌我相持阶段，也就是1939年以后，中共明知国民政府单独与日军议和的危险已经不大，但针对日本对国民政府的和平攻势，仍不断指责国军不积极抗日，有投降民族敌人的危险，并以汪精卫的投敌证明并非杞人之忧，其实中共这是一石二鸟，除“抹黑”对手以外，也借此指责来证明缔建抗日根据地的必要：如果国民政府真对日单独议和，建立抗日根据地不正好是未雨绸缪？尽管中共指责国民政府有“投降”危险，却在不妨碍自己坐大的前提下，采取各种措施来舒缓国民政府的敌意，例如派周恩来参加国民政府工作等等。从中共的观点看，对国民政府“斗争”和“联合”交相为用，斗争时只要站着“理”上便可以万分尖锐，然而万不能因此而造成国共合作的完全破裂，尤其万不能因此而促成国民政府的单独对日议和。所以“斗争”时不忘“联合”，不过联合也有限度，万万不能因此便忘记了对国民政府的批评，尤其万万不能因此便忘记了继续发展实力。总之，中共认为，为了抗日，便必须有一套应付国民政府的办法，而这一套应付办法，从和平统战到流血冲突，千变万化，不一而足。

　　从抗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可以在国民政府指定的战区从事军事活动，而中共也可以在抗日合作的口号下，在受日军侵略威胁的地区成立中小型的统一战线，取得当地国民政府官员的认可，组织抗日游击队和成立抗日政权。有的时候，中共党员还以国民政府官员的面貌出现。无论中共是以什么模式取得合法和半合法活动的空间，中共在准许其活动的地区都一定是以发动农民为其急务：中共的理由很简单，抗日不能完全依靠地主士绅，而必须同时仰赖贫苦农民，若要同时仰赖贫苦农民，便必须改善他们的生活，若要改善他们的生活，则必须实行温和的改革。至于何为温和的改革，中共并不独出心裁，强调只准备把国民政府揭示的一些政策付诸实现而已。当然中共避而不谈如何把这些纸面主张付诸实现。不过在他们付诸实现以后，贫苦农民的确大量涌入农会，中共也以他们为基础，迅速改变地方的权力结构。地方士绅，甚至国民政府的官员，最初不一定了解这一些主张的政治含义，但是到一定时候，必定会发现所处的权力脉络已经完全改变了，面对有组织的农民群众，若非不得不屈从于越来越多的中共政治要求，便是指责中共罔顾信义，要和中共划清界线，而前者的案例尤多。

　　从1939年以后，国民政府鉴于“和平”交涉已经无法阻止中共扩大其实力，于是开始诉诸军事镇压。中共则以保卫抗日自由为名，以牙还牙，其实是采取更有系统的反击。国军不仅不能有效对抗注意力已转向敌后战场的日军，而且不能克服自己内部的矛盾，所以面对羽翼已成的中共势力，总成为对方分而治之的好对象；越是以武力和中共摩擦，所受的军事挫折越大，也越是动摇自己在敌后战场的统治。讽刺的是，日军经常以清除赤匪为口号，在敌后战场发动扫荡和清乡，实际结果却是击溃在敌后看守地盘的国军部队，不仅不能减轻中共对日本占领区的威胁，反而为中共提供了独霸敌后抗日战场的契机。

　　由于敌后战场国共势力的消长，日军的注意力越来越指向中共根据地。尽管中共力求避免与日军正面相抗，但日军的残酷扫荡和清乡不可能完全避免。日军对敌后地区清乡所取得的效果比扫荡要好，但是所需要动员的军力、人力和物力大多了，尤其是要动员大批文职人员，从事类似战地服务的工作，并建立区乡政权和警察武力，所需经费极大，并不是任何地区都可以轻易进行的。但是扫荡受限于军力，只能持续到一段时间，超过此一时间，日军便难以为继，中共则不仅卷土重来，还可以展开一些反击。虽然在反击的活动中，中共的主要目标是伪军和伪政府人员，可是谁能说这不是抗日？中共在整个过程中，更以抗日自卫的口号动员当地所有百姓，加深他们敌忾同仇的心理，不惟自动提供军队所需人力和物力，也实际参与各项扰敌、疲敌和反击敌人的军事活动。中共这种抗日游击战规模不大，死事却不能说不惨烈，尤其是积小胜可为大胜，农民又有参与的可能，国民政府硬说中共不抗日，岂能服人？面对日军的进攻，国军浴血抵抗，经常惊天地、泣鬼神，但总是抵挡不了日军的攻势，反而军队狼奔豕突，在敌后造成政治秩序的完全崩溃，以致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留在敌后战场的国军，因为不懂游击战，也不懂如何动员农民，所以每次扫荡都遭致重大损失，甚至在敌后不能立足。这种抗日，贫苦农民无法参与，可是必须提供国军人力和物力的需索。在这种情形下，国军越是倾全力和中共争夺地盘，越是予敌后地区人民以“勇于内战，怯于外战”的印象。更何况结果经常是打不过中共，甚或在打了败仗之后投降日伪！国民政府批评中共不抗日的言论，对于大后方老百姓，或许有一些说服力。但对身处敌后战场的一般老百姓，却是颠倒黑白，公然说谎。

　　针对国民政府“游而不击”的指责，中共强调根据地的存在，使日军无法以战养战，客观上起了分散日军注意力的效果。然则为更强有力的证明中共不是“游而不击”，中共仍在1940年夏秋发动百团大战。只是百团大战过早暴露了中共实力，招致日军的全力清剿，造成1941年到1944年中共的艰困局面。中共处此形势，益发了解自己实力的不足，所以特别强调避实击虚，甚至避免和分散到各小据点的日军直接作战，而为了避免日军采取清剿措施，更以各种友好动作来懈怠日军的敌意。中共把军事矛头完全指向素质低落、训练不精的伪军和其他亲日分子。就中共和国民政府的关系而言，在这一段时期，中共尽管在1941年初的新四军事变中受到严重的损失，但是越来越相信国民政府不可能与日军议和，所以他们扩展实力的作法愈加明目张胆，到处成立根据地政权。

　　敌后地区人民面对日军的镇压，亟需政府的有效帮助，中共提供有效的对付方法，因此不仅贫苦的农民对其输诚，连非共的抗日知识分子和中共视为“潜在阶级敌人”的富农、地主和士绅都可能宁愿接受中共的动员农民计划，而不愿依附国民政府在敌后的军队。这些农村社会的菁英分子，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仍然受到中共的猜疑，但至少在表面上是被视为“开明士绅”和“爱国分子”，中共在他们不积极反对动员贫苦农民的前提下，也全力争取。有的时候，中共对他们的照顾和尊敬，比国民政府犹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在贫苦农民接受中共动员以后，中共更经常强调对其“人权、物权、财权和政权”的照顾，借以舒解他们的不满。尽管这些让步并不会改变实际的政治权力结构，却让他们愿意容忍中共的统治。

　　中共在扩展实力过程中，不得不抗日，更不得不应付国民政府。所以尽管国民政府指责中共不抗日，但中共在敌后地区，甚至在敌后地区之外，逐渐取得民族主义代理人的地位。虽然到抗日结束，中共并没有真正的实现对日总反攻的诺言，但他们在国军溃退，遗弃百姓之后，至少是从日军手中收回了不少失土。1945年初，国军虽然展开局部反攻，但是舆论依旧难以忘怀1944年遍及华北华南的国军大挫败。国军的局部反攻主要在西南地区，对中共活动的华北和华南地区影响不大。在大多数人看来，国军也没有什么反攻行动，抗日胜利便从天上掉下来了。共军反而因为1944年前后的种种活动，被认为对日反攻有具体表现。国共两党彼此力争抗日民族主义的正统，这是一个开放的形势，除非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有能说服人的充分证据，否则只质问共产党是否“二分应付”国民党，很难引起共鸣。[24]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此时，国民政府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极端不利的地位。在日本占领区——这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几乎没有国民政府的军队，而中共的军队则近在咫尺。日伪所统治的城市和地区同中共所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犬牙交错，有的则处于中共武装力量包围之中。此时，如果让日军放下武器，向中国军队缴械投降，则百万日军装备和中国最富裕的地区将完全归中共所有。为防止这一结果的出现，国民政府下达了几个很无耻的命令：

　　其一：8月15日，蒋委员长致南京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大将指示六项投降原则电：

　　急。南京，日军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将军鉴：一、日本政府已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二、该指挥官应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三、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度，并推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四、所有飞机及船舰应停留现在地，但长江内之船舰应集中宜昌、沙市。五、不得破坏任何设备及物资。六、以上各项命令之执行，该指挥及所属官员，均应负个人之责任，并迅速答复为要。[25]

　　其二：8月11日，蒋介石对伪军下令：

　　日本政府于十日晚八时，已向中、美、英、苏盟国声明投降。我沦陷区各地下军及各地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各伪军尤应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未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仰各凛遵为要。此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26]

　　其三，8月11日，蒋介石对中共军队下令：

　　延安第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钧鉴：现在敌国已宣告正式向四大盟国投降，关于盟邦受降各种问题，正在交换意见，即将作具体决定，本委员长经电令各部队一律听候本会命令，根据盟邦协议，执行受降之一切决定。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及收复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共同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为要。除分令外，希即严饬所部一体遵照，此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八月十一日。[27]

　　这三份命令的核心内容就一点：要求中共的军队原地待着别动，日军和伪军不要向没有经过蒋委员长批准的军队——当然是中共的军队缴械投降，而是拿着武器继续维持治安，等待着国军接收。

　　“在华北和华东驻扎有125万日本军队和17万日本侨民，他们受到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的包围，国民党已撤退到华南和西南去了。因此如果日本人向周围的共产党军队投降，共产党就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中国最发达和人口稠密地区的主人。”[28]

　　8月21日，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国战区15名受降长官，他们清一色是国军的将领，没有一名中共军队的将领。但实际上，在河北、山东、察哈尔，几乎全是中共的军队，而绥远、山西、江苏，也大半由中共军队占据，河南、安徽、湖北、浙江，广东也有部分中共的军队。在国军的15名受降长官中：第三战区顾祝同受降的嘉兴、杭州、金华处在中共的浙东根据地；第十一战区孙连仲和李延年受降的天津、北平、保定、石家庄完全在河北中共军队包围之中；第十二战区傅作义受降察哈尔、绥远和热河三省，傅作义的军队只在绥远西部，而热河和察哈尔到处是中共的军队；第二战区阎锡山受降的山西省的大部分地区都是中共军队在当地坚持抗战，而阎锡山在抗战期间和日军的关系却是不清不白的。

　　中共当然不会坐视等待远在大西南的国民政府军来华北和华中接收胜利成果。在接到蒋介石发来的“原地驻防待命”的命令之后，延安总部连发七道命令，命令各根据地的中共军队“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29]

　　相较于中共的军队，日军老老实实地听命于蒋介石，继续全副武装“维持治安”，和以前一样，与曾和他们打了八年的中共军队继续战斗着。对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回忆：“对不法扰乱治安者，不视为蒋委员长统制下的部队，不得已将断然采取自卫行动。”同时命令所属部队，未得统帅系统命令，对敌人的任何要求，坚决予以拒绝，必要时应断然实行武力自卫，毋庸踌躇。[30]

　　于是，“从8月末到9月底，以共产党军队为一方，以代表国民党政府而行动的日伪军为另一方的冲突，有100多次见诸报道。”[31]

　　摘录几则《冈村宁次回忆录》记述的有关事项：

　　江苏省松相镇警备队，12月份受到共军的猛烈攻击，丧失三分之一的兵力突围而出，中队长战死。

　　同一时期，江苏省高邮警备大队受共军攻击，激战二日，受重大损失，终于被共军解除武装。

　　山东省泰安附近的第十一独立警备队（司令官洼田少将以下约四千人），接到中国总司令部命令，全副武装向济南集中。但被优势的共军包围，要求交出武装而陷于窘境，其结果如后所述。

　　总之，停战后华中（除江苏省北部）和华南，几乎未闻一声枪声。但华北及江苏省北部，我军为对共军之攻击实行自卫战斗，共死伤七千多人。[32]

　　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记载：“局势不稳的地区是华北、华中各沿海地区，其中尤以山东地区为甚。这些地区共匪活动猖獗，更由于这些地区中方的接收工作进展迟缓，所以从军的自卫立场出发，也是根据中方的要求，仍然积极进行压制共匪侵袭的作战，以等待中方的接收。因此，在战争终止以后我方的损失仍在不断加大。自8月15日以后至10月中旬，仅战死者即达1，500人以上，其中将校约50人以上。”[33]

　　到1945年年底，日本宣布投降已经过了四个月，河北省部分地区，日军的武装刚刚被解除，山东、山西两省，日军仍然在以武力维持治安及确保交通。“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共军不断与我军交战，而中央军迟迟未能到来之故。” 12月28日，冈村宁次在其日记写道：“年末随感，共军于停战伊始，立即着手解除华北我军武装及占领满洲。前者由于我军之严拒未能实现，而后者由于苏联支援，似获成功。……为确保要地维护交通，至今华北仍有我相当数量未被接收的武装部队。其中，山西的第一军、山东的四十三军等，几乎全部以原有的武装继续执行任务。”[34]

　　为了尽快接收胜利果实，蒋介石在命令其军队加紧向沦陷区推进的同时，还不得不请求美军的支援。对此，杜鲁门回忆：“蒋介石需要我们帮助他，把他的军队运到日本主要部队准备投降的地区。否则中国共产党人就会缴收日本军队的武器，还会占倾日本人所控制的地区。”[35]“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方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36]

　　美军不但帮助国军往沦陷区运送军队，“把近50万政府军运到华北、台湾和满洲。”还亲自出兵替国民政府抢占胜利果实，“在政府军抵达之前，一支53000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占领北平、天津和北方的其他要地”[37]

　　日本宣布投降已经过去了几个月，在很多地方，日军仍持有武器和以前一样统治者沦陷区的老百姓。这种状况连陈诚都感到不像话，他回忆道“由美方替我们运送这八个军，先控制着几个最重要的城市，然后再逐渐展布，陆续加强各方兵力，才奠定下绥靖时期的国军基础。否则敌人已经投降，还要让他们长期替我们负守土之责，那还成什么话？”可是，这种不像话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1946年。

　　[1]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中共活动真相》（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第357-360页。

　　[2]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8，第160-161页。

　　[3] 同上，第87-88页。

　　[4] [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第195页。

　　[5]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册，中华书局，1980，第68-70页。

　　[6]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 册，中华书局，1983，第124页。

　　[7]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第147页。

　　[8] 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第74页。

　　[9]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第201页。

　　[10] 同上，第133页。

　　[11]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第325-326页。

　　[12]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册，中华书局，1980，第132页。

　　[13]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8，第817页。

　　[14]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册，中华书局，1980，第133页。

　　[15]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册，中华书局，1980，第135页。

　　[16]《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6册，台北国史馆，2011，第397页。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98，第216页。

　　[18]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第96页。

　　[19] [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663-664页。

　　[20]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16页。

　　[21] 同上，下册，第440页。

　　[22] 杨奎松：《抗战初期中共军事发展方针变动的史实考析》，载于《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6期。

　　[23] [美]范斯莱克：《敌与友》，第159页，转引自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775页。

　　[24]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册，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第332-338页。

　　[25]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作战经过》（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第613页。

　　[26]《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五辑三编，军事（一），第717页。

　　[27]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后中国》（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第275页。

　　[28]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下册，商务印书馆，1995，第653页。原文“1250万日本军队和170万日本侨民”有误。

　　[29]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后中国》（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第276页。

　　[30] [日]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第33页。

　　[31] 费正清等：《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827页。

　　[32] [日]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第35-36页。

　　[33]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第4分册，中华书局，1984，第84页。

　　[34] [日]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第59页。

　　[35] 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第347页。

　　[36] 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第70-71页。

　　[37] 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8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