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讳疾忌医”，“齐桓公”到底有没有？

　　“讳疾忌医”源自战国·韩非《韩非子·喻老》：“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病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医之治病也，攻之于腠理，此皆争之于小者也。夫事之祸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圣人蚤从事焉。’”以前中学课本里的《扁鹊见蔡桓公》、现在小学四年级下册的《扁鹊治病》就节选于此，只不过又是断章取义，将最后两句删除了。

　　

　　“讳疾忌医”出自宋·朱熹《与田侍郎书》：“此须究其根原，深加保养，不可归咎求节，讳疾忌医也。”在之前，宋·周敦颐《周子通书·过》曾有：“今人有过，不喜人规，如护疾而忌医，宁灭其身而无悟也。”也就是说，朱熹把“护疾”改成了“讳疾”。

　　

　　有很多人说，“讳疾忌医”与蔡桓公可扯不上什么关系，一切都是后人的附会。

　　理由是这样的：如果说桓侯有“讳疾忌医”的主观意愿，但韩非子并没有在文中某个地方表明或暗示这一点。除了“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这个地方可以看出蔡桓公知道自己有病，没有其它任何一个地方可以看出蔡桓公觉察到自己有病，况且，蔡桓公一“体痛”就即刻“使人索扁鹊”，根本谈不上“忌医”！其一“索”字，体现其求治之心切。扁鹊第四次进见出现“望桓侯而还走”的反常举动，蔡桓公“故使人问之”，透露出他疑虑自已果真有病，这一点也说明他是不“忌医”的。（作者正是通过描写桓侯不发觉和不相信自己有病的情节，有力地反衬出扁鹊医术的精湛。） 再者，韩非子写这则寓言的本意是“喻老”，即用比喻的方法解释老子的观点，旨在说明老子“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这一观点，而非为了讽刺蔡桓公。

　　

　　首先要说明的是，“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是作者杜撰。中国历史上没有蔡桓公的任何记载，倒是有蔡桓候这个人，不过，他是春秋时人，而扁鹊是战国时人，两者不可能穿越时空特意来演这么一则寓言故事。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事情还是这个事情，可是，“蔡桓公”变成了“齐桓侯”。于是又有人说，故事的主人公是齐桓公而非蔡桓公，所谓的“蔡桓公”，据考证是战国时期田氏代齐以后的第三位齐国国君，谥号为“齐桓公”，本名田午，史称“田齐桓公”或“齐桓公午”，和扁鹊是同一时代的人。

　　

　　由此可见，扁鹊见蔡桓公一定没发生过，至于扁鹊见齐桓公，有发生的可能性，但却缺乏有力的考证，司马迁亦有附会的嫌疑。

　　我们不妨把齐桓公打上引号，来讨论他到底有没有“讳疾忌医”。

　　扁鹊为当世名医，游治列国，救死扶伤无数，“齐桓公”肯定是知道的，不然，早就轰出宫外了。试想一下，当一个举世闻名的医生说你身上有疾病，即使你没有任何身体不适，你在内心深处会认为自己没病吗？你不可能完全认为自己没病，一方面，人人都有病，但不一定身体不适，这是基本常识；一方面，名医说你有病，妄说是极小概率的事件。“齐桓公”之所以说“寡人无疾”“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并不能说明他不知疾，在很大程度上是给自己一个台阶下。30天后，扁鹊第四次看见他，转身就跑，他就使人问明情况，说明他怀疑自己有病，扁鹊已经明确告知“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可他并没有寻求治病，而是5日之后，感到体痛，才使人索扁鹊。也就是说，“齐桓公”还是“讳疾忌医”的。

　　

　　其实，谁都害怕生病，“讳疾忌医”，人皆有之，只是大小程度不同而已。世间千般事，不可尽数，岂止医事，凡是人为之，皆有“讳疾忌医”。社会、个人层面皆有典型案例。

　　社会层面，一些企业为了经济效益，对生产中的安全隐患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仍然进行生产，最终导致严重的安全事故，如江苏响水天嘉宜公司“3·21”特别重大爆炸事故。

　　个人层面，抽烟、酗酒、赌博、熬夜、抑郁、焦虑，是常见的问题，对于其危害，人人知晓，但主动寻求帮助并改正的，少之又少。

　　无论大事小事还是家事国事个人事，在处理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积极自查自纠，认真听取别人意见，把问题处理在萌芽状态，也就是韩非子所说的“圣人蚤从事焉”，切勿像“齐桓公”一样等到病入膏肓才寻求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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