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出版应做到“三个增强”

　　□本报记者 范燕莹

　　

　　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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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很快，各地“双减”工作校内校外双向发力，稳妥推进。

　　随着“双减”政策落地，教培机构纷纷向素质教育转型的消息不断，可以确定的是，教培市场收紧，那对与之相关的教育出版有何影响？“业界普遍关注其对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打击，而淡化了其对教育出版的影响。实际上，作为‘双减’之一的‘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必然对教育出版产生影响。”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吉述告诉《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

　　“双减”政策给教育出版带来的影响，绝不仅仅是教辅市场这一简单变化。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双减”政策背后所隐含的是中国教育工作的重大转变。作为教育服务的一部分，教育出版在思想理念、结构规模及发展模式等方面都会随之发生变化。

　　教育图书或出现“两降两升”

　　在宋吉述看来，“双减”政策对教育出版的影响并不能简单理解成减少作业必然导致教辅类图书销售的下滑。近些年，持续推行的各种减负政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校内教辅图书发行，精简了数量。因此，以校内教辅图书为主体的出版社直接受此轮减负政策的冲击并不大。从另一角度来看，随着校外培训的减少，学生有更多时间进行自主学习，对学习资料的需求反而可能上升，校内课后服务也增加了对教辅图书的潜在需求，因此影响是复杂的。

　　宋吉述分析认为，从总体上来说，“双减”政策对教育类图书品种结构产生的影响，可能出现“两降两升”现象。一方面，随着作业减少，以及对学校教学材料的严加管控，必然导致教辅总量下降、学科类教辅品种数下降。另一方面，双减政策所释放的学生自由学习时间增加，校内综合素质类教育时间也增加，有望带动两类教育图书的上升。一是综合素养类，也就是配合课后教育的科普、文体、艺术、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等方面综合性教辅。二是家庭教育类内容。在校内作业减少、校外培训禁止的情况下，教育的压力会部分传递到家庭，学生在家的自由支配时间增加，增加了低年级亲子共读、共学机会，提升了高年级课外自主学习资料配备需求。当然，不同于传统的与课堂教学相配套的学科类教辅，家庭教育用书的模式、特点尚待探索。

　　谈到“双减”政策对图书产业的影响，出版人、阅读推广人杨文轩直言：“我对教辅出版短期看好，长期看衰，对于大众图书，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图书总体上看好。但是，我更看好阅读服务这个市场。”在杨文轩看来，基于阅读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传统教育要转型，阅读也要升级，应该由阅读产品延伸到阅读服务，提供更高价值的产品。

　　增强优质图书供给能力

　　“教育是为孩子拥有幸福完满的人生做准备的。”教育科学出版社总编辑郑豪杰谈道，这次“双减”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全社会对于回归教育本质和规律的认知。教育出版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紧紧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做好服务，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教育精品，这是教育社的立身之本，这个方向不能偏。

　　“教育出版必须要有价值引领，必须要讲教育规律。”郑豪杰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是倡导素质教育，还是助推应试教育，这显然是要作判断的。比如传统的教辅图书出版，是搞题海战术编排设计，还是按照精准教学、因材施教的要求，把握作业设计的育人功能来做好出版；比如开发在线学习产品，是通过技术手段进一步强化应试功能，还是基于素养导向来创新产品设计，其实背后都有不同的教育理念，出版社只有进一步提高对于教育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才能找准教育出版的价值定位，才能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图书产品。

　　宋吉述提出，“双减”政策下，出版社要加强对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的学习，把握教育新理念、新模式，并系统性地加强对教育学科、课程、教材、教辅的研究，从而找准教育出版的新定位，确立新发展方向。在学校对教辅图书管理更加严格、要求更高的情况下，出版社应该去粗存精，切实压缩教辅品种，并深耕专长学科领域，形成教材、教辅及配套资料相结合的局面。

　　增强教育知识服务能力

　　“双减”政策落地，使得教培、在线教育行业均受到巨大冲击。对于千亿级的教育出版市场而言，尤其是在教育类出版融合产品上，线下图书与线上教育内容、服务的融合是否会受到影响，也引发诸多关注。数传集团首席执行官施其明认为，“双减”政策不会改变教育数字化发展的大势。“灌输式”教育减少了，自主学习应该补位，对此，教育出版需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这也为教育出版融合产品提供了机遇。

　　“双减”政策明确提出各级教育部门要征集、开发丰富优质的线上教育教学资源，向学生提供高质量专题教育资源和覆盖各年级各学科的学习资源，这必然推动数字教育内容的采购。另外，“双减”政策对线上学习做了很多限制，在打击校外培训的同时，也客观上提高了以线上学习为核心的数字教育平台门槛。

　　宋吉述认为，教育出版数字化今后应该更加注重与纸质图书相结合，加强配套性数字资源建设，经营模式上注重为课堂教学服务，为学校课后教育服务。教育出版社可以从与纸质教材、教辅图书配套的数字内容入手，加强系列性内容资源研发。同时，密切关注素质教育新领域，尝试纸质图书与线上配套资源相结合的教育出版模式，增强知识服务能力。

　　增强教育出版服务能力

　　实际上，近年来，很多教育出版社一直都在努力推动从教育内容出版到教育内容服务的转型。青岛出版集团深耕教育出版多年，2021年1月，青岛出版集团成立青版教育；2021年8月，青岛出版集团成立青版少儿成长中心。青岛出版集团为响应“双减”政策，利用自身优势，结合课后教育需求，推出优质助学服务，从而推进自身向教育内容服务转变的一大探索与实践。“青岛出版集团的教育出版板块，这些年一直朝着大教育方向发展，不断推动从传统的教育出版向教育融合出版和教育出版服务转型。”青岛出版社教材分社总编辑张性阳如此表示。

　　郑豪杰认为，“双减”政策的实施客观上使得教育资源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比如，学生和家长对校外培训教育的需求，是校外机构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这部分需求仍需满足；学校如何加强教育资源的有效供给，特别是提高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中小学校对优质课程的需求还是很高的，随着教育迈向高质量发展，对素养导向的优质课程的需求会更加强烈。过去出版社对课程开发和课程服务关注得较少，更多关注的是教材教辅出版，未来出版社应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提供完整的课程资源和课程服务解决方案。在此方面，教科社正在做一些尝试和探索。“就自我定位来说，教科社不应该仅仅是一家教材出版机构，也应该是一家具有课程开发、教研服务能力的教育专业机构。在教育出版向教育服务转型过程中，我们也在探索基于纸数融合的课程服务新模式，从教材出版到课程出版，这也是教育出版行业融合发展的一个方向。”郑豪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