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方志 ｜ 自贡与贵州茅台的百年不解之缘

　　原标题：自贡方志 | 自贡与贵州茅台的百年不解之缘

　　“ 煮海为盐，国用以蓄；凿井汲泉，蜀中所独；水火既济，实天降福；远贸黔中，近食邻牧；计引配盐，不劳案牍；裕国通商，法令以肃”，清道光《富顺县志·盐政志》的引言充分彰显了自贡井盐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仅“蜀中所独”，而且“远贸黔中”，最终在川黔之间铸就“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的百年盐酒传奇。

　　

　　千船竞发的自流井盐场（孙明经于1938年摄影）

　　井盐入黔的缘起与发展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贵州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一度被视为边陲蛮荒之地，“地瘠民贫”是其历史上的显著特征，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家无三分银”之说。更要命的是，这个崎岖不平且交通不便的高原之地竟然不产盐，老百姓长期饱受淡食之苦。

　　清乾隆十年（1745），时任贵州总督张广泗正式向朝廷奏请川盐入黔，同时组织力量疏浚盐运大通道赤水河。经过一年多治理，盐船可经赤水河上溯至茅台，大大改善了这条盐路的运输条件，使得包括众多来自陕西的自贡盐商开始参与到运盐大军之中，《遵义府志》在记述这段历史时称“四川自流井之盐由是起拔”。同年，四川巡抚黄廷贵将川盐入黔的4条水路按永宁河、赤水河、綦江、乌江分别划定为永、仁、綦、涪四大口岸。其中，永岸即“永边岸”，经永宁河运至叙永县，再经陆路运往贵州毕节各地；仁岸即“仁边岸”，经赤水河运至茅台，再经金沙到安顺以及贵阳等黔中腹地；綦岸即“綦边岸”，自綦江至贵州桐梓县松坎，再到遵义等黔北之地；涪岸即“涪边岸”，从涪陵沿乌江至思南等地。

　　在四大口岸中，仁岸是凭借黄金水道赤水河运销川盐入黔的一条重要路线，起点为合江县，沿途涉及现在的赤水、习水、仁怀等县市，至终点茅台起岸，承担着贵州三分之二的食盐起运任务，位居川盐入黔的四大口岸之首，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当时，在仁岸的自贡盐号不在少数，比如“协兴隆”与“仲兴祥”，分别由李姓、王姓等资本雄厚的盐业世家举办。其中，“协兴隆”的总号设在仁怀县，其子号多达70余家，分设于从仁怀到贵阳的沿途州县。每家子号不但自置办公房屋、盐仓和“丘二”（职员的一般称呼）住宅，还在子号所在地购置田产，所收租谷足以供给子号全年缴用。

　　

　　川盐入黔示意图（曹龙乾绘）

　　据富顺旧志载，为落实清朝廷“引岸专卖”盐政制度，富顺县衙早在雍正八年（1730）就将自流井县丞署（分县）由县城移驻县西北的自流井盐场，专司井、灶、枧、号等盐务管理，在加大井盐产出的同时，推动产、运、销各环节整齐发力。待开启川盐入黔的新政后，全县运销“黔边水引（即运销食盐的凭证）一千七百五十张”，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时“额行黔边水引三千三百张，陆引四百五十张，每年征解税、羡、截银三万三千三百六十两。”通过数据对比不难看出，销往贵州的井盐在短短的一二十年间几乎翻倍。

　　与富顺一样，荣县也于雍正八年（1730）在贡井设立分县，“司配截、巡、徼之责，稽察场区，佐理县事”。荣县旧志还载：“水引运道，由合江换截引纸，转运黔省仁怀县口岸销售……乾隆二十五年（1760），于盐井见咸等事案内，详请增水引一百二十张。总计行黔水引一千九百五十三张，每年额征正税、羡、截银一万九千五百三十两。”按当时的盐政，川盐入黔的最大口岸仁岸与綦岸专销自贡巴盐（一种便于长途运输的块状盐），而涪岸与永岸则配销犍为巴盐。由此可见，自贡地区的井盐在川盐入黔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由于受地理之便和盐质等因素影响，比起滇、桂、粤等盐，贵州人更偏爱以自贡巴盐为代表的川盐，正如清代李榕《自流井记》所载“黔边乏盐之地，以绳系巴入汤水搅之，略得咸味，仍挈巴起，其珍贵如此”，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清早期自贡井盐业的飞速发展。据《自贡市志》载，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以自流井、贡井合称的富（顺）荣（县）盐场成为四川三大产场之一。自流井籍乾隆进士李芝在其《盐井赋》中有“黔滇济阕，军国所需”“往来辐辏，云合三巴之间；转运轠轳，贯注南黔之半”等描述，生动形象地记述井盐入黔的兴盛。到了清嘉庆时期，富荣盐场一跃而成为全川第二大盐场。清咸丰年间，随着“川盐济楚”政策的加持，富荣盐场产量急剧上升，年产食盐约290万担，变身四川最大的盐场，为自贡井盐牢牢占据川盐入黔的绝对份额提供了更大的产能。

　　井盐与茅台的联袂竞长

　　如前所述，川盐入黔曾一度刺激着自贡井盐的快速发展，反过来，自贡井盐及盐运业的兴盛也催生出了专销口岸的众多新业态，如竹木业、造船业、酿酒业以及餐饮服务业等。在诸多新业态中，尤以自贡井盐行销的仁岸赤水河流域的酿酒业最为典型。

　　众所周知，赤水河流域是盛产茅台、郎酒、习酒等名酒的集中之地，赤水河也因此获得“美酒河”之名。当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美酒聚集一条河的奇特现象，主要得益于独特的气候、水源和微生物环境等自然因素，但其形成、发展乃至誉满全球都与仁岸的井盐入黔不无关系。

　　时光回到180年前的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37岁的贵州籍诗人郑珍为拜访文友，一路从遵义途经茅台村、二郎滩等地赴仁怀厅（今赤水），沿途写下“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等千古绝句，这既反映了以自贡井盐为主的“蜀盐”运行于赤水河（诗中“赤虺河”为其古称）的繁荣景象，又揭示了从事盐运的自贡“秦商”（人称“老陕”的陕西、山西籍商人）与贵州茅台酒之间的紧密关系，更是盐运业与酿酒业联袂竞长的真实写照。

　　

　　自贡西秦会馆（来源于《自贡市志（1991—2005）》）

　　其实，早在明末清初，自贡地区丰富的盐卤资源所带来的丰厚利润便吸引着大量的外省移民前来淘金，这其中尤以财大气粗的“秦商”为甚。他们不仅在自贡经营商业、钱庄和典当业，还利用雄厚的资本和早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大举参与盐业运销。为了维护共同利益、减少本籍人之间的竞争，这群人还以乡土关系为纽带，在自贡组成集团化商帮“西秦大会”，名为“款叙乡情，互通声息”，实为垄断盐业流通，以获取更多、更大利润，今有竣工于乾隆年间的西秦会馆（当今自贡标志性建筑）为证。随着川盐入黔这一政策的施行，“秦商”便瞅准契机开始大规模投资并试着垄断井盐产运销，“川省各厂井灶，秦人十居七八，蜀人十居二三”（《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三十七》）。至鼎盛时期，销往贵州的自贡井盐几乎都由“秦商”贩运，时有“皇上开当铺，老陕坐柜台；盐井陕帮开，曲酒陕西来”的民谣传唱。当时，井盐入黔的主要线路从自流井张家沱出发，沿釜溪河下行至富顺邓关入沱江，再一路至泸州进长江，到达合江县后，又转入到在此汇入长江的赤水河，再溯水而上经赤水、习水、二郎滩，到达仁岸终点茅台后再接转陆运至贵州各地销售。

　　那时，茅台还只是赤水河畔的一个偏僻小村庄，其酿酒史远不如它作为井盐流通集市知名。但随着拥有雄厚资金和先进管理水平的自贡“秦商”的到来，茅台逐渐从穷乡僻壤演变为繁荣商镇，在盐业及多种贸易繁盛的同时，酿酒业也开始逐渐兴盛起来，《贵州通史》将其记述为“集贸以酒为大宗，多由陕西商贩经营”。当年，茅台酒创始人之一王立夫的祖父王振发，就是在盐商的帮助下成功创办“天和盐号”，并在扩大经营中觅得商机而迅速暴富，为日后创办“天和号烧房”酿造当地人称的“茅台烧”酒（人称“王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又如茅台酒的另一创始人华联辉，创业之初在仁岸开办“永隆裕”“永发祥”等盐号，赚得第一桶金后在茅台开办“成裕酒房”（又名“成义烧房”，茅台酒历史上三大烧房之一，人称“华茅”），对茅台酒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在贵州人丁宝桢在担任四川总督期间，大力改革四川盐政，为做大做强井盐运输、促进茅台再次繁荣居功至伟。新政之初，丁总督奏请朝廷批准，再次疏浚治理赤水河，以进一步提升盐运能力。接着，他任命曾任富顺知县的贵州遵义人赵廷璜以及另一名遵义籍四川道员唐炯等督办官运盐务，推行新法。新法的主要内容包括将“官督商销”改为“官运商销”，在产盐基地自流井设立专管黔盐运销的“官运局”，实行招商认购认销。同时，他规定并推行了“以盐运盐”办法，即自流井运抵赤水的盐包，由合江起岸时每包180斤，运到赤水交包时按160斤计，运到贵阳时按96斤计，其差额即为运费。

　　这一盐业新政的推动，不仅让整个仁岸客商云集，也使茅台的人口急剧增加，腰缠万贯的盐商们几乎都建立了自己的酒坊，茅台酒的数量（年产量约170吨）和质量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于是，“秦商”一面将自贡井盐贩运到茅台出售，一面又将大量茅台酒装满返空的盐船带回自贡盐场销售，形成了“家唯储酒卖，船只载盐多”（浙江籍仁怀直隶厅同知陈熙晋诗）的繁荣景象，以至这样的局面一直延续了近百年。这期间，“王茅”与“华茅”联合选送的茅台酒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评金奖产品，从此名扬世界。

　　

　　《茅台酒百年图志（1915—2015)》里刊载的盐号遗址图

　　光阴荏苒，时光飞逝。若以清乾隆十年（1745）疏通赤水河发展盐运的时间算起，“自流井盐”与“茅台”之间的因缘际会已超二百年。事实证明，如果没有仁岸川盐入黔水运的兴盛与自流井的“川盐走贵州”，就不会有大量的秦籍自贡盐商“聚茅台”，茅台酒的定型发展以及品牌形成就会大打折扣。关于这一点，《仁怀县志》认为茅台酒是“随着盐业商销的发展而兴起的”，《茅台酒百年图志（1915—2015）》则直接指出“历史上茅台酒的发展与盐运关系密切”。从这个意义上讲，自贡井盐运销促进了赤水河酿酒业的发展，秦籍自贡盐商更是茅台酒发展壮大背后不可或缺的重要推手，茅台酒因自贡盐运而兴、因自贡“秦商”而盛是毋庸置疑的。直到今天，赤水河沿岸仍有一部分乡镇村落的人讲着一口地道的自贡口音，这何尝不是自贡与贵州盐酒传奇的又一见证呢？

　　来源丨自贡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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