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就业的“清涧实践”：社会企业推进乡村振兴的一次生动示范

　　“清涧的县委领导班子主动找到我们，说在媒体上看到了帮扶项目的试点启动，希望能够落到清涧，我们也很惊讶。”蚂蚁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彭翼捷回忆道。

　　2019年10月，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蚂蚁集团、蚂蚁公益基金会等发起的数字产业孵化项目“AI豆计划”以社会企业的模式，落地陕西清涧，通过培训当地女性、返乡年轻人等做数据标注师，助力在地就业。

　　

　　清涧县爱豆科技有限公司里，工作中的数据标注师李阿倩

　　三年多来，从面临多重发展困境的贫困县，到成为帮助数百名女性和返乡青年就业的示范县，清涧在锻造县域发展新名片的同时，充分贯彻了人本理念，坚持了公益底色——作为社会企业模式在我国县域的一次生动示范，“清涧实践”实在带来太多惊喜。

　　“一家数字产业扶贫企业的诞生”

　　清涧是陕西省榆林市的下辖县，曾是国家吕梁山片区贫困县。2019年，清涧面临即将成功脱贫摘帽，但仍存在当地传统产业发展滞后、就业渠道单一导致人口外流、重点群体就业难等发展困境。

　　“如何在拉动经济的同时，吸引青年愿意返乡就业创业，也让脱贫户、留守妇女、残疾人等群体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成为清涧县委领导班子的重点难题。

　　2019年10月的一天，一篇“AI豆计划”的相关报道引起了清涧县委副书记、副县长柳清海的注意。报道显示，该计划通过人工智能产业释放出的大量就业机会，探索“AI扶贫”的公益新模式，通过提供免费职业培训，让重点群体尤其是女性成为数据标注师，在家门口实现就业脱贫。

　　清涧抓住了这个机会。2019年11月15日，清涧县首批数据标注师上岗工作。同年12月，清涧县爱豆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成为陕西省首家数字产业扶贫企业。

　　“我们决定用社会企业的模式”

　　“计划落地之初，我们对于采用什么样的运营模式进行了激烈的探讨。”彭翼捷解释道，要想地方能够长期发展，就一定要在当地留下一个实体，同时还要避免商业主体逐利资金滥用，解决公益可持续的问题，“通过请教一位老师，我们决定用社会企业的模式。”

　　社会企业是以社会目标为先导，同时引入市场机制解决社会问题，结合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种新型组织形式。被定位为社会企业的清涧县爱豆科技有限公司，最终由国家卫健委、清涧县政府等多方出资，支持建设，是隶属于清涧县政府的国有企业。章程要求80%收入用于员工薪酬福利，鼓励在地运营企业优先招募女性、贫困户、残障人士。同时，企业核心管理层由清涧县政府委派，属于政府公职人员，相应薪资由政府发放；公司股东没有分红，收入结余主要用于投入公司发展，践行公益帮助弱势群体。

　　

　　4月18日，在“数字木兰”女性发展年会上，中国妇女报社副总编辑金勇对话西安交通大学教授、数字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江华，探讨数字时代下的女性创就业

　　“中国式现代化肯定要破解两极分化的问题，肯定要破解资本所带来的社会关联的问题。”西安交大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江华认为，通过这种社会企业的模式，能够在县域层面拉近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的均衡感，同样能够带来很好的社会活力。

　　据柳清海介绍，2022年，清涧相关数字就业中心全年产值超1800万元，多个在地运营企业成为当地最大用工企业，初步形成了一个数字就业产业带，“各就业中心在岗员工里，脱贫、低保、残障等防返贫重点监测人口占到了59%，女性总体占比超过了六成。”同时，清涧爱豆已经能够按照商业供应商的方式参与蚂蚁、阿里集团的正常招投标。

　　“清涧爱豆成立第一天，我说你们这家公司是社会企业，未来不只接阿里巴巴和蚂蚁的订单，一定是要走到市场竞争。那时候没多少人相信这个，但今天，我们看到了希望。”彭翼捷不无感慨地表示。

　　“乡村振兴领域，社会企业具有较大发展空间和潜力”

　　“在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过程之中，我们需要寻求新的动力，我认为这个新动力就是一种混合型的组织形态，也是全球上个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种新的组织方式，这就是社会企业。”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邓国胜表示。

　　社会企业最早出现于英国，大约是在19世纪40年代左右。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专篇文章中介绍了其大致的界定标准：这是社会所有的企业，服务于社会利益，采取企业化经营。利润全部归企业，再投入社会公益事业之中。企业可能越做越大，但受益者却是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社会企业概念于2006年左右被引入中国并开始受到业内关注。厉以宁曾表示，社会企业不是营利组织，而是公益性企业。作为一条增加就业机会的新路径，社会企业模式有助于缓解城乡就业压力，促进城乡和谐和社会和谐。

　　“但在社会成本、管理的复杂性和难度上，社会企业也有其局限性。”邓国胜表示。《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行业扫描——调研报告 2019》显示，我国有自主意识、将自己定义为社会企业且被同行认可的社会企业仅1684家，且多数处于发展初创期，超九成社会企业的受薪员工人数在100人以下，属于中小型组织。

　　如今，北京、成都、深圳及佛山等多家地方政府已出台相关政策, 鼓励和发展社会企业或社会投资，加大了政府对社会企业购买服务、减免税的政策扶持。

　　“县域能不能跟上现代化的节奏，必须从人身上下功夫。”杨江华指出，黄土高原的数字就业经验，率先响应了共同富裕的实践。“‘AI豆计划’为代表的县域新生代一定是我们整个县城新中产的来源。‘清涧实践’解决的不仅是几百个人的就业问题，更是几百个家庭安居乐业的社会问题。”（李汶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