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丁立人夏阳:呈现发源于本土的艺术实验

栏目:安全教育  时间:2023-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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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丁立人、夏阳双人展——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十周年特别展”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行,展览聚焦于两位年逾九旬的艺术家,沿循两人创作语言生成的独特轨迹展开。

  丁立人和夏阳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初,彼时的上海兴起了以“决澜社”等团体引导的现代绘画探索实践。丁立人和夏阳在不同的人生进程中受教于“决澜社”成员关良、李仲生,并分别通过躬体力行的创作探索,践行了发源于本土的艺术实验精神。

  决澜社成员合影。后排右起:李仲生、周多、王济远、倪贻德、阳太阳、杨秋人、庞薰琴;前排右起:段平右、张弦、梁锡鸿。图片由刘永仁与艺术家惠允。

  展览开场邀请观众“打开”丁立人与夏阳的两只“盒子”,回顾两段别样的个体记忆。丁立人的“盒子”来自千禧年前际,他开始在搬家使用的纸箱上开展其最初的拼贴试验。而夏阳的“盒子”则源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他在巴黎的狭窄阁楼中,超然现实生活所构思的一个“思想的盒子”:在极度安静的空间里,只为思想的流动腾出空间。展览从这两组盒子开始,不仅重访了两位艺术家创造力的一次启程,也串联起他们生命中无数次因艺术而生发的闪光时刻。

  丁立人,“纸箱”拼贴系列,1999-2002年,纸上综合材料。图片由艺术家惠允。丁立人,“纸箱”拼贴系列,1999-2002年,纸上综合材料。图片由艺术家惠允。电影先生夏阳,《思想的盒子》,1965/2022年,家具装置,根据艺术家概念重制。

  夏阳,《“思想的盒子”手稿》,1965年,纸本水墨、铅笔。中华艺术宫收藏。

  丁立人:“不拘泥于门派来源”的多元创作

  丁立人1930年出生于浙江海门的一个开明绅士家庭,家中艺术氛围浓厚,常有美术、戏剧领域的专业人士往来。他从小便喜爱画画,家乡戏台上的演出和奶妈口述的故事为他提供了最初的绘画素材,这些带有传奇色彩的通俗故事也成为他日后反复描绘的原型题材。

  丁立人,“西游记”系列,2014-2018年,宣纸上彩墨。图片由艺术家惠允。丁立人,“西游记”系列,2014-2018年,宣纸上彩墨。图片由艺术家惠允。丁立人,“西游记”系列,2014-2018年,宣纸上彩墨。图片由艺术家惠允。因为热爱艺术,他从南京大学生物系退学重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浙江美院前身),然而当他发现有意追随的老师林风眠已经离任教职时,便选择了再度弃学,逐渐摸索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

  丁立人并未完整地接受专业美术训练,然而很早便形成了自己“不拘泥于门派来源”的美学倾向,注重从各家画派与民间传统中平等地汲取灵感。丁立人曾在兴趣引领下先后在昆虫研究所、玩具厂、家具厂等地方工作,这不仅将他的艺术视野拓展至更广泛的生活经验范畴,也开启了他走入民间艺术广袤世界的一段经历。

  任职于上海昆虫研究所的丁立人在浙江台州黄岩西郊捕虫取样,1959年。图片由艺术家提供从50年代末在上海郊外农田取虫样时发现的灶台画,再到80年代中后期在兰州、陕西、湘西、山东等地考察记录的民居建筑风情,丁立人一直为蕴藏着丰富传统和仪式知识的民间传统所吸引。这些艺术形式的自发性和连贯的叙事形态深刻影响了他的创作方法,而对丁立人的个案研究也揭示了一种内在于中国本土语境的现代性的生长形态。

  丁立人,昆虫标本手绘,1960年代,纸上手绘。图片由艺术家惠允。丁立人,《“昆虫”拼贴系列之坚足蝗》,2020年,纸本拼贴。图片由艺术家惠允。六七十年代在上海工作后,与刘海粟、关良先生交往较多,其艺术取法广博,无论是汉画、民间艺术乃至非洲木雕与西方现代艺术,往往注重稚拙天真的一面,从题材到手法都有着朴拙、醇厚的气息,既有古韵,又具新意,绘画作品以戏曲人物画影响颇大。

  丁立人,《剑舞》,2017年,宣纸上彩墨。图片由艺术家惠允。展览作品可见,丁立人善于从自己丰富的生命经验中汲取创作灵感,包括儿时听闻的“西游记”典故、昆虫生物的学习与工作经验、民间灶台画等。他勇于跳脱出传统的创作方式,自在游走于绘画、拼贴、剪纸、木刻等多种创作领域,不拘于任何一个固化的门派与风格,始终持以玩心,使用唾手可得的日常素材坚持不断的创作。

  丁立人,“手”剪纸系列,2000/2020年。

  夏阳:融合古今东西的艺术摸索

  夏阳1932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原名夏祖湘。他在1949年前往台湾并参与发起了当地最早主张革新的现代艺术小组之一“东方画会”,以实验性的开放姿态一反画坛的保守面貌。

  夏阳(左二)与画友于防空洞画室聚会,1956年。图片由刘永仁与艺术家惠允为了进一步参与前卫艺术的发展风潮,31岁的夏阳动身赴巴黎和纽约生活。在这段经历的启发下,他逐渐偏离了原先结合书写字符的神秘主义抽象画法,转而在关注存在主义和主体经验的命题。他尝试着用快速堆叠的笔触构成人形,传递着一种不稳定的内在状态,这即为夏阳标志性“毛毛人”符号的最初形态。

  夏阳,《阁楼》,1966年,布面丙烯、水彩。图片由艺术家惠允。夏阳,《长城守士》,1969年,布面丙烯。图片由艺术家惠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夏阳将各种图示化的艺术符号以及这些符号所蕴含的多元经验带入“毛毛人”的世界。他拒绝将自己阶段性的创作主题归因为身处的全球化或在地环境,认为“画画本身是一种‘哲学性’的行为,来自于视觉给予内心的活动”。

  夏阳,《盘古氏》,2006年,布面丙烯、剪贴纸本。图片由艺术家惠允。“毛毛人”既是艺术家投射在画布上的重影,也是他营造的一种混合了现实与假想重构的双重观看模式。跟随“毛毛人”富于变化的身影,展览对于夏阳激进、持久并仍在发展变化中的艺术生涯各阶段展开考察。展览还展出了其照相写实主义的创作以及“山水系列”皆体现了其融合古今东西的艺术摸索。

  夏阳,《山水六——农人碑》,2020年,布面丙烯及剪贴。中华艺术宫藏。

  丁立人和夏阳都曾多次提及“民间传统”对二人创作上的深远影响,对于他们经历的再访将复杂化民间作为有待采样、改造或吸纳的文化资源的既定理解,也进一步揭示了个体创作自觉作为一支隐伏的潜流对中国现代美术图景的塑造意义。作为PSA十周年特别展,此次展览延续了PSA对于本土实践道路的关注,两位艺术家创造独特艺术语言的能力和方法也将在今天带来无限启迪。

  展览海报展览将持续至2023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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