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为何总是成群而来，用史学思维思考，人文学科危机背后的逻辑

　　原标题：天才为何总是成群而来，用史学思维思考，人文学科危机背后的逻辑

　　写在前面

　　2600年前，东西方同时出现了一批伟大的精神导师，古中国有孔子、古印度有释迦牟尼、古希腊有苏格拉底、中东地区有耶稣，这四位彼此间互不认识，但为何成群出现？

　　《天才为何而来》这本书就是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

　　书中的章节都有一个统一的出发点，就是从人文的角度，考虑知识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怎么推动社会发展，能创造新知识，推动社会发展的那些人，就是“天才”。

　　今天要读的书名字叫作《天才为何成群地来》，主要讲了三大板块内容。

　　第一，作者提出的一种史学思维方式“观风”，然后我们用这种思维方式来思考一下，“天才为何成群地来”。

　　第二，用这种思维，来看看人文学科的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化解。

　　第三，作者心目中理想的学术环境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王汎森先生的杂文集，也算是对他既往思想的一次总结。

　　王先生在序言里说，他本来定的书名是《人文学科的危机》，再三考虑之后，才决定改成现在这个书名《天才为何成群地来》。

　　你可能会说，这俩书名，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啊？

　　王汎森先生说，这本书收录的是他过去一、二十年里散乱写的一些文章，跟历史学没有直接关系，不过，这些文章有一个统一的出发点，就是从人文的角度，考虑知识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怎么推动社会发展，能创造新知识，推动社会发展的那些人，就是“天才”。

　　这样，你是不是就能理解这两个题目之间内在的联系了。

　　“天才为何成群地来”，关键词不是“天才”而是“成群”，而形成“群”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文和学术的环境。

　　所以说，这本书是王先生作为一个人文学者，对整个时代学术状况、文化状况的观察。

　　王汎森先生做过管理工作，关注点不会只局限在人文、学术，也不会只局限在一个地方，他看到的是一种普遍的趋势。

　　人文学科在今天的危机，不只是学生不爱选文科，文科生不好找工作，它真正不好的影响，在于整个社会的思想原动力会不足。

　　这会波及政治、经济、文化，甚至科技等等各个领域，也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

　　我觉得，读这本书的收获，不只是了解大师对当下社会的看法，更有趣地是体会怎么用历史学的观念和方法分析社会现象、思考现实问题。

　　下面我打算从王先生思考的方法出发，分三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

　　首先我会给你介绍王先生提出的一种史学思维方式，然后我们用这种思维方式来思考一下“天才为何成群地来”。

　　接下来，我们继续用这种思维，来看看，王先生认为的人文学科的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化解。

　　最后，我想跟你分享王先生心目中理想的学术环境应该是什么样的，还有我个人的一点感受。

　　好，先来回答书名里提出的那个问题：

　　天才为何成群地来？

　　王先生认为，天才扎堆出现，其实是一个挺普遍的现象。

　　离我们近的，有硅谷的极客们，像比尔·盖茨、乔布斯；远一点的，有西方古典音乐的大师、现代派的画家、盛唐的大诗人，这些天才可都是三五成群地出现。

　　好像背后有个人在指挥着他们，说：你们都向这个方向努力吧。

　　为什么会这样呢？

　　王先生有一个著名的学术观点，正好可以给这个现象提供一种解释。

　　这就是“风”的观念。

　　他说：社会的发展变革，往往有一种无形的推动力，最终形成一种趋势，就像“风”一样。

　　而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观风。

　　天才成群地来，不是因为刚巧有一群天才碰到了一起，而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有适合他们的土壤。

　　这个观点，来自他的另一本经典著作《执拗的低音》。

　　“风”这个概念很难解释，王先生也没有给“风”下一个明确的定义。

　　你可以先把它理解成“风气”“风潮”，就是一群人在一段时间里，突然喜欢或者不喜欢一种东西，像我们平时会说“世风”“学风”“民风”等等。

　　王先生说：三十年前，佛教在台湾没什么影响，但是今天台湾的佛教就是一种很大的势力，这就是一种风。

　　再比如，5年前，穿汉服上街还是会上新闻的稀奇事，但是今天，你去逛故宫，经常能看到一些穿着汉服的年轻女孩。

　　大部分时候，人们其实意识不到自己在跟风。

　　王先生说，一种学风流行的时候，你可能心里有疑惑，可能不认同，但还是会跟着大家一起往这个方向走。

　　这些年，史学界流行的方向，一会儿是思想史、一会儿是社会经济史，今天是医疗史，明天又可能是别的。就算是智者，也难免会跟风。

　　我们已经明白了风是什么，你应该能感受到，研究历史，意识到风的存在真的很重要。

　　有人说北宋的时候，佛教经典《楞严经》影响很大，但是胡适就反对说：怎么能说是一部经书的影响呢？

　　应该说是整个时代禅宗的空气对士人的影响很大。

　　禅宗的空气在哪儿？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如果你意识不到有禅宗这股风存在，你就看不清楚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到底在发生什么。

　　不过，就算意识到了风的存在，想要把握住它，然后分析它、描述它，还是很困难。

　　王先生说，史学的任务，就是观风。

　　换句话说，史学就是在训练一种综合的、全局的思考方式。研究历史，不能只是记录发生过什么事情，那只是搜集史料；也不能只是把事件一个个拆开来看，简单地理出事件的前因后果，这样就看不到全貌。

　　观风，就是要捕捉潜藏在因果背后的、一些无形的东西。

　　那怎么观风呢？

　　王先生认为，首先你要知道，风无处不在，每件事背后都有风的影响。观风就得有意识摆脱条条框框的束缚，别管什么格式、体例。

　　《史记》有一种体例叫列传，把好几个人物放在一块，给他们写传记，有刺客的列传、官员的列传等等。

　　你想想，既然这些人很重要，司马迁为什么不像后来的史官那样，给他们单独立传呢？

　　实际上，司马迁要讲的不是这些人有什么成就，甚至不是要描绘他们的群像，他是在展现风。

　　如果只是单人的传记，或者编年体，就展现不出风来。

　　其次，同一段时间，同一个社会，可能同时存在很多很多的风，有东风、有南风，有飓风、有微风。

　　而且，风和风之间不是孤立的，它们会互相影响，学风会影响政风，时风会影响民风。所以研究政治，就不能只看政治本身，也要关注到民间风俗。

　　有一本研究乾隆朝历史的经典书《叫魂》，就是从“叫魂”这个民间风俗出发，引出了乾隆时期一些很小的案件，但是它最终展现出来的是整个清朝官场的运作机制。

　　你看，观风就是一种综合的、全局的思维。它要求你既有能力深入到问题内部，又能不忘记外面还有很大的天地。

　　入到极致，要能用显微镜观察具体问题；而出呢，就是要反复回到大格局、大框架下重新审视问题，你用显微镜观察到的事实、细节也会得到新的刺激。

　　不断地“出入”，就能不断吸取活水，让你的思考更有生机。

　　观风当然不是唯一的历史方法，但是它很重要。

　　观风的思维，会让你的视野更大，不把视角局限在特定的时空，不会把事件归为简单的因果。

　　更重要的是，学会了这种方法，不仅可以用它来看历史，也能用它来观察社会、理解现实。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这本书里看似无关的杂文，其实都是王先生用风的思维，观察历史、观察现实之后的思考和感悟，包括“天才为何总是成群地来”这个问题。

　　这句话是书里一篇文章的题目。

　　在这篇文章里，王先生先抛出了一个问题：

　　他发现很多大师，都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不闻窗外事，只读圣贤书，他们有参加不完的聚会。这么爱玩，哪有时间搞研究，怎么还能取得很高成就呢？

　　这是因为，这帮人的学问不是做出来的，而是聊出来的。聊天中激发出来的想法，往往能四两拨千斤，产生奇效。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经常在家里搞周末派对，请一群有见地的朋友一起聊天。

　　这个周末派对里，出过很多的大学者，有一个人后来还成了德国总统。

　　过去，我们寻找天才、大师、伟人出现的原因，常常从他的个人经历、品格出发，或者回到他所处的历史的大环境中去看。

　　我们说梵高伟大是因为癫狂，李白的诗才来自他兼通儒道的人生追求。

　　可是，不管是入到里面，看人生经历，还是出到外面，看大环境，这两种思路，都缺乏综合，所以会忽视更显而易见的答案，也就是具体的文化环境、社会环境。

　　在李白的年代，写诗就跟我们今天发朋友圈一样随便。在这样的文化、社会环境下，诞生的不只是李白这一个天才，还有杜甫，还有再晚一点的白居易，还有很多。

　　什么是“以史为鉴”？

　　“以史为鉴”不是说历史上发生的故事会重演，我们要吸取教训，而是说在回溯过去的时候，我们能够掌握更丰富的信息，能够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分析问题。

　　所以，研究历史，就是要锻炼一种综合的、全局的思维，这种思维也同样可以用来分析现在，洞察未来。

　　好，第一部分我们说了，王先生认为，天才、大师不是偶然出现的，他们往往是成群地来，如果用观风的思维来看这个现象，我们就能明白一个道理：

　　文化环境、社会环境对思想的原创力来说至关重要。

　　以此类推，今天全世界的人文学科普遍面临困境，大师少见、创见不足，也跟文化、社会环境有关。

　　人文学科为什么有危机？

　　最常见的看法是，人文学科没用了，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

　　近几年的调查显示，中国00后的高中生，只有四成想学文科。

　　很多家长反对孩子学文，尤其不愿意孩子学文史哲这种传统文科，因为这些专业学不到技术，也不好找工作。

　　但是，王先生认为，恰恰相反，人文学科比起科学，往往具有优先性。

　　科技只有注入文化特色，才有更好的发展。

　　凡是涉及市场、涉及消费的部分都与人文内涵有关，例如包括Facebook在内的许多新发展，背后都有强大的人文需求。

　　如果对某个地方的历史传统、美感、社会心理了解不深，就很难把商品销售到那些地方。

　　如果对美没有感觉，在许多高度竞争性的商品（例如手机），就不可能赢得市场。

　　事实上，人文常常是引导、刺激科技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人类历史上许多有创新性的探索是人文的兴趣与要求促动的。

　　但今天的人们，往往没看到这一点。

　　不仅如此，王先生说，人文学科真正的危机，是它正在失去自我。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要用到观风的思维了。

　　当代学术的趋势，是什么都要用客观的指标来衡量。

　　王先生在管理中看到了太多的指标，比如评价论文的SCI、SSCI，评价大学的大学排名，等等。SCI是美国的科学引文索引，SSCI是社科的索引，它也是从SCI延伸出来的。

　　如果拿这个体系来衡量所有的学科，尤其不那么客观的人文学科，我们的知识系统就会越来越单一，很多精神的、伦理的、多元的东西，就会被轻视、被放弃。

　　大学排名也一样。各个大学都加入排名这个竞争中，学校领导自然会重视那些能提升排名的学科，能加分的研究成果，老师、学生也一样。

　　很多暂时看来没用的研究，就拿不到经费和资源。结果就是，在做研究之前，这个研究领域或者研究方向的价值已经有了定论。

　　但是，你想想，这是不是一个悖论？

　　如果未来的学术成果都在计划之内、意料之中，这些研究的突破性大概也不会太大吧。

　　指标化本身不是坏事，王先生也并不反对学校管理用到各种指标。

　　毕竟这个世界太复杂了，我们不可能原样描述它，一定要借助指标。

　　但是，指标有好处，也有弊端。

　　一旦你用指标描述了一些东西，就一定会忽略掉另一些东西。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时间。真实的时间是连贯的，不间断的，但是我们在描述时间的时候，一定得把它划分成一个个点，哪怕精确到毫秒，它也不再是完整的时间本身了，对吧。

　　今天，各个大学也都在反思这个问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专门开过学术会议讨论过。

　　但是，想要改变现状，肯定不是说我们就不要指标了。

　　王先生说，人文学科也该有学术标准，只是不应该都照搬科学的标准，要摸索出一套适合自己的机制。

　　你可能会说，既然现在讨论、反思这些问题的声音也不少啊，为什么还是很难改变现状呢？

　　王先生认为，这是因为这个现象背后，还有更大的风在推动。

　　大学为什么会重视指标？

　　因为百年来，学术的方向就是要科学化，科学化就得计量化，计量化就得有指标啊。

　　过去，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是人文学科的天下。

　　科举考试考的是写文章吧；西方古代的学校里，主要学的是文史哲。

　　文理分科是工业革命之后才有的事情。

　　理科、科学家这些概念一开始就是为了跟人文学科对立才出现的，

　　从人文学科里独立出来的科学，慢慢占了上风，它引领了新的学术方向，主导着评判学术的标准。这就带来了指标化、专业化等等我们可以看到的趋势。

　　但是人文的逻辑跟理工科是不一样的。

　　如果人文学科都跟科学一样，越来越细分，越来越专业，就必然就会离现实越来越远。

　　普通人也就越来越搞不懂人文学科到底在研究什么。

　　最终的结果就是，人文学科越来越没有自我了。

　　所以，在王先生看来，问题不只是人文学科的危机，而是科学化、计量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暴露出了它深层的问题，这是整体学术的困境。

　　王先生在书里举了一个例子。

　　他的一个美国朋友是一位化学家，专门研究醣科学。这个领域过去非常冷门，这位朋友也经常申请不到经费，做研究困难重重。

　　到了2006年，科学家完成了人类基因定序，人们对醣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醣科学一下子就热起来了，变得潜力无限。

　　可是，如果没有像他朋友那样烧冷灶的科学家，醣科学可能就根本不上基因研究的脚步。

　　今天的大学里，不只人文学科，还有很多像当年的醣科学这样的研究领域，都因为计量化、指标化得不到发展。

　　在王先生看来，这个趋势真正的可怕不在于我们错过了什么，而在于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可能会错过了什么。

　　我们该怎么办呢？

　　接下来第三部分，我就来说说，王先生心目中理想的大学、理想的学术环境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本书里有一篇文章叫《真正的哈佛是看不见的哈佛》。

　　王先生在文章里谈到，过去20年，中国台湾地区的大学发生了两次学术风气的大转向。

　　第一次是高等教育普及，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跟普通大学的分工没有了，大家都把学术当作最高目标。当时看来，这次改革挺成功的。

　　但是，近几年台湾的经济越来越不景气，人们开始希望大学不要只培养学术人才，也要培养有就业能力的人才。

　　于是，大学里的风向又转了，开始注重产学合作，重视科研成果转化的收入，普通大学又开始向职业技术学院转型。

　　产学结合，听起来很好，对吧？

　　斯坦福大学和硅谷就是产学共生中成长起来的。

　　但是，一旦执行起来，就会有目标坍缩，就会有动作变形。

　　王先生说，在一次大学的教务会议上，一位校长正在为六七千块钱的科研成果转化收入讲得兴高采烈，会上一位企业家马上反问道：

　　你说的这些都是短期的效益，大学应该有长远的使命和社会意义。

　　这位企业家大概是觉得，校长这么费力拼这几千块钱，忽略了大学的本质，有点得不偿失。

　　谁对谁错呢？

　　王先生认为，大学当然需要产业的支持、经费的支持。

　　现代学术没有足够的物质条件，像图书馆、实验室，一切都免谈，所以校长为学校争取经费，没有错啊。

　　但是，如果校长把经费看得过于重要了，确实会成为问题，因为物质条件支持并不一定会带来学术突破。

　　2003年，日本在国内建了很多实验室，他们的财务大臣很有信心，投入了很多资源。

　　但是后来日本的诺奖得主不全是从这些实验室走出来的。

　　王先生说，为学术研究提供资源丰富的大水库，当然重要，但是，如果是一下子把大水库的水引进来，很可能反而酿成水灾。

　　最好的辅助应该是“水龙头式”的，有需要的时候，打开水龙头，水自然就来。

　　王先生讲这个故事，是想告诉我们一个深层次的道理，也是他在《执拗的低音》这本书里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观点，概括来说，就是我们看历史，经常只看到改变的创造性，而忽视了改变的消耗性。

　　就像风吹过去，我们只能看到留下了什么，却看不到吹走了什么。

　　改变一般都是要解决某些问题，所以会创造价值，但历史的规律往往是，改变一旦启动，就会一门心思往一个方向去，在创造的同时也会带来消耗。

　　大部分人意识不到，消耗和创造一体两面，也不会关注到底消耗了什么。

　　王先生说的虽然是台湾地区当地的情况，但他提到的问题，是全世界的大学都要面临的困境，对我们有借鉴意义。怎么办呢？

　　王先生在书里引用了100年前哈佛毕业典礼上的一篇致辞，名字叫《真正的哈佛》，算是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很想给你读一下这段话：

　　思想是我们大学的珍贵种子，最值得人们合理仰慕的大学，是因它的课程不拘一格，哺育如此丰富多样富有生命力的理想，也给实现这些理想的价值打开了广阔的天地。

　　孤独的思想者最不会感到孤独。

　　真正的教会永远是看不见的教会。

　　套用这句话，王先生说：

　　真正的哈佛是看不见的哈佛，不在取得了多少经费，成立了几家公司，而是在思想的陶冶或哺育丰富多样富有生命力等等看不见的东西上。

　　这段话很理想主义，但是它并不虚。

　　这些年，我们其实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我们也在提倡产学研结合，怎么避免让那些看不见的、珍贵的东西，被变革消耗掉呢？

　　这本书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答案。

　　例如，王先生在书里《人文的优先性》这篇文章里面明确提到：

　　“要给在大学里的人：

　　第一，有懒散的空间；

　　第二，有取之不尽的图书资源、数字资料；

　　第三，要有好学者或大师；

　　第四，要有充分的交流、阅读或讨论的风气；

　　第五，要有一种‘劲’，或是内在动力。”

　　良好的交流氛围，可能比最先进的实验室更加重要。

　　同事之间能形成在知识上既有竞争有能合作的互动关系，可能比多发几篇论文更重要。

　　我们当然要重视看得见的大学，那个能够用数字、指标来衡量的大学，但是，请不要忘记，还有看不见的大学。

　　天才成群地来，这个现象会引发我们思考，怎么才能激发人的创造力，好的学术环境到底什么样的？

　　构成良好学术环境的因素有很多：

　　有历史的思想资源、时代的环境，还有群聚效应，领跑者以及同侪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等等等等。

　　通过这个问题，我们学习了王先生提出的一种史学思维——“风”的思维，简单来说，就是一种综合的、全局的思维能力，它要求你的思考能在问题本身和大环境之间出入自由。

　　这种思维，不仅可以用来研究历史，也同样可以用来思考当下和未来，它会让你关注到一般人注意不到的那些被风吹走的东西。

　　在我看来，这个思维方法，其实对处理日常的工作和家务事也有帮助。

　　你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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