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的魅力与当代价值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曾译《西行漫记》）自1937年出版以来，畅销至今。本书真实记录了斯诺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报道了红色根据地的情况。那张曾风行一时，被国内外报刊广泛采用的头戴红星帽的毛泽东照片也首次刊入该书。在近年的教育部统编八年级（上）语文教科书中，《红星照耀中国》也是名著导读指定书目。

　　前几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蔚在北京二中和广大中学生们分享《红星照耀中国》，今天我们就通过他的讲稿，重新感受一下《红星照耀中国》的魅力和当代价值——

　　《红星照耀中国》的魅力与当代价值

　　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下午好。

　　今天来到有着深厚底蕴、各方面成绩都非常突出的北京二中来做报告，对我而言，既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荣耀。自从上周活动确定下来，我准备报告内容的时候，总是会想起自己上初中时的一些人和事，有许多当时不觉得、现在看却很珍贵的回忆。十二三岁，应该说是人生中最美好年龄的开端。在这个年纪，同学们已经懂得了很多知识，同时也更希望学到更多的东西。那么，我希望我今天的报告，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有益的启发。

　　我并不是历史学专家，我在出版社工作，每天在做的事情，就是发现好的文学作品，把它们编辑成书，然后再交给读者。虽然每天都在和图书打交道，也通过各种方式宣传书、推荐书，但是我一直觉得，读书，其实是一个比较个人化的事情。对一本书，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解角度，而这些角度往往是不相同的。所以，我今天的分享，也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或者说一个编辑的角度，来谈谈我对《红星照耀中国》这部经典作品的阅读体会，也欢迎大家提出不同的见解。

　　 在报告的开始，我向大家说一个出版业内的数字，2019年，一年的时间，我们国内出版的图书品种共计约51.9万种。这个数量有多大？打个比方，《红星照耀中国》（青少版）这本书不算厚，大概是17毫米，如果我们假设每本书的平均厚度就是17毫米，这50多万种图书每种挑一本摞起来，那就是8800多米，几乎是珠穆朗玛峰的高度了。要知道，这仅仅是一年的数据。所以，我们图书品种的丰富程度可想而知。

　　但是，很遗憾，这其中大部分书的生命力也就仅存于这一年了，有些甚至更短，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红星照耀中国》，它是出版界的一个奇迹。从1938年第一个中文版出版至今，八十多年，在国内销售了两千多万册。在国际上也影响巨大，被翻译成了二十多种文字，传到了上百个国家，不断重印，有人说它甚至影响了一些国家的对华政策。

　　那么，这本书的生命力为什么这么长？它的魅力在哪呢？

　　在阅读一部作品之前，我们应该先了解它的作者。

　　 斯诺和妻子

　　埃德加?斯诺是1905年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大学毕业后，他就开始从事新闻行业的工作，1928年，他以《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的身份来到中国，他当时才23岁，但是有着很好的职业素养，有人道主义精神，很同情中国底层老百姓的艰难，也因此对中国当时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有关注和报道。

　　斯诺前往苏区采访，回来写成《红星照耀中国》时，实际上也才31岁，和我现在一样的年龄，这样一比呢就让我觉得很惭愧，所以同学们一定要珍惜年少有为的时光。

　　那么，话说回来，当时斯诺为什么要去红色根据地呢？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那时长征刚刚结束，虽然我们说长征是播种机、宣传队，沿途广泛传播了红色革命，但当时中国的其他地区，以及国外的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苏区是怎么回事。国民党把它宣传成恐怖的、落后的、暴力的地方，但是好像当地的老百姓又比较支持它，这是怎么回事呢？斯诺想搞清楚这个问题。

　　在书中第一篇“探寻红色中国”的开头，斯诺也详细讲到了这个问题。

　　斯诺一开始是从上海来到中国，去过国内多个地方，后来又到了北京。在到中国的第五年，也就是1933年，他开始担任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教师，当时许多的爱国进步青年都很喜欢他。这个燕京大学，是20世纪初，由美国、英国的几所教会在北京创办的综合性大学。在1952年，它并入了北京大学。现在咱们看到的北京大学的主校园、包括未名湖、博雅塔、图书馆等著名的场所，就是当年的燕大校址。

　　1935年10月至1937年11月，斯诺和他当时的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租住在北京的盔甲厂胡同。现在同学们有时间还可以到斯诺夫妇曾经住的地方看一下。离咱们这也不远，就是东城区盔甲厂胡同6号（当年是13号），北京站附近，现今是中安宾馆的所在地。

　　现在不少关于斯诺的国际会议，都是在这里举行的。2019年年初这里还举办了一个纪念海伦斯诺的国际研讨会。这个宾馆面积不大，大致还保留着当年斯诺居住时的格局，管理人员也很用心地收集、保存了很多关于斯诺的资料和照片，风格很雅致。每个房间里也摆放着这本《红星照耀中国》。

　　当年这里是一处属于教会的四合院，居住条件还是很好的。占地大概有4000个平方，院内有马厩、网球场和一座周围镶有玻璃的亭子。

　　1936年6月，斯诺从盔甲厂13号出发，用他的话说，是“去西北采访红军及其领袖们”。当年10月底，就又回到了这时，就开始写作《红星照耀中国》。这期间呢，海伦·斯诺给了他很多的帮助。

　　后来二人因为一些生活理念等原因分手，这是后话了。但是在当时，二人确实是互相成就了彼此。斯诺后来的妻子洛伊丝·惠勒对中国很有感情，是我们的好朋友。1964年斯诺访华的时候，她也是和斯诺一起来的。

　　1936年7月，在宋庆龄女士的帮助下，通过中共地下党的联络，斯诺冲破封锁，奔赴陕甘宁苏区。

　　当时与斯诺一同前往的，其实还有一个人，就是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他的中文名字比较有名，叫马海德，他和斯诺一样，也是一个真正热爱中国，为中国的革命和社会发展做出很多贡献的美国人。

　　因为这次出访是极其危险的，出于保护自己身边家人和朋友的考虑，马海德希望斯诺在书中不要写到他，斯诺也遵守了他的承诺，因此我们在《红星照耀中国》中看不见关于他的记录。

　　这是我画的一张斯诺采访路线示意图。下面，我们不妨就跟着斯诺的脚步，来梳理一下书中的内容。

　　 1936年7月9日，斯诺就到了苏区的安塞，见到了周恩来。7月13日，斯诺到了保安，也就是今天的志丹县，同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我们现在觉得，去一趟延安好像挺容易的，但是在当时，这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事情。

　　我们先看一下当时陕甘宁苏区周边面临的情况，西边是控制着甘肃、宁夏、青海的马家军，以马鸿逵等人为首，这些军阀在西北经营了长达数十年之久，就跟土皇帝一样，把西北当作他们的私产。

　　马家军的主力部队是骑兵。速度极快，突击性强，机动性强，近距离战斗又比步兵的攻击范围更大。马家军的骑兵是非常凶悍的。所以，像红军这种没有装甲坦克、步兵为主、武器有比较简陋的军队构成，在跟马家军的骑兵作战时就会非常艰难。

　　在《红星》中能看到，红军的骑兵已经颇具规模了，但是在长征途中，马家军曾经让红军受过多次重创。可以说，他们与红军有着血海深仇。

　　陕甘宁苏区的南边，是实力更加强劲的东北军和杨虎城西北军的地盘。这两支军队是有抗日热情的，但1935年，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总”，张学良任副司令，东北军被调入陕甘就是为了奉命绞杀红军。

　　陕甘宁苏区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是阎锡山晋绥军的地盘。晋绥军的战斗力算是地方军中也算比较强的，武器装备也不错，比红军要好得多。

　　另外，这个时候，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队已经从河南郑州向西安开拔，企图同国民党其他部队共三十万之众，从南、西、北方面出击，剿灭立足未稳的红军。

　　分析一下四周的形势，可以看到，其实陕甘宁苏区在这个时候依旧是非常危险，并不是说长征胜利了就高枕无忧了。

　　所以，要想穿越两军交战的火线，进入被国民党长期妖魔化宣传的苏区，在常人看来根本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情。斯诺他自己也不是没有顾虑，他在出发前，甚至给自己打了所有能打的疫苗。

　　那么，这种环境下的红色中国，会呈现出一种什么面貌呢？斯诺短短四个月的采访，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非常真实、丰富的红色中国。

　　我在阅读《红星照耀中国》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众多闪闪发光的人物。

　　从一开始帮助斯诺穿越封锁进入根据地的“王牧师”（董健吾），到陪同他一起去前线的“长大了的红小鬼”胡金魁，再到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主要领导人等等，不论着墨轻重，书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形象都非常鲜活、饱满。在战争的背景下，能细致地关切到人的个性、经历、命运。这也是《红星照耀中国》这样一部作品能够引起共鸣，感动我们的一个原因。

　　斯诺特别注重观察人物的细节，并且他非常幽默，往往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就表现出人物的个性。我举个例子，在到了安塞白家坪这个地方时，作品中讲了几个小红军的故事。

　　 小红军

　　斯诺那时根据地时，在白家坪惊魂未定，他在和政治保卫局局长李克农谈话时，有两个小孩在旁边，大概也就七八岁吧，斯诺以为他们是“小朋友”，就向他们说：“喂，给我拿点冷水来。”

　　结果呢，两个小红军压根儿没理他。李克农笑着提醒斯诺说：你可以叫他们红小鬼，也可以叫他们同志，但是不能称呼他们“喂”，他们是革命者，来这里不是来当佣人，他们是未来的红军战士。

　　斯诺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赶紧改口。水送来后，他赶紧说：“谢谢你，同志”。那个孩子看他态度改了，这下回答他了，说：“不要紧，你不用为了这样一件小事感谢一个同志”。

　　在这给一笔带过的情节里，我们会心一笑的同时，能强烈感觉到当时这些小红军的那种高度的个人自尊，感觉到他们的自信和生机，这在当年的旧中国可是不常见的。也是他们，给“红色中国”增添了无限活力。

　　我们常说现在的中国具有活力，读了《红星》之后，就能找到这种活力的源泉。

　　在保安，也就是志丹县，斯诺做了此行最重要的一个采访，就是采访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斯诺用的称号是“苏维埃掌权人物”。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红星照耀中国》插图）

　　我们常说“苏维埃”“苏区”，那么这个“苏维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苏维埃其实是俄文“代表会议”或“委员会”的意思，也就是一种组织形式。其实最早俄国的议会组织也叫苏维埃。但是在1905年的时候，俄国乌拉尔地区的工人进行罢工运动时，建立了一种更直接的民主形式，就叫工人苏维埃，由它来领导工人们的罢工运动，这个工人苏维埃的代表可以随时选举并随时更换。

　　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苏维埃由领导罢工的机关转变为领导武装起义的机关。十月革命以后，这种组织形式就成为俄国新的政权组织形式，名叫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代表的范围也更广泛，就是代表工人、士兵、农民利益的组织。1918年苏俄宪法、1924年苏联宪法都把“苏维埃”列入他们的国名，这个词就成为专有名词了。

　　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早期是参考俄国革命的道路，很多东西都是直接从苏联借用过来的，包括这个苏维埃的名称。我们国内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是彭湃在1927年建立的海陆丰苏维埃政府。苏区就是指采用“苏维埃政权”组织形式的地区。

　　但是这个音译的名字对当时的老百姓来说，实在是有点生僻，不好理解，所以还闹了很多的笑话。这个在书中都有提到。可见，这种承载外来新思想的外来词，它在本土化的接受过程中还是有不小困难的。当然，这也侧面说明了中国红色革命的艰难程度。

　　斯诺所采访的，就是，就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苏区——陕甘宁苏区，也叫陕甘宁革命根据地。1937年9月，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把陕甘宁苏区就改为陕甘宁抗日根据地。

　　到这个时候，“苏维埃”的口号才逐步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名称的变化，实际上也是记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理念普及化的一个探索历程。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第三篇里对毛泽东的采访，连同后面的第四章，用毛泽东自述的形式，详细介绍了他的出身、童年、少年以及后来参加革命的成长经历；解释了他从一名知识分子转变成为一名革命者的原因，也解答了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军事策略以及红军的成长等问题。

　　我们知道，现在看到的毛泽东主席的大多数照片，都是不戴帽子的。但是有一张他年轻时头戴红军八角帽的照片很著名，也经常出现。在照片上，毛主席神情沉着、英气十足。那么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正是斯诺。

　　 斯诺：1937，我的毛泽东印象

　　1937年1月25日美国的一本著名杂志——《生活》杂志，从第九页起，用六个页码的篇幅发表了斯诺的一组照片，标题是《中国漂泊的共产党人的首次亮相》。其中就有这张著名的照片。我们知道毛泽东主席是很少戴帽子的，据马海德的回忆，拍照时斯诺觉得毛泽东的头发有点乱，就把苏区发给自己的红军军帽摘下来，给毛泽东戴上了，才有了这种著名的照片。

　　当时对这张照片只有一个简略说明：“毛是他的名字，他的头值25万美元。”这是当年国民党悬赏捉拿毛泽东的赏金。这张照片现在也收录进我们的书里。

　　这一篇，内容和第三篇前三节的内容是相关联的，都是根据斯诺与毛泽东的对话而整理。有些同学可能知道，之前国内流传着一本叫《毛泽东自传》的小册子，有人称之为“中国第一自传”，发行量非常大。

　　实际上，毛泽东生前并没有亲自写过“自传”或者“回忆录”，这个自传的内容，就是从《红星照耀中国》中节选出来的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这个节选本1937年在国内就秘密出版了，比《红星照耀中国》在国内出版的时间还要早。

　　它既然能够独立成书，单独出版，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它的重要性了。不论是出于政治考虑还是因为它的史学价值，这一篇都可以说是本书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海伦·斯诺甚至认为，没有“之一”，这个第四篇就是《红星照耀中国》的核心部分，就是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内容。当然，我们说一本书的价值，往往有很多评判标准，大家是否认同她的观点，也可以在读完这本书后，做出自己的判断。但是总的说来，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和第五篇讲“长征”，都在这本书中都具有比较突出的地位。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篇的主要内容，虽然主要以毛泽东本人的叙述为主，但是也有着斯诺也对毛泽东这个人物形象，做了他独到的观察和判断。我们可以简单分析一下斯诺对毛泽东的刻画方式。

　　斯诺先写了他的外貌——有“面容瘦削”、“个子高出一般中国人”、“一头浓密的黑发”、“双眼炯炯有神”等很鲜明的外貌特征，让我们对这位传说中的“大人物”有了大致的印象；

　　继而写了外界关于毛泽东的种种传闻，各种传说，还有“世界上最高悬赏缉拿”这些元素等等，引发读者进一步了解他的兴趣。

　　然后作者通过所观察到的毛泽东的日常工作、生活习惯，来推断了他的性格特点：比如说，他爱吃辣，也爱以此与身边的人开玩笑，他极少生气，却有“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

　　然后是看他的生活、工作习惯——他酷爱读书，精通中国旧学也爱研究哲学，甚至可以花三四个整夜的工夫，心无旁骛地专门研读几本哲学书；他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但从来都是一丝不苟，有着过人的精力和忍耐力。

　　 斯诺和毛泽东

　　在记录这些观察的同时，斯诺也时常在作品中加入自己的分析点评，他当时对毛泽东的看法就是：这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考虑到当年红色革命的实际情况，可以说，斯诺的判断是相当有远见的。

　　当时，围绕着毛泽东，国内外有着太多的传说和谣言，这一篇的内容向外界介绍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毛泽东，一个坚毅、睿智、果敢、有着杰出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的红军领袖。在当时国民党对毛泽东和其他红军领袖进行污名化的时候，它有力地改变了毛泽东的国内国际形象。

　　接下来回到书中，在保安，斯诺实际上采访了大量的内容。非常丰富。除了写人物，斯诺还写到了陕甘宁苏区的制度建设、社会治理、货币政策、教育政策等等。这一部分的内容其实是比较复杂的，但是斯诺化繁为简，写得很清晰，让我们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苏区建设的方方面面，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理念和相关措施。

　　斯诺记录的这些苏区的政策，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80多年，我们现在回顾它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当时的很多理念、措施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就像一开始我们在视频里看到的那样，我们今天社会的种种制度、成就，不是凭空而来的，大都是经过实践的探索，逐步成形的。比如鼓励合作社、设立监督委员会、打击高利贷、禁止鸦片和卖淫、兴办学校普及教育等等，从这本书里我们知道，建国后的许多制度探索，其实早在西北苏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回到书中来，我们还要讲一下《红星照耀中国》的另一部分重要内容，就是它写了在红色中国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

　　写这些事件时，有些是直接书写，有些是通过红军的转述侧面记录。但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毋庸置疑，就是长征。

　　关于“长征”，大家都大致有所了解，因为关于这个事件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实在太多了。斯诺赴陕甘宁苏区采访的时候，中央红军的长征已经结束。他根据自己对参加过长征的人的采访，整理了一个简明扼要的长征脉络，向世界介绍了这次激动人心的远征。

　　记叙一个宏大丰富的事件，是很有难度的，我们总体上看第五篇的这四节，可以分析一下斯诺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首先第一节，斯诺清晰地梳理了长征的背景，也可以说是长征的原因。斯诺通过很多途径，把他认为最可靠的信息整理了出来，包括国民党的战术，红军的应对等，在这里，斯诺也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第二节“举国大迁移”中，斯诺记述了长征一开始的突围情况，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次远征的起点。

　　接下来，第三节和第四节，斯诺对“强渡大渡河”和“过大草地”两个重要事件加以特写，危机重重的“强渡大渡河”一节作为这一篇的高潮部分，充分展现出红军战士不惧牺牲奋勇拼搏的英雄气概；而到“过大草地”一节，斯诺放慢行文节奏，又让读者充分“进入”到那个环境恶劣、物资贫乏、战士们精力和体力都接近极限的艰苦情境中，从而领略到长征的艰苦与惊险。

　　斯诺这种掌握节奏的处理方式，也是纪实文学作品中常用的写作技巧。

　　当然，在这本书中，斯诺所写的只是中央红军，也就是说红一方面军的长征，我们有一句俗语，叫“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这两万五千里指的就是中央红军的长征里程。实际上，参与长征的部队共有四支，他们总共走过的里程，要远远大于两万五千里了。

　　这四支部队分别是红一方面军、红二十五路军、红四方面军，以及红二、红六军团(后来组成了红二方面军)。

　　长征的时间，是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瑞金开始战略转移开始计算。到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为止，共历时两年。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长征呢？它是一场军事战斗失败后的溃退么？肯定不是，经过艰苦的远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后，红军最终胜利到达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得以保存，并且士气高涨，革命意志和共产主义信仰也更加坚不可摧。所以，我们看到斯诺在当年那么危险的环境中，也做出了非常客观精准的评价：这是一场战略撤退，而不是军心涣散的溃退。

　　红军战士在极度恶劣的困境中所迸发出的不屈与顽强，所展现的乐观与信念，都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

　　 第一军团的军官们（《红星照耀中国》插图）

　　所以，我们说，读历史是我们每个人的必修课，因为从民族的角度来讲，我们要知道知道自己的血脉、基因里继承了什么。人类不是生来就有思想，而是需要文明、精神的滋养，这种精神营养，就是本民族、我们前辈们创造的英雄事迹，和他们流传下来的不屈的、不朽的精神。

　　同学们今天还在阅读《红星照耀中国》，不是说每个人都想成为军事专家，老师们推荐大家读，也不是为了要让同学们都了解每一个战役怎么打的、战略战术如何如何。而是要在历史当中，在英雄的故事中，吸取自己人生的营养。这样，不论同学们未来从事什么事业，一定能不惧任何挫折，勇往直前。我想，这也正是《红星照耀中国》在当代的意义和价值。

　　那么，开始我们讲到了，斯诺作为一个外国记者，能够穿越火线到红色中国来，已经是一个壮举了，但是我们从书中看到，斯诺的采访不仅是在保安这样苏区的腹地，他不满足于看到苏区的和平地带，他还要奔赴前线去亲身采访红色中国前线的战士。这进一步说明了斯诺作为记者的职业素养和作为一个纪实文学作家的严谨态度。

　　离开保安，途径了工业中心吴起镇后，斯诺走了两个星期的路程，终于来到了前线的预旺堡，这里是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的司令部驻地。

　　在这一篇里，斯诺重点采访了红军的前线部队，对红军的军队纪律、战术思想、人员构成、年龄结构等进行了详细说明，记录了红军的生活、训练、学习等情况。

　　从1927年的南昌起义创建人民军队开始算起，到1936年长征结束，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建立、发展了九年多的时间。这九年里，红军队伍有过迅速的扩张发展，也遇到过极度残酷的挫折和挑战，当时终于在陕甘宁苏区站稳了脚跟。从将领到战士，可以说都是百炼成钢。

　　武装力量有多么重要，它对红色革命有多么关键的意义，这个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都是一目了然的。那么，这究竟是怎样一支军队？真的像国民党当时的宣传报道说的那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么？斯诺在这一篇里，为读者揭开了红军的神秘面纱。

　　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这个时候，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正在准备开赴战场。这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开赴甘肃南部，打下一两个城镇，以迎接朱德总司令带领的四方面军和贺龙、任弼时带领的二方面军。

　　本篇中斯诺详细介绍了两位重要的红军将领，分别是红一方面军的司令员彭德怀和第十五军团的军团长徐海东。

　　这两位人物形象我们就不展开分析了，他们的样貌和性格，他们的故事，也是特别生动。

　　我们之前讲过，《红星照耀中国》的主要叙述框架就是通过一个个人物形象的出现而逐步搭建起来的。这样细细归纳一个人物形象，可以有效地加深我们对人物的理解。

　　在前线采访的部分内容中，斯诺还集中写了苏区的“红小鬼”，前面我们也讲过了斯诺刚进苏区时遇上的那两位小红军，这些年纪很小就参加革命的“红小鬼”，他们身上所彰显的乐观、积极、认真、尊重，正是代表着中国未来的希望。有些品质是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失色的，我想不应只是强调青少年应该向他们学习，很多品质在我们现在很多成年人当中，也是稀缺的。这也是我们今天重读这本书，所要珍视的当代价值。

　　第九篇的第四节写的是朱德总司令的事迹，斯诺在这一节的注释里也写到了，在这次采访中他并没有见到朱德，他在苏区采访了一些朱德身边的人，了解了许多关于朱德的故事，后来1937年，斯诺当时的夫人海伦斯诺又前往苏区采访，这次采访到了朱德，并写下了《续西行漫记》，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作者署名是海伦斯诺的笔名——尼姆·韦尔斯。斯诺根据她采访的资料又把自己的稿子进行了整理，修改了不确切的地方，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这样详细的说明，也印证了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纪实文学作品真实、客观、严谨的写作态度。

　　那么，既然是新闻性的纪实作品，也要讲究有始有终，斯诺在前线采访完之后，斯诺回到保安，有做了哪些采访，同时自己的思想和态度又发生了什么转变呢？

　　在本文的最后一节“红色的天际”里，斯诺也表达了他对中国红色革命的预期。这一段主要是理性的分析和思索，同时，这里也有斯诺饱含深情的期望。这体现出斯诺作为一名优秀新闻记者的职业性，也流露出他对这片土地，对中国的爱。红军将领和战士们的革命乐观主义，以及斯诺的幽默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他这本书的可读性。写得这么好的结尾，我愿意反复读一读。

　　回顾《红星照耀中国》，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我讲到的纪实文学作品的特点，它取材于事实，也会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和态度。我们回顾本书，随着斯诺对苏区采访的深入，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本人的态度和立场也在悄然改变。从疑虑到了解，再到爱上这片土地和这些勇敢的革命者。

　　 穷人也要读书（《红星照耀中国》插图）

　　他开始认识到，自己所接触的这些男女战士中，有许多位是他“在中国十年以来所遇见过的最优秀的男女”，也越来越珍视这段不寻常的采访经历。

　　苏区的所见所闻让他彻底打消了心中的疑虑，即将离开时，他已确信苏区的人们所创造的，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并为当时正积极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士们献上诚挚的祝福。

　　到这里，《红星照耀中国》的内容我们也就大致回顾了一遍。

　　那么，我看一下在它出版后，发生了什么。

　　 《红星照耀中国》的历史版本

　　1937年10月，英国戈兰茨公司出版了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上市几个星期便售出十多万册。随后本书先后被译为二十多种文字，几乎传遍了全世界，连当时在侵略我们国家的日本，也在1939年出版了日文版。

　　1938年2月，在胡愈之的组织筹划下，“复社”翻译出版了第一个《红星照耀中国》全译本，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书名译作《西行漫记》。斯诺应约为中译本写了一篇真挚感人的长序冠于全书之前，宣布把中文版权赠予中国。并深情地预祝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红星照耀中国》出版组织者胡愈之

　　这本书一出版，就收到了众多青年人的追捧，不少人拿着这本书奔赴延安，参加到红色革命中去。当然，这也让国民党政府更加惊恐。通过各种方式查禁这本书。

　　新中国成立后，《红星照耀中国》依然是国内很受欢迎的作品。斯诺曾经在60年、64年和70年三次受邀访华，和毛泽东在北京见面，也搭建了中美友谊的桥梁。但是在“文革”中，因政治运动的冲击，《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是被严控在图书馆里的。

　　1972年2月15日，斯诺在瑞士日内瓦因癌症病逝。斯诺生前留下遗嘱说，“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

　　1973年10月19日，斯诺的一部分骨灰的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也就是埋葬在了他当年任职的燕京大学里面，墓碑上写着：“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1979年12月，著名翻译家董乐山的全新译本《西行漫记》出版，封面标明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此书据1937年伦敦初版全文译出，又增译了《那个外国智囊》一节，恢复了在英美风行一时的英文初版本的历史原貌。同时，对英文本中史实错误以及人名、地名、书刊名称的拼写错误也作了校正。

　　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版的，正是董乐山先生的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版本。

　　《红星照耀中国》出版的意义，现在我们已经不需要多说，它诞生之时，曾激励了一大批有志青年投入到如火如荼的红色革命中，一直到今天，书中所记载的这些人物和故事，仍闪烁着璀璨的光辉，激励我们积极投入到生活、工作、学习中去。八十多年来，《红星照耀中国》一直被不同时代的读者阅读，活力从未衰减，我想，这正是一部好的纪实文学作品的魅力，也是那段非凡的革命历史的魅力。

　　托尔斯泰说，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我的分享到这里，也差不多告一段落了，希望《红星照耀中国》这部红色经典，作品里书写的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可以作为我们的一把钥匙，开启我们更为广阔的人生之路，并且提醒我们经常去回望历史，同时脚踏实地，勇敢地面向未来。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蔚

　　问答环节

　　初一学生提问：我想问一下老师，在《红星照耀中国》里也有很多描写毛泽东、彭德怀一些伟人的文字，这些文字和我们读到其他的人物传记有什么不同？

　　王蔚：可以说他们有很多共性的地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毛泽东自传》就是从《红星照耀中国》提取出来的，它们都是对伟人一生的记录，追求的都是全面性、资料性、真实性。但是斯诺的写法有一定的侧重点，他写毛泽东的内容是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他写周恩来这一节的题目名字叫“造反者”。写彭德怀的时候是“为什么当红军”。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斯诺有一个采访的侧重点，他书写的重点是为什么这个人物会成为红色中国的领导者，为什么他会参加红色革命，他是有一个核心的诉求在，这是他的主题。这和我们平时看到的伟人传记不同。

　　 初二学生提问：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您也说斯诺没到红色中国的时候，他对这个地方有一点恐惧，打了非常多疫苗，但他到最后采访完之后写的是，他相信中国革命一定成功，而且他在临死之前爱是爱着红色中国。我想知道他究竟因为什么或者哪些经历使他有这些转变？

　　王蔚：这个问题很好，刚才我们也提到斯诺经历的一些事情，我相信在采访过程中他感受到一点，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与国民党的政府完全不同，他也知道中国共产党这些人、中国工农红军这些人，是真正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他们真正是为了中国最广大老百姓的利益去战斗、去奋斗的，这是斯诺认为中国革命必然取得胜利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

　　当然，从我的阅读感受来讲，斯诺在苏区接触到很多人物，他对这些人物的采访过程中渐渐形成一个认识，这些人物以后绝对能够取得成功。我们举个例子，我刚才讲到斯诺还写到苏区的货币政策、教育政策，这里他又提到两个人物，一个是老徐，徐特立，还有一个专管财政的林伯渠，这两位算是老同志，他们有着杰出的智慧和非常专业的才能，为苏区的财政、教育做出非常大的贡献。林伯渠、徐特立，还有谢觉哉、董必武、吴玉章，这五位同志在延安被尊称为“延安五老”，是大家非常尊重的五位老同志。红色中国既有非常德高望重的、专业素养很强、人品又好、可以作为表率的老同志，又有作战能力很强、个人修养非常高的正值壮年的领导和战士，还有像红小鬼这样充满个人自尊、有着无限希望的年轻人，这些人给他的印象非常深，人才是最宝贵、最重要的资源，红军队伍的构成素质这么好，这支军队怎么可能不打胜仗？我想这个也给斯诺足够强的信心。

　　 《红星照耀中国》（曾译《西行漫记》）自1937年初版以来，畅销至今，而董乐山译本已经是今天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经典读本。本书真实记录了斯诺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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