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同方面，看明末清初之时西陵词坛的发展，究竟会有什么启示？

　　“清初在西陵出现的是词的全面复兴态势”，这是吴熊和先生90年代对于西陵词坛的总体概述。

　　

　　词的“全面复兴态势”是明末清初的词史潮流，并不能完全归功于西陵词坛，但西陵词人率先掀起了对于词体和词史的大总结，其实践和理论的自觉性、主动性、系统性和全面性，在明末清初词坛确实是非常突出的。

　　在顺治朝以前，郡内文社此起彼伏，或以经义相诱引，或以词章相鼓吹。西陵山水秀丽，风情旖旎，与词尤合。“西湖，固词人胜地也”，西陵词事之盛，得江山之助尤多。

　　西陵的独特地理文化，与词确有“独近”之处，曹尔堪的观点绝非偶然，清初另一著名词人尤侗亦云西陵词脉绵长，传统深厚，为两浙之翘楚。朱彝尊追踪浙西词脉而率多杭州词人，其后继者厉鹗对于杭州词脉的梳理更为清晰。

　　虽然西陵词人并不如浙西词派朱、厉一样将周邦彦、马洪如此尖锐地对立起来，但相对而言，如果说周邦彦等宋代词人为西陵词坛提供了丰厚的词学经验和高度的词学荣耀，那么以马浩澜为代表的明代词人则主要为西陵词坛提供了足资借鉴的教训和变革风会的强烈需求。

　　

　　唐宋元明一贯而下的词脉，为西陵词坛的兴起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基础，部分卓睿的西陵词人在这种丰厚的词学积淀中形成了高度自觉的词史责任感、广阔的词学视野、博大的词学胸襟和丰沛的词学创造力。杭州词风之兴起，约在天启、崇祯年间初露端倪。

　　西陵词风之极盛，在康熙朝。遂安方象瑛曾于康熙十三年秋与毛际可同寓居杭州，晚年又曾来此养疴，与诸多词人曾有交往，其于西陵词坛有最直接的感受。由明天启至清康熙共历两代四朝，西陵一郡诞生了大批词人、词集与词学著作。

　　西陵词人399位，就地域词坛规模而言，明末清初恐无能出杭州之右者。然而杭州词坛的内部布局，并不均衡。

　　明末清初西陵词人主要集中于钱塘、仁和、海宁、余杭四地，其中又以钱塘与仁和两县为主，两县不仅为杭州府中心，又为浙江省会所在地。

　　《杭州府志》称明代钱塘县与仁和县俱“为杭州府治”“国朝因之”，“杭州府治为浙江省会之区”，其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交通条件自在其他州县之上。

　　

　　郡内词人以两地为多，词事之盛，亦以两地为最。与地域分布密切相关的，是西陵词坛内部复杂的血缘、姻亲和学缘关系。

　　在历时一百年的西陵词坛，涌现出许多优秀的词家，但词坛并无足以成为核心和中坚的某一人或数人，这与西陵词坛独特的词风取向和词学思想是密切相关的。

　　西陵词集之富，而亡佚之多，是造成当代认知与当时词坛生态产生偏差的重要因素，不可不察。清词中兴，而词学的复兴则更早。清词或不及两宋之成就，而明清词学在系统性、深刻性、丰富性等方面则远迈宋人。

　　西陵词坛的繁盛，不仅在于其庞大的词学群体、宏富的词集词作，也在于其全面而独特的词学建树。面对萎靡已久的词坛，明末清初各地词人皆试图以不同的策略干预词坛风会。

　　西陵词坛词学氛围浓厚，文献规模非常庞大，而大多鲜闻于后世，相关察存、辑佚考校工作，非长年累月的专人专力无以致之。

　　

　　西陵词人于操选一事，有诸多讨论，对于当时选本之弊端，亦有清醒的认知。未曾主政词选的王晫，有一段深刻的见解，不仅能体现其个人的词学取向，同时也是对西陵词学基本精神的概括。

　　这种兼收并蓄、不主一格的审美观，并非王晫一己之见，而是西陵词坛之风尚。它又不仅仅是词坛之风尚，原本是孕育于明末清初的一种西陵文化风尚，是西陵人士有感于党派纷争、文社林立、互相攻讦的局面而极力倡导的一种普遍风尚。

　　西陵文坛不立门户、不拘一格的开放精神，是一种文坛氛围，并非某个人的一己之见。启祯顺康间的西陵词坛，正处于这种文化氛围的寖淫濡染中。

　　对这种兼容并蓄、不拘一格的精神思考最深刻的，正是开启西陵词坛一代风气的卓人月。天下文人禀赋才情各异，各因其性情之真而为文，不可束之一途，不可以一己好恶而推及他人。卓人月从文人才情禀赋的多样性，肯定了风格多元的合理性，并在门派的盛衰迭变中见出风格之争的无谓和荒诞。

　　

　　这种极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审美趣味，是西陵一郡的文化风尚，渗透于文坛、诗坛、词坛，在郡外亦有不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者，如会稽孟称舜、新城王士祯、宜兴徐喈凤等。明乎此，便不会将王晫的选词论调视作一种个体的声音。

　　南宋词人入选规模超越北宋词人。入选45首以上者7人，而仅苏轼为北宋词人。徐士俊阐释为南宋词风的大力发扬者，尤其是辛弃疾豪放词风的鼓吹者。

　　这是一种不小的误解，原因在于对两位编选者的性情特点、编选背景和编选动机和选旨存在着较深的隔膜。苏轼、陈师道所谓“今之词手”“本色”，原不仅仅是风格而言，也包括词乐等方面的多重意义。而张綖将其简化为风格论，正见明代词学与宋代词学之不同。

　　“婉约为正”的风格取向是明代词坛的主流，并非张綖个人意见。诸人从“性情”“情感”的多样性角度，强调婉约、豪放两种美学风格的同等价值，在逻辑上是非常有力的，这就从理论层面打破了明代词坛长期以来的单一审美。

　　在当时“主情”思潮的大背景下，这一操作所具备的冲击力和说服力，是不言而喻的。今人在讨论卓人月、徐士俊《古今词统》的影响时，曾关注到《倚声初集》《词综》等，然而其在西陵一郡引领的一个词学时代，开辟的一代词学风尚，却罕有人道及。

　　

　　相较于各有偏爱的其他地域词坛，清初西陵词坛更是与《古今词统》的词学理念一脉相承的。西陵词坛的演变，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约以康熙十年至十四年为界，西陵词坛经历了基本思想观念的一次重大嬗变。

　　前期西陵词坛，词体观念的核心是以明代主情论为基础的多元审美观；后期西陵词坛，核心观念是以诗教规范下的新型主情论为基础的多元审美观。

　　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期的创作、批评与操选，只论情感之真实与否，不论情感的品格高下；后期的创作、批评与操选，追求词体情感的净化与品格的升华。

　　《西陵词选》作为一部地域词选，在推举杭州词事、存人存词方面，居功至伟。但八卷词作质量参差不齐，亦为事实。《西陵词选》的选阵，相对于西陵词坛的整体生态而言，其局限性也是不须避讳的。

　　《西陵词选》是西陵词坛多元审美风会由明末主情论向诗教规范靠拢的一个标志性选本，是西陵词坛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代表性选本，它仅呈现了特定阶段的西陵词坛的一个断面。

　　

　　固然能够呈现西陵词坛的某些特征，甚至能够打破“西陵十子”中心论的词坛结构认知，但并不能全面反映西陵词坛甚至“西陵词派”的历史演进过程。

　　西陵词坛一系列选本基本呈现了婉约、豪放并存不废的开放性词学观念在词坛的演进线索，及其理论内涵的变化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

　　尤其是卓回与周在浚的《古今词汇》之争，清晰地昭示了这种开放多元的词学主张所具有的鲜明的独立自成性与排他性，即与其他词风论调的不兼容性。

　　多元审美论调逐渐由卓人月、徐士俊《古今词统》的一种个体性主张演变成西陵词坛的主流风气，成为西陵词学的核心精神，成为明清词坛区别于其他词学流派的理论旗帜。

　　今人以西陵词派为云间词派之余脉，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依据是认定沈谦的词学旨趣与陈子龙等人相似。然而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沈谦在接触陈子龙之前即已奠定其后来的词学取径。

　　

　　沈毛之争作为西陵词坛的一次内部论辩，是一代词学风会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对于透视词风演进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它部分展示了婉约、豪放并存不废的多元审美在西陵词坛的传播与接收过程。

　　而在这一过程中，即使同一词人，亦往往会呈现自相矛盾的一面，这是毋庸讳言的。以往研究中，以静态视角聚焦西陵词人的词论，不仅无法解读其自相矛盾处，更无法把握西陵词学的发展脉络及其矛盾表象之下更深刻的词学气候的演进，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历史原貌。

　　西陵词学研究，乃至整个词学研究，需要动态视角，需要致力于还原词人词学观念变化的动态过程。在沈毛之争后，婉约、豪放并存不废的多元审美观念得到了众多西陵词人的认同与维护，蔚然而成一时风气。

　　卓回所代表的并非云间词派或者浙西词派的立场，在其身后，矗立着一个词学观念非常一致的独特群体。婉约豪放并存不废的词学观念，正是西陵词坛不同于其他词派的核心价值所在。

　　《清词史》等著作对于卓周之争的误读，并不源于对于周在浚的陌生，而源于对于卓回词学观念的误读，源于对于卓回身后浩荡的西陵词学风会的陌生。西陵词坛的研究长期滞后，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现代词学对于清初词坛格局和明清词史进程的深入推进。

　　

　　西陵的词人并不是都认同这一审美观念——如查容、查慎行、龚翔麟、王锡等等，词风取向属于浙西词派一路。更有大量偶作一二者，本算不上词人。

　　通过对明末清初百年间众多西陵词人的梳理与考察，从中凸显这一特殊群体的存在及其演化过程，是把握西陵词坛主流风会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对于考察西陵词风词貌、创作追求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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