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丨锦衣为有金针度——《陈新古籍整理与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代序

　　原标题：陈新丨锦衣为有金针度——《陈新古籍整理与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代序

　　

　　《锦衣为有金针度：陈新古籍整理与古典文学研究论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3月

　　内容简介

　　陈新先生是当代古籍整理、古代文史研究与编辑工作研究领域为数不多的具有典范性与代表性的学者。本书是陈先生多年来所发表的各类文章的选集，全书共分为古籍整理与研究、《四库全书》研究、《全宋诗》整理与研究、古代小说研究、古代诗文整理与研究以及陈新先生往来书信选六个部分，基本代表了陈先生为学为人的方方面面。陈先生的论文，言简意赅，篇幅不长，但都是有的放矢，深中肯綮，直面当代古籍整理与古代文史研究中的种种弊病，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与办法，是陈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对我们当前的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都有着积极而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参考作用。

　　作者简介

　　陈新，原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前后编辑、点校、注释与整理有《儒林外史》《水浒后传》《洪秀全演义》《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海上花列传》等，研究与注释的书如《新论》《文镜秘府论》《唐人绝句选》《清诗选》《欧阳修文选》《欧阳修选集》《宋金元文论选》等。参与主编与校审《全宋诗》《〈全宋诗〉补正》《全宋笔记》《儒藏》（精华编）等，考证详明，校勘精审，鞠躬尽瘁，贡献卓荦。

　　漆永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乾嘉考据学研究》《乾嘉考据学新论》《汉学师承记笺释》（上下）《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清学札记》《燕行录千种解题》（全3册）等。

　　王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参加与主持《全宋诗》《〈全宋诗〉补正》等的编纂与整理工作，著有《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望江集：宋集宋诗宋人研究》等。

　　目录

　　上下拉动翻看目录

　　锦衣为有金针度（代序） 陈新

　　序 孙钦善

　　古籍整理与研究

　　古籍整理刍议

　　我们应该如何整理古籍——由读宋杨万里《诚斋集》稿想到的

　　关于注释

　　谈谈古典文学作品的注释问题

　　关于古代诗文翻译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以《袁枚诗文选译》为例

　　古籍整理工作中诗篇主名的困惑

　　古籍整理工作中诗和词的混淆

　　宋人笔记点校质量亟须提高

　　关于《二十四史今译》稿的意见

　　《儒藏》“精华编”通审意见（选编）

　　年谱应是科学、严谨的谱主史学资料

　　改革出版工作的浅见

　　《四库全书》研究

　　由宋人别集浅论《四库全书》

　　是“稽古右文”还是“寓禁于征”——析《四库全书》纂辑的动因

　　《四库全书》缺陷的成因及其教训

　　四库馆臣改动底本的原因及其实例

　　《四库全书》遴选底本失误例

　　四库馆臣删改古籍的另一种形式——以宋李若水《忠愍集》为例

　　《四库提要》中的失误

　　《四库提要》失误两例

　　《全宋诗》整理与研究

　　关于《全宋诗》的修纂

　　阅洪朋诗集整理稿有感

　　从汲古阁本《剑南诗稿》说起——兼及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

　　今存魏了翁《鹤山集》版本源流及其他

　　宋许及之《涉斋集》何以误署许纶

　　《全宋诗订补》前言

　　古代小说研究

　　不宜歧视我国的古代小说

　　关于白话小说整理的体例与格式——以《红白花传》为例

　　关于《水浒传》的几个问题

　　金圣叹与《水浒传》

　　实事求是，是正确评价金圣叹功罪的基准

　　《水浒后传》前言

　　《三国演义》“七实三虚”的由来及其得失

　　《西游记》版本源流的一个假设

　　重评朱鼎臣《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的地位和价值

　　《唐三藏西游释厄传》《西游记传》整理后记

　　再论《西游记》的版本源流

　　试论今本西游故事形成时代及其衍变

　　关于吴承恩《西游记》祖本问题——兼与吴圣昔先生商榷

　　《儒林外史》考证二则

　　《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真伪辩

　　《儒林外史》清代抄本初探

　　再论《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兼答麦若鹏先生

　　评胡适《吴敬梓年谱》

　　由《樵史通俗演义》谈明清时事小说

　　《绿野仙踪》的作者、版本及其它

　　魏秀仁的生平及著作考

　　《海上花列传》整理后记

　　古代诗文整理与研究

　　古代分体诗集的缺陷

　　《诗品注》拾补

　　《唐人绝句选》前言

　　《唐代乐舞书画诗选》编余剩语

　　《欧阳修选集》前言

　　朱淑真生平研究中的问题

　　《历代妇女诗词选注》前言

　　陈新先生往来书信选

　　致李灵年先生（1984.11.3）

　　致李灵年先生（1985.12.16）

　　霍旭东先生复函（1987.3.12）

　　致李灵年先生（1987.10.22）

　　致杜泽逊先生（1988.10.6）

　　致李更（1993.6.25）

　　王绍曾先生复函（1994.1.8）

　　李灵年先生复函（1994.9.17）

　　周本淳先生复函（1996.1.9）

　　致李灵年先生（1996.10.7）

　　致杜泽逊先生（1997.12.14）

　　杜泽逊先生复函（1997.12.17）

　　王欲祥先生复函（1998.2.21）

　　致孙钦善先生（1998.7.21）

　　致李灵年先生（1998.10.13）

　　致许红霞（1999.1.21）

　　致杜泽逊先生（1999.1.21）

　　李更复函（1999.10.22）

　　致李更（1999.10.26）

　　致李更（1999.12）

　　致常熟市博物馆——赠与书（2000.4.3）

　　致李灵年先生（2000.4.11）

　　傅璇琮先生来函（2001.1.4）

　　致戴建国先生（2001.6.27）

　　致李更（2001.9.13）

　　致王岚（2001.11.13）

　　致李灵年先生（2001.11.26）

　　致戴建国先生（2001.11.27）

　　致戴建国先生（2001.11.29）

　　致李灵年先生（2001.12.18）

　　致孙钦善先生（2003.2.3）

　　傅璇琮先生复函（2004.9.11）

　　吴韶明先生来函（2005.11.28）

　　傅璇琮先生来函（2006.10.28）

　　致王岚（2007.1.17）

　　李灵年先生来函（2008.7.25）

　　致陈恒舒（2009.2.5）

　　致李灵年先生（2010.1.12）

　　潘凯雄先生复函（2011.2.18）

　　王岚复函（2011.12.22）

　　致王岚、李更（2016.6.9）

　　王岚复函（2016.6.28）

　　致李灵年先生（2018.2.22）

　　李灵年先生复函（2018.3.2）

　　致王岚（2018.4.2）

　　致赵昱（2018.4.2）

　　李灵年先生致何师母函（2018.11.25）附说明

　　陈新先生年谱 周昕晖

　　后记 漆永祥

　　锦衣为有金针度（代序）

　　文丨陈新

　　我早年在上海三联书店工作，三联合并成了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刚建立，出版社许觉民同志到上海进人。据许的回忆文章，说中图的负责人毕青同志十分热情，拿出全部档案让许挑，要谁给谁。于是挑了十二人，同时进京。

　　当时中图亦将要结束尚是秘密，而我平日也只关注业务，对个人的名利看得十分淡薄，所以浑浑噩噩，只觉得调换工作不好。而且中图的其他领导也表示挽留，幸而一位贴近的领导张建德同志对我说，再留在这里没有前途了，还是调出去为好，于是决定赴京。

　　

　　陈新先生

　　同时调京的十二人中，有六人分配在校对科。当时校对科的科长是叶圣陶先生的爱人胡墨林。这位老太太非常认真，每校毕一个校样，退回编辑部之前，一定要先翻一翻，指出某些字该改，某些字不该改，某些意见可提，某些意见不该提。她还不断地对我们讲出版社校对的重要，说出版物不比其他商品。其他商品稍有缺陷仍一样可使用，而出版物上有错字就会贻误千百万读者。当年商务印书馆曾规定，只要有人指出它们出版物上的一处错误，就奖励五角，所以叶先生曾花了商务印书馆不少的钱。

　　由于校对员没有社会地位，因此不少较有水平的同志都不安心这工作。而我却乐此不疲，因为这工作不仅天天接触最新的出版物，而且没有多大责任，白天工作下来，晚上回顾一番而无过，即可安心休息。后来我和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的一位朋友写信谈及校对和校勘古籍的关系时，认为真正胜任古籍校勘工作，必须要有校对的训练。 因为校对不仅能培养人的谨慎、细心，而且能锻炼所接触对象中各类缺陷的敏感。而校勘不过是在这基础上加以审定、判断。如果没有校对的基础，校勘工作如何做得好？举一例子，最近我为《儒藏》审了一个有关理学家的稿子。这个理学家的稿子，中华书局出版过，新的整理者在校点说明中提到已如何改进等等。就我观察，近年的本子错误实在不少，有些确实改进了，但也有原不错而反改错的地方，而且还有共同的错误。如诗集部分有一首题为《王介甫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殊不知“周公恐惧流言日”四句，是唐白居易《放言五首》之三的末四句；另一篇文章中提及“太史公《庄周列传》”，而《史记》何来《庄周列传》?理学家对文史荒疏，张冠李戴，把唐代白居易误为宋代王安石，不准确地说司马迁著《庄周列传》。对这些问题的发现，就得益于广泛的阅读与校对的训练；整理者如此，编辑也是如此。否则囫囵吞枣，即使很大的问题也察觉不到。

　　安置在校对科的六个人，最先调进古典文学编辑室的是戴鸿森同志。我调进编辑室，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当时已是厚今薄古的时期。听人传达周扬的话说，办好一个出版社有两个标准，一是出版好的作品，二是培养好的编辑人才。可见领导对编辑的重视。

　　但实际上，编辑的社会地位也不高。听舒芜介绍，一次几位老编辑在后门桥马凯饭店聚餐，发牢骚，凑了一首打油诗：“入门低三等，叩头拜专家。两行编辑泪，流向后门桥。”而且对编辑的规定也并不明确，有时是编辑对稿子可以大改，有时是对专家的稿子一字也不能动，只能提意见。有时强调“人民性”，像标签一样往古人身上贴；有时却讳谈，必须把“人民性”三字删去。实在令人无所适从。

　　我到编辑室时，不少老编辑已打成“右派”，给我影响深刻的是舒芜和张友鸾同志。舒芜的头脑灵敏，能出主意，口才好，笔头快。如《二十年目睹之怪观状》前言，没有人写，舒芜不几天就写成了。署名王应，因为不准“右派”写文章，这表明是社长王任叔特别答应的。上世纪70年代末，我还和舒芜合作过一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发在南京师范学院的学刊上，署名陈方，舒芜本姓方，意思是姓陈和姓方的两人合作。张友鸾同志是一位好好先生，很风趣，笔头也来得快。这两位我是佩服的。

　　其时，古籍出版已受限制，所以我第一个接触的是王仲闻先生的《李清照集校注》，当时已打好了清样，我看了一遍后，提了几条意见，修改后制型保存，到1979年才出版。再就是关于古编室多年的工作经验，写成了一份材料，原是陈迩冬先生执笔的，由我修改了一下发表在《出版工作》上，《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亦予转载。真正接触的第一个稿子是郭沫若的《读随园诗话札记》。当《札记》在《人民日报》发表时，我觉得在这万马齐喑的时候，发这类文章，明为活跃文艺空气，有鲜明的政治性。但既然集成稿子送来了，就只有看一看。我知道郭老曾有“一字师”的文章，就估计他有可能接受的部分，写了几页意见。不料把稿子和意见送到室主任那里，主任把意见收了去，说不要再麻烦他老人家了，就这样出版算了。

　　

　　陈新先生授课

　　左起：傅璇琮、许逸民、王德保、陈新、孙钦善

　　真正做编辑工作，是“四人帮”垮台以后。 我觉得要做一个胜任的编辑不容易，他不仅需要知识广博，还需兜得转、坐得住，有为人作嫁的精神。一句话，不能有名利思想。

　　一个编辑要接触多方面的稿子，知识不博，就难以应付。有一件事印象很深：当年我经手一个上海古籍出版社于在春先生的《清词百首》小册子，其中一首词是歌颂一位女伎人冒死不愿为强权演出的。词中有“海清”两字不易理解，于先生注说：“海清当即海青，系夫人的服式，又称一口钟。这里誉女伎人为夫人。”这虽勉强可通，但总觉和词意不协，一直放在心中。发稿后，偶翻唐郑处诲的《明皇杂录》，其中一条记载“安禄山陷两京后，在凝碧池设宴作乐，有乐工雷海清者投乐器于地，西向恸哭。逆党乃支解以示众”。于是才恍然大悟，词作者是以唐代的乐工雷海清来比况女伎人，于是忙在校样上把注释改正了。最近听于先生的朋友说，我是他多年遇到的最负责任的编辑。

　　编辑的知识既需要杂博，自然就很难专，因此不宜以有无专著作为衡量编辑的标准。事实上，近年去世的知名编辑，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郑效洵先生、三联书店的范用先生、《读书》前副主编史枚等，都没有什么著作。按照今天的要求，他们恐怕连一个普通的编审也评不上。

　　至于兜得转、坐得住，是说编辑要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广泛接触学者，了解学术动态，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版规划，确定组稿对象，不陷于闭门造车。而且还必须坐下来耐心看稿，才能对稿件提出切实中肯的改进意见。这两者实际是矛盾的，兜得转的人却不一定坐得住，坐得住的人也未必能够兜得转，所以成为一个真正胜任的编辑实在不易。

　　以上这些还是技术性的，做一个胜任的编辑，还必须不慕名利，有真正献身于出版事业的精神。因为编辑工作的性质，就是为人作嫁，对个人来说，谈不上什么利益。 而没有献身精神，就不能发现好作者，出版好作品，也说明自己不是真正的编辑。

　　对于古籍整理，实际上是退休后才接触这个工作。退休二十多年来，接触过千百个古籍整理书稿。我曾经对北京大学正在成长的青年教师们说，如果二十年前我能参加《全宋诗》的工作，得到的帮助就会更大。

　　

　　全宋诗主编与编委合影

　　前排：倪其心、傅璇琮、陈新、孙钦善、许逸民

　　后排：王丽萍、李更、吴鸥、陈捷、郭力、许红霞、王岚

　　我从《全宋诗》的工作中得到哪些帮助了呢？首先，学会了如何选择底本。 选择底本的工作很辛苦，整理者必须亲自调研，实事求是地确定，不宜人云亦云。以《四库全书》为例，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学界对此书已大加斥责，在《全宋诗》编委会召集的学者会上，还有人告诫不宜用《四库全书》本为底本。但是，经过调研分析，我发现《四库全书》中收有大量宋人别集，其中不少是由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成的。自从《永乐大典》散失以来，此是唯一的祖本，以后的各种版本，只要卷次和编序相同，无一不是从四库本抄出。于是我建议，凡四库馆臣辑本，《全宋诗》一律以它为底本。在工作过程中，我就接触所及，以邵雍《击壤集》、苏舜钦《沧浪集》、刘跂《学易集》等版本间篇目、文字的异同，比较文渊阁《四库全书》中相应集子删改、调整的实际，推定四库馆臣对宋集的大量删改，主要发生在《四库全书》成书之后，于是撰成《由宋人别集浅论〈四库全书〉》一文。今天我们能见到的影印文渊阁本上，挖改、换页的痕迹斑斑皆是，在原本上自然更清楚，这就是证据。

　　1995年，又撰成了《是“稽古右文”还是“寓禁于征”——析〈四库全书〉纂辑的动因》一文，以充分确凿的证据，进一步论定了《四库全书》纂辑伊始，确是稽古右文的，对原本十分忠实，从最早成书的文渊阁本，到最晚抄成的文津阁本都是如此。成书后，乾隆突然变卦，下令删改，于是四库馆臣不断地进行所谓复校，大量的删改是在复校过程中产生的。这是花了七八年的时间，细致地用文渊阁本对勘多种版本的宋人别集中的诗集部分，并参校文津阁、武英殿等本中的差异，才得出的结论。在这一校勘的过程中，获知《四库全书》中故意删改程度最严重的宋集是刘子翚的《屏山集》。但就《屏山集》而言，虽经粗暴地删改，但基本上仍保持着原来的面貌。也就是说，就宋集而言，还没有发现哪个集子被篡改得面目全非的事实。因此新版《辞源》归纳《四库全书》纂集的动因是“寓禁于征”，是不合实际的。总之，不管他人的看法如何，我自己是相信这个结论的。文章发表后不久，收到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的来信，说他在山大讲授《四库全书》，他相信我的意见。

　　其次，我觉得一个古籍工作者，应该有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细致，刻苦钻研，才能获得超过前人的整理成绩。我没有学历，学殖更是浅薄，退休二十多年来，深获北京大学古文献所、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所等青睐和信任，所凭仗的就是三十多年来出版社校对、编辑工作经验的积累。一次我在上海师大古籍所的会上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有的不过是多年从事出版的经验。但有这个经验和没有这个经验，对古籍整理的成果关系很密切。我愿意贡献出来和大家交流。

　　第三，整理者要对稿件担负其应有的责任。近年来，参加古籍整理工作的人不少，但就我所接触过的千百个稿件观察，理想的人才实在不多。大多缺乏整理者的基本素养，有些还特别糟，如最近看到的《儒藏》两个整理稿，我都为它改动了成千累万处，并因此多次向《儒藏》中心提出，一个作品的整理质量，主要在于整理者，不宜把质量问题都依靠审稿人。但审稿人自身，亦必须有对稿件负责的认真态度。《儒藏》的规格甚高，整理工作的规定、要求亦特别细致、周详，但仍不免常有这类稿件存在。可知搞古籍整理工作十分不易，因为它除了要求整理者有丰富的学识外，审慎、细致、周密、耐心，加上必要的经验，缺一不可。

　　从具体的古籍整理工作的经验来看，优秀的编辑即当具备古籍整理的知识和能力，能为学者起到引领、指导的作用，能起到审稿人的作用，这些都靠校勘的基本功。锦衣为有金针度，编辑得有自己领域的独特能力。有了这些基本功，编辑就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学者，将来有机会也可以做出好的整理成果和研究成果来的。

　　序

　　文丨孙钦善

　　陈新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有余，他的辞世，是出版界与学术界的一大损失，也使北京大学《全宋诗》和《儒藏》编纂团队失去了一位同道和挚友，我们感到无限悲痛。但是好像他又没有离开我们，前后两个项目、历时30多年愉快合作的岁月，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他丰硕、坚实的学术业绩和成果，以及高尚的道德风范，也永留世间，使我们敬佩不已、沾溉无穷。

　　

　　傅璇琮先生与陈新先生

　　我和陈先生结识是从合作主编《全宋诗》开始的。1986年在筹组《全宋诗》主编班子之时，傅璇琮先生向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力荐陈新先生；陈先生是古籍出版界享有盛名的学者型编审，他学问之大，工作之严，经验之富，效率之高，向为人所称道，我们心仪已久，非常欢迎陈先生来共同主编《全宋诗》。在《全宋诗》编纂工作中，陈先生主要负责分审有集传世“大家”诗人之作，以及通审“大家”诗作和无集传世“小家”诗作合编成册的书稿，还要复校排出的清样，实际上身兼主编和编委，对《全宋诗》贡献至伟。1998年年底《全宋诗》正编72册全部出齐后，编纂团队中的几位年轻人，继续进行《全宋诗》正编的补正工作，仍延请陈先生担任审稿人，陈先生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孙钦善先生与陈新先生

　　在与陈先生合作主编《全宋诗》的过程中，自己感受最深的有几点： 第一，彼此形成高度学术共识，配合默契。例如关于传世诗集的整理，包括校勘、补遗和辨伪。《全宋诗·凡例》和《细则》规定，对于专集，在考清版本源流的基础上，选择善本足本为底本，确定有代表性的本子作参校本。在各家小传之后，用专段说明该集所用的底本、校本及其简称，以保证校记写得具体明确，便于读者了解版本依据和异文的情况。异文出校注意避免烦琐，以校是非为主，兼校异同。对于篇目、编次、篇章结构等，一般保存底本原貌，不轻易变乱旧式。陈先生在编审中严格根据这些规定来改定书稿，删除烦琐的校记。在底本和校本的确定上，我们还打破传统对四库本校勘价值的偏见，坚持科学的判断，充分利用有价值的四库本。因为《四库全书》编纂之时，《永乐大典》大部尚存，四库馆臣从中辑了大量古书，其中绝大多数是佚书。《四库全书》集部中，宋人集子大典本多达127种，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因为后来《永乐大典》罹难重残，辑录、核查的本源既已严重损失，这些辑本就更显得弥足珍贵，往往成为后世传钞、传刻的祖本。保证《全宋诗》的质量，除了对传世诗集的科学整理之外，做好辑佚也是一个关键问题。诗作的辑佚，关系到《全宋诗》编纂工作的全局。辑佚包括两方工作，一是有集作家诗作的补遗，涉及上述传世诗集的整理；一是无集作家诗作的辑集。无集作家占宋诗作者的绝大部分，对他们诗作的钩稽、编集，涉猎的文献范围非常广泛，任务繁重艰巨。前人已经做出一些成果，但开拓的余地还很大，复核的任务也很重。辑佚需要翻检的书籍很多，必欲毕其功于一役，势必使编纂工作旷日持久，难以结集。 为了使编纂工作切实可行，采取了辑佚工作分两步走的做法：第一步，因其大宗，与传世诗集一起编为正编；第二步，续有所得，辑为补编。第一步翻检的文献范围，包括宋元方志、宋元类书、宋元笔记、宋元诗话、宋诗宋人注、有关总集等。《诗渊》《永乐大典》虽为后世类书，但比较重要，亦列入第一步翻检范围。此外，前人的辑佚成果《宋诗纪事》《宋诗纪事补遗》《宋诗纪事续补》所引及的书也在第一步翻检之列。如此做出的成绩，获得学术界的肯定。但是由于翻检工作的疏忽，也存在漏辑、误辑的情况；或者因为对翻检书籍复杂性失于考证而因讹传讹的情况。因此在《全宋诗》陆续出版的过程中，不断有纠谬补遗的论著出现。我们自己对此很重视，也在不断设法补救。陈先生在这方面作了两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一是与张如安、叶石健、吴宗海等先生合作编纂《全宋诗订补》，不仅对《全宋诗》做出订补成果，也为具体分析、总结辑佚工作失误的原因提供了更多的实例；一是与北大《全宋诗》整理者兼责任编委李更博士合作编纂、出版了《〈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证》一书。《千家诗选》一书，版本复杂，良莠不齐，内容又错乱较多。《全宋诗》辑佚时，尚无《校证》一书可据，因此在利用《千家诗选》时，既有据他书纠正《千家诗选》错误而未沿误致误的地方，又有沿袭《千家诗选》以讹传讹的地方。《校证》之作，据《全宋诗》订正《千家诗选》错误之处不少，同时据新的研究成果订正《全宋诗》沿袭《千家诗选》错误之处也不少。这种情况不仅说明《全宋诗》在利用《千家诗选》辑佚方面成绩与问题同在，而且说明辑佚时决不可轻信佚诗所出之书，必须先经过考察，对所据之书有一个清醒的了解，进而纠正其错误，避免以讹传讹，这是辑佚工作正本清源的问题，应该作为重要的经验教训，给予足够的重视。陈先生对《全宋诗》辑佚方面的失误，非常关注，经我们共同研究，确定还是按《凡例》正编、补编辑佚分两步走的做法，正编辑佚的失误先行补救，补编的辑佚待另行启动，这一点明确写在《全宋诗·后记》中，并见本《文集》中陈先生与王岚等人反复讨论的信件。 第二，陈先生对古籍整理的编审、复校工作，既有广博精深的学识作支撑，又有老练的经验和功夫为保证，其精、准、快捷，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难以企及。《全宋诗》责任编委王岚博士在一次接受《北大青年》学生记者采访时曾说：“陈先生学富五车，目如鹰隼，常常是他在稿子上圈出疑似错误的字句，发还给我们去查原书，结果果真如陈先生所言，某字当作某字，令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第三，在编纂过程中我们之间建立起诚挚的友谊，不断加深，日久弥笃。特别是《全宋诗》团队中的年轻人，他们作为责任编委与陈先生配合密切，不仅视陈先生为难得的良师，还与陈先生结成忘年之交的益友。陈先生对团队中的年轻人的请教，总是热情指导，对他们学习和工作中的成长，职称的晋升，也非常关怀。例如王岚博士的学位论文《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是在《全宋诗》编纂工作中衍生的选题，写成后受到陈先生，还有其他两位外请主编傅璇琮、许逸民先生的高度赞许，他们亲自参加论文的评阅和答辩，给予热情鼓励。后来此论文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而且获奖。又如前举陈先生与李更博士合作整理《〈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证》一事，陈先生对李更的工作非常肯定和倚重（详见本《文集》中有关的书信），书籍出版时执意把李更的名字署在前头，这既是对年轻人的奖掖提携，又是实事求是、真情实意，实在令人感佩！又如1999年1月21日陈先生致许红霞函说：“昨日承询《宋史·舆服志》中的‘玉斗方二寸四分’，当时匆匆，未及细究。回家后查了一下《宋史》，玉斗，当和上文玉检一样为器物。方，当与上文高度等一样的词，由今言见方也。不宜作‘玉斗方’读。这些都是下方所谓的‘缘宝法物’。总之，这一段文字，除了说明‘宝’的制度外，写了不少环绕‘宝’放置的饰物，用来表示‘宝’的重要。不知您以为是否如此。”认真细致，循循善诱，可见一斑。再如漆永祥博士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悼念陈先生的文章，用了不少笔墨记述了陈先生在编纂《全宋诗》过程中对他的关爱与指导，亦感人至深。可以说《全宋诗》团队中年轻人对于陈先生的敬重，远超出一般的师生交谊，还融入浓浓的亲情，在《全宋诗》编纂和后续工作的30多个春秋中，但逢陈先生“七十”“八十”“九十”或逢“五”的寿辰，每次年轻人都为他操办庆贺，并致以衷心的祝福与礼敬。就北大《全宋诗》团队来说，陈先生等三位外请主编，对年轻人的言传身教，有力助推《全宋诗》项目培养人才的初衷得以圆满实现。 第四，陈先生来校期间，不计工作、生活条件的不便，忘我全情地投入工作中。当时《全宋诗》编纂工作的客观物质条件很差，有很长一段时间编纂室安排在北大老的第四教学楼四楼顶层，楼层高，楼梯陡，无电梯，陈先生年已古稀，也只得跟大家一起爬上爬下。后来古文献研究所在旧化学楼一层有了自己的办公场所，但不过是一间旧实验室改装的，面积总计120平米，间隔成两间较大的图书室和阅览室，还有5间各10平米的工作室，工作室每间挤着放四五张办公桌。当时每月需要有十天半月请陈先生来校查书统改书稿，也只能占一张桌子，跟大家挤在一起工作。食宿条件也很简陋，由于经费所限，研究所包不起宾馆、招待所，只能在勺园留学生宿舍的筒子楼临时租一间房子，安排住宿；至于膳食，也只能安排在员工食堂用便餐。对此我们始终于心不安，而陈先生全然不顾，整天埋头书案，一心投入工作。他自己曾说：“一九九一年，《全宋诗》前五册出版。在此之前，编委会为了保证出版物质量，又规定此后《全宋诗》发稿前由笔者全部通读一遍。于是每次发稿前夕都住到北大，多则一月，少则十天半月。开始时，校外的傅先生、许逸民先生亦来同住，后来逐渐剩笔者一人。傅先生有时也来住几天，同住勺园招待所一室。招待所原为学生宿舍，设备简陋，仅两榻两桌两椅，没有卫生间，傅先生每每于夜间拿着脸盆到公共卫生间盥洗。膳食是吃学生食堂的客饭，开始时由青年教师或研究生陪同，后来也是独自一人去吃。生活待遇虽然甚差，但个人认为能发挥余热，却不以为苦。”（《〈全宋诗订补〉前言》）可见陈先生始终是把《全宋诗》编纂当成一番事业来做的。

　　

　　全宋诗主编与编委合影

　　后排：孙钦善、傅璇琮、陈新、倪其心、许逸民

　　前排：马秀娟、高秀芳、李更、陈晓兰、王岚、王丽萍

　　继《全宋诗》编纂之后，陈先生又被北大《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请来担任编委和审稿专家，很荣幸我们之间又有了继续合作的机缘。陈先生不仅自己来了，还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杜维沫先生引荐来为《儒藏》审稿。陈先生参加《儒藏》编纂，是从整理样书开始的，他亲自校勘《论语正义》，还通审改定样书所收的其他四种《论语》交出版社发排，并且复校了清样。2005年8月样书由北大出版社出版，总计80万字，起到《儒藏》编纂范本的作用，获得学术界的广泛赞誉。以后陈先生常常是应急救难，接审《儒藏》的复杂书稿。据《儒藏》中心统计，陈先生共审稿45种，字数合计近2000万字。按照《儒藏》编纂的工作要求，通审分两个步骤：首先是对原稿进行通审，逐字细读；在三校样出来之后，再复审一次，主要是核对编辑、校点者的反馈意见，不必通读。但有部分稿子，陈先生认为第一遍通读没有解决全部问题，复审时又逐字细读。除有些校样未经复审外，陈先生总计审读字数当在3000万字左右，数量之大，审读之精，有口皆碑。通过言传身教，与他合作的年轻责任编委也深受教益。

　　陈先生仙逝之后，漆永祥和王岚在多人协助之下，得到各方的有力支持，用整整一年时间编成了陈先生的文集初稿，送给我看并索序。看到这些熟悉的文章，联系上述多年合作的经历和情谊，我先读为快，倍感亲切。文集分“古籍整理与研究”“《四库全书》研究”“《全宋诗》整理与研究”“古代小说研究”“古代诗文整理与研究”“陈新先生往来书信选”六大部分，内容广泛深刻，充满真知灼见。

　　关于古籍整理与研究，陈先生涉猎四部，成果甚丰。同时留心总结理论与方法，关注书稿质量、人才培养以及古籍整理工作对于“保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使之适应新时期的发展”的关键意义。如说：“笔者深刻体会到，古籍整理工作的实际难度，和当前学术界对整理难度的估计，有很大的距离。就近些年出版的不少古籍出版物（不是全部），和笔者所见到的大部分古籍整理稿件而言，质量问题已经相当严重，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保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使之适应新时期的发展，整理好古籍应该是关键要素之一。总不能像有位学者指出的那样，长期让没有掌握古籍整理工作基本要领的人整理古籍，不懂古籍的人注释或翻译古籍。所以笔者近年来就工作中实际接触，不断撰文说明古籍整理工作的艰巨和困难，以期引起各方面注意，改变当前忽视古籍整理工作的实际。”（《古籍整理工作中诗和词的混淆》，《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3期）即使讲理论与方法，包括影印、校订、标点、注释、今译等等，也不是泛泛而谈，而是紧密结合整理与编校的丰富实践经验和实例，讲得真切、生动、实用。如傅璇琮先生2004年9月11日复陈先生函说：“《全宋笔记》补页已收到，……每次阅兄所审，甚为钦佩，当前作古籍之编辑，其学力深厚、工夫精细，恐无有陈兄之右者。”又如李灵年先生2008年7月25日致陈先生函说：“从1980年起，共收到惠函194封，信纸324张，字数在10万以上。……您的书信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具有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我非常珍惜。等精力好时，我要分类作些整理，以供学界参考。之中，我特别（佩服）您对古籍整理的真知灼见，从规划，到规范，到人才培养，您有系统的理论和完整的工作设想，并且身体力行。您审定了多少书稿恐怕难以计算，我想根据您信中提到的‘工作’，开出清单，那数量当是惊人的。您是当今古籍整理贡献大、经验最丰富的学者。”

　　中国古代小说，是陈先生整理、研究和编校工作的强项， 他不仅关注作品思想的探究，而且关注作品艺术的分析；不仅关注人物、名物、典制、习俗等的考证、注释，而且关注书籍版本的考察，异文的校订，涉猎全面，成就卓著。他在中国古代小说整理、编审方面尤为行家，如李灵年先生在2008年7月25日致陈先生的信中回忆《儒林外史》的整理、审订工作时说：“在您发出通知后，系里指定谈凤梁、吴锦和我去京。1975年12月初至1976年元月8日，我们在红星胡同招待所住了一个月，正是这次亲密接触，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影响了我们之后的三十年。在审改中，校勘、标点不说，单注释就有一千二百条，我们几个吭吭哧哧搞了几个月，在您手里，增删润色，勾勾划划，只用十多天时间，就改好了，足见您学识的广博和手法的熟练。”

　　

　　陈新先生参加博士研究生论文答辩会

　　后排：高路明、许逸民、陈新、傅璇琮、孙钦善、杨忠

　　前排：漆永祥、王岚、王德保

　　从文集中可知，陈先生荣退之后，继续发挥余热，贡献甚巨。多所高校争聘他指导、参与大的古籍整理项目和专业人才培养工作。如山东大学拟请他指导中国古代大作家集《柳宗元集》的整理工作，虽未克出版，但多有交流、切磋；南京师范大学请他指导、审订《儒林外史》的整理工作，还拟请他担任兼职教授培养专业人才并指导古籍所的工作，获益良多；上海师范大学请他担任《全宋笔记》的编委，得助匪浅。北京大学最为幸运，先请他担任《全宋诗》的主编和编委，继之请他做《儒藏》编委和审稿专家，受益最大，心存感激。而陈先生文集中的“《四库全书》研究”“《全宋诗》整理与研究”的两方面重大成果，也正是在与北大合作编纂《全宋诗》期间取得的，这又使我们感到很欣慰。

　　清代考据家有人说过，一般来说读书受书益，学问家读书更使书受益。陈先生文集有力见证了以下的事实：陈先生学富五车，深受读书之益，而成就为著名的学者；不仅如此，陈先生更是读书兼治书，善于在读书中发现古书流传之讹误加以校正，善于在编审工作中对书稿进行订补予以提升，从而成为使书受益的大学问家。

　　逝者乘鹤已归，斯文不坠于世。高山仰止，谨以为序。己亥仲夏。

　　后 记

　　文丨 漆永祥

　　陈新先生驾鹤西归，转眼已经一周年了！

　　我们想给陈新先生编一部文集，是藏在心中多年的愿望。但在先生生前，总觉得一来先生尚刚强康健，当面说出来似不吉利；二来大家都各忙各的杂事，就一天一年地耽误了下来。到先生突然离世，我们捶胸扼腕，追悔莫及，就和陈先生夫人何霖师母商量，并征诸业师孙教授钦善先生，他们都极赞同给陈先生编文集，这也坚定了我们的决心。

　　

　　全宋诗项目组为陈新先生庆贺八十五岁寿诞

　　前排：何霖、陈新

　　后排：吴鸥、许红霞、刘瑛、王丽萍、王岚、李更、陈晓兰

　　陈新先生生前所撰写的论文与序跋等，我们原本就收集有30余篇，最初估计不会超过40篇左右，但2018年7月17日，王岚、漆永祥、赵昱三人在陈先生家里把所有书架都翻捡了一遍后，竟然收集到近百篇各类文章以及各地师友函札70余封，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陈先生在繁重的编辑工作之余，自己点校与参与整理的古籍与其他书籍多达20余部，而论文与序跋等的数量竟然也有如此之多，这充分反映了先生学问的广博专深与精勤努力，是我们晚辈永远学习的楷模。

　　在先生存留的信件中，有一封2004年9月11日傅璇琮先生致陈先生的短札，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傅先生信中写道：每次阅兄所审，甚为钦佩，当前作古籍之编辑，其学力深厚、工夫精细，恐无有陈兄之右者。一段时期来，我即有一设想，是否请兄将过去所作之文，包括专题论文，及序跋、札记、书评等，合编成一书。先开一目录，交给我，由我向人民文学出版社推荐。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应当出版您这样富有特色的书的。这应当也是人文社的自傲。您估计字数能有十五万字以上否？目录编排次序，请考虑，为醒目，似不必依时间先后，可按内容或文体排列。出版社同意后，我可为写一序文，向学界介绍您的学术历程与学业贡献，这也是我的一份责任。此事我谨与尊夫人商议，我极赞此一举的。傅先生信中所言，与我们的想法完全相合，这也更增添了我们为陈先生编集的动力。我们在翻阅先生书架时，发现陈先生有意识地将自己的一些文章找出来归拢存放在一处；他参与整理与编辑的部分已出版的书籍，也有意摆放在一排书架上。 由此可知，其实陈先生在世时，一定也有编辑自己文章出版的想法，这既可能是先生早有此意，也有可能是他接受了傅先生的建议。只是陈先生案头永远有审不完的稿件，又总是替别人着想，也就一直没时间加以整理而已。我们成立了一个“陈新先生文集编辑小组”，一方面将从陈先生家收集到的书籍、杂志、书信与复印稿等，全部带回北大整理；另一方面在各类期刊杂志上，广泛检索陈先生发表过的文章。师生十余人，集中在一起做文章与信件的录入、校勘等工作。因为陈先生喜欢用圆珠笔写字，字小墨轻，极其难认，我们戏称为“陈体”，尽管当年整理《全宋诗》时，大家都熟悉陈先生的字迹，但总有个别字实在认不得，就一起商讨加蒙猜地辨认。编辑文集的过程，也是我们再次向先生学习的过程。

　　陈新先生撰写的文章，长篇大论的不多，大多是中短篇文章，但都针对性极强，有的放矢，深中肯綮，言简意赅，启人深思。如果将陈先生的各类文章和我们收集到的各方信件悉数收录，字数应在七八十万字，在一册书中无论如何是收纳不下的。因此，我们经过多次反复学习与讨论，慎重遴选了陈先生的各类文章56篇、往来书信47通（含部分师友来信），并进行分类再编辑成册，其他的文章与信件，只能割爱舍弃。有些讨论的问题与所引用的例证，在相关文章中有重复现象，但我们也未轻易删削，以尽量保留陈先生的原意与文章的完整性。

　　陈新先生曾发表过《锦衣为有金针度》一文，是先生对自己从事出版与古籍整理工作的回忆与总结，有许多经验之谈及对后来者的殷殷期望。我们认为此文恰如陈新先生预先给自己的论集所撰写的序言，而篇名又高度概括了全书的内容，因为我们将此文置之于卷首，作为全书的代序，而将集名定为《锦衣为有金针度——陈新古籍整理与古典文学研究论集》。至于我们的这些做法，是否能符先生原意，因先生已矣，求教无门，我们只能惴惴不安地永留遗恨了！

　　

　　全宋诗项目组为陈新先生庆贺九十寿诞

　　前排：孙钦善、陈新、何霖

　　后排：许红霞、李更、陈晓兰、王岚

　　在本书编辑过程中，我们先后得到何霖师母与陈先生公子陈虞兄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得到了业师孙教授钦善先生的指导与鼓励，先生亲自撰写了序言，对陈先生学行进行了总结与高度表彰。如果傅璇琮先生还健在，最好是傅先生、孙先生各有大序，冠于书前，只是傅先生仙逝，也已是三度草枯草青，凡事难求圆满，令人徒唤奈何！北大中文系许红霞、李更、陈晓兰三位老师，或提供信件，或参与文集整理。中文系刘勇强教授兄热情相助，审读了有关小说研究部分的文稿。北大《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沙志利副研究员，积极协助编选了陈新先生对《儒藏》“精华编”的部分通审意见。我们还得到原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所长李教授灵年先生、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戴教授建国所长、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杜泽逊院长的热情帮助，李先生将手头收藏的与陈先生三十余年来往信件250余封原件，按年代编册，供我们参考和选择，这既是李先生对陈先生的至极尊敬，也是对我们的高度信任。建国教授与泽逊教授二位仁兄，也将他们收藏的陈先生书信或原件或复印件提供给了我们，让我们既感且佩。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兄，在得知我们编辑陈先生文集时，即慨然允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给了编辑方面的具体指导与建议。感谢臧永清社长的大力支持，并给予友善的建议。本书的责任编辑董岑仕博士，做了大量的编校工作。我们谨向上述先生和师友表示崇高的敬意与深深的感谢！

　　本集的编辑，由漆永祥、王岚总其成，如文集中出现编选失当、分类不谐、错讹遗漏与其他诸问题，均由二人负责。北大中文系博士后赵昱负责文集的汇总、复印与整理分配等工作，博士生周昕晖负责《陈新先生年谱》的编纂。前后参与文集与书信整理的教师有漆永祥、王岚、许红霞、李更、陈晓兰，已毕业与在读博士生、硕士生有陈恒舒、赵昱、桂枭、李林芳、寇晓丹、高策、蔡紫昍、陈俊谕、朱明数、赵瑶瑶、吴娟、何思雨、周昕晖、邱明、杜以恒、张亿、张钊、陈乐（复旦大学硕士生）等，陈恒舒在繁重的工作之余，通读了全稿并纠正了一些文字错讹。在此也感谢各位师生的倾力合作与真诚奉献！

　　转自“章黄国学”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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