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例“安乐死”执行者：很后悔，就算给100万也不会再干

　　1986年，一个名叫蒲连升的医生执行了中国首例“安乐死”，他让痛不欲生的重病患者死得有尊严，当时他并不认为自己在做一件“错事”。可是几个月后，他却被以涉嫌故意杀人起诉，被抓了起来，在看守所待了492天，5年后才被宣判无罪。

　　多年后的蒲连升在谈及此事时，表示悔不当初。

　　1984年10月，在西安第三印染厂上班的王明成接到大姐从汉中发来的电报，被告知母亲夏素文病重住院，让他迅速回老家。他是一个大孝子，接到电报后便请假火速回老家。

　　夏素文是一个普通又伟大的妇女，丈夫去世早，她一个人拉扯大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多年辛苦，早已劳累成疾，当时被诊断为“肝硬化腹水”，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

　　1986年，夏素文病情加重，到6月份长期卧床的她出现褥疮，下肢水肿，腹部肿胀，还大小便失禁，人早已被折磨得不成样。一天，她清醒时，恳求儿子王明成说：“你要是心疼妈妈，就赶快让我死吧，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不忍让母亲继续受苦的王明成和妹妹王晓琳从母亲的主管医生、医院住院部肝炎科主任蒲连升那里得知，治疗无望。考虑再三，王明成请求蒲连升让他采取一些措施，让母亲少受痛苦安乐地死去。

　　蒲连升听后的第一反应是拒绝的，因为“安乐死”在我国并没有立法，如果贸然执行，说不定就会出什么问题。

　　6月28日上午，王明成又缠着蒲连升，要求给母亲采取“安乐死”，依旧被拒绝，还被告知：“你们不愿治了就把病人拉回去。”

　　只听“咚”地一声，王明成双膝着地，跪着哭求蒲连升帮母亲执行“安乐死”，并表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蒲连升犹豫了。患者夏素文一天到晚都被疼得呻吟不止，用头碰床头，尿不出来......虽然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可医生又不是神仙，无法让每个病人起死回生。再说“医者父母心”，见惯了被病魔折磨的病人，他也很同情病人，也希望为病人减轻痛苦。

　　在王明成的再三恳求下，蒲连升最后下定决心：给夏素文执行“安乐死”。他给夏素文开了100毫克“复方冬眠灵”处方一张，在处方上注明“家属要求‘安乐死’”，并让王明成和她的妹妹王晓琳在处方上签了字。

　　6月28日夜里，垂死挣扎中的夏素文痛得喊了一夜，整个医院的三层楼都飘荡着那凄惨的叫声。6月29日凌晨，蒲连升让实习生给夏素文注射了复方冬眠灵，凌晨5时夏素文平静地离开人世。

　　

　　蒲连升为什么不亲自注射，而让实习生来做呢？

　　首先，医院护士长及护士们，见处方上开的“复方冬眠灵”，都不会打，因为护士们都知道这种药有问题，害怕承担责任。

　　而实习生其实也不想打，不过因为蒲连升以不打就回省卫校去为威胁，便不得不打了。

　　如果实习生不受威胁，那注射这个药的似乎只能是蒲连升。

　　可是，蒲连升也不会打的。因为那时医院有个双方责任制，如果他打进去没有证明人了，谁知道到底注射的是什么药？注射量是多少？而叫别人打，他自己也起到监督作用。

　　蒲连升不敢亲自打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害怕。害怕出了事后说不清。

　　这事还真的就说不清了。

　　

　　1986年7月初，王明成的大姐、二姐以医院把母亲治死为由，让医院赔偿母亲的医疗费和安葬费，医院断然拒绝。之后，两个姐姐又向公安局、检察院控告医生蒲连升故意杀人。哪知，弟弟王明成和妹妹王晓琳也牵扯进去，她们想要撤诉，可这是公诉案件不能撤诉。

　　9月20日，蒲连升被抓，还有王明成、王晓琳和另一个医生李海华也都被逮捕。

　　被抓后的蒲连升，问心无愧，并不觉得自己有罪，因为他和患者无仇无怨，同时也没有接受患者及其家属的任何贿赂和东西，他是被冤枉的。当时，他想要是这个官司在国内打不赢，就准备在国际法庭上去打。他在看守所待了492天，吃尽了苦头。

　　1991年4月，蒲连升、王明成迎来了好消息，被判无罪。检察机关不同意这个判决，提出了抗诉，一年之后，汉中市法院终审判决，蒲连升、王明成无罪。

　　

　　王明成后来回到了原单位上班，不过1998年下岗了，每月只领到230元的生活保障费，而她妻子每月的工资也还不到400元，他们一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个正上高二的儿子要供养，值得欣慰的是，儿子的成绩不错。

　　王明成为了家庭，为了儿子的未来，外出打工，没日没夜地干，终于病倒了。

　　2000年11月，王明成被查出患了胃癌，住院多日，花费很多钱切除了四分之三的胃。手术后，家里没钱了，他便放弃化疗和放疗，一年后，胃部的癌细胞便扩散转移到肝脏上，伴随着心脏病、哮喘等多种疾病。

　　2003年1月，病情恶化的王明成被家人送到医院救治。然而，他却痛苦至极。阎罗王已经在向他招手了，可家人们还是不想放弃一点点让他活下去的希望。那时，他“续命”得花大价钱，妻儿只得四处借钱，家里早已债台高筑了。

　　

　　王明成不想再拖累妻儿，想到了“安乐死”。他向医院提出请求，不过被拒绝了。在妻儿的关爱下，心灰意冷的他心中也有了一些活久一点的勇气和毅力，配合着医护人员的工作。

　　这年6月，病痛已让王明成不能承受，吃了最大限量的止痛药依旧不管用，医生不得不给他注射杜冷丁。骨瘦如柴的王明成向医院表明自己是中国首例“安乐死”病人夏素文儿子的身份，希望医院能在有先例的情况下，认真考虑。不过，医院最终还是未对王明成执行“安乐死”。

　　2003年8月3日，王明成在痛苦中离开人世。

　　

　　而15年前中国首例“安乐死”案件的另一个主角，蒲连升的命运也有很大改变。

　　蒲连升虽然被无罪释放，不过却被有的人当成了疯子，医院里一些人怨恨他，朋友们躲着他，连家人也怨他。他的事业也遭到打击，收入也成了问题，经济压力非常大，曾一度在在中医院的办公室卖过拖鞋、凉鞋、衣服。

　　后来，蒲连升在接受央视的采访时，谈及那段往事，说：“想起来这些事情啊！肯定后悔嘛，想想一般人，和我同年参加工作的人条件来比的话，我比他们都差。”

　　其实有的医生为了个人利益，不会将“安乐死”写在处方上，而是悄悄地进行。不过，悄悄地安乐死，好多公布于众，最后判了刑的。所以说，违法这条道是走不得的。

　　当再被问到以后还会不会像当年那样，一时心软，实施安乐死时，蒲连升说：“他们就是跪下，就是拿10万、100万，我也不可能给他做的。”

　　

　　经历过“安乐死”案件后，蒲连升见过了人间太多的冷暖，似乎也看开了不少，常常会对旁人道：“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蒲连升，做过安乐死的。”

　　这种自嘲，不知有多少的心酸和无奈。

　　虽然，蒲连升因为“安乐死”案件受到很多牵连和打击，不过他并没有否定安乐死，他说：“我自己死的时候就要做安乐死，谁都不告诉，我给别人执行安乐死，自己不做，那不是打自己嘴巴嘛！安乐死是一种幸福的死、快乐的死，虽然现在来说不是合法的死。”

　　因为安乐死的复杂性，涉及到伦理、道德、法律、医学等诸多因素，在我国乃至世界上很多国家，要想立法，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36年，第一个有关安乐死的协会在英国成立，不过到1969年，英国国会才第一次讨论安乐死立法的问题。到底要不要立法，一直存在争议。

　　从1994年开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都会收到有关呼吁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不过，时隔多年，也并未立法。

　　不过，干什么事都有先行一步的人。

　　

　　2001年，荷兰通过了法案，安乐死合法化了。2002年4月1日，，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直到现在，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比如比利时、瑞士、卢森堡等国才将安乐死合法化，而大部分国家对于安乐死问题依旧存在争议。

　　然而“安乐死”合法化依旧面对很严峻的问题，那就是非自愿安乐死的问题。

　　据调查，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一年里，过去只有4000多荷兰人可能是辅助的安乐死的，突然增加到7000人，其中有40%的人是非自愿的。

　　安乐死的前提是，安乐死患者必须是自愿、清醒的，有自主决定意志力的，并且死亡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好的选择才会被实施。并且，执行安乐死的医生要有两个，主治医生和另外一个医生共同实施。

　　

　　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重病老人的子女为了让自己过得轻松一点，说不定就会和医生“商量”，让老人提前上路。

　　荷兰的有些老人活在“被家属和医生共谋”的惊恐中，居然逃到安乐死非法的德国去居住。这可能是一种“被迫害妄想症”，但人性丑陋，在命悬一线之时，能信任的还有谁呢？

　　所以说，安乐死合法化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非自愿安乐死增加，诊断不够客观，患者和医生之间互不信任。

　　而那些尊重生命及苦难的人，一直极力反对安乐死。

　　到底要不要安乐死？要不要将安乐死合法化？

　　这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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