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法》草案引热议，教育“熊孩子”还能打吗？

　　“你小时候被爸爸妈妈打过吗？”面对这个问题，很多人回答都是“有”。打孩子在人们眼中通常被看作是“家事”，但是今后可能涉嫌违法。

　　 

　　1月20日，《家庭教育法》草案（下称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首次审议。草案提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实施家庭教育过程中，不得有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

　　 

　　家庭教育是人生教育的开端，然而，在社会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也频频出现。养而不教、教而不当、殴打虐待、重智轻德……很多父母对于应当如何教育孩子并没有清晰而科学的认知。记者了解到，相关法律长期空缺，各界立法呼声已持续多年。

　　 

　　“不要总是强调‘打是亲骂是爱’”、“有时必要的教育，不该算作家庭暴力吧？”……草案审议的消息引起公众讨论。家长们最关心的是：对熊孩子还能不能“家法伺候”？此外，“丧偶式育儿”以及离异家庭儿童、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也颇受关注。

　　 

　　1月24日，新京报记者邀请了两位社会学及家庭教育领域专家，对草案的出台以及大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探讨。

　　  

　　【对话】

　　佟新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徐凡 北京市家庭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少年科学画报主编

　　 

　　焦点1：还能不能打孩子？

　　 

　　新京报：草案提出，实施家庭教育过程中，不得有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有家长会说，“熊孩子还不能打了？不打不长记性。”对此如何看待？家庭教育中可以实施何种程度的惩戒？

　　 

　　徐凡：草案中的用词是“家庭暴力”。所以，要看家庭暴力如何定义，这个概念和“管教”可能不是一回事。管教是有目的的，但实施家暴是情绪不受控的恶性行为。这个边界确实不好说清。

　　 

　　佟新：我非常赞成和提倡不得有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特别是父母因为各种自身原因把孩子当宣泄对象的暴力行为，有些父母因为自己的不得志，如喝酒、失业或夫妻情感纠纷而打孩子，这种行为是要坚决制止的。

　　 

　　另外，在亲子关系里，还有更恶劣的情况，就是对孩子的忽视或漠视。但现在的问题是，父母打了孩子该怎么办？这个草案对此没有可操作性。

　　 

　　新京报：很多家长都要重新审视自己与孩子的关系。

　　 

　　佟新：社会太需要一种倡导和大规模的讨论——就是什么是理想的亲子关系？在很多家长的感受中，“我是父母，我养活你，我有权管你，你必须听我的。孩子不听话，我为了孩子好，我可以教训/打你。”通过立法，社会要倡导理想的亲子关系，这种关系是家长跟孩子共同成长，是亲子之间建立起包容的、接纳的、支持的、爱的关系。我们需要政府、社区和学校等多方的介入，需要各种方式的指引和讨论。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因为父母的行为直接影响到孩子的言行。一个不懂礼貌的家长很难教育出懂礼貌的孩子。父母想让孩子做到的事，首先自己要先做到。

　　 

　　新京报：目前草案的可行性如何？

　　 

　　佟新：这部法律如果叫作“家庭教育促进法”会更好一点，它更像是一个社会倡导。草案明确了家庭教育是由政府、社区、学校和家庭共同来完成的。在这些组织之间要有明确的责任分工，各司其职。特别是学校和家庭间的责任边界可能有许多的重叠。

　　 

　　徐凡：草案给了家长一个指引性的东西，提出了很多基本准则让大家去遵循，比如要尊重孩子的发展规律、要因材施教、要家校充分配合、在哪里可以得到支持等，这些都很明确，这是让我欣喜的一点。

　　 

　　法律应该是一个底线、原则，是无论如何不能突破的东西；但真正的落地和执行，还需要更加细化和具体的指导，我认为制定指导纲要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全国的和地方的，因为农村和城市的情况肯定不一样，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也不太一样。

　　 

　　焦点2：教育孩子是不是私事？

　　 

　　新京报：打孩子常常被视为“家事”，外人不好置喙，更不习惯介入。

　　 

　　徐凡：这个草案特别好的一点是，把家教问题纳入到更广的范畴中，并且把学校、政府、社会等各方面因素都纳入其中，而不仅仅把家庭教育定位为一个“自己家的事儿”、私域的事。

　　 

　　佟新：期待这一草案具有可操作性，比如，明确任何人看到和听到家庭暴力的事，都有义务制止或报警。在公众场合，如果看到有人打孩子，第一时间就应该报警和制止这一行为。家庭暴力不是私人的事，是公共的事。

　　 

　　新京报：在家庭教育实施出现严重问题时，法律草案赋予学校、村（居）民委员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所在单位批评教育和督促的权力……这一点如何在现实中执行?

　　 

　　徐凡：有难度。其实有些事情上，学校干预并不少，但是这些干预到底适不适合这个家庭很难说，因为学校干预更多是从学校的立场来考虑。学校教育的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学校认为应该是家庭的责任，但到底属于谁的责任，有时还需要商量。家庭和学校都需要多学习一点如何与孩子交流。

　　 

　　佟新：草案在这一点上是最难的。我最不想看到的是，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学校和家庭互相推卸责任。比如对于小学生考试作弊，学校是有规则的，要按照校规进行惩罚。家长没有权力干涉学校正常的教育工作；同时，学校也不应把这一管教的责任推给家庭，当然，家长也要配合学校的教育工作。

　　 

　　关于最基本的遵纪守法、社会规则的学习问题必须得由学校整体负责。从现代教育的发展史看，学校是用来完成最基本的社会化和基础知识学习，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人才。而家庭有各自不同的状况，有些家长无力承担基本的教育责任，学校教育还是不可或缺的。

　　 

　　焦点3：“丧偶式”育儿局面如何改善？

　　 

　　新京报：“缺位的父亲、焦虑的母亲、无助的孩子”成为家庭教育的一个现状，被很多母亲戏称为“丧偶式育儿”。如何提高父亲参与家庭教育的意识、促使父亲角色回归家庭？

　　 

　　佟新：中国文化里一直讲“子不教父之过”，父亲在教子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严父慈母”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重要部分。当倡导父亲参与育儿时，重要的还有制度建设，通过制度建设形成父亲参与育儿的经验。如，强制性请父亲休育儿假，特别是在新生儿时期，通过让父亲参与，建立起亲密的育儿关系，使父亲享受到育儿的快乐。

　　 

　　新京报：草案中强调“共同参与，发挥父母双方的作用”、“相互促进，父母与子女共同成长”等，这能够推动改善“丧偶式育儿”局面吗？

　　 

　　佟新：关于父亲参与育儿，传统文化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传统上，人们认为育儿是女性的事，妻子、丈母娘和自己的亲妈都可能成为阻碍男性参与育儿的因素。女人们要学会给男性参与育儿的机会。

　　 

　　文化的改变需要观念的转变。我在调查中曾经遇到过一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全职爸爸，我问他在带娃的过程中有什么障碍？他说“我不敢带娃到社区晒娃，我一过去那些社区的奶奶、婆婆、妈妈的眼光好像都觉得‘这男的太不能干了，要不怎么全职带娃呢？’”

　　 

　　新京报：现实生活中，有的父母以离异为由，对孩子不闻不问。对此草案提出，未成年人的父母分居或者离异的，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于履行实施家庭教育的责任。对于离异家庭的子女教育，需要注意什么？

　　 

　　佟新：希望国家能够给家庭更多的支持。如在育儿方面，公办幼儿园的建设和中小学生学位的保障等。

　　 

　　在人们的观念中，理想的家庭是完整的。但是在一个越来越开放和自主的社会中，父母忍受无法在一起生活的婚姻，还是选择离婚，对孩子都是一种考验。重要的是，如何在不理想的婚姻中关照到孩子的利益。有调查显示，离异家庭的孩子学业并不一定差。而父母天天吵架又不离婚才最易对孩子学业产生不良影响。

　　 

　　建议建设一些由政府购买服务的家庭社会工作项目，如对亲子关系的指导、对家庭暴力的父母进行干预、对离异妈妈的经济与社会支持、对教育父亲参与育儿的指导等，也可以借鉴港澳台经验。

　　 

　　新京报记者 冯琪 校对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