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贰其行

　　《活动变人形》于198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更早是否曾在期刊发表不清楚。2018年入选中国作协《小说选刊》杂志社等评选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影响力小说。小说有多种版本，我看的是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年版，《欲读书之2021有约》打算前年读完。该小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界小说，而是学人小说，男主人公倪吾诚长期在北平的大学中任教，但小说所写是大学之外的家庭生活侧面。前22章写1942和1943年及早年的回忆，第23章写1944年；还有简短的续集5章写1949年后的几年，说明主要人物的归宿。索隐一下，甚至都不需要索隐，故事主人公倪吾诚原型就是作者的父亲。许多情节与《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重合，例如王蒙的父亲海外留学归国讲卫生讲礼貌却也花天酒地不顾家，与岳母妻子妻妹对峙妻妹一碗绿豆汤砸向他，给儿子买了玩具活动变人形。差别只是王蒙的父亲是留日归来，书中主人公从欧洲海归，而且小说篇幅大更细节更多。

　　标题《活动变人形》有些费解，我很长时间以为是“活动变形人”。小说中对此有字面意义的解释。“他总算找到了一本色彩鲜艳的名古屋出产的‘活动变人形’。像是一本书，全是画，头、上身、下身三部分，都可以独立翻动，这样，排列组合，可以组成无数个不同的人形图案，所以叫做‘活动变人形’。(p. 118)”我觉得是种象征，主人公在家里有断饮之虞又负债累累时，仍有心情为孩子买这种“高档”的玩具，表现了他对超越现实的期望、对外来文明的赞许和对美好精神生活的向往。玩具本身，也是种隐喻。如小说中以为事功和德行都足以被称道的人所说，“每个人可以说都由三部分组成的。他的心灵，他的欲望和愿望，他的幻想、理想、追求、希望，这些是他的头。他的知识，他的本领，他的资本，他的成就，他的行为、行动、做人行事，这些是他的身。他的环境，他的地位，他站立在一块什么样的地面上。这些是他的腿。这三者和谐，能大致调和，哪怕只是能彼此相容，你就能活，也许还活得不错。不然，就只有烦恼，只有痛苦。(p. 295)”

　　小说的结构比较独特。开始看似乎是追忆。先出场的是男主人公倪吾诚的儿子倪藻，时间是八十年代。“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七日，语言学副教授倪藻作为中国学者代表团的一员，访问欧洲一个发达国家北方的著名港口城市H市。当时倪藻四十六岁(p. 1)”随后的倪藻似乎是故事叙述者，多数时候用第三人称，有时也用第一人称。直到续集第5章，才知道叙述者并不是倪藻，而是他的朋友老王，时间是1985年。作者曾在访谈中称，“我开始写的时候是1984年，第一章是在武汉写的，1985年完成的，当时还没有寻根、文化热。”最后句话似乎是要说明作者基于家族史的“审父”小说，与出版时凤头正健的寻根热、文化热无关。

　　如前所述，小说的男主人公是叙述者老友倪藻的父亲倪吾诚。出场时在师范大学等两所大学担任讲师。所谓讲师，有些类似于现在的编外临聘人员，聘书中约定授课课时，按课时领取月薪。出生于1911年，倪吾诚天生异禀。“他好像既有过人的聪明又比正常人少一个心眼。他七个月长牙，不到一岁生日就学步走路，一岁半的时候进县城洋楼(这是当地百姓对于该地区唯一的天主教会医院的俗称)种过牛痘。他四岁时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五岁上私塾，九岁又上了洋学堂。一进洋学堂他就迷上了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的文章。(p. 53)”“从他上了高中，老师们对他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种人认为他是一个天才，例如国文老师曾经给他的一篇作文打了一百五十分。一种人认为他是一个废物，例如历史老师与生理卫生老师就在一起讨论过，需要不需要找倪吾诚的家长谈一谈，严肃地建议其家长带倪吾诚去洋楼(教会医院)的神经科(当时还不懂神经科与精神科的区别)看病。(p. 65)”长得身材高大容貌俊美，只是腿因16岁时得病变得细而弯。在家庭生活中极其不靠谱不负责，自己吃喝玩乐，交女朋友，不给家里用度，尤其是妻子怀第三胎时他非要离婚。如他妻子所想，“她知道倪吾诚没有正形，不着调，说话办事动不动就走板，不负责任，大话连篇，不着边际,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既是装疯卖傻也是真疯真傻。她知道倪吾诚目空一切，目中无人，把她姜静宜视如蝼蚁，视如光会咕容(蠕动)的无感觉无感情无思想的蚯蚓。她知道他不顾家，对她毫无情义，但是他摆脱不了这个家，也得不到另外的一个家。(p. 102)”最后这句还是低估了她丈夫。他喜欢儿子，给他买玩具，领他吃西餐，陪他玩，但儿子还是觉得“爸爸就是那样讨厌，那样傲慢，相信他自己，专门破坏旁人的兴致和信条。(p. 81)”有位挣钱更多、外语更流利、对又老又丑的妻子更好的牙医当面斥责他，“你是一个卑劣的人。你欺侮弱者，欺侮比你更无助的人。你要发泄你的兽欲，你要满足你的生理需要……而你又自以为比人家高明得多，伟大得多。你不拿人家当人。你觉得她应该为你而牺牲，而你不能为她牺牲什么。天之道损有余以奉不足，人之道相反，损不足以奉有余。这就是你从欧洲学来的人道吗？(p. 296)”牙医当众给他3个耳光，倪吾诚自缢后抢救复生，离开北平去了河北和山东。“他更重实惠，重享乐，而轻道义，轻廉耻。(p. 313)”再度失业后在1945年回到北平。1946年没有正式职业而去了解放区。1949年作为胜利者进入北平，终于离婚。80年代初去世时，“没有让别人—任何人为自己的死去而真正痛苦，这大概是倪吾诚一生中做到实处的唯一一件好事(p. 337)”他儿子倪藻盖棺论定，“他一生追求光荣，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耻辱。他一生追求幸福，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痛苦。他一生追求爱情，但只给自己和别人带来过怨毒。(p. 334)”

　　倪吾诚在职业中与在生活中同样不靠谱。本来在两个学校兼课，生病后被解除了聘约，只能在翻译些没有多少人感兴趣的文章挣些钱。吊诡的是，这种境遇似乎对他有裨益。“疾病再加解聘，这对于倪吾诚的狂躁的、不安宁的灵魂倒似乎是一剂有益的凉药。已经许多年了，他似乎没有像病中这样踏实过，连噩梦也不做了。就算偶然感到有一点凄凉也罢，比原来那样在各种欲望和理念的火焰中燃烧灼烤要舒服一些。(p. 187)”随后在众人包括牙医的帮助下，“倪吾诚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差事。朝阳大学聘请他去教育系和哲学系担任逻辑学讲师，每星期六节课，月薪比师范大学时还要高。……这比在中学代课收入高得多，比靠译著一些谁也不会感兴趣的文章为生可靠得多。(p. 284)”不过，还没有上任，就发生前述“掌掴”事件。辗转后去胶东半岛“在那个临海的一个学校当教师、当校长。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在那个滨海城市，倪吾诚俨然一学界人物。(p. 313)”一度当了日据时期南京政府的“国民代表”，后来有了汉奸的历史污点。随后又失业，回到北平，没有正式工作，去了解放区。“一九四九年倪吾诚是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回到北平的。他穿着统一发的灰色干部棉衣。他享受着供给制‘中灶’待遇。他的身份是当时非常时髦的一种短训性质的‘革命大学’的研究人员。……不久他就离开了革命大学，应聘到一个不怎么革命的私立大学做讲师去了。(p. 341)”“在那个私立大学的实践证明了他没有在解放后的大学授课的能力。他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材料、自己的知识、自己的逻辑。他压根儿连自己的工具书和资料书也没有。但他又不乏机智和一星半点的创见，他不会也不肯接受现成的哲学模式、照本宣科。他讲的课经常是前言不搭后语，抓不住论点，抓不住中心，抓不住思路和逻辑，使学生听了不知所云的。虽然他对学生的态度很好，而且不论课堂内外，他时时流露着、抒发着对马列理论、革命理论的由衷的赞美的热情。(p. 343)”“院系调整之后他变成了无课可授的大学讲师。说是搞研究，他塌不下心来，钻不进去。(p. 343)”他自己的感觉依旧非常好。“我才四十多岁，我的潜力百分之九十五还没有发挥出来，我现在搞事业并不晚。我准备研究黑格尔、老子、孙中山、王国维和鲁迅。……我还可以搞翻译，我可以著述，我可以……许多资质相当鲁钝的人现在不也在著书立说吗？这不但是事业，也是一种很好的生产。叫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表了著述评述，会有一笔可观的收入。(p. 344)”同时他也认为，“两个大问题压迫着我，妨碍着我的潜力的发挥。第一，我的婚姻和家庭。第二，我的社会地位。我已经早就过了不惑之年，我得不到尊重和理解。(p. 345)”后来因为历史问题挨整，白内障时主动要求“赤脚医生”治疗几乎失明，不过最后还是获得了“离休”身份。“一方面是对具体处境的无比怨毒的牢骚，一方面是数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对党对马列主义对毛泽东思想的始终如一的歌颂。(p. 346)”“已经快七十岁了，他失去了双目的视力，他失去了双腿的功能，他白白浪费了失去了那么多日月年华，他如今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他却在说什么他的黄金时代尚未开始，倒好像明天或者后天，明年或者后年他能大放光芒似的……(p. 353)”

　　倪吾诚在家庭和职业中的困境，或许源于他思考问题的方法。他一直生活在自欺之中。“所有的这些问题，比这些更多得多也更严重得多的问题都在倪吾诚的头脑中、心目中存在着。但他可以清清楚楚地记住这一切问题又把它们清清楚楚地忘在一边。他可以清清楚楚地记得这一切问题又把它们清清楚楚地忘在一边。他可以在饱受这些问题的折磨之后认定她可以不管这些问题，因为他管也管不了。因而这些问题对于他实际上也就不存在。这样他就不必咄咄逼人地发问或问自己。这就是他和年轻人不同的地方。他早已经习惯于带着问题带着苦恼而稀里糊涂地活下去了。(p. 175)”因为自欺，不敢直面问题，只能回避现实。“只要能讨论一些与他个人的现实生活不相关的问题他就能兴高采烈，谈笑风生，如鱼得水，而只要谈一点实际的事，与他的生活事业行动有关的事，他就觉得千头万绪，焦头烂额，心绪如麻，垂头丧气。(p. 177)”现在有些向往“诗与远方”的人，其实也是这个套路。这种自欺，能形成正反馈，有自加强的趋势。“原来每一个错误，每一次失约，每一个打击，每一个挫折，总之每一回灾难，也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必要性。这至少使他的心肠更冷、更硬，更不必去做出选择，更不必考虑明天。(p. 178)”如果说自欺是战略性的思维缺陷，更技术性的思维缺陷是空疏。仿佛什么都知道，其实什么都不能确认。空疏的泛泛之谈随口一说还挺有趣，如“这就是洋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爱情。而中国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勾心斗角，哪里都有人勇于抓奸，为抓奸可以几夜不睡。(p. 63)”听倪吾诚说话的一位学界前辈就很困惑。“你说他没有学问吧，他旁征博引，不无根据，懂几种外文，有些思想见解虽属皮毛，倒也犀利。你说他有学问吧，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东一榔头，西一棒槌，难道这是做学问的人的谈话法吗？(p. 65)”“他的思想正像他的说话，机敏，犀利，开阔，散漫，飘忽不定，如风如雨，如雾如烟，自己也觉得难于把握。(p. 65)”他这毛病连被他看不起的发妻都知道，“要钱没钱，要势没势，要在社会上混的本事和生活的本事没本事，连掉了的扣子都不会钉。那你真有学问也好，又是一肚子说有有点说没全没的学问。高不成，低不就，非驴非马的四不像。(p. 103)”

　　倪吾诚的困境当然也有客观的因素。按照该书出版时主流的文学史观，该小说可纳入“鲁郭茅巴老曹”谱系，尤其是巴金《家》的后继者，没有高老太爷，家还是过去的家。事实上，该书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时“内容介绍”定性为“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内部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两种文化形态的殊死斗争”，就体现了这种理解。小说出版时的“文化热”中，故事更容易被解读为西方文化和华夏文化在家庭中的碰撞。倪吾诚一直从倡导“西化”的家庭生活方式，喝牛奶、吃鱼肝油、洗澡、走路挺胸、儿童游戏比读书重要等，但所有其他成员包括女儿儿子都不接受。在我看来，“西化”只是种借代，代表着跟美好的生活。因此，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该书所反映的是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与全家艰难度日的现实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国门已开西风东渐，总体的可能性与个体的现实性矛盾更为突出。理想要在现实基础上实现。“只有在社会上立住脚，才能有其他的一切：人们都是这样的，年轻时候觉得社会不合理，要和社会作战。最后，总要和社会和解，个人与社会达到彼此两利. (p. 298)”“互相利用也比互相损害好，你损害了社会，也损害了他人，也损害了自身。有什么好的？(p. 298)”小说中倪吾诚腿不好是种隐喻，他的存在缺乏现实基础，到后来瘫在床上，更是现实性的丧失。倪吾诚晚年的双目几乎失明，也可以理解为隐喻。倪吾诚的留学欧洲，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小说写他儿子倪藻在八十年代出国访问的感受，“这就是‘出国’。它突然使你离开了你的世界，像一条鱼离开了它从没有离开过的水。然而，它没有干枯，因为有别样的湿润，隔断而又相连。它似乎给你一个机会超脱地飘然地反顾，鸟瞰你自己、你的历史和你的国家。却又不能超脱，更加挂牵相连，忧思和热望都像火焰。(p. 17)”其父当年留学更是如此。

　　倪吾诚在大学中多年，到离休都是讲师。他的儿子和女儿到八十年代都当了副教授，当年的婚外女朋友还当了教授。儿子倪藻的成长尤其体现了家庭的影响。“倪藻的脑子里没有这么多忧郁的东西。上学—优等的成绩,回家—充盈的钟爱,玩—这就是童年。(p. 89)”他功课由姨妈辅导。姨妈虽然不到二十岁就守寡，生活中有种种怪癖，毕竟也是文学女青年。“她博览群书，家里已有的几本闲书包括《西厢记》《孟丽君》、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还有一本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与倪藻拿给她的新来的《世界名人小传》，她是反复读、反复看、不厌其详、不厌其烦。除此之外，她还喜欢到书摊去租书，言情的、武侠的、演义的、侦探的她都租读，她还租过张资平的短篇小说集，郁达夫的小说集，巴金的《爱情三部曲》，老舍的《赵子曰》与德莱塞、辛克莱、梅里美的作品的中文译本。她几乎可以说是有闲书就读，有读无类。她读得很快，读一遍就能记住故事轮廓，并且喜欢复述故事。(p. 228)”父亲其实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玩具活动变人形、寒暑表、童话书都给他启发。尤其是《世界名人小传》，让他认识到，“世界名人们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情。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都为自己要做的事情忙碌奋斗一生。而他的家人的特点，就在于谁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这真可哀！(p. 205)” 小女儿“倪荷学的理工，她的功课学得很不错。她的丈夫也是一个标准的工科大学生。现在两人都但了副教授。倪吾诚一辈子想混个副教授的职称终于没有成功。(p. 366)”不过，小女儿出生时倪吾诚变离家出走，后来倪荷一度对父亲很好，但终于无法忍耐他的唠叨与牢骚，彻底断绝关系，病危和死亡都没有露面。而四十年代初对倪吾诚一见倾心的美女刘莉芬，“后来倪吾诚的一切让她伤心而又愤怒。她很快便与倪吾诚断绝了来往。她后来在学术上小有成就，不知道她解放后的生活路程如何。反正现在她还健在，还有风度，还能令人产生对往西的美好回忆。她现在是南方一个大学的教授。前不久还应邀到英国和法国去进行学术交流活动。(p. 368)”顺便一提，小说似乎把出国交流作为学者成功的标准，倪吾诚的儿子、小女儿的丈夫、前女友这些学界中人都出过国。

　　《活动变人形》是位欧洲海归的别样传记。作者也不知道对传主如何盖棺论定。“知识分子？骗子？疯子？傻子？好人？汉奸？老革命？唐吉诃德？极左派？极右派？民主派？寄生虫？被埋没着？窝囊废？老天真？孔乙己？阿Q？假洋鬼子？罗亭？奥勃洛摩夫？低智商？超高智商？可怜虫？毒蛇？落伍者？超先锋派？享乐主义者？流氓？市侩？书呆子？理想主义者？(p. 354)”或许可以用《诗经》中的话说，“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但不限于在婚姻方面。

　　作者王蒙，1934年出生于北平。1940年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1945年入私立平民中学。中学开始从事政治活动和文学创作。1953年写女校学生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有广泛影响。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1年摘帽。1962年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一年。1963年去伊犁，1978年调换作协北京分会。1979年平反后担任领导职务，尤其是1986至1989年期间任文化部部长。后来有多种大学兼职。2002年担任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院长，2019年王蒙文学馆在该大学揭牌。2010年受聘中国传媒大学“名誉教授”，绍兴文理学院“名誉教授”。2011年受聘武汉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和讲座教授。2012年受聘东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2013年受聘伊犁师范学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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