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最穷村落后全国30年300人学校无厕所

　　贫困之痛：教育落后粤西雷州有个东塘村。多年来，出去打工有多少人，回来就有多少人。他们说，这是一个走不出的怪圈。

　　东塘村共有908户3957人，处于贫困线以下的有468户2021人，贫困率超过51%。按世界银行统计，30年前中国的整体贫困率约为52%。也就是说，这里的生活水平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

　　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村支书王南干了整整13年。直到去年，他才在两个弟弟的帮助下，告别茅草屋，盖上红砖房。

　　谈及贫困，省委书记汪洋曾很有感触地说：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到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最穷的地方还在广东，这是广东之耻，是先富地区之耻。

　　贫困，为什么会一直在这个小村庄停留衍生?

　　无法逆转的打工回流

　　到了外面，他们就像哑巴，世界再精彩也不属于他们上世纪90年代，数以百万计的务工人员涌入珠三角，这片遍地是金的寻梦天堂。

　　东塘人也加入了务工大军。滚滚车轮，载着一批批怀有赚钱养家梦的人走出东塘。然而，幸运之神似乎有意躲着他们——村民从未听说谁在外面赚了钱，走出去的人很快又都回到村里。

　　十多年过去了，除了通向村里黄土路铺上了水泥，村民说其它没有任何改变。

　　东塘亮后村郑鑫一家，四年前买的红砖，现在还堆在角落，早已布满青苔。

　　青苔背后，是一个凄婉的故事。

　　2006年，郑家住了几十年的茅草屋已破败不堪。外面下雨，屋里涨大水。这年的一场大雨后，茅屋遭遇灭顶之灾，坍塌了大半。

　　就在同一年，郑鑫22岁的儿子初三毕业，在朋友介绍下去了广州打工。尽管对外面世界一点都不了解，但丝毫不影响一家人的乐观情绪，他们认为老大去了大城市闯，生活就有了依靠，于是决定：盖房！

　　从亲戚那里借的2万盖房钱很快就花完了，但在广州的儿子却连饭都吃不饱。因为听不懂普通话，更不懂技术，他只好跟着老乡捡破烂。

　　盖房梦被迫中断，原来的草房亦不复存在。无奈之下，他们搬进附近的树林，用树枝搭起两个“木帐蓬”。小的给年仅九旬的老母亲住，郑鑫和老婆住在大帐蓬里。

　　每天，91岁的老母都会拄着拐杖，到半成品的“新房”前去看看。她说，最大的梦想就是这辈子能住上新房。

　　这个梦想也许一直将会是梦。工作了四年的郑家老大，现在每个月工资仅800元。在电话里，他告诉奶奶，外面太苦，他想回家种田。 村里的中年人，年轻时也和郑家老大一样，曾走出东塘，到珠三角或邻近省份打工，但顶多做三年就回来了，“出去多少人，回来就有多少人。”

　　“到了外面，他们就是哑巴！有的人甚至被老板像送瘟神一样赶了回来。”

　　东塘人在外面消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时间消逝，他们最终贫困返乡，一无所有。

　　“不会再轻易出去了”，村民张浩小学毕业，“出去了也只能做最底层工人。”他曾组装过一年零件，但最终产品一次都没见过，还经常遭受老板的白眼。

　　原本对外面世界充满期待的东塘人，终于认识到，要想靠打工赚钱，几乎比登天还难。外面的世界再精彩，也不属于他们，“即使地上有金子，我们没文化也看不见”。

　　专为懒汉“设计”的耕田

　　“连字都不认识”的村民，还要受土地“欺负”，连做“懒汉”的资格都没有回到家的东塘人别无它途，只好重新捡起家门口的农田。

　　近几年，国家粮食收购价格节节攀升，广东稻谷每斤最低收购价逼近1元。但这一切，和东塘人似乎无关，好的年头，种的粮食仅仅够填饱肚子。

　　土地贫瘠，严重沙化。雨季时，海风长驱直入，带来丰沛降水，田里的积水半年也排不完；但这里也会一连好几个月滴雨未下，村民只能眼睁睁看着禾苗干死。

　　靠田吃饭的东塘村民，实际是靠天吃饭。即使是最好的年头，亩产至多也就500斤。而在其它地区，依靠机械科学种植，亩产千斤早已不稀奇。

　　提到科学种田，很多只上过小学的村民连“听都没听过”。在东塘，机械化种植几乎是空白，拖拉机、肥料这些提高产量的“法宝”，在大多村民眼里实在多余，“有那钱，还不如直接买粮食”。

　　有村干部自嘲：这里是雷州的撒哈拉，村民文化不高，还要受土地“欺负”。

　　村民们说，东塘的田是专为懒汉设计，“只要老天开恩就有饭吃，否则做再多也没用”。

　　但偏偏很多“连字都不认识”的村民，却连做“懒汉”的资格都没有。

　　靠着分散在好几处的一亩农田，47岁的村民赖雪贵一个人拉扯着四个孩子。四年前，丈夫因淋巴癌去世，而她有两个儿子生下来就是痴呆。

　　地少，赖雪贵只能一地两用，割完水稻后，立刻种上番薯。曾经有技术员告诉村民，应该如何科学施种才能提高产量，但她和邻居却怎么也记不住，更学不会。

　　赖家家徒四壁，没有日历，没有时钟。几乎是文盲的赖雪贵，这样的生活延续多年。“看时间有什么用？”早晨她跟着邻居下地，晚上跟着大家收工。

　　赖雪贵说，她都忘了上一次看到百元大钞是什么时候。周末，两个读书的孩子必须回家，因为田里需要他们，但家里却没有多余的床，两个孩子只能去邻居家借住。

　　就是这一亩三分田，东塘村民们把全部的精力和时间，甚至包括对生活的热情，都花费在这里。因为，这里能让一家人吃上饭，遇上好的年头甚至可以吃饱饭。

　　不幸的是，几乎没有家庭能从口粮中“抠”出可供变现的余粮。有人曾试着种花生、辣椒，但都“只有热情，不懂技术”，忙活了一年甚至还要赔钱。

　　每年青黄不接时，村里女人都会回娘家。谭妃簪就是其中之一，每年她都会回到徐闻娘家，拿回几十斤米，填饱四个孩子的肚皮。但因为出不起路费，即便以这种理由回娘家，一年也顶多一次。

　　谭妃簪将家里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小儿子身上，希望他将来赚了钱把家里房子盖起来。但儿子今年其实才刚满5岁。

　　和记者聊天时，谭妃簪正在削红薯。刚削没一会，她就小声抱怨：“刚才削得太快了，皮削得厚，浪费了很多。”有点不舍，她又拿出两个小的，掂量着说：“嗯，今晚应该够吃了。”

　　16岁的大龄初中生

　　他们操着纯正“雷州普通话”，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已经成为一种惯性力气不比别人少，运气不比别人差，命运却好像偏要和东塘人作对：在外打工失意，回家种田也“从未得意”。

　　慢慢地，村民意识到，真正的困顿，也许不在破败的茅草屋上，不在沙化贫瘠的土地里，而是深深植于自己头脑中。

　　东塘小学，一年级课堂上，老师用一字一顿的普通话教孩子学拼音，转身喝道：“安静！”此时，普通话又变成雷州方言。

　　“不说也得说”，村支书王南说，301名学生全部来自本村，老师也都是本地人，他们也无奈，村里有电视的家庭不超过1/20，互联网更是新鲜事物，土生土长的老师很少接触到外面的世界。

　　很多教师是小学毕业后就留校任教，教书多年后通过进修才拿到文凭，早就错过了学普通话的最佳时期。“雷州普通话”就这样代代相传。

　　2007年前，对于村里不少适龄儿童来说，连听这种“雷州普通话”都是奢望，因为他们交不起学费。

　　当年9月，广东省政府决定，免除全省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学杂费和课本费。

　　“从那以后，每天早晨走在公路上三两成群的小学生才真正多了起来。”校长郑景豪说。以前教室坐不满，现在不上小学的情况基本已经找不到了。

　　但小学毕业后，村里的孩子们必须到镇里才能上中学。镇上的两所初中，每学期寄宿费200元，每个星期伙食费20元。这笔钱又成了沉重的负担。

　　村民谭妃簪家就是典型。两个女儿都在镇里上初中，以前全家一天还能吃上两顿饭，现在孩子连吃饭的钱都交不起，就连去年的电费都还欠着。

　　表面上看，东塘“小升初”的入学率达到100%。但农村孩子上学晚，8岁上一年级“还算早”，进入初中时大部分都超过16岁。

　　一批批说着纯正“雷州普通话”的大龄初中生，走出家门，重拾父辈之路。现实再多的困难，也阻挡不住他们对外面世界的渴望。

　　长期关注农村教育的中央教科所研究员储朝晖认为，辍学除了经济原因，和上学晚带来的“心理挫折”有很大的关系。

　　义务教育是规范性教育，须遵循共同规范。然而，15岁后人的个性发展“井喷”，逆反心理随之出现。“如果18岁还在上初三，很难找到正常年龄孩子应有的成就感，辍学如影随形”。

　　村民们的逻辑是：如果上学太早，初中毕业了还干不了活。村支书王南介绍，整个东塘村目前约有130人就读初中，但其中超过100人上不完三年初中就会中途退学。

　　于是，一批批走出去的东塘人，在外艰难闯荡一两年后，含泪而归。接过父辈的锄头，结婚生子，终其贫穷而平凡的一生。

　　输在起跑线上

　　教育多年投入不足，全校13个老师，一人一张课桌，同在一个教室里办公10多年前，东塘人郑梦翾考上了华南师范大学音乐系，这让他彻底摆脱了贫穷命，但他只是村中极少数的幸运儿。 “我们输在起跑线上。”40岁的郑梦翾很感慨，他儿时的伙伴，如今都成了村中压力最大的人——守着一亩三分田，上有老，下有小。

　　他们的“不幸”，背后是东塘教育的命途多舛。

　　东塘唯一一所学校东塘小学，直到两年前才进入“水泥时代”。2008年，经过3年争取，东塘小学终于获得“革命老区捐款30万元”，于当年建成一栋308平方米的新教学楼。

　　这座两层的水泥房，终于结束了东塘小学瓦屋的历史——虽然到现在，学生仍没有“正式”厕所。

　　一间砌了墙没封顶的露天房，伫立在学校旁。学生在里小便后，尿液直通通流入农田。

　　要大便，学生就只能到距学校近百米的树林解决。但也仅限于晴天，一下雨就只好硬憋。

　　时间一久，树林里大便太多，“不能入，一不小就踩着”，校长郑景豪说，现在只要有东西遮着，学生就会就地解决。以前，高年级的女生还会害羞，现在早已习惯。

　　学生教室解决了，老师却一直在期待。

　　全校13个老师，像学生一样，一人一张课桌，困在一个教室里办公。整所学校没有一间教师宿舍，外地教师只能入住危房，近邻教师只能靠“走教”开展工作。

　　让郑景豪颇感欣慰的是，老师有自己的厕所，不足6平方米，由危房改建而成，但毕竟避免了不少尴尬。

　　学校全部经济来源，仅限于财政拨款的教育经费，每生每学期144元，合计4万余元。扣除教师教材费、学生测试卷等费用后，余下的钱只能“一分当两分用”。

　　课余，全员参与，圆柱体、圆规这些教学用具，都出自东塘小学13位教师之手。

　　一次，老师用自制圆规在黑板上画出一个圆，同学们却说像“鸡蛋”；而上数学课用自制量角器时，数学老师每次量的度数都“不太一样”。

　　没有运动场，没有计算机室、语间室，其实东塘小学连围墙都没有，301个孩子的安全比考试成绩更让校长郑景豪担心。

　　郑景豪说，他们的教学质量和大城市存在巨大“鸿沟”。他更忧虑的是，“鸿沟”两端的孩子迟早会在同一天平上一比高下。

　　扶贫攻艰进行时稳定脱贫·2500元根据我省“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工作实施意见，深圳坪山新区与包括东塘村在内的东里镇四村结成“对子”。

　　深圳坪山新区按每村80万元、60％以上直接用于贫困户的原则，将有限的财力物力用于改善居住环境、增加收入、发展集体经济等最为紧迫且直接见效的问题上，确保东里镇3年实现集体年收入达3万以上、贫困户人均纯收入达到2500元以上，基本实现稳定脱贫。

　　产业扶持·20万元提高种、养殖业经济效益，深圳坪山新区将拨款4万元成立农业生产研究基金会，引进附加值较高的紫芯薯种苗，进行小面积试验种植和养殖；一旦能成功开拓市场、确定销售渠道，则开始大范围的推广，提高单产和种养效益，帮助村民找到一条产业致富之路。

　　与此同时，各村委会将获得20万元“造血”投资。此笔资金将用于虾塘或商铺的建造，然后再将其出租，利用租金充实集体经济收入。

　　教育基金·18万元摸清贫困户数量及其生活状况，建立贫困户档案；制定每个贫困户的具体脱贫措施，并对直接拨给贫困户的资金实行动态监管。同时，对包括东塘村在内四个村共拨18万元，成立教育基金，给予贫困生学费和生活费补助。

　　危房改造·22万元抓好贫困户危房改造工程，其中东塘村获拨22万元，对部分比较危险的房屋进行茅草房—瓦房改造，并由专人协调督促推进工程建设，全程跟踪，实行动态监管。

　　技能培训·198人“造血”扶贫重要一环是组织贫困户劳动力外出务工。据初步调查，东塘村贫困户中存有劳动力198人，按照“培训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户”的原则，深圳坪山新区将安排他们免费参加技能培训，并牵线搭桥有组织、有目的的引导其到新区务工，在直接增加经济收入实现个人脱贫的同时，努力掌握技术和经验，为将来回乡创业推进集体脱贫做准备。

　　记者驻村手记：扶贫先扶智东塘村走出去的女人，干活持家个个是把好手，但能者多劳，她们也承受常人想象不到的压力，很多人因此精神失常。在村里一周时间，记者见到超过10位“疯子”，其中以中年妇女居多，她们大多没文化，不识字。

　　记者采访时，村民们时常面露羞愧之色——

　　当他们放慢语速，但我不仍听不懂在说什么时；

　　当想让村民写自己的名字,但他们不敢接过笔时；

　　当村干部说他们生了五个，但家中女人仍挺着大肚子时……

　　驻村的几天，村支书王南多次彻夜未归。他说他做工作去了。一壶茶，一杆水烟，无数个这样的夜晚，他都苦口婆心地劝不肯结扎的村民：“多生一个，首先是多一张吃饭的嘴，然后才是一双干活的手。”

　　不管是“疯子”还是“超生”，正如村干部说的：“一切源于村民文化素质不高。”

　　广东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业务处处长宋宗约介绍，贫困人口中文盲率为48.5%。连字都不认识，更别提掌握技术技能。

　　由于教学条件差、教师待遇低，真正能驻扎农村投身教育的人凤毛麟角。投入不足，缺乏好老师，贫困家庭的孩子想要改变命运，举步为艰。

　　听不懂普通话而守着贫困的东塘村，也许只是一个极端的缩影。在广东，甚至在我国，因贫失学，又因失学造成劳动力素质不高，成为新一代贫困人口的人不在少数。

　　2007年，刚到广东上任不久汪洋书记，在连南考察大坪镇大鼓坳小学时，看到小学生普通话说得不流利，他语重心长地对老师和孩子们说：“学好普通话是孩子们走出大山的第一步，是改变他们命运的第一步，也是摆脱山区贫困面貌的第一步。”

　　对于这些贫困家庭和他们的孩子，接济衣物、粮食和解决住房等，也许能果腹暖身,但只是除一时之困，并非长久之计。

　　扶贫须先扶智。东塘人其实知道，要想富，得走出去；要想走出去，要多读几年书。学好普通话，提高文化素质，才能在“人”这个问题上确保扶贫效果。

　　目前，全省派出大量支教教师“智力输出”至贫困地区，并筹集专项资金帮助贫困学生复学。对于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劳动力，有关部门通过劳务扶贫，在对口帮扶地设立扶贫开发劳动力培训地，推荐贫困农民外出务工并初见成效。

　　智力扶贫的大幕正在徐徐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