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毅咨询｜我国“智慧城市”发展阵痛与解决路径探寻（上）

　　智慧城市是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地理空间信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慧化的新理念和新模式。根据中国信通院报告，目前我国智能城市产业涉及ICT设备供应商、电信运营商、系统集成商、软件开发商等众多参与方，产业涉及范围大、领域多、链条长。

　　中国智慧城市规划目标体系

　　城镇化率持续提升，提振智慧城市建设需求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数据显示，我国城镇人口从1953年开始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较2010年上升14.21个百分点，达到4.61亿人，且未来将持续保持城镇人口增长态势。

　　城市化发展促进城市治理相关需求，对城市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生态环境、生活质量带来了严峻挑战，智慧城市的建设将通过数字化、精细化等管理手段，显著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

　　智慧城市关乎国家治理，受政策驱动明显

　　2021年以来，我国智慧城市相关政策文件密集推出。2021年1月，《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年）》中指出，培育一批系统集成解决方案提供商，拓展冷链物流、应急物资、智慧城市等领域规模化应用。2021年5月，住建部、工信部联合印发通知，确定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沙、无锡等6个城市为智慧城市挤出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第一批试点城市。

　　另外，“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统筹推进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化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营造良好的数字生态，建设数字中国。2021年，我国多地在“十四五”规划中指出，要加快智慧城市、新基建等规模部署，推进新技术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传统基础设施升级，建设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体系。以成都市为例，市政府明确提出：“到2022年，成都市智慧城市架构体系基本完善，“城市大脑”全面提能，进入全国智慧城市第一方阵，成为全国数字政府、智慧社会建设的典范城市。

　　在政策的大力推动下，智慧城市的建设在一线城市和发达的二线城市已经开始进行。然而，由于城市与城市之间发展水平和信息化程度也千差万别。对于发达城市来说，会重点发展民生相关的智慧城市建设，以智慧城市提高城市创新和竞争能力；而对中型城市，则会更注重智慧城市与当地旅游、港口等资源的结合。

　　智慧城市发展的阵痛点

　　我国大部分地方在智慧城市建设的权责划分方面不够清晰

　　一些智慧城市先行者，如上海、深圳和重庆等地，已建成智慧城市规划院，但更多地区仍是一片混沌--以智慧社区为例，有归口综治办管理的，有属于政法委负责的，同时还和公安部门有关，不同部门之间谁听谁的，成为了迟迟不能解决的问题。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

　　1. 上级部门，特别是省级对智慧城市建设没有相关主导部门进行合理安排、统筹规划，导致区域内各市县、各部门之间“各自为政”、“相互推诿”，难以形成合力；以重庆市为例，重庆在2013年被国家批准为智慧城市试点，相关项目当时由市政府牵头，国土规划、经济委和科委等部门共同领导，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2015年，重庆市建立了从属于市规划局的智慧城市规划设计院，对智慧城市建设进行统筹管理，从医疗、交通、政府等几个领域重点突破，之后才逐渐走向正轨。

　　2. 各部门之间权责交织、调动困难。对于自主权较低的区级政府而言，其绝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接受上级部门也就是市政府的监管和指导，在试点创建过程中无权随意调动各单位，也难以形成有效合力进行统一协调，更无法达到分块创建的目的。以山西大同市城区为例，作为大同市政府的所在地，大同市城区政府与大同市政府的职权在此互相交织，城区政府在调动各单位资源时就会异常困难。

　　数据孤岛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数据孤岛即部门与部门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数据各自独立、无法真正实现数据共享的窘境。由于各部门或行业间数据无法融通共享，数据实用性大大降低，导致最终智慧城市迟迟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主要为：

　　1. 各职能系统之间本身的部门隔阂。在中国，部分职能系统是垂直延伸的，比如公安系统有自己的数据系统，卫生、税务和法院等等部门也各自有系统，纵向信息或许能实现共享，但横向数据流通却有阻碍；

　　2. 先地方试点再全国推广的中国政府创新模式，导致出现以地区为划分的数据孤岛，各地数据不互通；

　　3. 受规划者思维水平和技术条件的限制，IT建设容易在长年累月的叠屋架床过程中形成孤岛。

　　基础信息设施建设不够完善，造成各方协同水平较低

　　一个万物互联、实时互动的智慧城市，需要能承受数以亿计的传感终端的城市信息基础设施。这要求做到实时的信息传输、统一的信息传输标准、承受巨量数据的信息统筹和分发平台，只有这样才能让政府、企业、个人、或者是部门和部门之间做到高效协同合作。

　　但是，从现阶段情况来看效果不理想，典型特征为：数据传输不够及时，设备间信息兼容性较差、信息搜集分发平台因无法容纳巨量数据而短时崩溃等等。

　　物联网是智慧城市技术架构的重要基础，传感器和射频识别技术是关键。而我国在高端传感器制造，超高频、微波射频识别芯片制造方面的技术实力不强。我国传感器在高精度、高敏感分析、成分分析和特殊应用等方面的性能不高，虽能满足中低档传感器市场的需求，但中高档传感器还依赖进口。此外，我国在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等方面的核心技术还不够成熟，离建设智慧城市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就技术研发方面的能力而言，我国在基础技术研发、产品研发和成果转化方面的能力还不强，这也制约了技术发展的速度。

　　过度依赖基础设施建设，缺乏业务规划及运营能力

　　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武汉市与微软签订的1.75亿元的智慧城市烂尾项目。该项目的正式签约时间是2013年12月，当时，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与微软及其授权的华胜天成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商定开展智慧城市项目等6个方面的战略合作。而整整3年后的2016年底，武汉方对项目进行了评估，认为最终实际效果与微软之前的承诺差距巨大，属于“不合格产品”，该项目连微软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Azure公有云的使用率也仅为12%，信息化几乎没有实现。

　　武汉微软“智慧城市”合作事件主要参与方

　　该项目为微软与国内政府签署的首个智慧生态项目，从上图可以看出，微软公司并未与智慧生态签订软件和服务合同，而是通过集成商华胜公司、代理商神州数码公司、服务商蓝云公司展开合作，其目的就是将自身的风险降低为零，至于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尚属未知。但从合同《智慧城项目微软产品和服务清单及价格》中可知，该项目采购产品和服务成本总计175，370，850元，共6项，其中：

　　构建智慧城云平台微软软件：69，211，560元；

　　微软技术实践中心/ITA软件：10，590，290元；

　　WindowsAzure公有云租赁：54，960，000元（含软件分销和三年使用规划服务费用）；

　　CityNext规划咨询服务：8，380，000元；

　　云管理平台建设服务：14，490，000元；

　　Dashboard系统建设服务：17，739，000元。

　　一方面，从合同金额的分配来看，大量的费用花在了购买IT软件、IT集成和云服务上，对于业务规划、集成和运营方面的费用明显考虑不足，这就是典型的智慧城市项目中重工具购买、重基础设施建设，轻业务、轻运营的表现。因此，项目失败也应该在意料之中。

　　另一方面，微软作为基于欧美文化的IT工具厂商，对于应对现阶段蕴含浓厚中国特色的政府业务领域并不一定比一般的IT企业能够做得更好，做出来的东西水土不服也是现实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