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士杰：“我自举杯仰天笑，宁甘斧钺不降曹”

　　

　　郭士杰，四川隆昌人，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０年３月来湖北工作，４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湖北省委撤销后，任中共武汉市委常委、代理书记。１９３０年１０月在汉口不幸被捕，１１月英勇就义，年仅２４岁。

　　一

　　郭士杰，字宗俊，又名郭慕韩、郭世杰、郭茂汉。１９０６年出生在四川省隆昌县云顶寨新凉山一户地主家庭。母亲生了郭士杰后就去世了，郭士杰由继母养大。父亲早年在国民党政府任过职，后弃官搬家至重庆开酱园铺。于是，郭士杰随父亲迁往重庆居住。郭士杰从小聪明好学，待人诚恳热情，受到邻里乡亲的称赞和喜爱。他看不惯当时的社会，过不惯家里的少爷生活，喜欢和工人们接触。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一代良师恽代英曾在川南一带宣传新思想，当地许多青年受到了新文化运动、反帝反封建思想、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当时，郭士杰正在重庆读高中，性格豪爽、富有反抗精神的他对新文化、新思想非常向往。

　　１９２４年，郭士杰的叔父郭坚白在安徽省安庆市对江大渡口省立第一高中教书，郭士杰为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同堂兄郭彦随郭坚白去安庆该校高一年级插班学习（到安庆后，郭彦报考了黄埔军校）。郭坚白曾留法勤工俭学，思想也较进步，对郭士杰有一定影响。在郭坚白的帮助下，郭士杰克服了不懂安徽话的困难，刻苦攻读，认真钻研，不仅很快赶上了学习进度，而且取得了好的成绩。他关心自己的学习，更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兴衰，面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目睹广大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心情不安。他秘密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新社会观》和《中国青年》《向导》等书刊。通过反复学习和理解，他逐步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从而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革命信念。郭士杰开始参加学校的各种进步活动，在学生中广交朋友，向同学们介绍进步文章，谈自己学习的心得体会。郭士杰为人刚直，意志坚强，待人真诚热情，又擅长演说，讲起话来口若悬河，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１９２５年春，郭士杰由其高中同学裴文英（又名裴济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徽的团组织早在１９２２年春就建立了，在后来的３年中呈时断时续的发展。１９２５年５月，陈独秀派徐梦秋、薛卓汉到安庆恢复党团组织，于是共青团安庆特别支部成立。郭士杰入团后，工作认真负责，干劲大、能力强。“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参与领导安庆及安徽全省学生大力声援“五卅”运动。由于其表现突出，６月被安徽省学联代表大会选为经济股主任，并被推选为第七届全国学联代表，参加了在上海大中华旅社召开的第七届学代会。经过“五卅”风暴洗礼的上海革命气息浓厚，恽代英在会上作的《“五卅”后的政治形势》以及随后制定的多项决议，为青年运动指明了方向。

　　带着第七届学代会的精神，郭士杰回到安庆。１０月１０日，团安庆特支改选干事会时，郭士杰被选为组织干事。１２月１２日，团中央巡视员彭振纲从九江到安庆，１３日将团安庆特支改为共青团安庆地方执行委员会，郭士杰为五个执行委员之一，并任组织部长。期间，他把安庆第一师范学校作为开展团的工作的重点，在学生中成立了“曦社”学术研究团体、办了“曦社”墙报，发表文章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面。一师学校的团组织还建立了图书室，向同学们推荐进步报刊和杂志；充实了一中及建华中学团支部，发展并成立了法专支部、女师支部和一个工人支部，扩大了非基督教同盟，成立了平民教育促进会，还第一次在安庆成立了工人俱乐部。

　　入团不久，郭士杰还以共青团员的身分加入了国民党。此间，他与薛卓汉、王步文、吴振鹏等人在安庆大力发展国民党左派的力量。是年底，经过郭士杰等人的努力，由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安庆市党部终于建立起来了，郭士杰任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１２月２５日，共青团安庆地委、国民党安庆市党部领导安庆各革命团体及市民进行示威游行，反对日军出兵奉天，活动声势浩大。郭士杰在领导这次活动中，表现出卓越的组织才能。

　　１９２６年初，根据中共中央１２１号通告中“凡年龄过２０岁之团员可全数介绍入党”“凡年龄过２３岁的团员入党后完全脱离团的组织”的指示精神，在团中央局总书记任弼时亲自批示下，安庆地区凡符合条件的团员均转为中共正式党员。郭士杰就在此时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他的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

　　在得到任弼时批示那天，即１月１１日，中共安庆特别支部成立，安庆的革命气氛日益活跃起来。郭士杰负责的地方团组织也不断扩大。此时，作为团地委组织部长和一名共产党员，郭士杰不仅在基层努力发展党团组织，而且在国民党安庆市党部中成立了中共党团组织，同时还组建扩大群众团体，如学生会临时代表会、反帝国主义大同盟等。由于人手少，任务重，加上短期内党团基层支部负责人频繁更换，既要解决基层组织前来请示、汇报工作的问题，还要注意物色、发展党团员，郭士杰却把工作做得井井有条，严密而又卓有成效，深得上级的赞誉。

　　１９２６年４月３０日，郭士杰和共青团安庆地委书记杨兆成在给团中央的报告中，除了谈到安庆党团组织的发展情况外，还谈到党团的外围组织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安庆学联、济难会、非基督教同盟会等群众进步组织日益壮大。

　　１９２６年５月，隶属中共中央领导的安徽地方执行委员会在安庆成立，书记李竹声，郭士杰与柯庆施等为执行委员。７月，李竹声调走后，郭士杰任地委书记。他在担任地委书记期间，积极发展党员，先后在安庆一中、一师、法专、建华中学、一女师和店员中建立了七个党支部，使安庆地区地下党的活动有了一些起色。

　　１９２６年下半年，根据毛泽东关于开展农民运动的指示，郭士杰积极组织安庆地下党的同志深入到郊区农村，发动农民，宣传“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思想，相继在郊区的海口州、大渡口、护城圩等地成立了农民协会，还发动群众开展了反帝反封建活动，组织“非基督教大联盟”抵制日货，并派中共地下党员王季禹等十多人到大通、芜湖联系，把抵制日货运动从安庆很快发展到安徽全省。

　　１９２６年秋，当北伐军迫近武汉时，盘踞在安徽的反动军阀陈调元突然下令查封法专、一师及建华中学，残酷杀害了团安庆地委书记杨兆成，迫害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安庆的革命形势走向低谷。为保存革命力量，郭士杰等人按党组织的决定隐蔽起来，坚持地下斗争，并伺机进行迎接北伐的组织工作。

　　１９２７年３月，北伐军先头部队到达安庆后，安庆党组织与北伐军紧密配合，立即筹建工会，先后成立了省、市工会。省、市工会成立后，发动组织了支援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群众性示威游行，安庆的工人运动有了很大发展。在安庆党组织的领导下，妇运、学运、农运活动也蓬勃发展起来。同时，郭士杰等在此前恢复了国民党安庆市党部，他经常参加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召开的各级国民党党部的“党务联席会议”，郭沫若主持会议，郭士杰担任会议记录。他还积极参加国民党左派组织的安庆社会运动委员会的会议，组织民众投身到国民革命运动中去，组织安庆的工、农、妇运训练班等工作。

　　正当安庆出现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时，蒋介石于３月２２日从九江到安庆，出席了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因未能达到让其右派爪牙控制国民党在安徽的党权而中途退出会场，并于２３日制造了安庆“三二三”反革命事变，唆使爪牙捣毁了由国民党左派控制的省、市党部及各革命团体，殴伤众多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及革命群众。不久，国民党反动派便在安庆进行“清党”，郭士杰等一百多人遭到通缉。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安徽省地委和芜湖特支被迫转移至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郭士杰仍坚持留在当地，更加小心地领导地下斗争。

　　５月下旬，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在武汉成立，柯庆施任书记，郭士杰被选为省临委委员、组织部长。在此工作期间，他与临委其他同志一起，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恢复和发展组织，批判陈独秀机会主义；恢复和建立工人、农民的群众组织；组织革命武装，反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的三条指示。首先恢复和建立市区裕华纱厂、火柴厂、凡生中学等基层党（支部）组织。为了加强对已经恢复和重建的基层党组织的思想建设，郭士杰亲自编写《支部生活》小册子，印发给基层组织学习。他还与同志们一起印发不定期的内部刊物，用于教育党员，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对外，经常散发标语传单，揭露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罪行，鼓舞了革命者和进步群众的斗志，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嚣张气焰。５月至７月，安徽省临委在武汉工作一段时间后，秘密迁回省内，机关设在芜湖市，并组成了执行委员会。郭士杰没有参加执行委员会，而是参加领导全省党员重新登记，审查各级委员会，发展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雇农、佃农及自耕农入党的工作。

　　中共“八七”会议以后，郭士杰积极贯彻党的武装斗争精神，并用自己平时省下来的钱秘密买下了一支手枪、２０发子弹，交给怀宁中心县委负责人姚佐元，吩咐其将手枪带回怀宁，准备在怀宁开展武装斗争。这支手枪是当时安庆地区地下党组织的第一件武器。

　　１０月２５日，省临委第二次执委会议重新分工时，郭士杰当选为常委会成员，负责组织工作。年底，省临委暂时解散。尹宽以中央巡视员身分主持安徽省工作，郭士杰被推选为中共芜湖县委书记。按中央通知，他积极代办中央与安徽其他各地党组织之联系，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建立农民协会，积极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抗租抗粮斗争，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由于声势浩大，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和豪绅地主的疯狂镇压。１９２８年１月底，芜湖县委交通机关被破坏，郭士杰等多人被捕，关押在安庆饮马塘看守所。４月，经审判后，转至饮马塘安徽省特种刑事法庭反省院服刑。

　　在狱中，郭士杰坚持斗争。他与葛文宗等人在同狱任弼时（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入狱）等人的帮助下，以读书会的名义，组织了中共安庆狱中支部干事会，郭士杰为常务委员兼组长。支部下辖５个党小组。狱中支部利用狱中极其有限的相聚的机会，暗中串联，鼓舞同志们的斗志，组织党员开展狱中的革命斗争。支部组织党员围绕一个共产党员怎样对待狱中生活，怎样把狱中生活变为学习共产主义、加深理论修养的过程，怎样坚持革命立场与敌人辩证地展开狱中斗争，过好监狱生活，保持好革命势力等问题展开讨论。狱中党组织尤其注意对党的政治路线问题的讨论，注意培养同志们的读书能力，提高工作水平。狱中党组织分析有一些同志可能出狱，便成立了一个训练班，以便他们出狱后能更好地继续进行党的工作。由于狱中党组织加强了对狱中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此间狱中党员没有发生变节行为。这些同志出狱后，大都继续投入了革命洪流之中。

　　１９２９年１月，郭士杰由其叔父郭坚白保释出狱。经过狱中斗争磨炼的郭士杰革命意志更加坚强，经验更加丰富。出狱不久，他于１月３０日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皖省狱中党组织的报告》，详细地报告了在皖狱中被捕的中共党员的组织情况及革命活动。周恩来看了此报告后亲自批示：一可将此报告在党的生活（直属支部中）发表讨论；一可作秘密材料。

　　郭士杰在狱中时，尹宽担任中共安徽省临委书记，由于其在工作指导上存在着严重的错误，以致受到党内同志及中共中央的批评。１９２８年９月，中央派任弼时处理安徽省党内存在的问题，他批评了临时省委的工作，并对省临委在组织上作了若干调整。１０月，任弼时突然被捕，省临委的工作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变。

　　１９２９年３月２４日，郭士杰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希望中央本着六次大会的精神，彻底地改变安徽的党，发展安徽的工作。”根据省临委和安徽党的工作的实际情况，５月，中央在上海召开安徽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临委及主要区域负责人，讨论安徽的工作，郭士杰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取消省临委，将省委工作人员适当地分配到各主要区域中去，使地方党组织都强健起来，尤其是主要城市如芜湖、安庆等工作发展起来后，再成立新的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郭士杰写了一份书面报告，指出省临委过去的盲动主义、命令主义等错误，供中共中央参考。其后，他在上海一方面总结安徽党组织的工作，一方面坚持党的地下斗争，积极开展党的基层组织活动。

　　三

　　１９３０年２月３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共湖北省委，由毛春芳（又名欧阳洛）任书记。３月２３日，毛春芳在武昌被捕，英勇牺牲。３月２７日，中央决定由冯任代理书记。上级党组织考虑到郭士杰的身分已经暴露，不便继续在安庆工作，决定派郭士杰参加湖北省委，任临时组织部长。不久，郭士杰便从上海来到武汉，参加湖北省委的工作。

　　此时的湖北农村革命根据地乘军阀混战之机迅速发展，武汉工人运动正打破一度沉寂的局面走向复兴。从１９２９年秋开始，武汉罢工浪潮此起彼伏，大小约数十次。另一方面，武汉的白色恐怖空前严重，以反共老手夏斗寅为司令的武汉警备司令部镇守武汉，下设有稽查处、宪兵团、教导团、游击大队、武昌公安局、汉口公安局、水上公安局等专门对付共产党的军警机关和部队，荷枪实弹的军队和铁甲车日夜巡逻，密探遍布三镇。４月，武汉三镇开始部分戒严。

　　４月１３日，中共湖北省行动委员会成立，由１７人组成，郭士杰为省行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主要分管武昌、鄂东南的工作。

　　４月１５日至２４日，在中央负责人李立三指导下，中共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由任弼时主持，李立三代表中央作了政治报告，冯任代表湖北省委作了工作报告。会议提出湖北党的总路线是组织政治罢工、农村暴动和士兵哗变，扩大红军主力，坚决地向中心城市和铁路、水路交通要道发展，争取革命首先在湖北取得胜利。大会还选举产生了新的湖北省委，任弼时任省委书记，郭士杰为组织部长，华少丰（华岗）为宣传部长，冯任为秘书长。

　　新成立的湖北省委受中共中央“左”倾观点的影响，作出相应决议，起草和制定了包括赤色五月总示威、“五卅”群众集会等今后３个月的计划大纲。围绕这个总的计划，作为省委组织部长的郭士杰及时组织召开了一次简短的飞行会议，在会上传达了省“四大”精神，布置了开展武装斗争的任务。他认为，要开展武装斗争，首要任务必须在全省尤其是武汉恢复和发展组织。他发动全体党员，四处寻找党的线索，清理党的组织，力图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实际上，当时蒋、阎、冯军阀混战行将爆发，为巩固后方，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正加紧搜捕共产党员及红军将士，整个湖北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中，武汉形势也愈加险恶，全城开始戒严。就在参加湖北省“四大”的代表返回武汉前，武汉党的组织就遭到一次大的破坏，４００余人被捕，党团员积极性受到极大打击，党团组织无一可靠机关。武汉党组织力量的不足，成为当时异常严重的问题。湖北省委在客观分析了革命的有利形势后，也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中央却一再指示湖北省委采取行动。湖北省委在组织上必须服从。

　　郭士杰负责的区域是鄂东南和武昌，武昌区的组织经过几次大的破坏后，从区委到支部几乎空无一人。５月，郭士杰亲自去恢复组织，星期一和星期四定时参加区委会议，研究情况。经过一个月的工作，找到几个知识分子，恢复了几个学生支部；到６月份，新发展了几名工人党员，建立起工人支部。

　　有了一定的党组织基础后，郭士杰根据中央和省委意图在武汉举行暴动的精神，开始部署工作。他在武昌以纱厂、水电、码头、车夫为中心加紧发动和领导，来推动其他重要产业如兵工厂、铁路、海员等的斗争工作。武昌是一个很大的产业区域，特别是纺织业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武昌的一纱、福源、裕华、震寰４大纱厂共有工人２万以上，这些厂的工人受压迫深，经常起来斗争，但这些罢工斗争都是自发的，党组织的作用异常薄弱。省委针对各个纱厂的不同情况布置不同的罢工斗争策略，并注意在罢工斗争中，充实省总工会、纺织业总工会的下层组织，着手组织罢工委员会、赤色工会分会，训练工人纠察组织；针对女工在斗争中表现畏缩和冷漠的情况，特别注意做女工的工作；在斗争中极力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支部生活和纪律。

　　经过努力，至７月长江局成立之时，武汉三镇党团员有３００人左右，其中在基础较好的阳夏区有党员１００余人、团员８０余人，赤色工会会员１００余人（一大半是党员）。但在产业工人中的组织发展仍很薄弱，只在铁路、海员、兵工厂有支部，拥有３０余名党员，党的支部生活相当不健全。而且，由于主要布置武汉的中心工作，对农村的建党工作没有很重视，与各特委的关系也不很密切，没有建立起巡视制度。受“左”的影响，有时过分注意到群众中去开展活动，致使党员干部过分暴露在敌人面前，危险性很大。

　　６月１１日，由李立三主持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对中国的革命形势做出了错误的估计，提出了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主张。不久，李立三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进行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企图“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在这种历史条件下，７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出机关——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成立，由项英、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等组成常委会，项英任书记，管辖湖北、湖南、江西、四川、河南南部的党组织和红军部队，积极贯彻执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计划。

　　当红军于７月下旬一度攻占长沙时，沉闷许久的武汉人民群众闻之欢欣鼓舞，粤汉铁路工人自动怠工，组织纠察队，店员自动上街写“欢迎红军来武汉”的标语；党组织在兵工厂举行飞行集会、发传单、呼口号，燃放鞭炮；福源纱厂失业工人提出自愿参加红军，大干一下。面对部分群众为红军一时攻占长沙的胜利而激发出来的革命情绪，长江局负责人认为“武汉在目前形势之下，暴动条件在客观上更加成熟”，便派郭士杰前往湖南与红三军团联系，传达长江局有关指示精神。但是，８月３日，国民党军集结１５个团，在帝国主义１０余艘小型浅水（炮）舰掩护下，从长江上、下游渡过湘江，南北夹击长沙。８月６日，红三军团被迫撤出长沙。然而，这一事实未使李立三等人头脑清醒过来，在８月１０日给长江局的指示信中，要求红三军团“仍须积极反攻长沙，采取进攻战略，向武汉进逼”。

　　长江局自７月下旬派郭士杰去湖南后，一直在等待他的消息，但直到８月８日仍未有联系。郭士杰在岳阳等了很久，因敌军严密封锁交通，无法到达长沙，只得返回武汉，一切文件均未送达。直到８月上旬红军退出长沙，长江局与红三军团之间并未取得联系，中央８月１０日这一错误指示也就未能传达给红三军团。为此，长江局认为郭士杰在政治与组织上较弱，决定让郭士杰回四川或调其到鄂中领导党的地下斗争。

　　８月２９日，中共中央改变湖北省党组织领导体制，将中心城市与广大农村分开，决定撤销中共湖北省委，成立中共武汉市委，由任弼时为书记，郭士杰为常委，直属中共中央长江局。

　　由于长江局组织机构很不健全，干部缺乏，项英、顾作霖无法应付全面工作。任弼时虽为常委，负责宣传，但由于他兼任武汉市委书记，只能出席长江局会议，不能做具体工作。因此，１０月２日，中央指示任弼时专做长江局工作，中央另从外地调王弼接任武汉市委书记职务。王弼到任前，武汉党的工作暂由他人代理。

　　任弼时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任用郭士杰。早年，任弼时任团中央局书记时，郭士杰任团安庆地委组织部长，后两人又在安庆饮马塘监狱共同战斗．结下深厚情谊。来到湖北工作后，郭士杰一直在任弼时手下，任弼时对他十分了解，认为他真诚、勇敢，既有革命干劲，又有多年领导工作经验，也熟悉武汉党组织的情况，因此决定由郭士杰暂时代理武汉市委书记。

　　１０月２１日，任弼时离开武汉市委。此前，武汉党组织刚刚遭到空前的破坏。９月２３日，由于汉口区行委委员宋惠和叛变，公开带敌捕人，很多党员被捕，长江局机关和武汉市委各级组织均遭严重破坏，情况十分危急。郭士杰受命于危难之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显示出了英雄本色。

　　果然，郭士杰不久就被捕了。被捕时，他化名黄亦卿，敌人虽不明确他的真实身分，但知道他是共产党在武汉的重要人物，便如获至宝，对他严刑拷打，威逼利诱，想从他口中得到共产党在湖北、武汉的组织情况。郭士杰长期从事组织工作，曾任湖北省委的组织部长，后任武汉市委常委、代理书记，可以说，整个湖北、武汉的组织情况他了如指掌。如果他想苟且偷生，是可以用同志们的鲜血和生命来换取的，但经过党多年考验的郭士杰坚不吐实。敌人从他身上始终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东西，便于１１月下旬将其秘密杀害。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２３日，中共武汉市委获悉郭士杰牺牲的消息后，为郭士杰等百余名烈士举行了追悼会。武汉市委作出决定，号召所属全体党员“学习郭士杰等同志的斗争精神，继承他们未完成的事业，加倍努力以争取阶级决战之最后胜利”。郭士杰一生追求真理、不畏强暴，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湖北的革命斗争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永远活在湖北人民的心中。

　　（唐丽娟）