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劳动研究的新路径：平台依赖性

平台劳动研究的新路径：平台依赖性

摘要：

Uber和类似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学者对于平台劳动现象的极大兴趣。他们主要从两种研究路径切入来解释平台劳动现象：不稳定性（precarity）以及算法控制。两者皆假定劳动者会拥有相对的共同经历。在对7个平台的工作者进行112次深度访谈的基础上，研究发现平台间以及平台内部的体验具有异质性。由于平台劳动的制度化程度较低，劳动者的满意度、自主性和收入在不同平台之间和平台内部都存在明显差异，这是主流的研究路径所无法解释的。相对于依靠平台收入维持基本开支的工作者，将平台收入作为补充性收入的人群工作满意度更高，收入也更高。这说明平台搭上了传统雇佣关系的便车。研究还表明平台之间亦存在等级之分（收入、工作条件、培养能力）。平台劳动需要一种全新的分析路径，以强调劳动力的多样性、与传统劳动市场的联系以及劳动者的依赖性。

作者：

Juliet B. Sch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Boston College

文献来源：

Schor, J.B., Attwood-Charles, W., Cansoy, M.?et al.?Dependence and precarity in the platform economy.Theory and Society49,?833–861 (2020).

Juliet B. Schor

平台劳动的主流研究路径

在社会科学领域，关于平台劳动的研究，主要有三种研究取向：效率与机会是经济学家在关于平台劳动的共同叙述中的核心关切；社会学研究则分为不稳定性和算法控制两条路径，强调互联网平台经济与传统公司形式的巨大差异。

不稳定性的研究路径尝试探究在历史上不同的制度体系（国家和企业政策相结合）下的劳动成果，研究者们将十九世纪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与二战后的社会契约相区分，其中后者为劳动者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工作保障。近年来由于企业进行制度重组，二战后的凯恩斯主义的社会契约逐渐向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过渡，标志着向十九世纪以市场为基础的劳动管理和酬劳过程的回归，学者们也提出“巨大风险转移”、“断裂的工作场所”（fissured workplace）、“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波兰尼式双重运动”等概念来描述这一过程。然而，虽然不稳定性的研究路径在研究平台经济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它可能会淡化数字技术的作用，无法回答劳动者如何在避免直接控制的情况下使得自由和自主成为可能的问题。

效率和算法控制的研究路径则强调了技术在互联网平台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经济学家认为数字配对、无缝支付系统（seamless payment system）和交易成本的减少在高效的多元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算法愈发决定了社会和工作场所的结果，而且往往是以有问题的方式进行的，这种研究路径强调了技术革新下的算法控制与过去劳动管理策略的非连续性：管理控制的加强、信息时代的全景敞视主义、工人的高度遵从、劳动者自主权的削弱。然而，这种研究路径容易陷入技术决定论的窠臼，从而忽视了其中所涉入的人类行动因素。而且，算法在控制行为和影响结果上因人而异，例如，算法管理既可以实现劳动者的自主性，也可以在布洛维意义上实现管理控制权的加强（“自发的同意”）。

新的分析路径：平台依赖性

与强调单方面的研究取向不同，作者认为平台劳动象征着一种全新的劳动制度，它将劳动者的开放式就业，以及劳动者自我安排、组织工作的自主性，与公司软件下的集中权力相结合。由于平台劳动控制的弱制度化水平以及劳动者经济依赖性的规范性，作者认为劳动者通常选择平台劳动，是因为没有明显的“老板”，他们喜欢灵活的时间安排和自主性，这也使得平台的员工队伍比传统企业更加具有“情境”多样性（“situationally” diverse）。基于此，作者以平台依赖性为核心，提出了一条新的分析路径。

相对于不稳定性的研究路径，平台依赖性更为强调雇佣关系的开放性，其工作条件存在相当的差异，进而导致不稳定性水平的变化，劳动力具有异质性特征。这是因为在平台经济中，企业从控制工时、排班和劳动过程中“撤离”（retreat），技术使得管理方向的权力让渡成为可能。但企业依旧拥有一定的对工人的控制权，这是效率研究路径中的竞争市场理论所无法解释的。而与算法控制研究路径相对，平台依赖性研究路径认为控制权是以工人的市场形势为中介的，并且不同平台的控制权水平是不同的。

研究结果

在对7个平台（Airbnb、TaskRabbit、Turo、Uber、Lyft、Postmates和Favor）的工作者进行112次深度访谈的基础上，作者发现不同平台之间和平台内部的体验存在着异质性差异。

下图显示了访谈对象的描述性统计，虽然访谈对象可能活跃于多个平台，这里只选择了他们最主要使用的平台。具体而言，访谈对象相对年轻（平均年龄28.6岁），男性比例超过了三分之二，并且受教育程度较高，他们在不同平台的收入上也存在着较大差异。

具体而言，当平台收入为补充性收入（即拥有多种收入来源）时，平台工作者满意度较高，自主性较强，时薪普遍较高，工作条件较好。相比之下，那些依靠平台提供维持基本生活的人则显示出更高的不满意度，亦会拥有更多的不稳定体验。

同时，平台间亦存在着明显差异，呈现出垂直方向上的层级结构，且其主要是由资本要求（包括人力资本）和资产要求所决定的。资本和资产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劳动者的薪酬结构相匹配，例如Airbnb的房主的平台收益最高，房屋出租每晚大约能挣100美元。平台的层级结构在与补充性收入者比例的关系上也呈现出一定的相关关系。由此，平台经济是嵌套在一般劳动力市场中的，传统劳动力市场状况（工作机会和质量）影响着平台劳动力的体验。在这一层意义上，平台在此还搭上了提供福利保障的传统雇佣关系（其他收入来源）的便车。

结论

本研究强调了平台依赖性的重要作用，以及共享经济中平台之间的重要区分。这些发现凸显了研究那些退出平台的人的必要性。通过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来检验研究结论亦是加强稳健性的策略之一。平台本身的发展轨迹以及平台在加剧社会不平等方面的作用也是值得进一步挖掘的重要议题。

政志观察

编译/食客

审核/林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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