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南开:那个年代一所民办学校的精神发育史

栏目:教育平台  时间:2022-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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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 年,在纪念南开创校四十周年之际,张伯苓亲笔撰写《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开篇即说国人之病:“自私心太重,公德心太弱,所见所谋,短小浅近,只顾眼前,忽视将来,识有个人, 不知团体。其流弊所及,遂致民族思想缺乏,国家观念薄弱,良可慨也。”

  和那个时代的众多知识分子一样,改造国民、救亡图存是张伯苓关心所在,也是他办学校做教育的初衷。相应地,对于南开的教育,张伯苓总结有五大特色:其一,重视体育;其二,提倡科学;其三, 团体组织;其四,道德训练;其五,培养救国力量。

  这“五项训练”的目的即是培养“公能”的人, 张伯苓解释,也就是南开校训“允公允能”的用意:

  唯“公”,故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唯“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

  “公”即公德,“爱国爱群之公德”,“能” 即“能力”,“服务社会之能力”。

  南开是近代以来,中国人自己兴办的第一所私立现代学校。但追溯其源头,刚开始只是天津严家的私塾,张伯苓是唯一的塾师。英语、算术、理化、史地、体育,张伯苓开设了这些不见于一般私塾的现代课程,开始了一个人的教育实验。

  可以说,自创办之日起,南开学校就打上了创始人张伯苓鲜明的个人烙印;而南开学校的探索及其成绩也使其成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南开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南开大学、天津南开中学、天津南开小学、重庆南开中学、重庆南开小学的学校体系。迄今为止,在中国教育史上,空前绝后。

  一百多年过去了,回望当年南开的教育探索路, 抚今追昔,我们应有沉思,应有鞭策。

  

  允公:爱国爱群之公德

  张伯苓 14 岁入北洋水师学堂,学满五年毕业却等来甲午的惨败。22 岁时,亲眼目睹两天内“国帜三易”,日本侵略军归还了威海卫,英国人却又来借口强占。早年南开的学生回忆他们的“大校长”,都会讲起这个故事,因为这是张伯苓当年亲口告诉他们的。

  确实,南开有自己的爱国主义教育传统,南开所实践的爱国主义教育,最后都落实到社群建设和社会服务上去,“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以现在的眼光看,“公民品格” 的培养最接近校训里的“允公”含义。

  张伯苓曾经多次游历欧美,特别是深入考察、学习美国教育。杜威访华时也到过南开,他的教育思想对张伯苓影响深远。张氏认为只有像美国这样,人人能“各尽其力,公开极力发达自己,而同时又对于社会负责任”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他特别强调人格的独立和承担责任之间的关系,“做主人就要独立,要自主,要负责任”。他指出,在美国“个个人都为头,组织起来井然有序,散之则各自为主”。又说,“本校教育宗旨,系造就学生将来能通力合作,互相扶持,成为活泼勤奋、自治治人之一般人才”。无疑,独立、自由的个人组成的公民社会是张伯苓也是南开学校的人才培育目标。如何爱国爱群、服务社会,南开学校组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活动可以说明。

  1926 年暑假后,南开学校成立了以社会调查为主的新组织。调查组织分大学部、高中部、初中部三部分进行,侧重点各有不同:大学部由各科教授领导学生调查各问题,具体方案由调查委员会决定;高中部注重调查各种社会制度及机关(比如法院、商行、工厂等);初中部侧重在视察自然界现象。

  1927 年张伯苓亲眼看到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经营极受震动。他即指令组织成立“东北研究会”, 由日语专家傅恩龄、历史学者蒋廷黻、经济学者何廉等南开专家、教授组成。研究会在一些东北籍南开学生的协助下,先后多次赶赴东北实地考察,编著有《南开中学东北地理教材》《东北经济地理》两书出版。这两本书大大有益于当时的南开学生乃至中国人全面了解东北情势。

  张伯苓认为,中国学生的最大缺点是除获取书本知识外,不了解社会真正情况,因此一旦进入社会,便感到与社会隔阂,束手无策。他提到所谓“知

  中国”,即认识中国、熟悉中国,包括它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以及从时代和世界的角度来衡量中国所处的地位和水平。“知中国”,是“服务中国” 的前提和条件。没有对中国深刻而透彻的认知,不可能很好地为中国服务。

  除了向西方学习现代的公民教育,南开在学生品格教育方面也吸取了中国传统品格教育的优点, 表现出中西融合、各取其长的特点。

  传统儒家有修身治家平天下的传统,“修身” 是担负天下之责任的开端。南开中学开设有专门的“修身课”,全校学生都要参与。固定上课地点是大礼堂,每周三下午两小时。主讲人平常就是张伯苓校长本人,演讲题目或为做人之道,或讲国内外大事。有社会名流来访,则请其作为演讲嘉宾,政治、外交、经济、艺术、工业建设、青年责任,简直无所不谈。修身课的用意不外乎训育个人道德, 拓宽个人视野,培养学术兴趣。有学生回忆说:“在那个讲台上 , 你能获得不少虽然零碎却是课堂上没有的知识。你也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

  “修身”在南开也是具体而微的实指。在学校的校门一侧,悬挂一面大镜子,镜旁有“镜箴”, 写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 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学生每日进出校门,抬头看到这容止格言,就知道有所儆戒,久而久之,内化为自己的言行举止。很显然,这些都来自儒家教育里的“省身”的传统。

  

  允能:服务社会之能力

  “允公”是品格教育,“允能”是能力培养。“能力”所指极为宽泛,南开奉行的是德、智、体、群四育并重的全人教育理念。张伯苓重视学生的学业成绩,但不主张读死书、死记硬背。他说:“一个人念书要念活的,不要念死的书。”

  在南开,“念活书”还有一层含义是提倡学术自由、鼓励争鸣。南开学生社团之丰富和活跃为很多校友深怀感念。南开成立了各种研究会,创办多种校内刊物,学生可以自由结社、发表文章。有一次张伯苓看到学校食堂里贴出了一张“无线电研究会”成立的广告,就把发起人找到办公室来,询问创办缘起,并让学校补助一百元。

  在南开的校园广场上,到处张贴着学生们自办的壁报,内容五花八门,既有探讨人生的,也有关怀国事的。《健报》《公能报》《曦报》《晨钟报》等竞相争妍。他们甚至通过各种渠道亲自登门采访邵力子等政要。经济学家茅于轼读高三时 , 也和几个同学一起办过一个名为《旁观者》的英文墙报。

  自由的学风并不意味着放松学习要求。南开学校一向以重视课程、教学严格认真、学习成绩优异著称。学校重视入学新生质量,入学后都要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学习。南开中学的生物、化学、物理课规定每周要做两小时实验,每两个学生发一组实验仪器,所以南开的学生在理科上都是既能做到基础理论扎实,实验操作精熟。

  严格要求的另一面意味着一旦学业失败就要付出极为严重的代价。南开考试制度规定,如有作弊, 当场抓卷,当天挂牌处分;两门考试不过就要留级。设置顶格处罚的同时又给予学生改过自新的机会。“悬牌记过”法后又改为“改过法”。具体是:凡学生犯过,先由管理员批评教育,如有认错并立志痛改的,就发给他一根竹签,叫“立志改过签”, 让犯过学生随身携带,坐卧不离,用来提醒鞭策自己。等学生确实改过了,就收回竹签。

  学业差的学生承受压力,优秀学生相应会被奖励。南开学校有“特材生办法案”,学校鼓励优秀的学生、有特长的学生,“设法使之尽量发展”。南开学生有不少人是贫寒子弟,但是因为学业优秀,享受到了学校的免费或者借费优待。后来成为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的谷源田就是其中一个例子。1933 年谷源田大学毕业留校,他请示校长何时可以归还读书时的借费,想张伯苓回答学校从未要求借费生毕业后偿还借费。

  1941 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的谢榜敏富有文学才华,但数理化成绩不佳。他在毕业考时物理交了白卷,即兴在卷上填了一首词。物理教师魏荣爵评卷时也在卷上赋诗一首:“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正是有了南开的这种开放的人才培养观,谢榜敏才得以顺利毕业,后考入西南联大法律专业。

  重视体育教育是南开全人教育的一个特色。张伯苓认为“强我种族,体育为先”,所以对学生体育尤为重视。早在南开的前身严家私塾教学时,他就亲自教授体育课,并和学生一起运动。他本人后来也多次参与全国体育运动会、华北体育运动会等全国性、国际性赛事的发起和组织工作。在南开, 体育是必修课,南开学生也热爱体育运动,自发组织各种体育团体,积极参与各种体育比赛。很多校友回忆起南开当年的篮球队、足球队,言语间都非常自豪,他们提到南开还有特色的啦啦队口号声“南开南开 RaRaRa”。校友郑家骏回忆道:“在下午三点半到晚饭前的那段时间里 , 没有一个学生能坐在教室中做功课 , 每一个学生都在操场上做自己喜欢的运动 , 篮、足、排、垒以及各种田径练习。训导老师在每一个教室外巡视 , 如果发现三点半后有学生偷偷地躲在教室里做功课的话 , 立刻记大过一次。”

  体育教育不仅在强健体魄,更重要的在于体育精神的培养。张伯苓还认为,体育场上最培养“团结合作”“公平竞争”等体育道德和精神。他甚至认为这是文明社会所必需的公民素质,“体验过体育中的竞争、团结、合作以后,推行民主政治要有力得多”。南开提倡“运动仁侠”的精神,对运动员提出五项要求:一、不以不正当的方式侵害对方;二、不以欺诈的方式投机取巧;三、运动员的品格高于比赛的胜负;四、要有合作与公平的精神;五、出国比赛要维护国家的体面与尊严。

  

  重庆南开中学

  戏剧教育是南开全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张伯苓提出的“四育”中没有包括美育,但在办学实践中,却十分关注。1916 年,他在《舞台、学校和世界》演讲中就提到:“世界者,舞台之大者也。其间之君子、小人,与夫庸愚、英杰,即其剧中之角色也。欲为其优者、良者,须有预备。学校者,其预备也……诸生可为新剧中之角色,且可为学校中、世界中之角色矣。” 在张伯苓和他胞弟张彭春的推动下,南开的戏剧活动在民国众多学校中独树一帜,成绩显著。曹禺的成功便是其中一例:“南开新剧团是我的启蒙老师:不是为着玩 , 而是借戏讲道理。它告诉我 , 戏是很严肃的,是为教育人民、教育群众,同时自己也受教育。它使我熟悉舞台,熟悉观众,熟悉应如何写戏才能抓住观众。”

  经济学家吴敬琏能佐证南开全人教育的成功。他说:“我虽然只在南开念过两年书,但南开给予我的基本训练方面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除语文、数学等功课外,从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公民课上关于如何开会、如何选举、如何表决的训练…… 都使我受用不尽。总之,就我的亲身感受而言,南开教育之所谓‘高贵’,指的并不是生活上的奢侈和安逸,也不是目中无人和颐指气使,而是对于‘德、智、体、美’四育并进的高素质要求。”

  南开特有之精神

  张伯苓先生是南开学校的创立者,在他眼里, 所有的南开学生等同自己的子女,但他从未将南开视为自己的私产。所以后来他能同意南开大学变革为国立大学,又把重庆南开中学、南开小学捐给新中国。

  张伯苓有言:“南开南开,越难越开。”张伯苓作为校长,他所要解决的最大难处是资金问题。为了筹款,张伯苓常年奔走于绅、商、工、矿、军、政,他说:“我虽然有时向人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 并不觉难堪。”办学是公众事业,为公众事业而募捐求人,他心安理得。

  南开学校的管理人员都是南开的毕业生,有张伯苓为人师表、言传身教,他们身上也表现出一种献身教育、迎难而上、百折不挠的南开办学精神。曾经担任南开经济系教授的何廉对此予以高度评价,认为“他们对学校都忠心耿耿,工作埋头苦干, 极其自觉而且工作能力很强”。张伯苓身边成长起五位重要的得力助手,他们分别是黄钰生、伉乃如、华午晴、孟琴襄和喻传鉴。五人各司其职又能独当一面。三十年代曾经在南开任教的著名文学教授柳无忌就此评论说:“没有这几位校务人员的协助, 张伯苓事业的成功,南开对于教育、学术方面的贡献与影响,是不会这样广大而久远的。”

  南开的经费来之不易,不会养闲人,这就要求行政岗位人员高效精干。1921 年南开学校举办了香山会议,确定学校的施政方针的三条原则,即“校务公开”“责任分担”和“师生合作”,这就制度上保证了职责明确、工作高效。化学家申泮文就读于南开中学时,全校有教职员 110 人,而学生为

  1500 人,教师职工对学生的比数为 1:13.6,而师生比为 1:20。从这两个比数来看,南开的工作效率之高是惊人的。

  

  天津南开中学

  除了一支精干团结的管理队伍,学校教学能成功还需要充实、优良的师资。南开聘请师资都要经过严谨的选择,按照南开的需要延揽国内外优秀教师或者毕业生。南开中学名师辈出,国文有孟志荪、英文有李尧林、化学有郑新亭、地理有董心涵,等等。很多教师是学校从外面延请过来的,但是在南开已经形成的氛围里,他们也融入进来,将南开的人文精神进一步丰富和提高。

  孟志荪先生学问极好,他不仅为学生打下扎实的国文基础,而且教给学生儒、道、墨、法思想和做人之道。不少大学聘他当教授,都被他婉拒。因为他觉得教中学生比教大学生更有意义,他说一个人的“型”是在中学“定”的,到大学就太晚了。女老师董心涵先生则利用当时世界大战各处战事动态和攻守形势的比较,把一课外国地理完全讲活了。据说,重庆南开校友中有近 40% 的人从事与化学有关的事业,就是因为化学老师郑新亭的启迪,他常对学生说:“科学领域内现在仍不为人知的东西很多很多,任何一个问题都够你研究一辈子的!” 他的课更是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而且与日常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里,张伯苓继续写道:“南开过去,无时不在奋斗中,亦无时不在发展中,日新月异,自强不息,为我南开师生特有之精神。”至此,张伯苓制定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8 个字之校训,已经圆满定型。

  “日新月异”,是指与时俱进,每天每月都有新的变化。张伯苓又指出日新月异,“不但每个人要接受新事物,而且还要能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还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

  

  南开女中

  南开中学举行过一次作文比赛,题目是《论述南开精神》。一个高一学生写道,“允公”就是“民主”,“允能”就是“科学”,“日新月异”就是“破旧立新”。他“越想越激动,字迹潦草,墨迹斑斑,卷面肮脏”,结果竟出人意料荣获第二名。一向以严谨著称的教务主任喻传鉴老师专门找他谈话:“你知道为什么写得这么乱还得了第二名吗?就因为你论述南开精神有独到之处。”当南开的精神进入了学生的骨髓,南开培养出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吴大任等一批国之栋梁、社会精英也就水到渠成了。

  来自:中国民办教育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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