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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世纪，寇松总督在印度执行的教育改革，具有哪些特点？寇松虽然推崇印度本土课程，但他本人却是“西方派”激进代表马考莱“渗透论”的坚定支持者。

　　这一派的观点认为在印度办教育的目的就是：努力培养出英国人和他们所统治的千百万印度本地人之间一个起着媒介作用的中间阶层。

　　他们拥有印度人外在的肤色和血统，但内心却有着英国人的思维、道德、知识和情趣。可以说，本土课程的设置既是西方理论印度化的表现，也是进一步深入推广西方文化的需求。

　　

　　在制度方面，寇松在其1901年2月的备忘录中谈到印度大学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他指出，第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校务理事会既不能代表英国的利益，更不能代表教育的利益。

　　他认为，在这样的校务理事会管理下的大学系统完全就是一个制造反叛的武器，用来从事“最终脱离英国的标准和影响，并将权力交付给一个对教育根本漠不关心的政治团体”的勾当。

　　第二个问题是选拔体制存在严重弊病。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如何改进当时纯考试机构性质的大学职能。

　　针对以上所述的三个制度缺陷，1904年《印度大学法》给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

　　首先，改组校务理事会。严格限定身兼数职的成员不得超过10名，这一举措旨在剔除印度民族主义人士，摆脱校务理事会受印度民族主义力量的影响。

　　此外，还规定了普通职员的聘用期限，并且将总人数牢牢限制在100人以内，其中只有20人是通过选举产生，其余的全部直接由校长任命，而且必须保证2/5的成员是在职教师。

　　通过这些措施，弱化了校务理事会的权力，加强殖民政府对大学的控制。其次，将专家责任制贯穿选拔体制的始终。

　　

　　委员会对印度各学院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重新规定了对附属学院资格条件的要求，包括要建成高水准的职工队伍、完备的行政管理体系以及合理的学生奖惩机制。

　　寇松指出，必须始终贯彻实行专家责任制，“高等教育不应该被某些政治家或者政治团体以及其他外行人员掌控。这是一门关于人的专门科学，我们应当把管理权交给拥有专业知识的教授们”。

　　最后，面对大学职能上出现的问题，《印度大学法》重新赋予了大学新的职能，即以教授学生为导向，有聘任教授与讲师的权力。

　　可以掌管与自由支配教育基金或捐款，能够建设与独立运营大学的图书馆、实验室与博物馆。

　　还能自主制定学生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并且有权力实行任何有利于促进学习与研究的法案。”显然这些都是过于理想化的改革措施，很难付诸于实践。

　　

　　所以，直到任期结束，寇松总督都没能看到此项改革的任何实质性进展。

　　在前面的课程改革中也提到了，寇松拒绝在大学增设商业课程，只需要配合伦敦方面组织商业考试即可，这明显就是个悖论。

　　寇松真实的目的从来就不关心印度大学是否沦为单纯的考试机构，这只是他发动教育改革的借口罢了。

　　寇松教育改革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巩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寇松希望能构建英印间更亲密的合作关系。

　　于是这种政治上的意图就辐射到教育领域，最终体现在他推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政策之中。这些教育改革措施虽然带有一定的民主性和进步性，但始终难以掩饰其殖民的本质。

　　例如，大学法提倡的专家责任制使更多的教授、学者参与到学校管理中去，也给予了大学在学术上更多的自主权，但它也加强了殖民政府对印度高等教育的管控。

　　使印度大学对殖民政府的依附性大大增强。

　　因此，寇松的教育改革及政策调整实质上是对“1854年政策的发展，而不是背离”。但不管怎样，寇松的教育改革至少表明了英印政府对印度教育的关注。

　　

　　这也为以后20年中印度教育的稳步改进开辟了道路，并对以后印度的大学发展模式和与组织管理方式产生了建设性影响。

　　1904年颁布的《印度大学法》建设性作用的背后实质上是殖民压迫的加强。

　　它除了加强殖民政府对印度大学管理层的严密监督外，还规定了私立学院与大学建立附属关系必须要由政府批准通过。

　　这就意味着殖民政府对各私立学院也拥有了控制权，并借此打压正在成长当中的印度民族教育，这显然是与英国一贯秉持的“国家不干涉教育”传统价值观相背离。

　　充分暴露出帝国主义者寇松的殖民心态。印度师生和民族教育家们识破了殖民当局的不良居心，还指出殖民政府实则是借专家治校的名义去安插由政府指派的人员进入大学的理事会。

　　粗暴地排挤掉管理层中的印度民族主义成员。

　　

　　他们控告寇松的教育政策是“官僚干涉”，是“宣告战争”，是“对民族主义有预谋的攻击”。但由于当时的民族力量正处于幼稚期，这场反对运动当时并没有完全开展起来。

　　寇松在任期内实行集权政策，对英属印度展开了大刀阔斧的行政改革，主要体现在加强英印政府的权力和强化总督的权力两方面。

　　寇松通过两次行政区划的调整以加强英印政府对地方的控制权：为了加强对西北边疆地区的控制。

　　寇松采取远征与封锁相结合的特别方式有效应对边境地区独立部落的威胁，并设立新的边疆省，一劳永逸地将该地区纳入殖民政府的直接管辖。

　　为了打击印度民族主义力量发展最迅猛的孟加拉省，寇松利用宗教对立一手策划了孟加拉分省案，不过该行政区划的调整引发印度民众的强烈反对。

　　

　　在强化总督的权力中，寇松与驻印度总司令基钦纳在军队改革上展开军权之争，但后者获得英国内阁的支持，使寇松陷入辞职风波。

　　寇松在其他行政方面的一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巩固了殖民政府的统治地位，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

　　第一节对边境独立部落的管控与西北边疆省的设立在英属印度的内部事务中，最棘手的问题便是由西北边境上动荡、嗜血的帕坦族部落造成的。

　　他们位于英属印度的势力范围内，却从未被完全控制。在这一点上，英殖民者和印度以前的统治者的认识一样。

　　无论是莫卧儿人、锡克人还是阿富汗人，都一致认为这些顽强的山地民族过于好战，他们的要塞太难接近，不可能征服他们。

　　从劳伦斯勋爵时代以来，英国人对这些独立部落的处理遵循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分别称为“远征政策”和“封锁政策”。

　　1877年，持远征派观点的莱顿勋爵的会议记录中说：我相信此刻我们的西北边境呈现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观。

　　

　　至少，我知道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地方，可以在被一个伟大的文明大国和平占领25年后，还会出现受到影响如此之少的半野蛮邻居，获得了如此之少的知识。

　　就连这个国家最重要的驻军如果行进一天也会进入绝对未知的领域，而在我们边境之外一两英里的地方，在那里英国人的生命是绝对没有安全保障的。

　　远征派实际上希望将“大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延伸到分隔英属印度领土和埃米尔领土的杜兰德线。

　　另一方面，在不时爆发冲突的间歇期，旁遮普政府普遍采用了以劳伦斯勋爵的名字命名的封锁政策，这种制度满足于将文明带到山区。

　　它认为征服这些部落是可取的，但认为立即实现这一目标对印度来说却太昂贵了。这完全是个费用的问题。

　　而远征政策的提倡者主要是那些服现役和想要获得勋章的军人，他们不为方式和手段操心。

　　封锁政策的倡导者主要是文官，他们想把所有的钱都省下来，用于他们在印度内陆地区的发展，以及防止饥荒，等等。这些人认为在边境进行军事冒险是浪费公共资源。

　　而寇松勋爵在任期间采取的边境政策不属于这两派中的任何一方。

　　

　　寇松勋爵于1898年12月在孟买登陆时，1897-1898年边境大屠杀之后的蒂拉赫战役才刚刚结束，当时整个“血腥边境”的和平问题尤为突出。

　　蒂拉赫远征队的指挥官威廉·洛克哈特爵士建议保留蒂拉赫——这一阿夫里迪人的避暑胜地，可以作为英国军队的疗养院。

　　虽然这一提议被否决，但实际上已经决定了从阿夫里迪人手中夺取开伯尔山口，并通过驻扎在开伯尔山口中间的一座清真寺的军营和位于阿富汗一侧蓝迪·科哈特山口中另一支强大的军队来控制它。

　　寇松勋爵也通过他在下议院的发言，表明自己前进政策的立场。

　　他在1898年议会开幕时的印度大辩论中发表讲话时说，“很明显，在某个时候，我们可能不得不前进到我刚才谈到的外部边界——奥克萨斯河，或者至少在喀布尔、加兹尼和坎大哈线上采取一种前进的，尽管不那么太前进的立场。”因此，他担任印度总督一职，被普遍认为是寇松式前进政策的一个明显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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